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天，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庆祝建系60周年的前夕，一群古稀之年的老太太们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聚集在上音校园里。她们是20世纪60年代上音民乐系和上音附中民乐科的毕业生，原民乐系女声弹唱的参与者：元老级的成员张怀粤（二胡）、丁言仪（扬琴）、潘慧珠（琵琶），及70年代弹唱组演出活动的主将们：庞波儿（扬琴）、林元京（扬琴）、郑玉华（琵琶）、金振瑶（古筝）和章循三（三弦）。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女声弹唱当年艺术实践点点滴滴的美好回忆，让她们容光焕发，激动不已。回首往事，她们有这样的共识：这个曾经让她们付出青春年华的女声弹唱，不仅是每个人艺术生涯中的重要一页，更是现代民乐发展史上值得回顾和总结的一个篇章。女声弹唱曾以焕然一新的形式和生动活泼、健康阳光的表演风格，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她们的弹唱及所演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风貌，沉淀着那个时代文化的内涵，在继承传统和民间音乐的基础上，丰富了自弹自唱的表达能力，把弹唱这个历来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切，让女声弹唱组的成员们感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录下来，与未来民乐事业的后继者们共同分享。

壹

女声弹唱诞生于1963年，因1966年夏天“文革”的开始而停止演出。1971年春天重返舞台的女声弹唱一路顺风地在1976年金秋登上了西欧四国的国际舞台。1977年初春，女声弹唱这个节目在观众的视线中悄然无声地消失了。那个变幻莫测的年代给这个组合留下了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

女声弹唱从1963年初创到1977年的销声匿迹，除了1966年到1970年期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停摆外，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演出活动中，有24名民族器乐演奏者参与了这个艺术形式的实践。其中2名是上音民乐系的进修生：她们是郭兆甄（三弦专业，来自广州部队文工团）和周静梅（琵琶专业，原南京艺术学院琵琶老师）。其余22名女声弹唱组成员均是上音民乐系和附中民族器乐专业的学生，当中20人都是弹拨乐专业，只有张怀粤和闵惠芬2人是主修二胡的拉弦乐专业。

l956年上音民乐系的建立和之前一年附中民乐科的诞生，显示了当时中央文艺方针中大力提倡革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决心。1958年上音附中为加大发展民族音乐的力度跨出了引人注目的一步：从附中初中部的钢琴专业中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学生改学民族乐器。她们不仅为上音校园内民乐系科增添了一支生力军，更可贵的是她们所具备的扎实的器乐演奏技巧和训练有素的乐理知识，对民族器乐的作品和演奏技巧的突破革新具有深远的影响。女声弹唱的许多成员在自己的专业简历上都有这样的转折，如弹唱组初建时的组员张念冰（三弦）、忻爱莲（扬琴）、高星贞（古琴）、项斯华（古筝），以及随后参加过弹唱演出的张燕（古筝）、孙孟光（琵琶）、浦琦璋（扬琴）、庞波儿（扬琴）、林元京（扬琴）、章循三（三弦），都是从附中钢琴科转到民乐科的。这些女将们不仅增添了曾经以男生为主的民乐系科的色彩，更为以后女声弹唱的建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生源。

当时上音校园内轰轰烈烈的文艺革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气氛激发了民乐系师生在业务上力求创新的激情，女声弹唱组的元老组员张怀粤和张念冰在弹唱组成立前就开始了自拉自唱、自弹自唱的大胆尝试。张怀粤是1955年考入上音附中的首届二胡专业的女生，1965年从上音民乐系毕业。当时年仅16岁的她，却已经过5年部队文工队的磨练，唱歌、演戏、拉琴的自由结合已成她的工作常态，二胡独奏与自拉自唱更是她日渐形成且广受欢迎的节目。进附中第一年，她便在恩师陆修棠和陈恭则先生的关怀鼓励下，登上文化广场修缮一新的大舞台演奏刘天华的二胡名曲，并受命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演出，担任上海沪剧团丁是娥演唱《罗汉钱》选段和本院鞠秀芳、沈德皓演唱榆林小曲《姐妹打秋千》的伴奏乐队首席。她本人也在附中民歌课上得到著名民间艺人丁喜才老师的榆林小曲传授，因而在下乡演出时表演的《五哥放羊》《挂红灯》及其他独唱与自拉自唱节目深受群众喜爱。

张念冰是民乐系1965年三弦专业毕业生，她曾是上音附中初中部钢琴专业的学生，升入高中时，转入长笛专业一年，高二学三弦，1960年以优异成绩直升上音民乐系。她回忆当时自己弹唱的体会：“我跟王秀卿先生学三弦时，她同时教过我一些自弹自唱的单弦牌子曲，我觉得由于自己的音乐基础好，加上胆子也比较大，所以敢于一个人拿了把大三弦在上音大礼堂的舞台上自弹自唱《翻身道情》和《洪湖水浪打浪》。”

对弹唱形式创新有兴趣的师生还不止她们俩。张怀粤清楚地記得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一天，她在独自练习自拉自唱时，被正好路过的陈应时学长听到，陈不仅大声喝彩，而且当即鼓动她多找几位不同乐器专业的女同学合作搞个女声弹唱，“这种新的表演形式肯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是这个建议促成了弹唱形式从个体到组合模式的转换。在陈的有力推荐下，张首先找到刚从附中升入本科的潘慧珠。潘曾是附中高一声乐科的学生，高二因变声问题转入民乐科学习琵琶，声乐是她从未间断的第二主课。她所接受的奏、唱兼备的训练正是弹唱组合非常需要的对象。张的想法与潘的意愿一拍即合，她们很快又和也在尝试三弦弹唱的张念冰达成一致的看法。自弹自唱的艺术形式在上音民乐史上突破性的探索，在这富有革新精神的学生中迅速酝酿发芽。

张怀粤认为建立一个由多种不同民乐器组合起来的弹唱是一个完全有可能即刻投入的革新项目。她的倡议不仅得到同班同学忻爱莲、高星贞的积极呼应，更获得当时以民乐系党支书记和副系主任金村田老师为首的系领导的全力支持。很快，一个由张怀粤（二胡）、忻爱莲（扬琴）、张念冰（三弦）、高星贞（柳琴、中阮）和潘慧珠（琵琶）组成的五人弹唱组在系领导的安排下正式成为与民乐系原有的小合奏、齐奏、重奏等艺术形式同等重要的选修课课目。与此同时，68届的丁言仪（扬琴）欣然接受张怀粤的邀请也一起参加弹唱的排练和演出。自幼热爱唱歌和跳舞的丁言仪虽然进入上音附中后学的是扬琴专业，但对每一个能让她放开嗓子唱歌的工作都深感兴趣。她不仅把唱歌的热情带进了弹唱组，又因为她的舞蹈功底了得，在为女声弹唱设计表演动作时发挥了无人能及的作用。

尚在摸索阶段的弹唱组得到了领导和老师们很多的关注和帮助，如有给她们上一对一声乐课的许多声乐系老师，有在她们排练中经常光临现场指导的民乐作曲系的老师，如于会泳、胡登跳、连波、江明惇、夏飞云、张敦智等和同辈的顾冠仁、周仲康等。弹唱组最初训练和演出的节目单上有不少于会泳的《不唱山歌心不爽》《人民公社实在好》《幸福花开遍地香》等作品。所以大家都记得于会泳曾多次与弹唱组成员们一起研究如何把这些独唱歌曲改编成弹唱的曲目，以及不厌其烦地同她们示范唱好歌曲中每个细节的关键，他的作品和他的辅导让女声弹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贰

据原古筝齐奏组的范上娥（民乐系1966年古筝专业毕业生）回忆：“记得有一次我们为周总理表演古筝齐奏，在演出后的接见中，总理向我们讲了音乐民族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性……好像还提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演出一些边弹边唱的曲目，如《采花调》《洪湖水浪打浪》等。”古筝齐奏组带回的周总理指示得到院系二级领导的重视，也使已在为探索弹唱艺术而努力的成员们受到很大的鼓舞。借着这股东风，她们深信艺术走向通俗、面向大众的革新精神一定会被这个时代接受和发扬光大。

女声弹唱组这朵不起眼的小花幸运地诞生在一个能让她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时代。在全国文艺界大力提倡“三化”的驱动下，以贺绿汀院长为首的院领导把全校师生下乡下厂为广大群众演出作为文艺革命中的必修课程。在热火朝天面向大众的广阔舞台上，民乐系所有的女将们几乎都练就了既唱又弹、哪里有需要就在哪里表演的本事。在仅有的几张珍贵的照片中，除了女声弹唱的基本组员外，还有项斯华（古筝）、周静梅（琵琶）等的身影。作品和演唱能力尚处于稚嫩状态的女声弹唱在各种场合的演出中得到了意义非凡的历练，广大观众对她们那充满生活气息的艺术风格所反映出来的理解和欢迎使这个节目很快脱颖而出。作为一个崭新的艺术形式，女声弹唱以自己的作品《码头女司机》《学习老杨好榜样》等曲目登上了1965年和1966年“上海之春”的舞台。据大家的回忆，参加1965年“上海之春”演出的成员有第一代组合成员张怀粤、张念冰、忻爱莲、高星贞、丁言仪和潘慧珠。后来张、张、忻、高四位于1965年毕业离校，又组成了第二代组合，成员潘慧珠、丁言仪、闵惠芬、郭兆甄和孙孟光参加了1966年的第七届“上海之春”的演出。

1966年夏天，铺天盖地的“文革”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刚结束“上海之春”演出的女声弹唱和所有文艺界的同行们一样，曾经繁忙的艺术活动戛然而止，这一中断就是整整四个年头。

1970年的秋天，“文革”开始后尚未分配的上音67、68、69和70届毕业生按照中央有关“学生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全部返校等待分配。学校领导将全校各个系科的师生们合并成几个规模较大的单位，如民乐系、声乐系的师生和附小的教师们，就曾被安排在一起进行日常的政治学习。整顿还包括除节假日和周末外，学生们必须留校住宿。整个社会从散乱中逐渐回归秩序，在风暴中疲乏了的人们渴望着正常平静的生活。校方表示，在不影响政治学习的前提下，允许学生们练琴、练声，重拾“文革”开始后被荒废了几年的基本功训练。

当时，“八个样板戏”几乎占领了当时的文艺舞台，随之产生的京剧现代作品《钢琴伴唱“红灯记”》、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也在音乐界被视为音乐革命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和“破旧立新”的辉煌成果向社会推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一色的京剧样板戏和在屏幕上播放了好几年的《地道战》《地雷战》等电影不再能满足广大观众对多元化艺术的需求。这种不可阻挡的变化让上音那些担心学了多年专业而不知前途究竟在何方的学子们看到了学有所用的希望。

据潘慧珠回忆，她们67、68届毕业生在解放军农场奉中央指示接受了两年再教育后，从杭州乔司和安徽溧阳返回上音校园，看到的景象与两年前离开上海时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校园里到处响起久违的琴声和歌声。返校后的毕业生们清醒地认识到了抓紧时间恢复业务训练对胜任未来工作的重要性。虽然究竟何去何从，何时下达分配方案，对翘首以待的毕业生们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不少同学已不再把这段宝贵的时间视为单纯的基本功恢复期，更试着在有限的时间内寻找能够学以致用且切实可行的艺术实践。

68届的潘慧珠是这些待配毕业生中的一员。这个最早参加弹唱组的成员，凭着对弹唱艺术的热爱和执着，从未停止过寻求这种艺术形式能重上舞台并加以发展的契机。她看到了当时广大观众对文艺作品和形式多样化的期待，以及上音校园内领导和师生对业务学习的日益关注和重视，特别是非常时期所造成的民乐系几届毕业生集体滞留在校等待分配，这一史无前例的特殊情况在客观上形成了极难得的人才高度集中和稳定的局面。民乐系待分配的女生们几乎全是从上音附中一条龙升上来的学有所成的专业音乐工作者，她们是弹唱组最需要也是最完美的生源保证。对此，潘慧珠深信不疑，且已看到了弹唱复出的现实意义，她觉得必须牢牢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尽快充实人员，恢复训练，让这个曾经在“文革”前就已深受观众喜爱的女声弹唱组重返舞台。事实上，当初民乐系已有不少同学对女声弹唱这个节目充满兴趣和信心。潘慧珠在这个当口不失时机地鼓动起大家心中原本就有的热情，使重建女声弹唱组的想法很快变成了现实。

原弹唱组的丁言仪、闵惠芬和孙孟光是重建后当然的骨干力量，张燕（古筝）、浦琦璋（扬琴）、庞波儿（扬琴）、王昌元（古筝）、王铮（古筝）、林元京（扬琴）、章循三（三弦）、赵宏（琵琶）等这群风华正茂的女將们的加入，更使原来就有良好基础的女声弹唱如虎添翼。组员们在声乐系谢绍曾、温可铮、胡靖舫、魏秀娥、高思聪、陈敏庄、鞠秀芳和郑倜等多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演唱水平有了可喜的长进。在弹唱组原有保留曲目的基础上，在众多词、曲作者们的支持下，又增加了不少创作和改编的新曲目，他们有于会泳、朱践耳、胡登跳、连波、张敦智、顾冠仁、周仲康、刘敦南、朱晓谷、徐景新、曹美韵、黄允箴、浦琦璋、周世昌、郭兆甄、赵开生和刘韵若等。中断了4年演出活动的女声弹唱组终于重新回到舞台，迎来了新的挑战。

加入了新鲜血液的女声弹唱组除了活跃在音乐厅、上海各区县剧场和下乡、下厂、下基层的各种大小舞台上，还接到了许多接待外宾的演出任务。在当时国门逐渐开放的形势下，文艺招待会通常是接待外宾在华访问期间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女声弹唱以其浓郁的民族音乐特色和生动活泼的表演形式被选为外事演出中的保留节目。据大家的回忆，仅在上海南京西路原中苏友好大厦友谊厅的舞台上，她们就曾经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皇帝、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总统、尼泊尔公主、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越南党政代表团、美国的黑格将军、朝鲜国会代表团和朝鲜血海歌舞团等国外宾演出过。她们不仅向外宾介绍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并常以弹唱的形式改编和表演这些国家的著名歌曲而得到外宾们的热烈欢迎。女声弹唱在面向各种不同观众的演出中日趋成熟，欣欣向上。

叁

在越来越多的演出中获得的肯定和欢迎，让组员们欣喜地看到了弹唱这个形式发展的前景，但她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将弹唱这个艺术形式提升到一个应有的高度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可贵的一步虽已迈出，但如何创作更多具有弹唱特色的作品，并练就高质量的演唱演奏水平，仍需这个群体持之以恒地努力。那个让毕业生们期待已久的分配条例却让她们看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那就是上音的毕业生属全国统配，女声弹唱十多个成员按此原则将被分配至全国各地的文艺单位，这意味着，这个在重建后刚站稳脚跟的组合在分配后完全有可能不复存在！

全体组员都不想看到这个已被证明深受观众喜爱的创新项目就此半途夭折，大家都觉得要再组建一个类似的、经过长期训练而如此默契的弹唱组合太难了。1973年1月，弹唱组的潘慧珠、浦琦璋、庞波儿、王昌元、孙孟光、王铮、林元京和章循三等八人得到院方通知，她们被一起分配到了上海歌剧院的民乐队！同年4月，在歌剧院只待了两三个月的女声弹唱组又因新的演出任务奉命调至上海合唱团。一起赴调的还有歌剧院民乐队的杨家佩，她曾是原上海民族乐团资深的多种弹拨乐器的演奏员。上海合唱团这时正与上海交响乐团联合排演交响乐《智取威虎山》，这是上海文艺界学习京剧样板戏的重头节目之一，即将赴京演出接受中央有关方面的审查。这场赴京演出是上海文艺界打造音乐界样板团的前奏，音乐会由两个部分组成：上半场是独唱、独奏、女声弹唱等小型节目，独唱者有男高音施鸿鄂、女高音林明珍和朱逢博，以及弹唱组成员中闵惠芬的二胡独奏和王昌元的古筝独奏;下半场是交响乐《智取威虎山》。在准备赴京演出的过程中，当时在交响乐团任琵琶演奏员的顾惠曼（1966届上音附中琵琶毕业）和在上海合唱团任合唱团员的李康南（1969届上音附中琵琶专业）也被调入弹唱组参加排练和演出。其时先后参与弹唱演出的成员已达16个人之多，清一色的女孩子，且年纪相仿，她们都到了考虑生育的人生阶段。关于“何时怀孕生子”曾经是她们聚在一起交谈的热门话题，每个人都想挑选一个既不影响弹唱演出任务，又不让自己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时机来完成这件人生大事，想不到这些敬业的女孩子们左思右想后的决定，还是遇上了没有预料到的、非一般的演出任务：女声弹唱在调至上海合唱团后必须随即离开上海，远赴北京逾半年之久。这个无法预估的安排，让怀孕已久的孙孟光和章循三无缘参加赴京演出。在京的几个月中，弹琵琶的赵宏和弹古筝的王铮则因妊娠反应较大而无法坚持繁重的排练工作，也先后被迫返回上海。她们的位置由歌剧院民乐队中的郑玉华（1967届上音附中琵琶专业）和金振瑶（1967届上音附中古筝专业）赶来接棒。随后，身怀六甲的潘慧珠又返回上海侍产。所幸怀孕高峰所造成人员的频繁调动并没有影响节目的质量，每个新加入的组员都能以其扎实的业务能力迅速跟上大家的步伐。

在京期间，中央电视台录制了女声弹唱的保留曲目《码头女司机》《雷锋颂》和《纺织女工》等，同时中国唱片厂把这些歌曲制成唱片，人们经常可以在电台听到这些歌曲的播放。1973年底，弹唱组随同上海合唱团和上海交响乐团一起返回上海，被纳入两团合并而成的样板团上海乐团的编制。在上海乐团中她们是一个独立的群体，除了演出弹唱节目外，还在许多其他的节目中担当伴奏的任务，例如民歌演唱家方芝芬就经常与弹唱组亲密合作，一起演出。在上海乐团期间，声乐老师郑兴丽的悉心辅导更令全体组员至今不能忘怀。她针对弹唱的发音、吐字等歌唱技巧设计了一套训练法，使女声弹唱在统一声音和表现能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女声弹唱的成员们走过了学生时代，开始了职业演奏者的艺术生涯，她们成为上海文艺团体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组合，在忙忙碌碌的演出中继续努力地锤炼自己。

肆

l976年，由上海乐团和上海舞蹈学校为主组成的上海艺术团奉命赴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四国访问演出。这是“文革”后期上海市政府对外友协部门组织的最早的音乐舞蹈艺术代表团之一。由于出国人员编制的控制，女声弹唱从11人的组合紧缩至9人。当时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的元老级组员张怀粤曾受邀与弹唱组一起为出国演出集训了好几个月，但最终因只有一个二胡编制，她在弹唱中的位置由二胡独奏的闵惠芬兼任了。张怀粤以及与闵惠芬长期合作的扬琴伙伴丁言仪都因编制原因未能成行，使大家深感遗憾。林元京接替了丁言仪的位置成为闵惠芬的扬琴伴奏。

女声弹唱组这次出访演出的曲目有《雷锋颂》《我为祖国献粮棉》《幸福花开遍地香》《码头女司机》《瑶山新歌》《草原女民兵》和《纺织女工》等。在这个被精简了不少人员的团队中，弹唱组除了自己的节目外，还必须发挥多面手的作用，来支持其他节目的需要。如在开场的鼓乐合奏中，大忙人林元京成了演奏十面锣和云锣的主角;为了加强乐队的低声部，潘慧珠拉起了革胡;为了填补弦乐声部的空缺，杨家佩拉起了二胡;她们是器乐独奏二胡、板胡、笛子、笙、唢呐和民歌独唱等节目中伴奏的主力军，还是舞蹈《洗衣舞》的伴唱者等。此外，每到一个国家，女声弹唱的演出曲目中总会有一首经弹唱组的改编能手浦琦璋巧妙润色过的该国民歌。虽然姑娘们不会讲外文，歌声里带着浓重的华语口音，可这些当地歌曲依旧让听众们倍感亲切，满心欢喜。她们代表中国人民向出访国人民表达的友善之情，通过演唱这些曲目得到了令人欣喜的共鸣和互动。

1976年年底，完成了历时两个多月出访任务的上海艺术团启程回国。与此同时，历时十年的“文革”正式结束。不久，由于政治形势巨变所造成的冲击波的影响，正在走向事业巅峰的女声弹唱在观众的视线之中迅速地、永久地消失了，这个艺术形式原本可以走得更远更好的，此结果实在出人意料。

女声弹唱解体后，部分成员继续留在上海乐团的伴奏乐队工作。期间，有好几个人先后调至上海民族乐团，她们是丁言仪、闵惠芬、王昌元、庞波儿、金振瑶、郑玉华和杨家佩。林元京留在上海乐团的交响乐队打击乐组，潘慧珠留在上海乐团任弹唱演员，李康南回到上海乐团的合唱队，浦琦璋去轻音乐团任电子琴手，王铮去深圳工作，孙孟光和章循三仍在上海歌剧院。虽然那个她们曾为此付出青春年华的女声弹唱组的结束令人扼腕叹息，但在女声弹唱多年艺术的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对这些成员日后的专业活动产生了很有价值的影响。正如丁言仪在她的文章《唱歌这乐子》一文中所写：“这种边弹边唱的形式，我认为可以培养学生多声部概念，是训练音准节奏的好办法之一，增进相互的配合和协调，有利于音乐的表现，我从中得益匪浅，为日后与二胡伴奏及合奏、重奏打下了基礎。我把弹唱形式运用到教学中，写成扬琴曲收进了我编写的《青少年学扬琴》《儿童扬琴启蒙》两书中，以激发少儿学扬琴的兴趣。”她的这段话基本可以反映大多数女声弹唱成员们的体会。在创立并探索这个艺术形式的过程中，她们获得了令她们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

女声弹唱在艺术长河中摸索着前进。凭着面向大众和对艺术美感更新的理念，凭着这个群体不断修炼和提高自身能力的勇气，在广大观众和业内同行们的支持下，她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创建六十年历史中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充满朝气和富有新意的艺术形式，以娴熟的演奏技巧、朴实无华的歌声和青春洋溢的热情活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舞台上，雅俗共赏的赞誉正是女声弹唱坚持不懈努力的目标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