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寿钧

2018年年底，我接到天津电视台的一个来电，说他们正在筹拍周恩来的纪录片，其中有一集是记录这位伟人如何关心和引导文艺界人士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们知道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1961年7月18日周恩来和陈毅曾到白杨家中做客一事，希望我向他们介绍一些情况。于是，我不但把我在采访白杨时她讲到过的那些生动的细节告诉了他们，而且还向他们介绍了我所采访到的周恩来如何关怀他们天津籍电影大家沈浮和魏鹤龄的好些故事。他们听后如获至宝，惊喜万分，不但再三感谢，而且还有意邀请我出镜讲述。我说，拍好这部纪录片，是每一个热爱周恩来的人的愿望，不用谢我，至于该由谁来讲述，再轮也轮不到我。我告诉他们在场者如今还健在的有黄宗英和秦怡，她们都已年过90，你们得赶快去采访她们，抢救性地多拍些镜头，肯定会为你们所要拍的这一集纪录片增添不少……

不知怎的，接过这个电话后的几个月来，一直让我思绪万千。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有幸多次采访白杨，也为她写过一些报道，但经过此后我30年来的所历所思，越来越让我感到我对白杨老师那时对我所讲述的那些重大事件乃至细节的领会上是何等的浅薄。为此，我常怀辜负了她期望的愧心。白杨老师诞生于1920年，逝世于1996年，她是我们中老年观众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与赵丹齐名的老一辈杰出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在纪念她诞辰百年之际，我想再回忆几次采访她時的情景，以示我对她思念和敬仰之万一。

电影界真正大师级的名人大多平易近人，白杨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我在她那半圆形的书房中做客，接过她亲手端上的龙井热茶，听着她亲切地唤起我被电影厂里的人叫惯了的“大陆”称呼时，我顿时就有这个感觉。未等我先开口，她倒先发问起来：“大陆同志，为什么电影厂的人都叫你大陆？”我说，那是我进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新生互报家门时，我的开场白是“我姓陆，大陆的陆”，从此，“大陆”就被叫开了，从学校一直叫到电影厂，从当时的18岁叫到现在快到50岁了……白杨听后笑道：“现在你是名副其实的‘大陆了！”于是，我们一起都笑了起来。我不想说“在您面前我永远是小字辈”这样听起来是尊重她却又一下拉开了两人距离的客套话，在这样的真人面前，我也说不出这种话。我珍惜这拉开了家常的好开端，趁机切入了正题，问道：“白杨老师，那您为什么叫白杨？”想不到我这问题一下让她进入了苦难的童年和少年，她用不紧不慢、微有哀情的声音娓娓道来，让我找到了关于她为人为艺的入门钥匙……

白杨原名杨成芳，老家在湖南，父亲为办学来到北平，在她11岁那年，父亲突然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母亲忧郁得病而亡，一个本来就不像样的家至此完全散了架。她只得辍学，由二姐带着糊里糊涂地混了一段时间，阴差阳错地被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北平五厂办的演员养成所录取，拍了一部《故宫新怨》的电影后，养成所解散了。由于她酷爱演戏，靠拢进步艺人，于是参加了左翼戏剧中的苞莉芭（俄语“斗争”的意思）等剧团的演出，曾与聂耳等一起到学校中去宣传过抗日。她当时还取了个非常革命的名字：罗嘉（俄语“红色”的意思）。苞莉芭剧团在反动派的捣乱下不久就被迫解散了。白杨有位姓王的女同学，文学修养极高，有不少文艺界的朋友，一次，她把白杨带到了北平艺术学院，见到了戏剧系主任熊佛西的高足杨村彬，当时，他刚从戏剧系毕业，组织了一个北平研究会，准备排演熊佛西的话剧《喇叭》，正在物色演员，他一下就看中了白杨，立即邀请她担任剧中的一个角色——冬姑。冬姑是位乡下姑娘，而白杨4至9岁一直在北平郊区小香屯奶妈家度过，对乡下的生活极其熟悉，所以在排练时很受杨村彬的赏识，他对她说：“你姓杨，我也姓杨。你有个俄文名字叫罗嘉，你喜欢红色，你是红杨。我是学院派的，只能是白杨了！”想不到这几句戏言，却让白杨眼睛一亮，她忙说：“不，白杨的名字应该是我的，给我！”杨村彬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从小在奶妈家长大，村里村外，处处都有银灰色的白杨树，它的高大雄伟的形象，深深地印入我的脑际。我干活干累了，就常常坐在村角小破庙前的那一行行排得很整齐的白杨树下，听着它在微风中发出的沙沙声，真像听着一首好听的歌，像是在催我‘快快长大，又好像在安抚我：‘渴啦，累啦，干完活早点回家吧！瞧，它对我多么亲呢，我又多么喜欢它呀……”听了白杨这一番叙说，杨村彬感动了，他忙说：“给你，给你，这个名字就给你，希望你也能像白杨那样挺拔、向上！”这一年，白杨才13岁，从此，她用这个名字走南闯北，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白杨童年、少年时的经历非常特殊和复杂，她出生在书香门第，有着传统文人的遗传因子。又吃着农民的奶长大，因家庭的破散而在农村奶妈家度过了童年，深受普通劳动人民的影响。在她11岁时，家庭完全崩毁，逼着她自己闯入社会去混日子，由命运所驱，进入了演艺圈，所幸的是她遇到了一些进步、正派的前辈，深受他们的帮助和栽培。这些，对她的性格和以后所走的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她逐渐从简单、激进转向沉稳、实干。尤其是在她接触了共产党人后，在地下党的引领下，无论在为人为艺上，都有了自己的人生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她无论演话剧还是拍电影，都分得清好坏，不为名利所诱惑，只挑揭露社会黑暗、为百姓鼓与呼的影、戏演，她总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哀愁，朴实低调，演起饱受屈辱的底层人物来让观众有一种骨子里的认同，从而感染着观众去争取新的生活、开创新的社会。她尽管保持低调，但因工作性质和环境之故，必须同三教九流打交道，她都能应付自如，并保持着一种该有的清高，传给人们一丝芳香。尤其在抗战爆发、民族存亡之际，她出演了不少抗日的影戏，鼓舞着中华民族的抗日斗志，被誉为“四大名旦”之一。就在那时，她有幸深受在重庆代表中共坚持工作的周恩来的关心和教导，才会引出1961年7月18日周恩来去她家做客的可载入史册的佳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虽给了白杨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她却从不张扬，只是加倍努力演戏，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文革”，她主演了不少影片。她闲时看书、练字、写诗、作文，做艺术总结，努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修养，得以让她的艺术水准不断地提升。她主演的《祝福》在她以前的成名作《十字街头》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基础上在艺术水准上又有了新的升华。我第二次采访她时，主要想请她谈谈对自己艺术成就的认识，尤其是这三部无可争议的经典之作。她却拿出她重新修订出版的她的表演艺术专著《电影表演探索》送我。她说：“上面都写了，我们不重复了吧？”她似乎对过去的辉煌并不在意。写艺术界的名人本来就有个不太好解决的问题：你不写传世的艺术成就吧，就很难本质地反映他（她），你很认真地去写吧，由于专业性太强，一般的读者又不想看。既然“好汉不提当年勇”， 我也乐成其事，不再去强求她了。好在，她的艺术成就是明摆着的，大家都熟悉，都喜爱。

我只见白杨老师的双眼一直默默地深情地盯着书橱中一张残缺不全的照片：白杨的爱女依偎在周恩来和陈毅的身前，其他一起合影的人们都已被撕剪掉。我在上次采访时早就注意到了这张照片，我想其中一定有故事。于是，我抓住机会问道：“白杨老师，这照片……很珍贵？”白杨点点头，仍以那特有的不紧不慢的声调，向我讲述了这张照片的故事。她的声音有些颤抖，看得出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波澜。想不到，她的故事同时也道出了她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来源。

那就是她与周恩来的故事。

早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白杨就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白杨演的戏国民党反动派必捣乱，而周恩来必看，必去“保驾”，看后总是给予极大的鼓励，同时也平等相待地提出些自己的意见，让白杨得益匪浅。她所主演的话剧《屈原》《法西斯细菌》《雷雨》《日出》《天国春秋》《复活》《罗密欧与朱丽叶》《万世师表》等40多个剧目，红极一时，她被公认为当时中国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为了让白杨等一大批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安排他们去了香港，后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回北京参加首届文代会。她受到过周恩来的多次接见，多次与上海电影界的几位名人受邀到周恩来家中去做客。周恩来总是鼓励他们好好为人民服务，他们都把这些视作为党对他们的深切关怀。

但是，那时党内领导并非都如周恩来那样。我曾亲见过如此尴尬的一幕：1960年夏天，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一位市委宣传部领导来作报告，一面不断地抽烟，一面大骂电影界的大明星：“什么明星？婊子！”还指着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张瑞芳老师问：“瑞芳，你说是不是？”顿时，让大家都目瞪口呆。事隔58年后，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校友会上，从上影厂长岗位上退下来的朱永德重提往事，他说，这58年来，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生中，出了好多名人，却从未出过一个“婊子”。

不知是否是“巧合”，事隔一年后，1961年7月18日，也是一个夏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冒着酷暑来到白杨家中做客。白杨老师对我特别强调，这是总理自己“讨”着要来的。她知道总理日理万机，忙得一天只睡几小时，她绝对不敢去主动邀这个请。当时，周总理和陈老总有事在上海，在一个场合他自掏腰包请了上海的一些电影藝术界的老朋友后，忽然想起什么地说道：“总是我请你们，你们什么时候也请请我？”于是，就有了这次“做客”。当时，她们中的大姐张瑞芳正在筹拍《李双双》，不在上海，就由白杨“做东”，她是一个从不张扬的人，决定设“家宴”宴请周恩来和陈毅。秦怡、黄宗英、王丹凤等人也争着要“回报”，她们各自烧了几个总理爱吃的菜带来，白杨记得最清楚的是黄宗英烧的扬州菜“红烧狮子头”，那是总理最爱吃的……我不完全相信周恩来的这次“讨”来的“做客”纯然是“巧合”。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也不能牵强附会地去说这是对“婊子”骂声的一个回应。如果一切都在情理之中的话，反倒更耐人品味。是的，下面白杨老师对当时情景的那些深情的回忆，确实让我品味一辈子的。

陈老总爱说笑话，他一踏进白杨的书房就大大咧咧地高声问白杨：“这么多的书，你都看过啦？”这话一下难住了白杨，不知如何回答为好，她怔了一下。此时，周恩来出来为白杨解围了，他机智风趣地反问陈毅：“你家里那么多书，你都看过啦？”陈老总听后哈哈大笑起来，白杨和大家也跟着笑，顷刻间，彼此融合得犹如一家人。

就着书的话题，周总理对在场的演员说，一个演员要演好戏就要多读书，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读业务方面的书，也要读些历史，熟悉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以便掌握较全面的知识。但是，不仅如此，还要走出电影厂，走向社会，深入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这样既丰富了生活，又可以向工农兵学习，有助于改造世界观……接着，周恩来又向大家指出，电影演员不能光强调电影表演艺术的特性，进而又提出了苦练基本功的问题，他说：“戏曲和舞蹈演员都有他们的基本功，电影演员怎么可以没有呢？要下功夫摸些规律出来。”他认为像白杨这样的老演员，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并以此带出一批各方面都过得硬的青年演员来……周总理对电影事业今天和明天的关注和希冀，深深地打动了电影表演艺术家们的心。而使在场的他们更为感动和难忘的是，周总理不仅对演员们严格要求，而且更严格要求自己。

在那场亲切友好的交谈中，当有人热切地希望总理为大家写一本书时，周恩来笑道：“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中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要让活着的人们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此话似乎是脱口而出的，但在场的人们都注意到，总理在说这番话时，双眼熠熠闪光，看得出是认真的，动了感情的。大家听后，先是一怔，完全想不到周总理会作出这样的回答，随即都为他的真诚所感染，都为他那光明磊落的胸怀、纯洁高尚的情操所感动。白杨老师在回忆这个场景时，情不自禁地双眼饱含着泪水，她说：“当时，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经过‘文革后，才让我感到总理这一路走来的不易……”

周恩来在白杨家做客告辞时，他提议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白杨那活泼可爱的女儿早就依偎在周总理和陈老总的身前，白杨他们围依在四周。这张照片，白杨一直挂在书房里最显眼的位置，她常会回忆那难忘的时刻，以总理的谆谆教导来鞭策自己努力向前。这张照片一直印在她的心上，让她能坚持着度过十年“文革”……

“文革”一开始，白杨就遭到了轮番抄家批斗，那张珍贵的照片竟也被造反派列入了“破除”之列，但他们毕竟还慑于周总理和陈老总的威望，所以只敢撕剪去周围的人像，不敢动周总理和陈老总的留影。白杨的女儿因紧靠在他们的身前，无法撕剪，于是就留下了这张残缺不全的照片。待造反派一走，白杨什么都不顾，忙拾起这已被破坏的照片，藏匿了整整十年。她在被关进监狱的那几年，也一直惦记着那张照片，放出来后一回家就去查看照片是否还在，见到还在，比什么都高兴！待到“文革”一结束，白杨又把它陈列在中间的那只玻璃书橱里。留在照片上的周总理和陈老总已不在人世，还在人世的白杨等几位电影表演艺术家却已被从照片上撕剪去，但这又有何妨？这张照片早已留影在白杨、秦怡、黄宗英、王丹凤她们的心上，人民的总理永远与人民的演员血肉相连！

在我采访白杨老师时，周总理和陈老总在她家做客的情景已过去近30年，白楊和她的老伙伴们永远把周总理的这些热情亲切却又深含哲理的话语记在心头。这次采访结束时，白杨老师对我说：“周总理的一生，就是一本大书，够大家读一辈子的！”

在这次采访结束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老一辈艺术家们的为人为艺之所以很难让中、青年艺术家们从根本上学到手，那是因为他们有着特殊的遭遇与积淀。就从白杨老师来说，她一出生就吃着劳动人民的奶长大，后来，由于家庭的变故，又在劳动人民的家里度过了好些年，她同劳动人民的感情根深蒂固。她从黑暗中走来，一路艰难困苦，从而对光明更加珍惜。她一路上深受着前辈革命艺术家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教诲，理想之光永不熄灭。她经受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锤炼，透彻地明白“三人行必有吾师”“强中自有强中手”“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等前人留下的教训，唯有低调处世，埋头苦干，方能有所作为，至少不留下笑柄。她有着丰富的艺术实践，深知艺术的无止境……但有一点我们是应该很容易学到手却又往往忘乎所以的，那就是“感恩”！现在的中青年艺术家们，尤其是那些“大牌”人物，你们获得了这个奖那个头衔，当上了这个委员那个代表，取得了那么多的荣誉同时又有那么多的酬金，不知是否扪心自问过，这些身外之物是如何得来的？难道就单凭你自己的努力和本领吗？在对白杨老师的采访中，尽管我多次请求，让她谈谈她的艺术成就，她总是真诚地说道：“那些都已过去了，你没看到自1966年至今20多年来我还没有拍过一部影片吗？”她谈的都是小时候在北平郊区小香屯奶妈家的生活，父亲离家出走了，母亲病故了，奶妈却收养了她，她一直记着这位奶妈一家以及小香屯乡亲们的恩情。她谈的都是在她从艺过程中对她伸出过援手、引她走上正路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她谈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对她的关怀和教导。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白杨。有了“感恩”就会有前进的动力，有了“感恩”就不会在成绩面前忘乎所以，有了“感恩”就会活得低调却又高尚些……她没有跟我讲一句人生的大道理，而大道理却又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其中！

我第三次采访白杨老师时，她重点与我谈了她这些年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自己的向往。原本我想请她谈谈“文革”中的遭遇的，她却笑着说道：“这些，大家都经历过看到了，我就不说了吧。人的一生也总会有犯错的时候，革命的道路难免会有曲折，如今不都已拨乱反正了吗？”她说，“文革”结束后，她已56岁，赵丹比她大5岁，已61岁了，他们都有紧迫感，都想再好好演几部电影，赵丹一直想演周恩来，而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演成，他在1980年就病故了，真让人感到伤心和遗憾……谈到这个话题，我们沉默了良久，彼此心中都很明白：一方面时代在飞速前进，影界新人辈出，对于老电影表演艺术家来说，由于年龄的局限，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来演，是有难度的。另一方面，“文革”虽已结束了，但其流毒不可能一下就能肃清，不是所有人都能从根本上去理解和关怀这些老艺术家们的，他们可能会认为，已给这些老艺术家们恢复名誉和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就可以了。白杨却不愿如此“供养”着，她告诉我，她一直想饰演宋庆龄，如今已有眉目，近日就有揭晓。她没有告诉我具体的情况。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不会把还没有做成的事到处去吹，所以也不去多问，但我心中有着不少疑问：我在上影文学部工作，怎么不知道要拍宋庆龄的电影？白杨老师一直想演宋庆龄，要把这部戏作为她的封箱戏，她这个愿望的出发点在哪里？她到底要演哪个历史时间的宋庆龄，她的年龄和身体情况适应得了吗？……但我又想到她既然“一直想演”，那她肯定是酝酿多年、准备多年了，她肯定会把我存疑的这些问题都会考虑周全的。所以，我在辞别时，向她伸出手祝愿她成功。她握着我的手没说“一定”，而说“我会努力的”。

不久，白杨老师“一直想演宋庆龄”的事便有了结果。1989年，白杨以古稀之年，主演了电视剧《洒向人间都是爱——宋庆龄的故事》，荣获了第十届电视剧飞天奖荣誉演出奖。1990年7月，上海隆重举行了白杨从艺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对此纪念活动，《上海电影志》上有如下记载：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其题词“从人民汲取营养，向人民奉献才华”;政协主席李瑞环题词“艺海长青”;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题写了“你很早参加进步文艺活动，一贯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我们应当感谢你，并祝你身体健康、艺术常青”。至此，我的存疑才得以一一解决：她演不成电影就演电视剧。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她把它作为纪念自己从艺六十周年，向热爱她的观众们的“献礼”，向党和人民、向祖国奉上一份自己艺术人生的“总结”，愿我们的文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宋庆龄那样——“洒向人间都是爱”。

在白杨老师从艺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我曾收到过她亲笔签名的一张纪念信封。她的“洒向人间都是爱”连我这个只交谈过几次的小人物也没有忘记。这信封我一直珍藏着，可我的白杨老师，我这封“信”又能寄往何处你才能收到呢？

白杨老师逝世于1996年。其实，她演过宋庆龄、度过从艺六十周年后，身体一直不好，她总想再多做些事，众多的社会公益活动她尽量去参加，深受监狱生活折磨的身体早已不听她使唤了，她却从不与人说起，她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参加社会活动，尽量想多发一分光，去报答深爱她的观众，去感谢关怀过她的每一个人，去报效她所生活着的这个社会……她终于在一次社会活动时病倒了，病倒了也要坐着轮椅去满足她的观众们的愿望，直到“一江春水向东流”。她没有在“十字街头”彷徨过，她愿成为在三九严寒中怒发的“冬梅”，在“洒向人间都是爱”中包含和寄托着她的“祝福”。

我和白杨有缘。1999年，在白杨老师逝世三年后，天差神使地让我写成和拍成了《风雨十二年》，这是一部反映宋庆龄和孙中山在一起奋斗的影片。我这个小人物从未敢去触碰过这个难啃的重大题材，一切纯属偶然。在以后的20年中，我虽仍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却再未有幸能拍成电影，《风雨十二年》可能也是我的“封箱戏”了。这么多的“偶然”和“巧合”，不得不让我感受到有福于在天之灵的白杨老师的寄托和促成。我每每路过华山路上白杨老师的故居时，总要对那半圆形的书房感恩地看上一眼，在那里，我曾有幸面对面、近距离地几次聆听过她所传递的为人为艺的真谛。我真想她能还在，再喝上一杯她亲切地递上的龙井茶，然后，告诉她，感谢她，她“一直想演宋庆龄”的电影，在她的寄托和促成下，已经问世了……

但我如今唯一能做的是，在白杨老师诞辰百年之际，把我所知道的她的故事，再向大家讲一遍。她的故事，让我总有常讲常新的感觉……

我不知天津电视台的同行们采访到秦怡、黄宗英两位老前辈没有，如能采访到，她们肯定会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全面、更精彩。我不知他们找到了那张白杨老师用生命保护下来的残照没有，这可是一件万分珍贵的革命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