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智见

就像世界上著名的金融中心纽约、香港、伦敦、东京等地一样，商业繁荣的地方也是金融业繁荣的地方，山西在清政府时期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而当时的平遥被后人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山西荣获这样的称号当然离不开晋商的崛起，晋商长期的外出闯荡让他们拥有超越常人的大视野，他们的足迹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等地，南至香港、加尔各答，東达大阪、神户、横滨、仁川等地，西到阿拉伯国家，甚至远涉欧洲。所以会有关于晋商的调侃：“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晋商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离不开其背后强大的金融支持。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晋商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哪里，背后支持的货币资本就跟到哪里，这些商号和能够进行资金流通与贷放的账局常常又是属于同一个东家的。在19世纪，这样的账局开始从商人的资本中脱离出来，以票号的形式出现，晋商也由此进入最辉煌的时代。

票号出现的具体时间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但多数人都认为，是雷履泰开启了票号时代。他设立的日升昌成了票号的鼻祖。当时有很多在北京开铺做生意的山西商人，每到年终结账的时候就是大家最烦恼的时候，因为商铺的总号都设在山西，各个商铺都要将一年的盈利送回总号，一般这项任务都由镖局来完成。但是世道的不平稳和运镖的高成本都提高了这项任务完成的难度。这时西裕成颜料庄的大掌柜雷履泰率先以拨兑的方式来替大家解决难题，有需要的商户只需要将银两交给西裕成在北京的分号，然后北京的分号写信给总号，商户持信件就能够在总号兑取现银，而西裕成颜料庄适当收取部分的汇费。

这样的方式深受大家喜欢。于是要求汇兑的人日益增多，汇兑业务也越来越兴旺，等到年终结账的时候，颜料庄这项汇兑的副业盈利竟然比主营业务还要多，大掌柜雷履泰与东家商量，将颜料庄的业务停掉，主营汇兑业务，于是“日升昌”票号就此产生了。日升昌的成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文，它不仅标志着中国产生了专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以此为分界线，它也见证了晋商在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崛起。

日升昌成立以后，山西其他商人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都把握住这个商机，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商号。当时的社会政局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但是票号业仍旧平稳地发展着，到鸦片战争前，山西的票号业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社会开始变得动荡不安，商人更加依赖票号的汇兑业务，也因此使得票号规模扩大的速度更加迅速。山西票号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足迹遍布天津、济南、汉口、开封、西安、南京等许多重要的域市，甚至还在香港设有分号。尤其是到19世纪后半期，晋商赢得了汇兑和保管官方款项的业务，这使得票号的发展有了强大的后盾和更加稳健的基础。

据记载，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允许票号进行汇兑“京饷”（京饷是指全国各行省和海关的地丁钱粮、盐课以及关税等征收起来的白银，在规定的日期运往京城以保证清政府官吏的俸禄、军饷还有皇宫用度）的业务，山西票号由此进入了兴盛时期。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随后太平军与清朝廷展开了拉锯战，到咸丰十年（1860年）时，太平军打败江南大营，占领苏州。在这种战乱的情况下。各省和海关都无法完成京饷的任务。比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各省本该交京饷700万两，结果却因为战乱只运往京城100万两。政局的安定因为京饷的短缺而受到威胁，于是清政府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准许广东京饷经由山西票号的汇兑上交。

当时各省都受到这样的困扰，于是接下来，各省也都纷纷经由汇兑上交京饷。此后，虽然朝廷多次下旨禁止京饷汇兑，但是票号的汇兑业务总是会解决各地官员的当务之急，地方官员都会大力支持票号的业务。就这样，在地方官员的支持下，同治元年到光绪十九年（1862年～1893年）的31年之间，经由山西票号“汇兑京饷多达5864.3万余两，平均每年汇兑达189万余两之多”。此外，就连协饷、铜本银以及洋务运动经费等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山西票号因为接管“四国借款”的还本付息业务，汇兑业务大幅增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赔款”还本付息汇兑业务使得山西票号进入了鼎盛时期。到此时，山西已经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晋商经营的票号业以势不可当的气势在中国近代的金融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以“执全国金融之牛耳”的身份引领中国的金融市场。就连当时的光绪皇帝都不禁赞叹山西票号业的强大。光绪皇帝看到京城的日升昌在短时间内就能将全国各地的款项汇集起来的景象，不禁赞道：“好个京都日升昌，果然能汇通天下！”

在封建时期的中国人心里，“天下”这个词主要是指华夏大地，天子所管辖的领土。但是那些由黄土地走出来的山西金融家却心怀更大的天下。他们心中的天下不只是天子所管辖的领土，他们的目光能够看到中国本土以外的天地，于是随着晋商的生意拓展到海外，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海外。

据记载，在19世纪末，朝鲜就设有山西票号的代办所，主营国际汇兑业务。到了20世纪初，合盛元的掌柜曾上书朝廷，要求在日本开设分号，上书的内容言辞恳切地表明他们要在海外经营票号的初衷，大概意思是说：中国商业扩展到海外，到海外发展业务的商民也越来越多，办理国际汇兑的业务主要掌握在外资银行的手里，华商在海外“因无本国银行不免仰外人鼻息”，为了保护华商的利益，同时为了避免“金融机关操之于人”，故提出此要求。况且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办银行，同样中国人也可以在国外设立银行，后来朝廷批示同意了此项要求。

1907年，晋商在获得官方批准的情况下，在日本神户开设了“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合盛元这家票号的分号是以银行的名称在日本注册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第一家海外银行是由山西人开设的。

随后，其他的票号也相继在海外设立分号，有的在南洋，有的在新加坡，还有在俄罗斯等许多地方的海外票号。

山西金融家们在驰骋国内、占据首要位置后，便开始向海外扩展，并在海外领域慢慢地占有了一席之地，这同时也标志着晋商走向了巅峰时刻。就像著名晋商李宏龄所说：“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合雾集，幸赖各埠同心，应付裕如。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取信，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让人遗憾的是，就在山西金融业的精英们驰骋海外，将要大展拳脚的时候，清政府倒台了，而依附于清政府的票号业也迅速地走向了衰败。

（摘自中国致公出版社《中国大生意人：晋商发迹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