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璐 王莹

疫情防控期间，广大医务工作者不分昼夜地战斗在抗疫一线，同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冒着生命危险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他们是最可敬可爱的人。

为了节省时间、节省物资，医务人员在进隔离病房前可以不吃不喝或者站着扒拉两口便继续投入工作。每天结束工作在摘下口罩、脱下防护服的那刻，他们满是勒痕的脸、沁满汗水的额头、捂得肿胀的双手让人不忍直视。

然而在如此艰苦的工作下，他们仍会遭遇一些患者朝自己吐口水、咬人，拉扯防护服，甚至被殴打的情况。在这样的时刻，伤害医务工作者的可能不是病毒，不是困难，不是劳累，而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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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白岩松采访，宣布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一场抗疫战争正式打响。作为防控疫情、诊断治疗的主力军，身处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坚守一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然而就在1月20日，大寒这一天，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被自己救治过的患者砍成重伤。

在这之前的短短三个月里，全国各地已接连发生了多起袭医事件：

2019年10月22日，甘肃省人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冯丽莉遭患者袭击身亡;

2019年12月24日，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被患者家属袭击身亡。

一面是汹涌而来的疾病，另一面是难以沟通的病患和家属，这样的处境对“中国医生”来说，并不陌生。

近日，一部纪录片《中国医生》因为疫情被广泛关注。开篇第一幕，是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二病区的主任医师朱良付的冷静陈述： “曾经有一个老太太对我说， ‘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她家老爷子害死了。”事实是，老人住院期间突发脑高灌注综合征，抢救无效去世。而这个扬言要把朱良付撕成碎片的老太太，之后又来到他面前，说“我血压高了，你再给我看看”。朱良付说，她其实知道你是个好人夫，但这不耽误她投诉你。

做个“好人夫”，就是这么难。

医生，说到底也是一个职业而已，只是这个职业，辛劳程度与责任重担远超其他行当。

朱良付医生作为脑血管疾病方面的专家，他常年面对的，是死亡率最高、死亡速度最快的病例—脑卒中（俗称中风）。为此，朱良付几乎付出了全部心血：他在任职医院组织搭建脑卒中绿色通道，为患者抢奪每一秒黄会救治时间;他竭尽全力盯紧每一位病人，常常手术到深夜，休息日也是一个电话就扑向急诊。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之下，才44岁的朱医生，已经开始担心自己会“突然死掉”。他这段话，在旁人看来完全是触同惊心： “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要用25年时间才可能培养出来。如果我现在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24小时随叫随到、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饮食不规律、作息不规律，是很多医生的工作状态。《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表明，有23.6%的医生从来没有休过年假，而40%的医生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中国医院每天需要接待患者2000万人次，在这样高密度的人流量背后，医生超负荷工作变成了常态，而和“死神”赛跑也是医生工作的日常，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是普通职业所不能及。

我们很难想象医生这个职业所承受的压力。而对殷切期盼的家属，他们承受的压力和自我质疑，是比抢救失败更人的折磨。

中国科学技术入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孙自敏，早在1990年时，做了血液科15年的白血病回顾性分析。结果令人绝望，所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病人，无一人治愈存活。这是她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

当时她甚至不想当医生了，他们这么多医生工作了15年，都等于白十了，没让一个病人活下来。所幸，医学技术在不断进步，如今白血病不再那么可怕，越来越多的病人得到治愈。

这个时候，孙医生才敢到好友墓前拜祭——在医疗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孙自敏没能从死神手中救下身患白血帆病的同窗好友。24年来，自责让她没有勇气去给同学扫墓， “我不敢去，觉得对不起她。

没有一个医生不希望治愈病人，但尽管已经全力以赴，他们却并不总是能战胜死神，他们能做到的，仅仅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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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从来不缺乏赞美的声音， “悬壶济世”“白衣天使”“救死扶伤”，都是我们给予医护人员的赞誉，而其中都隐含着：医生是无所不能的“神”。患者期待医生能够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只是世间多少病痛，医护人员能治愈的也仅有几种，通常能做的只是适当延长生命、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在医生面前，生命是平等的，唯一不平等的便是患者本身的基础条件。面对患者，医生能做的是竭尽全力地治疗，而治疗效果取决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基础条件。正如这次疫情爆发后的救治一样，同样的发病原因，同样的治疗方法，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在治疗中，病人的基础条件决定着大部分的因素，那些没有达到满意的医疗结果，决定权从来都不在医生手里。

但这些，很少有人告诉患者。我们陷入一个共同的认知误区，医院能够“包治百病”，医生理所当然应该治愈疾病，甚至很多患者都认为， “既然花了钱，人就应该治好”，却忽视了医学发展的局限。

正如杨文事件中，家属坚持要求治好95岁脑梗后遗症患者，因为“你是医生必须治好我的病”，这样的诉求本身就不符合科学。

患者对健康不切实际的期许让医护人员承担了超越现实的社会角色，而医疗体制设计上的欠缺则让他们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社会压力。

不论大病小病，大家都往大医院跑，医院人满为患，对于病人的人文关怀和信息沟通严重不足也为医患矛盾埋下雷区。一名患者家属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我同情医生的辛勤与劳累，但真实的就诊情况是：动辄排队数小时看病后，只等到医生两句话;或者看个感冒花掉上千块、住个院来回检查很多次……医生因为太忙而冷漠的接诊态度，医院因为考量经济效益而加在患者身上的附加值，都让患者心寒。”

撇去极端个例的刑事案件必须严惩不贷，现有医疗体制的不完善将医护人员置于患者不满情绪的“前线”，一旦有导火索点燃，便可能酿成惨剧。

因为一场疫情，医护人员受到了不同以往的瞩目。但从《中国医生》《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急诊室故事》这些高质量医疗主题纪录片中，我们才能窥见中国医护工作者的日常、中国医疗系统的缩影。

不要把医生推搡上神坛，不要轻松用“英雄”两字概括他们的付出，不要把他们的牺牲与努力都当作理所当然。因为，脱下那身白大褂，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只是普通人，会脆弱，会疲惫，也会无能为力。在危难时，他们挺身而出护你我周全，只因为他们从事了一份不普通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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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2019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于2020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其中作出明确规定：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多地已出台赴湖北援鄂医护人员的子女实行中考加分和优先入学等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无一不安慰着前线医护人员的心。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能给予他们的、更有价值的，或许是理解和包容。

赞誉不能享用一生，但理解可以，当面对疾病，医生无能为力的时候，记得今天他们是如何在战斗着，这是真正的歌颂;当面对死亡，医生已无法逆转的时候，理解医生已经竭尽所能，理解这是生命的局限，生命的规律就是这样，只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摆渡人》里有这么一句话：“护送所有这些人，带着他们长途跋涉，穿过荒原，然后看着他们消失，穿越过去等等等，这趟下来一定很辛苦，我相信他们中间有些人并不值得你去这么做。”护送每一个患者上岸，从不问值不值得的，不正是医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