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朋乐

吴贻弓导演的离去给我们留下了难抑的悲痛和不尽的思念。在回溯他的人生之旅，追忆他的创作生涯时，常有人会为他当年的弃艺从政而惋惜，感叹他没能多留几部类似《巴山夜雨》《城南旧事》这样的传世佳作。

是的，作为一个怀揣理想、才华横溢又具有诗人品质的电影导演，在技艺臻萃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后，一定能沿袭自己的风格，创作出彰显电影品质、极富艺术韵味的精品力作，吴贻弓，这位喊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有着做不完的电影梦。然而，命运改变了他，他不能尽兴竭情地站在摄影机旁挥洒自己的才华和情思。不过作为上海电影界的领导，他不能在自己的艺术领地自由驰骋，但是他的理想和追求，他的人格魅力和智慧才干，都毫无保留地衍化成组织和推动上海电影事业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中一刻不停的追梦行动。对他来说，初心依旧，忍痛舍弃的只是个人的事业，重新担起的是时代的需要、领导的嘱托和同行的信任。他从一部影片的导演到上海电影事业的总导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成功之作。他大胆地将电影局和上影厂合并成立上海电影总公司，用企业化基地化的手段管理和运作上海电影，虽然走了一阵又折返原地，但他对电影产业化所进行的尝试和探索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他倡导和支持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创立了全国第一家国有性质的股份制电影企业——上海永乐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他探索厂校联手办学育才的途径，分别在上海交大和上戏为上影定向培养制片和导演人才;他集聚上海电影界的有限财力，建造了全国第一家多厅豪华影城——上海影城和融合诸多电影元素的上海银星假日酒店（现为五星级的银星皇冠假日酒店）;他开历史之先河，领衔创办了中国第一个A类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他的这些作品，或成为电影史上的重要篇章，或被称为上海的文化地标和城市名片，其中最亮丽最有影响的当属已经走过26个年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壹

上海是中国电影之源，是新中国电影的重镇，在上海举办国际电影节是张骏祥、张瑞芳、谢晋、于本正、张建亚等几代电影人期待已久的夙愿，是吴贻弓将它变成了现实。而他所以能将梦想变成现实，完全得力于他是上海市电影局局长，是上海电影事业的掌门人、总导演。无法假设，如果当年不是吴贻弓当局长，上海国际电影节会这么如期而至吗？会这么成功吗？

平心说，现在回头看，1993年创办国际电影节不啻是一次带有风险的尝试。那时，电影行业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没有彻底改变，垄断的制片和封闭的市场，掣肘着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在低水平上挣扎，自身的实力和能力都不足以支撑一个完全开放的国际性的电影节。加上影视没有合流，电影厂、电视台各自为政，电影缺少媒介渠道和传播手段，仅靠《上影画报》《电影故事》两本杂志又怎能扩大影响、形成热点？更何况，国门还没完全打开，许多人的思维、观念还停留在“闭关锁国”的地步，总认为在自己家里办电影节，不能买了爆竹给别人放，言下之意必须确保中国影片得奖——对这些，吴贻弓不会不清楚，他明白电影的色彩，也熟稔“外事无小事”的警示。但是他没有退却。他清秀的外表里藏着坚强，他淡定的性格涌动着执着，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抑或从1984年凭借《城南旧事》夺得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鹰奖那一刻起，在上海举办国际电影节的念想就隐隐地根植于他心头。

当了电影局局长和上影厂厂长后，他深知，不借助于行政手段办成一两件正儿八经的大事情，有违于民心，有悖于责任。庆幸的是，那时担任上海电影界领导的，几乎清一色是在摄制组摸爬滚打过的电影人，这班人都有创办电影节的情结，都愿意跟着吴贻弓在自己的任上完成这一使命。于是在上海电影工作的规划中，举办上海国际电影节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先修渠再引水，先打基础再垒屋，成了大家的共识。首先要做的是集中人力财力，从基础设施建设起步。从1990年开工到1992年落成，毗邻的两处建筑，上海首家多厅影城——上海影城和拥有488间客房的豪华型的银星皇冠假日酒店，相继亮相于富有文化底蕴的新华路和法华镇路之间。电影节的主会场落实了，宾客的住宿问题也解决了，渠道修成，接下来就得引水了。

贰

1992年的下半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筹备工作拉开了序幕，一群从电影局、电影厂抽调而来的工作人员聚集在影城几间不大的办公室，拉马抬枪，开始与国际接轨了。我被老吴委以新闻委员会主任的重任。不过受命以后，我感激他的信任，却没有半点荣耀。我和绝大部分人一样，刹那的兴奋过后，更多的是忐忑和困惑。在这之前我们都没有参加过国际电影节，找不到感觉，更没有可参照的经验，从未入过门，何处能下手？细想想，心里发怵。上千万的办节费谁给？超百部的参赛参展片怎么来？国际评委从哪里请？交易市场何处设？电影节究竟如何具体运作？新闻宣传用哪些手段和形式？……这一系列问号都得老吴给我们答案。

吴贻弓一向以儒雅淡定的行事风格而为我们称道。他不急不躁，即便内心风起云涌，可是表情却波澜不惊。不过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只要双眉紧蹙，就说明这事棘手。记得，第一次开动员会，他没有高谈阔论，没有细说重要性、紧迫性，更没有说大话和狠话，但他的双眉没有舒展过。他何尝不知道这是块难啃的骨头，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再难这箭也得发，而且得射中靶心。开完动员会，我们按部就班开始行动。老吴找每一个部门的领导交谈，布置任务，交代规则，指明注意事項。他不是那种耳提面命的强势领导，也不会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事必躬亲大包大揽。他的最大特点，就是用人不疑，大胆放手，大家商定的事谁负责谁拍板。他对新闻委员会工作提出哪些是常规必做的，哪些是自选可做的，要求我们：头绪多，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也不能抓了西瓜不要芝麻;事情多，不要怕事，不要多事，不要出事;记者多，要善待要厚待，尽力为他们提供方便。正是在他的指教点拨下，我们投入了筹备工作，边学边干，边干边学，老吴则坐镇指挥，遇到疑难杂症，他把脉开药，药到病除。

举办国际电影节，就得有国际范儿，就得按照国际制片人协会的章程和要求处理所有的枝枝节节。譬如，参赛片和参展片数量和出品日期都有严格规定，国际评委的组成、包括人数和国度也有具体要求，奖项的设置和评奖有完整严密的程序和方式，至于影片交易市场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老吴的主要责任就是按照国际惯例掌控调节各部门的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他的价值和能量。

能否邀请到具有国际声誉的电影艺术家担任评委，是关系到电影节成败毁誉的重要一环。那么我们靠什么能邀请到这些艺术家呢？平心说，我们能亮出的底牌和名片除了开放的上海以外，就是谢晋、吴贻弓这几位在国际上有影响有人脉的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靠着他们，美国的奥利佛斯通来了，日本的大岛渚来了，俄罗斯的卡伦沙赫纳福来了，中国香港的徐克来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国际评委会一下子将上海国际电影节提升到很高的档次。尽管最初确定的九位评委，在电影会刊上公布于众以后，最终只来了七位，给我们带来些许尴尬，但丝毫没造成一丁点负面影响。

同样，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7部影片，形成了电影节的规模。近三十万观众的热情观摩、二百多名记者的积极参与，也造就了电影节轰轰烈烈的声势。

更难能可贵的是，遵循国际制片人协会的规定，吴贻弓和组委会要求上海国际电影节必须设立影片交易市场。这应该是个难题，一是片源，虽然就在这一年国产影片的发行权已由中影公司移交各制片厂，但是各厂对市场基本是两眼一抹黑，没有交易渠道和交易对象，也缺少合格的发行中介，至于国产片能否走出国门那更是一无所知。二是场地，虽没有很具体的设定，但形式上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设计。空间大了，没有那么多客商，空间小了，太逼仄，又难形成市场的味道。权衡再三，决定在影城四楼设立了国际影片交易市场。虽然空间狭小，但螺蛳壳里做道场，中规中矩、像模像样，不仅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十多家电影制片厂都设立了展台，而且有许多海外电影机构也置身其中。进入市场须有特别的通行证，门口有武警战士站岗，那架势还是挺唬人的。因为是第一次，新鲜感和好奇心颇具吸引力，每天进进出出的人还不少，接洽谈判，气氛热烈。虽然最终市场的交易总额只有2700万元，但这是制片厂自己独立做成的第一笔跨国交易，无疑揭开了中国电影史新的一页。

与国际接轨，是电影节成功的必备条件，也是吴贻弓恪守的原则，宣传上当然也不例外。尽管那时的制版和印刷技艺还不够完美，但海报、会刊、指南、专题宣传等等，这些电影节必须有的常规宣传，上海电影节都做得非常精致，不亚于其他大型的国际电影节。就拿海报来说，我们采用专业和群众结合、指派和海选并举的征稿形式，从成百上千张样稿中分阶段淘汰，通过反复多轮的评比筛选，确定了一张在镜头中透视现代化上海的设计稿作为电影节主海报，这张构图雅致、含义深邃又能让人一目了然的海报，获得了中外来宾的交口称赞。时至今日，它的独特性和艺术性依然会让人眼睛一亮，思绪飞扬。

要说电影节宣传最难最烦最头疼的事，一是新闻发布会，二是“每日新闻”的编辑。发布会一场接一场，有时记者蜂拥而至、人满为患，有时问津者寥寥无几，出于对客人的尊重，我们还得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滥竽充数”填场子。至于参加发布会的明星导演，各有各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态度，有时冷不丁会“不着调”，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曾经有位来自法国的导演，自称对上海很有感情，对上海的红色历史也颇有研究，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到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说得头头是道，引来不少掌声。谁料讲到兴头上，他话锋一转，以“争民主求自由”为幌子，为当今的“民运分子”鸣冤叫屈。作为主持的我，当然不能听之任之，态度又不能简单粗暴，当我的多次提醒和干涉被他忽视之后，我果断终止了这场发布会。事后，我立即向吴贻弓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对我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正是这种信任，鼓励我们放手大胆、高度负责地去做好各项工作，及时处理一些突兀发生的意外。记得，我们在《每日新闻》上登载了一幅评委奥列佛斯通和韩国参赛片《悲歌一曲》女主演吴贞孩的合影，不料引来某个友好邻邦的强烈不满，他们找到我们表示抗议，说了一些很刺耳的话。我们明白，他们言辞激烈，并不是对这两位电影人有多大意见，而是相悖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赋予他们的立场，令他们必须有个态度。我们一方面做一些必要的解释，一方面积极安抚，用中国人的热情化解他们的怒气，及时平息了这场矛盾。

说到《每日新闻》，这也完全是与国际接轨的产物。大凡上了规模的国际电影节，每天都会出一份杂志，报道头天电影节举行的主要活动，预告当天的一些重要事项，还会介绍一些电影节重磅嘉宾和参赛影片，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是展示电影节的重要窗口。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筹办期间，组委会就提出也要办一份《每日新闻》，而且要中英文对照。尽管那时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大，无论是制版、印刷技术，还是采访编辑力量，都难以胜任每天出一份双语的16开本、32页的杂志。但是，与国际接轨不容置疑，更不能推诿。习惯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我们，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饿了喝口赞助来的八宝粥，吃根不要钱的火腿肠;困了，就趴在桌上打个盹，每天通宵达旦，硬是克服各种困难，坚持电影节期间每天向宾客奉上一份《每日新闻》，尽管其容量难以和戛纳等电影节相比，但它完全符合“国际惯例”。一开始，我曾经希望吴贻弓为这份杂志把把关，可是他笑着对我说，既然让你当主编，就相信你有这方面的能力，你就大胆地干，真的有了什么，我来承担。果然，我们曾经出过些差错，但每次吴贻弓都只是提醒下次注意，从没有疾言厉色地给予批评。

叁

当然，与国际接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当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还没有从约定俗成的习惯中解脱出来时，会产生不理解，甚至误解。通常，中国人办节过节，离不开吃。办电影节，四方来客宾至如归，自然要解决食宿，也少不了圆台面的相聚。可国外办电影节，无人过问这些，宾客都得自己解决。于是，老吴就与国际接轨了。关照接待要热情，但不搞吃吃喝喝。这么一接轨，矛盾立马出现。那些老资格有名望的电影艺术家，平时到哪都有人围着捧着，一日三餐安排得妥妥帖帖。现在上海电影节连这些也不管了，这不是坏了规矩吗？涵养好的，闷闷不乐，有点脾气的少不了要嚷上几句：上海人的小家子气。但是国际制片人与会代表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开始，他们担心中国人办节热衷于推杯换盏，吃来吃去。那位亲临电影节的制片人协会的秘书长每天瞅着饭点就猫在影城三楼的“影城酒家”旁，考察“吃风”，一连几天门庭冷落，让他彻底打消了顾虑，也脱掉了有色眼镜。再说电影观摩，组委会明确规定除评委、记者等专场外，一律取消赠票，不管谁进电影院都得买票，谁送谁买。这种做法自然又有人不爽了。不爽也无奈，要与国际接轨肯定会伤及人情。或许最伤某些人情的还是评奖，虽然评委会主任是谢晋，但国际制片人慣用的程序不能违背，更不能更改，形式公平公正，程序严丝合缝，一人一票，各抒己见，三轮遴选，优胜劣汰，最终揭晓几个大奖都没有国产片的份。从感情上说，吴贻弓也好，谢晋也好，包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难免有些遗憾;但是没有暗箱操作，没有营私舞弊，这又让我们问心无愧。正是这些与国际接轨的枝枝节节，体现了正宗，表达了真诚，为上海国际电影节赢得了声誉，使它一亮相就获得要求苛刻的国际制片人协会的认可，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A类国际电影节。

吴贻弓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导演的这些“旧事”已融汇于上海这座城市，伴随着他不朽的电影作品，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精彩和永远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