马东旭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汉魏之际的士人风气为汉魏文学研究的重要角度。其中，“浮华”士风由于牵涉到汉魏学术、文学、政治等诸多方面，对于考察汉魏文学流变有着相当意义。此前，学界多从政治与学术思想角度对汉魏的“浮华”士风作出梳理与研究①(1)①参见王勇《“浮华”观念的意义转移与汉魏思想的进路——兼论“浮华”与汉魏文学》，《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第151页。，但少有针对建安这一“浮华”士风的转变期作出专门考察的研究。建安年间较之桓、灵之际，士人风气分为两端：以孔融为代表的少数士人继轨浮华士风，而以陈琳为代表的多数士人则开启了务实新风。这一士风转向有着政治、时代的复杂原因，亦有着思想、文学的多元影响。本文对建安年间这一士风转向的发展表征、变化原因、多元影响作出考索，从而对汉魏之际的文学与士风流变进行揭示。

一、建安士风发展之两端

东汉桓、灵二帝以来，伴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松动、儒家经术的式微与人物品题的兴起，浮华士风在士人之中流行起来。所谓“浮华”，一指名实不符，名过其实，如《颜氏家训·名实》曰：“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1]122二指朋党交会，干名求誉，如宋人任广《书叙指南》曰：“朋党，曰钩党，又曰浮华交会之徒。”[2]73此风之下，一方面涌现出了诸多极有骨鲠的清流名士，另一面也出现了更多的浮华虚矫甚至好名成癖的士人。如赵宣诈孝为陈蕃所惩戒[3]1459，袁绍居家守丧过度[3]1603等俱是明例。徐干《中论·谴交》形容当时浮华情状曰：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4]231

徐干对当时的浮华士风极为不满，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行为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建安时期，由于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3]1536的基本政策、士人集团内部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的斗争斡旋、乱世之中变革天下的务实需要等因素，士风走向了泾渭分明的两条道路：一条继轨桓灵，以孔融为代表，将浮华士风作为干得大名、凝聚政治力量的武器，甚至将其内化为自身的基本思维方式与行事准则，此风在以曹操为首的新兴士族的打击下以孔融的被杀为标志而宣告结束，后为曹叡、曹爽等人所继承；另一条以陈琳为代表，基本上破除了浮华交会之风，而另开务实新风，此风逐渐成为建安主流。

孔融被汉末以来的浮华士风浸染颇深，这主要体现在其尚名节、好交会两个方面。

第一，孔融对名节的追求，几乎到了好名成癖的地步。孔融年少时，便曾以“通家子弟”[3]1528为由敲开士人领袖李膺的大门，博得了李膺“高明必为伟器”[3]1528的高度赞誉，由此颇得声名。年龄稍长，便以孝闻，《后汉书》载：“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3]1528十六岁时，更因收容被宦官迫害的党人张俭而暴得大名。[3]1528人年少时，限于见识、阅历，更易浸染时俗。观孔融年少所为，或有意夺人眼目以自高，洵可窥见汉末好名之风。待孔融年长，其逐名之风愈炽。何进为大将军时，杨赐尝遣孔融奉谒相贺，不料孔融等待许久，竟无人通报，孔融随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3]1529。何进勃然大怒，意欲杀之。何进门客劝道：“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3]1529可见当时即便是权势煊赫的重臣亦十分忌惮士人之大名。倘然说孔融建安前对名节的追求尚有舍身求义、刚直不阿等积极成分，到了建安年间，孔融对名节的追求便多有虚矫浮华、不切实际之弊害。《后汉书》载：“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3]1529当时曹操为解决军粮的现实问题，颁布禁酒令，希望借此节省粮食，缓解危机。而孔融却两次以“嘲戏”[5]2315之口吻作书诘难，其《又书》曰：

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6]79

孔融连续援引事例进行比附，认为仁义、谦退、文学、婚姻俱有亡国先例，不能苛责饮酒。看似颇有说服力，实际上却不谙实际，徒作嘲戏。如此行为，除去政治立场的不同，与孔融自幼浸染的浮华求名之风有极大关系。这种浮华求名之风，使其在发论之时往往不切实际，名实不符，一任一己之好恶。其嘲笑曹操征伐乌桓为“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3]1535一类，皆属明证。孔融这种追求名节甚至好名成癖的浮华士风，在建安之时惟祢衡等人可与之相尚。《后汉书》载：“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3]1528而孔融与祢衡最终皆为曹操直接或间接地杀害，这种不务实际、好名成癖的浮华士风当是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

第二，孔融好交会，被汉末浮华交会之风浸染颇深。孔融在建安年间，一喜荐士，二好交会。孔融有诸多推举士人的文章，如《荐祢衡表》《与曹公书荐边让》《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在这些文章中，孔融极力举荐自己欣赏、爱重的士人，其举荐的方式与汉末人物品题的方式几无二致。如荐祢衡则言祢衡“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6]31，荐边让则言“边让为九州之被则不足，为单衣襜褕则有余”[6]70。孔融举荐士人，一般不直言其才具，而是以譬喻的方式引人神领，读之并不能了解被举荐士人的真实才华，作为举荐人才的应用文章，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同时，孔融荐士多对自己欣赏之人极力鼓吹，而稍欠理性，与汉末“嘘枯吹生”[3]1526的浮华风气一脉相承。此外，孔融极好交会。《后汉书》载：“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3]1539孔融拜太中大夫之后，因职位清闲，遂终日交会酣宴，宾客盈门。孔融的交会，与汉末以来的浮华交会之风，有所同亦有所不同。所同者，无论是举荐贤才还是交会酣宴，都与汉末以来士人浮华交会一样，是一种凝聚自身集团政治力量的手段。所不同者，由于孔融颇自负高气，其交会之风亦与自身气度相融，因此其浮华士风多少有些率真的味道。如其《失题》诗云：“归家酒债多，门客粲几行。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6]15何其豪宕！如此的浮华士风，打上了孔融个人的烙印。

孔融继轨汉末的浮华士风，尚名节、好交会，其代表的浮华士风有两大特点。其一，孔融被汉末的浮华士风浸染极深，其行为方式存在诸多自觉不自觉的效仿。如幼时拜谒李膺、居丧至孝、对士人进行举荐品评诸事，类似之事在汉末可谓比比皆是。孔融与汉末的浮华之士，好名尚名的心态颇为相近。在这种好名风气的浸染之下，孔融、祢衡等士人为自高声名，往往会不务实际，作出许多“出人意表”之举，其实正是汉末浮华士风的生动表现。其二，以孔融、祢衡为代表的少数建安士人，由于自负高气、性情豪宕，因而在汉末浮华士风的浸染之下，极大改变了其思维方式。能否得到不同凡响的名声成为其行事的隐性准则。从这个角度，对孔融的表制禁酒，祢衡的放诞无礼等荒诞不经之举或可作出更合理的解释。

陈琳等多数建安士人则对浮华士风弃置一旁，另开务实新风。这主要体现在其务实际、喜随顺两个方面。

第一，建安年间，与孔融等少数士人尚名节相对，陈琳等多数士人开启了务实的新风，这突出体现在其看待问题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陈琳等多数士人脱离了汉末以来以“求名”为核心的浮华士风，而开始以“务实”为核心指导其思考与行为。陈琳从政伊始，便针对何进意欲召外兵对付宦官作出了非常务实的建议。其《谏何进召外兵》曰：

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征于他。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6]143

陈琳对何进召外兵表示坚决反对，其思考方式与孔融诘难曹操禁酒一类的嘲戏完全不同，始终秉持着务实的精神。陈琳首先分析了何进与宦官的实力，认为何进占据极大优势，所谓“鼓烘炉以燎毛发”。接下来便提出了具体的行事建议，“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只要符合道义，纵然运用些非常之举，也将“天人顺之”。最后陈琳还十分清醒地预测了何进召外兵的后果，“大兵聚会，强者为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不难看出，陈琳针对何进召外兵一事，其分析、建议的思维方式与汉末浮华之士自标自异以求名的虚矫之风判若云泥。陈琳收起了自己作为出色文学家意气纵横的一面，肌理清楚地从实际出发剖析军国大事，是颇可贵的。这种务实的思维方式在后来被陈琳进一步理论化，其《应讥》一文中提出了“夫世治责人以礼，世乱则考人以功，斯各一时之宜”[6]191的功利化价值观。陈琳认为应当揆宜处事，行事准则当因时而变。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依旧是先进的，其思想内核便是“务实”二字。在曹氏父子引领时人重造天下之际，以陈琳为代表的多数建安士人秉持务实之风，这无疑是对浮华士风的反拨，符合时代的发展和需要。

第二，与孔融等人好交会不同，以陈琳为代表的士人开启了喜随顺的新风。陈琳等士人一方面追随曹氏父子，一面减少私下交游、少举荐士人。汉末以来的浮华交会之风，多有着凝聚自身政治力量的企图。与孔融年岁相仿的陈琳，则选择了随顺曹氏父子，而非自结朋党。陈琳自归曹后，曹操便委以文书之任，据《三国志》载：“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7]447自此，陈琳开始了其侍从文人生涯。陈琳一方面经常与曹氏父子酣宴，其《宴会诗》描写当时情状：“凯风飘阴云，白日扬素晖。良友招我游，高会宴中闱。玄鹤浮清泉，绮树焕青蕤。”[6]107曹丕《与吴质书》回忆昔日与包括陈琳的诸子宴饮的情景时也说道：“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5]1929可见陈琳与曹氏父子的酣宴，与汉末浮华之士的交会已然不同，虽属宾主相从，却亦不少真情流露。另一方面，陈琳因处于曹氏父子羽翼的庇护之下，不免常有许多谀奉文字。其《答东阿王笺》便称赞曹植“君侯体高世之才，秉青蓱、干将之器，拂钟无声，当机立断”，[6]144结合曹植的为人，便足见此不过是谀奉之辞。陈琳在追随曹氏父子的同时，亦减少了私下的交游、士人的举荐。对比陈琳、孔融二人的交游对象可以发现，陈琳的交游对象少、范围窄。纵观陈琳现存作品，可视为交游文字的不过《答东阿王笺》《答张纮书》两篇而已。其交游对象极少，要么为曹氏父子，要么为远在江东的笔墨友人。陈琳交游的范围亦局限于文学一隅，丝毫不涉政治。其《答张纮书》曰：

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6]148

陈琳此书，主要是回应张纮对其文章的评论。据裴松之注引《吴书》：“后纮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7]921可见陈琳为数不多的交游之文，也仅仅是笔墨神交，与交会朋党之风断然不同。至于举荐士人，在陈琳现存的作品与相关史料中几乎找不到相关材料，大致可以推断陈琳极少举荐士人，与孔融之喜爱荐士不同。这种随顺之举，其内里正是审时度势的务实考量。形格势禁，陈琳等士人若再如孔融等人好行“交会”，则多会为曹操所忌惮。总而言之，以陈琳为代表的多数建安士人，如徐干、刘桢、阮瑀诸人均追随曹氏父子，少私下交游、少举荐士人，不自为朋党，因而开启了喜随顺的新风。

陈琳等建安多数士人开辟的务实际、喜随顺的务实新风亦有两大特点。其一，此风以务实为思想核心，重塑士人的思维方式，指导士人的实际行为，非常符合曹操再造天下的时代要求。汉室倾颓、天下鼎沸，汉末的浮华交会之士虽能得到一时声名，但其浮华虚矫之风名实不符，承续了此风的孔融、祢衡等人自然为曹操所不容，而陈琳等士人务实、因时而变的思想却能与曹操一拍即合。其二，陈琳等士人所开新风虽切中浮华之弊害，却也使得此期的士人普遍缺少汉末清流士人的骨鲠。一切逐“实”，许多时候便发展为一切逐“利”；多加“随顺”，自然少有“风骨”。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论：“昔人以气节之盛，为世运之衰，而不知并气节而无之，其衰乃更甚也。”[8]106如此风气承续下去，便逐渐使得建安之初的慷慨骨力衰颓下去，士人的独立人格减弱了。

二、建安士风转变的原因

建安年间，浮华士风以孔融被杀为标志暂时宣告结束，而以陈琳为代表的务实新风则成为时代的主潮。这样的变化，考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曹操整体上采用了破浮华、务实用的基本政策；二是世家大族与新兴士族的不断斗争；三是乱世之际，再造天下的现实需要。

第一，曹操采用了破浮华、务实用的基本政策。这主要体现在其对浮华风气的态度以及选拔人才的政策上。曹操对浮华士风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起初，曹操亦浸染于浮华时风之中，对于浮华求名之风身预其中。据《后汉书》载：“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乃去。”[3]1509曹操在微末之时，不惜胁迫许劭，只为了得到许劭的品评，可见在当时浮华风气下曹操对扬名天下的渴求。曹操还曾有过短暂的隐居生活，据裴松之注引《魏书》：“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7]3除去避祸的动机，曹操此次隐居，也有着“自以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9]74的求名之思。这些都说明，曹操一开始对浮华士风是浸染颇深的。但随着曹操逐步成为权倾天下的雄杰，其对于浮华士风的弊害认识也更加深刻。曹操曾尝试着把名重天下的孔融、祢衡等浮华之士延揽麾下，企图将浮华之士转化为可以依凭的力量。祢衡初见曹操，便行为乖张、羞辱曹操，而当孔融解释祢衡有狂疾，并再次向曹操举荐祢衡之时，曹操却十分欣悦。《后汉书》载：“操喜，敕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晏。”[3]1793可见曹操对于浮华之士一开始亦是极力延揽的，但随着孔融、祢衡等浮华之士的一次次不合作，曹操逐步认识到浮华士风不足取，浮华之士不可用。其在给孔融的信中便不无威胁地说道：“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馀矣。”[3]1536在发现终究无法将浮华之士收服之后，曹操果断地对孔融、祢衡等浮华之士进行诛杀。其中诛杀孔融的理由，除了“不孝”这个纯属罗织的罪名外，主要是其浮华士风：“招合徒众，欲规不轨”[3]1540“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3]1540等。如胡守为所说：“浮华才是孔融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10]曹操后来所采用的破浮华的政策对士人造成极大震撼，士人不敢再以浮华士风相尚，而务实之风则随着曹操选拔人才的求实政策而蔚然风行。曹操三下求贤令，思贤若渴之心昭如朗月。曹操甚至喊出了“唯才是举”[7]23的口号，对比汉末以来名实严重不符的人才举荐方式，实在是创举。同时，曹操对于陈琳等曾经敌对的士人，只要能为自己所用，均以其才能委以职任，贯穿其中的无非亦是“务实”二字。曹操所采用的破浮华、务实用的基本政策，本意在稳定自身的统治，客观上使得汉末以来的浮华士风逐渐趋向务实而暂时消弭，从而更为适应重造天下的时代需要。

第二，在世家大族与新兴士族的不断斗争中，以浮华士风执掌人物品评权力的世家大族暂时为以曹操为首的务实的新兴士族所压倒，这也使得浮华士风暂时消弭。汉末以来，服膺儒术的世家大族对各色人物的品评，不仅让被品评者名显于世，也壮大了世家大族的势力，世家大族实际上执掌着人才的仕进之路。如袁绍、孔融等人，均出自世家大族，袁绍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而孔融则通过自身的大名，屡屡提携邴原、祢衡等士人。以“名”为核心的浮华士风之所以在汉末流播广远，其内里实非简单的“名”“实”之争，更切要的是执掌品评人物名声的世家大族与在乱世中取得一定社会权力的新兴士族的权力之争。曹操便是新兴士族的领袖，曹操除直接发布以才能为中心的求贤令外，还做了两件事，最终暂时破除了世家大族所喜的浮华士风：第一便是除去不合作的世家大族代表人物，如孔融；第二便是拉拢可以合作的世家大族人物，如陈琳①(2)①关于陈琳家世，现存资料无多。笔者根据陈琳曾援救崔琰、与东吴名士张纮为同乡、檄文中痛骂曹操赘阉遗丑诸事，暂认定陈琳属于世家大族之士人。、荀彧等。而曹操判定士人能否合作，其基本标准便是是否秉持着务实士风。孔融等人持浮华士风，必当除之而后快；陈琳等人持务实之风，纵然曾经在檄文中痛骂自己“赘阉遗丑”[6]159，亦可收为己用。故而浮华士风的暂时消弭，实是新兴士族在曹操的带领下暂时压倒世家大族的权力之争的写照。

第三，乱世之际，再造天下的现实需要也使得浮华士风不得不被弃置一旁。汉末魏初，变革天下的现实需要主要有二：一是统一，二是易代。九州分裂之际，各地诸侯如想一统天下，势必要摒弃有名无实的浮华士风，否则遑论一统天下，自保且成问题。据《后汉书》载，孔融被袁谭攻打时，“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3]1530孔融这种行为与其自小效仿浮华求名之风有极大关系，放在平时颇能为其搏得高名，但在临敌之际就只能祸及三军，极为不合时宜。很显然，各地割据势力或军事集团为了一统天下必将名不符实的浮华士风弃之不顾。而积极为取代汉室做准备的曹氏父子，亦必须以务实政策才能为自身政权扫除障碍，稳固相应的统治基础。故而，建安年间的浮华士风被务实之风所取代，实非偶然。这是统治者政策、士族内部斗争和时代变革需求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三、建安士风转变的影响

建安年间，浮华士风逐渐向务实新风转化，这一新发展影响颇大。除去再造天下的现实影响之外，其主要影响有三：

政治上，浮华士风的转变使得士人集团内部结构实现了重组和置换。首先，是士人集团的顶部发生了变化，曹操带领新兴士族以务实之风为武器，暂时压倒了以浮华士风为武器的世家大族；其次，士人集团内部出现了进一步重组，部分世家大族如荀彧、崔琰等开始与新兴士族进行政治上的合作，而不愿合作的世家大族士人如孔融、袁绍、司马懿等，则或遭诛杀，或暂时隐忍，而判定合作与否的标尺正是是否秉持务实士风；最后，士人集团内部的世家大族与新兴士族由于加强了政治上的合作，使得世家大族的浮华士风作为一种生活情趣与行为方式逐渐渗透到新掌权的新兴士族之中，且在曹氏政权稳固后，曹氏后裔逐渐拾起曾经为曹操破除的浮华士风，而短暂失势的世家大族则以曹操曾倡导的务实之风作为抵抗。嗣后倡导浮华风气的士人群体反而变成了曾经力挫浮华士风的新兴士族。

思想上，浮华士风的转变使得思想领域出现了短暂的依违两可的真空期。汉末的浮华士风虽有名不符实之弊害，然终究有儒家的名教作为士人操行的约束，士人纵然好名成癖、高自标持甚至作出许多矫饰虚浮、放诞不羁的行为，表面上终不至于道德大坏。然而自浮华士风转为务实新风，士人不务虚名，于是连诈孝、虚忠之举都成为少数，多的是以陈琳为代表的“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1]104这般务实之士。陈琳等士人将儒家名教抛诸脑后，行为上贯穿的不过是“务实”二字。从士人操行的角度看，陈琳等务实之士未必较孔融等浮华之士为高，甚至远不如之。这主要是源于务实之风的兴起，使得思想领域出现了真空期。浮华之时，士人思想尚有依凭；务实风起，士人便行无特操了。也正是这种思想真空期，为正始年间“思辨的玄学”[12]140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文学上，浮华士风为务实之风所压倒，实际上也使得建安初期“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11]301的文学气骨逐渐退场。汉末以来的浮华之气，虽名实严重不符，行为怪诞夸张，然而孔融等人却将这种浮华士风与自身高气相结合，进而将浮华士风内化为自身基本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就是力求不苟流俗、独标高格。映照在文章上，便体现出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气度。孔融文章“体气高妙”[5]2315的优长正颇赖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助益。即便是后来务实新风的代表人物陈琳，其实在归曹前亦颇具这种思维方式，其以气骨凌厉见称的《为袁绍檄豫州》便是明例。建安诸子在归曹后，实与他们逐渐浸染于务实新风，诸事务实、多有随顺而放弃了浮华士风浸染下的求异求名的思维方式有极大干系。建安年间浮华士风的退场，实际上也正标示着建安风骨的退场。

四、结语

汉末至建安，士风出现浮华与务实两种派别，孔融承续浮华旧风，陈琳另开务实新风。浮华士风的转变，主要缘于统治者的政策、士人集团的内部斗争以及再造天下的时代要求等多重因素，实为时代发展之必然。而这种转变的影响亦是多元而复杂的，一方面，浮华士风转为务实新风确实适应了再造天下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转变也使得士人集团的内部结构、士人的思想世界、文学气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尤可瞩目的是务实随顺的风气使得梗概多气的文学气骨渐趋衰颓，标示着建安风骨的退场。对建安年间士风转向的考辨，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汉魏之际士人风气的移易与文学的转变，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