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曰雨

交响乐必然曲高和寡，音乐厅总是门可罗雀，交响乐团照例惨淡经营……这些对于严肃音乐的刻板印象，如今是否已成过眼云烟？

2019年10月起，上海交响乐团每月举办一场“晚高峰音乐会”，市场反响热烈，办到第三场时，门票就已提前一个月售罄！

这张“答卷”异常精彩，对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令人欣喜的答案——原先的“刻板印象”已被打破！

欣喜归欣喜，但这只是高雅艺术通俗表达探索之路上的个别成功案例，以交响乐为代表的很多严肃音乐仍然常常面临两难抉择：太注重“专业性”，就难免曲高和寡，不要说“繁荣”，甚至连“生存”或者“传承”都成问题;过于通俗，又可能在“媚俗”的道路上迷失艺术宗旨、苟且艺术品质，甚至出现“过度娱乐化”的倾向。

交响乐要想赢得市场，无非靠两条腿走路：完善演出和培养听众。而其中培养听众，尤为艰难！因为它要求艺术家（包括艺术领域的研究者、管理者）不仅懂艺术，而且要懂观众，懂市场，有眼界，有远见。

所谓培养听众，说到底是改变民众娱乐习俗、提升文艺趣味的一项艺术“转基因”工程。可想而知，那一定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多维度改造的复杂工程。

乐团无疑要从原来的闭门修炼然后坐等观众上门的模式，变为想方设法了解观众开门营业的架势。例如在演出曲目的选择上，就要考虑“普及”与“提高”的比重关系，既要以通俗“引人”，又要以高雅“引领”，才能兼顾市场和社会效益。

票价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交响乐要“亲民”，交响乐要“众乐乐”，音乐会的票价必须要有足够的“亲和力”，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当然，票价“亲民”到什么程度？“商业”和“公益”演出的票价是否可以拉开差距？可以大到什么程度？过低的票价是否会有损于艺术的尊贵和艺术家的尊严？这些问题，并不是一句“票价亲民”能涵盖和解决的。

另外，青少年音乐教育的普及，从长远来看无疑是交响乐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对孩子们来说，从小学习音乐是培养艺术气质、人文素养的最佳途径。眼下全国各地学习乐器的少年儿童成千上万，他们之中能走上专业道路的毕竟是少数，但他们大概率地会成为未来热爱音乐的“忠粉”，也是交响乐拥趸的“基本盘”。他们将来无论从事与音乐有关或无关的职业，都将是那批最懂音乐的爱乐者，甚至还会在业余时间玩音乐。他们也会带动身边的人群，向他们推介音乐，带他们接触音乐。音乐教育的普及实际上就像是在播撒音乐的种子，对交响乐未来的发展和推动有着无法估量的能量。

亲民的票价

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余隆一直认为交响乐票价应该“亲民”，但他也认为应该区分情况：如果纯商业营运演出的话，当然主要应该根据“投入和产出”的计算来确定票价;如果一个音乐会、一个乐团，或者一个音乐厅，它的工作方向和性质是公益性和事业型的，那么更多要考虑鼓励老百姓有走进音乐厅、消费高雅艺术的经济能力。

在余隆看来，进入音乐厅是每个人的权利，作为艺术机构的管理者应该给大家提供进入剧场、音乐厅的机会。如果你在做事业的机构，或者是做公益，又有太多商业元素考量的话，那就有点忘记这些机构设立的初衷和肩负的使命了。尤其是今天政府花重金投资建造了这么多这么好的演出场馆，公办的文化艺术机构就更应该把政府的支持让社会分享，令百姓获益。

即便是“纯商业”演出，也有很多商业上的东西可以运作，而不是只想着提高票价。你可以找赞助商，可以用其他方式抵消成本，票价不是唯一的商业元素，更不是唯一的商业运作的手段。

任何演出都是希望让更多人进入剧场，让更多人享受到文化艺术带来的真善美，这对社会有娱乐和教育双重功能。

上海交響乐团的“晚高峰音乐会”将票价定为100元，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无论是价格上还是时间上，都想尽办法贴合普通观众在艺术消费和欣赏习惯两方面的接受能力。据说将音乐会时间定于18点30分至19点30分，主要目的就是尽量方便音乐厅周边的上班族，让他们下班后步行可达演出现场。在曲目安排上，“晚高峰音乐会”也较为轻松活泼，既能让观众零距离体验专业高雅的艺术，又不会因为专业门槛带来欣赏压力。

无独有偶，与上交一样，历史悠久的哈尔滨交响乐团也打出了“高贵不贵，文化亲民”的音乐“惠民牌”，60元就可以感受国际知名指挥大师指挥下气势如虹、跌宕起伏的交响乐章，30元甚至10元就可以欣赏到一场颇有水准的室内音乐会……作为哈尔滨打造“国际化音乐之都”的重要阵地，哈尔滨交响乐团在充分发挥地方特色、打造欧陆风情高质量交响乐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低票价、普及型”的惠民定位。“我们想让交响乐触手可及，一杯咖啡的价钱，市民就可以尽情徜徉于交响乐的海洋，用高雅音乐滋润心灵。”团长曲波动情地说。

熟悉的曲目

中国音乐家协会2019年在北京举办了全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座谈会，对于国内交响乐团演出作品的选择，专家们提出了不少建议。

“乐团既然有了属于院团自己的作品，就应该尽量寻找机会进行推广。目前交响乐团越来越多、各地音乐厅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国内已经初步常态化的有了一些交响乐的观众。在这种前提下，应该定期推出中国作品并且定期演出，而不只囿于某些节庆，应该把中国音乐作品变成常态的音乐季或者音乐会。”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家崔炳元说，“可能决定音乐会曲目的，音乐总监也好、团里的决策者也好，我觉得能不能以更高的更广泛的视野，更高的角度同时也是更‘亲民的姿态来选择曲目。如果一个音乐季的举办特别有心、特别有设计，把这一年当中的曲目安排得由易到难、由传统作品到近现代作品，有这样一个增长的趋势，那么对于观众来讲，他不单单是有了去欣赏音乐会的收获和体会，同时他也有提高。”

对于中国作品的选择，专家们也建议可以根据自己乐团的现状作合理选择。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艺术总监黄屹认为，“可听性是传播非常重要的手段，尤其在地方的观众群体当中可以带来很高的上座率。希望我们国内作曲家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自己的创作，怎么样能够根据不同乐团的情况和水平，创作适合这个乐团的作品，我觉得也是相当重要的。”

近两年，乌鲁木齐交响乐团一直在探索一条“容易为观众所接受”的途径，他们把功夫主要放在音乐会的演出形式的创新和演出曲目的选择，以符合普通百姓的欣赏理念为出发点。乐团负责人坦言：“交响乐是世界上公认的高雅艺术，但是在新疆真正能欣赏交响乐的人还不多。”

于是，凭借乐团多名演奏家不仅会演奏西洋乐器、还精于传统民族乐器的这个优势，在他们举办的交响音乐会上，你可以听到西洋管弦乐，还可以听到二胡、冬不拉、马头琴等传统民族乐器的穿插其间的声音。

乌鲁木齐交响乐团演奏的曲目大都也是新疆各族群众熟知与喜爱的曲目。近年来，乐团还自己改编、创作了一批观众耳熟能详的曲目，将西洋乐和新疆各族民乐巧妙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每场音乐会前，乐团会根据演出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选曲。“观众只有听懂了，才会对它产生兴趣。”乐团甚至还搞过一次面向全市的征集交响乐曲目活动，收到100余首作品，其中15首请专家改编，部分作品还在“乌鲁木齐市新年音乐会”首演，社会反响强烈。

“作为专业交响乐团，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更多群众走进交响乐的殿堂。在这条路上，我们将继续探索。”这是乌鲁木齐交响乐团多年坚守的“使命”。

作为武汉的城市文化名片的武汉爱乐乐团在全国巡演时，在曲目安排方面也“煞费苦心”。对于“入门级观众”而言，或许《轻骑兵序曲》雄壮的“铁蹄”，耳熟能详的《天鹅湖组曲》（选段）、《胡桃夹子》（选段）是最能打动他们的。不仅如此，“中国乐曲复杂、含蓄、细腻;外国乐曲讲究一问一答，直白粗放……”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刘鹏还通过《梁祝》和莫扎特作品的比较，描述了中外乐曲不同的文化和音乐感觉。几乎每演奏完一曲，他都会讲解一些相关的音乐知识，让观众在感性地享受音乐之余，还有理性的收获。

普及型教育

交响乐的普及教育可以概括为“教享乐”，即教会观众享受音乐。

“音乐普及”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矛盾。需要专门普及，说明它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接触到，也不容易理解。因而有种论调说，既然古典音乐既“古老”又“典雅”，与当下的生活关联不大，注定是个不会流行的“他者”，那占据细分市场足矣，又何必去普及呢？

实际上，古典音乐在我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来，我国传统文化要求音乐具有教化功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古典音乐中至今常演的经典作品的确有这样的功效;其次，古典音乐作为高雅文化的代表，仍有其号召力;再者，作为中小学必修科目的一部分，大众对古典音乐其实也不陌生。

既然同样和当下生活关联不大的艺术史和先锋戏剧可以形成风潮，严肃音乐为何不能？

然而，音乐普及，或者说面向大众的音乐教育，其实并不好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普及”就是音乐工作者孜孜以求的功课之一，很多乐团也投身其中。而乐团做音乐教育的目的更为直接：培养下一代，培养未来的观众。

时下的音乐教育，乐器教学热潮空前，幼教方兴未艾，但面向青少年和成人的“音乐教育”却始终停留在被动的音乐欣赏和讲座等形式上。讲座式普及之所以效果有限，是因为普及者常常忘了音乐的根本：体验与实操。

上海交响乐团开创的“音乐地图课堂”便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它的对象是以学龄儿童、青少年群体及其家庭为主力的市民群体，他们多数并非资深乐迷，却有一颗亲近音乐艺术的心灵;举办地点从上海交响音乐厅延伸到了校园以及全国各地大小剧场，形式为约70分钟长的综合性“体验课”，包含了现场戏剧表演、脱口秀、音乐互动游戏，以及最不可或缺的现场演奏。

例如，在讲莫扎特时，主讲人韩斌穿着18世纪服装，现场表演莫扎特与委约《安魂曲》的黑衣人的“宿命般的故事”;在讲解音乐会的礼仪和着装时，也会以戏剧的形式表现。互动环节则打破古典音乐演出台上、台下隔绝的惯例，甚至会请孩子们享受上台指挥的“殊荣”，让他们真正与“高雅艺术”零距离。

在乐团团长周平看来，像这样精心设计、排演的教育活动，已经可以看作乐团的“创作”。刚开始，教育活动只是为了回馈理事单位而举行的“进校园”演出，乐团派出弦乐四重奏、铜管五重奏这样的室内乐组合，去一些中学进行演出和讲解。后来渐渐陷入迷茫：究竟什么是“音乐教育”？教育拓展中心的负责人沈诗霞回忆说，当初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理念：音乐教育不应该只抓住以乐迷为代表的那“金字塔顶尖”的1%，而更应该抓住学校、社区和其他普通观众，抓住这99%。

最开始是“乐动长廊”跨界讲座，请非音乐专业的讲者来聊音乐和旅行、建筑等话题，还做了几场让演奏员和观众互动的音乐会。效果不错，但受益人群有限，也无法形成规模。后来在市教委的支持下，乐团编撰了一套面向中学生的音乐丛书。就在这个过程中，“音乐地图”品牌逐渐成形，旗下一度拥有一份杂志和一档电台栏目，但处在核心位置的无疑是“音乐地图课堂”体验课。

音乐地图课堂有了原始的口碑和觀众积累后，成为第一档进入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季的教育品牌项目，正式面向市场售票，并且在此后的三个音乐季中平均售票率超过98%。尽管如此，乐团为了确保课程的品质，每年只打磨一期脚本。此外还设计了一些课余的互动，如请青少年在听完演出后作文、绘画，乐团再随后把画作制作成马克杯、帆布袋等纪念品，激发想象力和成就感。

如今，音乐地图课堂每年的受众约在2万人。2017年起，还作为“上海制造”的代表，足迹遍及全国。除了受学生的欢迎，“音乐地图课堂”更受到了成年观众的好评，从拖家带口到呼朋唤友，观众群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年龄段。

回顾音乐地图课堂的发展过程，沈诗霞的感悟是：长期以来，专业人士做的教育，可能有一个误区：把大人当小孩来教，告诉他一些很简单的、随处可得的知识;但教小孩又会像教大人，直接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希望提供给观众很开放的制作，有信息，有享受，有参与;我希望课程的策划和形式能让大家对古典音乐这个看起来非常艰深的领域有属于自己的理解和热情。这比在华丽的音乐厅里给乐迷做十场讲座更有效果。

乐团带来的资源，对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教育也有深刻的影响。2016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上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

一是“三天速成音乐会”：几位来自北欧的音乐家、教育家指导一群琴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跳过乐理、乐谱，不讲技术、指法，让孩子们只通过聆听、模仿，以“牙牙学语”的方式学习他们拉出的乐句，在几天内便完成了一场互动音乐会。

二是“七天作曲工作坊及作品音乐会”——纽约爱乐乐团带来的“小作曲家”项目。这个项目让一些没专业学习过作曲但有音乐表达欲的孩子们在七天之内创作出一部室内乐作品，并由专业演奏员在音乐会上演奏。换言之，在七天之内，导师要从音乐游戏和交流中唤醒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在此基础上再学习记谱和如何把握每一件乐器，最终完成作品。看似天方夜谭，但在来自纽约爱乐和上海本地优秀艺术导师的通力合作下，孩子们写出了风格绝不同于学院派专业作曲家的充满创意和纯真纯朴的作品。

三是非专业的学生乐团。在上海，有一批学校和校外青少年艺术机构拥有典范级的准专业学生乐团。这些乐团有其职业化的一面，即成员较为稳定，空缺较少，水平较高，在假期也有参与国内外音乐节的任务，因而地位高，令人向往。而上海交响乐团独辟蹊径——MISA（上海夏季音乐季）的学生乐团更希望招募缺乏、甚至没有乐队经验的孩子——这样的琴童是绝大多数，而合奏正是他们渴求的音乐演奏方式。几年来，MISA学生节日乐团的报名人数大幅增长，在2018年已达500多人。乐团请来的外籍指挥也针对乐手合奏经验不足的问题专门设计了教学方式，如通过聆听、歌唱来学习乐句，通过讲故事来塑造音乐形象。

正如教育拓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自己总结的，这些来自国外的音乐家、教育家“用耳朵记录音乐，用自由表达音乐，用故事叙述音乐”的理念和做法跳出了我国传统音乐教学的惯例，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音乐教育活动，而是一种人人都需要、都能够获得的热爱和崇尚艺术的生活方式”。尊重、服务99%的心灵，才能有让人尊敬的音乐教育。

（本文部分图片由蔡晴拍摄，部分图片选自《上海交响乐团1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