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杰

内容提要 ｜ 在环境治理维度上，新自由主义者的“群像”涉及如下四大论题：一是指明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非给定性的特征，这二者又共同构成了“经济问题”的起点和预设；二是认为自然资源是一种为人类服务的工具物，在判定是否要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上，必须以是否增加社会总收入或者促进工业发展等经济指标为标准；三是极力鼓吹自然资源的私有产权，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捍卫个体的自由权利；四是普遍对政府以集权的方式“计划”自然资源的配置抱以敌视的态度，主张以价格等自由市场机制配置自然资源。这四大论题是在捍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工程的主旨统领下，对生态环境议题作出的相互联系的逻辑论证，其对当下的影响应当引起学界思考，进而对其学理逻辑和本质属性进行深入批判，并阐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替代性意义。

通常认为，新自由主义者在阐释自己的理论主张时，主要研究的是经济、政治议题，而不将环境议题纳入自己的直接研究对象，因此，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新自由主义者对环境问题的分析并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1参 见Romain Felli, Environment, not Planning: the Neoliberal Depoliticis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by Means of Emissions Trad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4, 2015,pp.641-660. Noel Castree, Neoliberalism and the Biophysical Environment: A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ch,Environment and Society: Advances in Research, vol.1, 2010, pp.5-45.但是，经济、政治议题和环境议题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在论证核心观点时，常常将环境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对此，本文深度阐释了这一群体在环境维度上的如下四大论题，以期推动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环境思想的深入了解和进一步批判。

一、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非给定性

稀缺性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之一。从环境关切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不仅论及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还指明了自然资源的非给定性，而这二者就共同构成了如下问题的起点和预设：经济问题的生成。

人们为什么要从事经济活动？经济问题何以成为一个需要人们去加以研究的问题？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大自然赐予人类生存的资源呈现稀缺性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才有如何节约、集约地使用资源的问题，而节约、集约本身就是经济概念的内涵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经济学这一学科的诞生。对社会主义的全面批评是新自由主义的主题，这也成为其论述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基本场域，即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不考虑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米瑟斯指责道：“在天真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个世界足以使每个人幸福和满足。产品的短缺只是不合理的社会秩序造成的。”1[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王建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在米瑟斯看来，让经济体系保持不断变化的影响因素包括外部自然条件、人口数量和质量、资本品数量和质量、生产技术、劳动组织、需求等六大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部自然条件的变化，这其中又包括土壤肥力枯竭、建筑材料或矿藏的消耗，等等，“但是，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控制经济活动的自然条件。自然不听从人的调遣，人却必须服从自然。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认真对待外部自然的变化；它必须考虑自然力干扰的后果；它必须认识到它所掌握的自然力和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的。”2[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王建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在批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米瑟斯最终指出，“大自然没有赐予我们任何权利，正是由于她供给我们的生存资料极为匮乏，并且需求实际上是没有止境的，人们才被迫从事经济活动。”3[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王建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7页。与米瑟斯一样，布坎南也作出了同样的论断，他说：“请把注意力集中到生物学意义上的必需品上：食物、住所、衣服。我们倾向于假设，这些人们普遍希望得到的‘物品’不会‘从树上长出来’，也就是说，它们在数量上并没有多到足以充分满足所有需求。换言之，我们假设，稀缺状态是人们进行选择时的背景……这种普遍存在的稀缺状况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事实，而且为将这种状况推广到个人化的框架当中，很少甚或根本不需要任何想象力。”4[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还不足以构成经济问题生成的充分条件，在哈耶克看来，倘若存在如下这些情形，即假设我们拥有所有相关的信息，假设我们能够从一个给定的偏好系统出发，又假设我们掌握了有关可资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全部知识，便不是我们所要面对的经济问题了，而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了，因为我们解决问题所必须掌握的那些条件已经在这种假设中完全设定好了，也就是说是“给定”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从这些条件出发经由数学的形式，运用经济运算方法加以解决即可，由此便可构建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

哈耶克指出，人们往往把具有工程性质的问题混同于经济问题，使得经济问题所具有的截然不同性质不为人所知。工程性质的问题要解决的是如何从“给定”的资源或手段中获取最大的成果，这会驱使人们去寻找最经济的方法。初看起来，这似乎也是个经济问题，但是，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由可资获得的资源或手段旨在达到的那些目的却具有绝对确定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探求最经济的方法也只不过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已。要由工程性质的问题转变为经济问题，就在于人们旨在达到的那些目的具有不确定性，“一旦人们为了追求不同的目的而竞相需求那些可资获得的资源，经济问题便产生了。判断经济问题存在与否的标准，乃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加以考虑的成本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成本，就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所意指的只是把特定的资源用于其他方面所会产生的利益。”5[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81页。哈耶克在此所说的，实则是如何将稀缺的资源用于多样性目的，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产出的最大化问题，其与工程性质的问题所不同的是，这里的资源不是“给定”的，而是“非给定的”，是否使用这种资源，使用多少资源，用于何种目的，依循实现的目的在相对重要性上的差异。

哈耶克在说明经济问题的生成时，列举了诸如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例子。关于工程性质的问题，哈耶克谈及了矿产资源，他指出，“试图发现一种能够使他们从一定量的矿产中冶炼出最大金属的冶金学家……所关注的实际上都是技术问题。”1[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79页。因为这是在绝对确定的目的之下配置给定的矿产资源。关于经济问题，哈耶克谈及了土地资源。当社会共同体中的指导者确定先生产食物后生产衣服时，就不存在什么经济问题了，但如果人们进一步假定认为，他们应当留下尽可能多的资源去追求其他目的，那么，这就不再只是一项技术性质的任务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多少资源才是较大量的资源这样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如果一名工程师提出了一种给追求其他目的留下大量土地但极少劳动力的方法，而另一名工程师则提出了一种给追求其他目的留下大量劳动力但极少土地的方法，那么在不存在任何价值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来确定上述两者当中何者是更大的量呢？”2[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80页。

二、自然资源的工具性

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将人的自由视为一种天赋人权，无论在自然状态下，还是摆脱自然状态的社会秩序下，这是必须誓死维持和捍卫的权利，而将自然资源视为一种为人类服务的工具，是保护自由这种天赋人权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自由的实现有赖于如下两个方面的保障：一方面是私有财产权的至高无上，私有产权的生成在于人对自己劳动以及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这其中包括拥有土地、一切低等动物、鹿肉、苹果、矿石、水、鱼、龙涎香、野兔、橡实和果实等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权；另一方面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权，自然资源不仅为人类所“占有”，而且还必须为人类所“开发”，才能使人类从蒙昧状态走向文明时代。3[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7～32页。洛克对人类自由权的实现所配置的两个保障说明，自然资源的存在只归属于人类，是一种“属人”的存在物；自然资源的价值唯有为人类所利用才能实现，是一种“为人”的存在物。简言之，自然资源就是一种为人类服务的工具物。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源观，提出在判定是否要保护自然资源的标准上，必须以是否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为尺度。当然，这里的“进步”主要指的是社会总收入的增加、工业的发展等经济指标。在是否要保持土地资源的肥沃程度上，哈耶克认识到这类资源并非是取之不竭的财富，如果我们想要保持或增加我们的收入，我们必须能够用一种对未来收入有同样贡献的新资源来取代正在被耗尽的资源。“然而，这不意味着需要以实物的形式加以保持或用另一种同类的东西来代替，或者自然资源的总储量应保持完整无缺。从社会以及个人的角度考虑，任何一种自然资源只不过是我们天赋的可枯竭的总资源中的一种，我们的问题不是以某种特定形式保护这种资源，而是永远使之保持在一种可以对总收入做出人们最佳期望之贡献的形式中。某种特定自然资源的存在只意味着，只要它还存在，它对于我们的收入的暂时贡献将帮助我们创造在将来会同样帮助我们的新资源。……也许简明地说明这个主要之点的最佳方法是说明所有的资源保护都构成投资，应完全像其他所有投资一样用相同的尺度来判断资源保护。”1[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52页。

与其他方面的投资相比，倘若对某种自然资源进行投资可以获得同等的收入，那么，依哈耶克的标准看，在经济上就没有保护这种自然资源的理由了，哪怕这种自然资源在将来会枯竭。相反，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为了保存自然资源而终止对这种资源的开发，则会阻碍哈耶克眼中所谓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如果六十或八十年前环保主义者就已提出的关于煤的供应将要枯竭的警告得到重视的话，工业发展就会被大大地延迟。而内燃机将不会使运输革命化，如果其使用只限于那时已知的油资源（在汽车和飞机的时代的头几十年当中，以当时的速度使用油的已知资源，油将会在十年内枯竭）的话。”2[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48页。

哈耶克在这里有“污染不可避免论”的味道，在他看来，自然资源必须为人类所使用才能体现出价值，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必然破坏环境，但却能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自然资源的耗尽、污染的产生、环境的破坏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无需自责。弗里德曼也同样指责公众妄图拥有一个无污染的世界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公众在讨论环境问题时，往往容易感情用事，而不是进行理智的思考。在许多讨论中，好像问题是要么有污染，要么没有污染，似乎应该有而且可以有一个不存在污染的世界。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空想。一个人只要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就不会认为完全无污染的局面是可取的，也不会认为这是可行的。我们可以彻底杜绝汽车尾气对空气的污染，只要废弃所有的汽车即可。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拥有现有的工农业生产力，由此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就会急剧下降，许多人可能就会因此而活不下去。再有，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终止这一污染源（大家都不要呼吸），但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张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219页。

既然自然资源对提高社会的总收入，乃至对人类的“进步”都作出了贡献，那么，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鼓吹生产要素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以此来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米瑟斯指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潜伏着一种模糊的想法，即生产的自然要素不必节省，并认为这一结论来自于马克思把劳动视为唯一的成本要素这一思想观点，也就是说马克思把自然要素排除在了生产的成本要素之外。在这一点上，米瑟斯也是继承了其恩师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在庞巴维克看来，马克思忽视了物的要素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我们能不能说，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财货都有这种共同属性，就是它们都是劳动的产物呢？原始土地是劳动的产物吗？金矿是劳动的产物吗？煤矿是劳动的产物吗？然而人人都知道这些东西都具有很高的交换价值。”4[奥]欧根·冯·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何崑曾、高德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95页。

三、鼓吹自然资源的私有化

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几乎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正如米瑟斯所言：“用一个唯一的词汇就能概括自由主义的纲领，这就是：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主义的一切其他主张都是根据这一根本性的主张而提出的。”1[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1页。私有制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无需赘述。为了对私有制进行辩护，新自由主义甚至将实行私有制提高到表征人类文明程度的高度。那么，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对自然资源私有化进行辩护的呢？在《财产与自由》一书的开篇，布坎南便指出：“我在本书中的论点是，这个简单的道理，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称之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绝对不同于为私有财产所作的另一种辩护，这种辩护是由经济学家们或者法律—政治哲学家们提出来的，但远未得到他们的很好的理解。这第二种观点没有把资源利用中的效率或生产率放在完全占支配地位的准绳的位置上。自由而不是效率，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尽管这两个目标在大多数运用过程中是互补的。”2[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可见，在对自然资源私有化的辩护上，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交织着两条互补的路线：一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或者资源利用效率的观点，这其实指的是公地悲剧的路线；二是捍卫自由的路线。

第一条为自然资源私有化辩护的路线是公地悲剧的路线。在新自由主义者眼中，实行自然资源的公共所有权将导致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极其低下。米瑟斯在阐述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时，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由两个要素组成，其中一个就是物化的生产要素，这既包括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绝大部分与土地密切相关的物质和能源，也包括从原始的自然生产要素里创造出来的那些中间产品。对于这些生产要素，米瑟斯极力主张实行私有制，因为公有制“会导致生产率的下降，以至于使其非但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反而会起到减少财富的作用。”3[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哈耶克对自然资源私有化的辩护，主要集中在对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的私有化上。在涉及“那些既在城市事务也在农业中由于邻里效应以及由于利用某块土地而给该社团的其余部分造成的更加深远的后果而产生的那些问题”4[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42页。时，哈耶克指责英国的大庄园已经变得很不经济，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是改善现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那些涉及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为此能够采取的措施就是合并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分散的财产或在英国围圈公地。而像类似的问题，哈耶克在此也为读者留下伏笔，指出“将在后面谈及自然资源的保护时加以考虑”。5[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42页。之后，哈耶克就针对人们对私人企业浪费自然资源的说法进行了辩护，他说：“不容否认，的确有浪费；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其最重要的实例——森林的耗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森林未成为私人财产，而继续作为公有土地根据一些不足以刺激开发者采取保护措施的条件交付给私人开发。确实，对有些自然资源来说，一般条件下合适的财产安排将不能保证有效的利用，可能需要在这方面制订一些特别的法律条款。”6[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46页。由此可见，从土地资源到森林资源，哈耶克的立场和观点是明确的，就是要求政府在立法上有所作为，即通过立法实现自然资源的私有化，而其缘由也是一致的，前者是英国大庄园的不经济，后者是在公有森林的开发和保护上没有激励机制，二者均是效率低下的表现。

第二条为自然资源私有化辩护的路线是捍卫自由的路线。之所以在自然资源私有化的辩护上有第二条路线的存在，就是因为公地悲剧路线在自由权利的解释和规范能力上还存在着模糊或薄弱之处。布坎南直言：“公共财产的悲剧的比喻把注意力集中于向个人提供的独立的排他性权利、独立的私人空间的分配。这种比喻倾向于忽略分配完成后相互独立的权利的实施问题。”1[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一方面，从公地悲剧的路线为私有产权进行辩护，几乎完全以效率标准为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偏离了保护自由权利的初衷；另一方面，将公共财产私有化，隐含着最初的产权分配应由政府执行的要求，这就存在着政府干预、侵害公众自由权利的危险主张。因此，有必要寻求另一条为私有产权进行辩护的路线，即捍卫自由的路线。当然，这一路线不是对前一条路线的否定，而是一种重要的补充。

同其他新自由主义者一样，布坎南宣称个人权利至高无上且不可侵犯。当人们在利润的诱导下进入市场后，他表达了对公民受制于“市场的盲目力量”的担忧。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市场的盲目力量”的宰治？布坎南的办法就是个人或者家庭可以自由退出市场，但要实现退出的自由，必须确保自给自足状态下个人或者家庭的私有财产权，“农民所拥有的作为财产的自身的劳动力和土地，使他能够对可能产生自不利交易条件的潜在剥削加以限制。……个人必须保留对生产性资源的处置权的私人控制，他必须能‘自由地’以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方法使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私人财产所有权使人们实现了专业化和交易，因而也获得了一些产生于效率的收益，但是，同样重要的是，私有财产也使人们得到了某种保护和隔离措施，以免遭市场的‘盲目力量’的冲击，而不管这些‘盲目力量’最终来源于哪里。”2[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21页。从中，我们可看出，这里的私有产权既包括对自身劳动力的私有产权，也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私有产权，而且布坎南还强调“这个模型还是对财产制度的看法上强调土地的重要性的观点的核心内容” 。3[美]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四、以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

虽然布坎南指明了“市场的盲目力量”有侵害公民自由的危险，但是这并不等于布坎南等新自由主义者否定市场发挥作用，布坎南在这里只是为了论证私有产权的合法性才指明市场的弊端。而市场的弊端或者市场的失灵，常常是外界攻击新自由主义的理由，但新自由主义至始至终都“固执”地笃信市场的至高无上性和万能性。在环境议题上，新自由主义始终怀疑政府在处理环境问题上的有效性，主张以市场机制保护环境和配置自然资源。

相比于其他议题，让政府干预解决环境问题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因为生态环境是一个公共物品，常常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了纠正这一现象就必须让政府加以控制解决。所以，哈耶克就指出在自然资源开发的相关领域，“普遍的意见仍是，此处存在的特殊情况要求政府采取广泛的控制。在美国这种观点尤其强烈，在那里‘保护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鼓吹经济规划的根源，并且对激进的经济改革者的固有思想也有所影响。几乎没有哪个论点像所谓私人企业浪费自然资源的说法那样被广泛和有效地用来使公众相信‘竞争的浪费性’以及中央控制重要的经济活动的合理性。”4[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45～546页。然而，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者对政府干预深恶痛绝，以致于哪怕像解决环境问题这样的公益性问题，新自由主义者也是对政府“敬而远之”。弗里德曼就曾直言不讳地承认，假使他不喜欢当地城镇所做的事情，比如污水处理，他就宁可迁移到另一个城镇。1[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页。

对政府以集权的方式“计划”自然资源的配置抱以敌视的态度，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共识，由此所引起的另一个共识就是以“市场”去配置自然资源的使用。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分立的个人是通过价格信号的引导去配置自然资源的。其实，虽然只有个人才能获取特定时空情势下的知识，但是，这也成为个人的一个弱点，即个人也只能够获得有限的、与之相关的周遭环境之知识，仅凭这一知识还不足以使个人在一个更大的经济系统中面对变化多样的情势作出正确的决策，所以，问题就转化成个人何以获取自己视域之外的知识，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那么何谓“正确的决策”？在经济活动中，所谓决策无非就是个人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和为谁生产等问题。新自由主义者排斥政府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决定，不仅因为它与个人相比无法获取特定情势下的知识，还在于它有引发专制和寻租的危害，因为在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政府自身的利益同保护环境的基本目标关系极少，政府热衷于采取管制的办法处置环境问题，是因为政府可以像企业那样从中获取利润。那么，何谓“正确”呢？新自由主义在其“污染不可避免”论调的前提下，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消灭污染’，而在于用什么方法能够使污染水平‘适当’，‘适当的’污染水平是指：在这一污染量之下，减少污染得到的收益刚好大于为减少污染而必须放弃其他好东西（如房屋、鞋子、上衣等）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一污染水平之下，如果我们继续减少污染，付出的代价就会大于得到的收益。”2[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张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219～220页。显然，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然资源的决策正确与否完全基于一种成本效益的分析框架。

要在决策中进行一种成本效益的分析，就必须有一种量化的比较，这就要求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必须有一个价格的表现形式，这样才能够使用一个统一的计算方法进行比较，比如，在修建铁路工程时，是将铁路修在山上、绕山而建还是挖一条隧道？这时就必须将其简化成一个统一的衡量尺度，计算三种不同方法所要耗费的成本和所获得的收益的差额。由此一来，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正确的决策”就必须通过价格体系据以解决，“从根本上讲，在一个有关相关事实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facts）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够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3[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28页。在此，哈耶克就举了一个关涉自然资源的事例——锡的市场配置问题：

我们不妨假设这样一种情况：世界某地出现了一种使用某种原材料——例如锡——的新机会，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然耗尽。显而易见，上述两种原因当中究竟哪种原因造成了锡的紧缺，对于锡的用户来说并不重要——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在这种情况中，锡的用户只需要知道，他们以前一直消费的那部分锡，现在用在其他地方可以盈利更多，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绝大多数的锡用户来说，甚至都没有必要知道什么地方对锡有更大的需求或者节约用锡究竟可以满足什么样的其他需求。只要其中的一些锡用户直接了解到了这种新的需求并把这种资源转用于这种新的需求方面，而且只要那些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资源来填补这个缺口，那么他们所采取的这种做法的影响就会迅速扩及到整个经济系统。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到锡的用途，而且也会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用途以及这些替代品的替代品的用途，影响到所有锡制品的供应以及它们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然而，所有上述影响实际上都是在绝大多数提供这些替代品的人对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1 [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28页。

市场就是这样凭借着其所具有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让人们在一种“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去权衡、决定使用什么样的自然资源，如何使用自然资源，使用多少自然资源。哈耶克对市场的这种效应表示出了极大的震惊，他说：“令人极感震惊的是，在一种原材料短缺的情形中，虽说没有人发布命令，也甚少有人知道个中原因，但是无以计数的人——他们的身份五花八门，即使用数个月的时间也无法调查清楚——却都能够用一种更为节约的方式去使用这种原材料或者用这种原材料制成的产品。”2[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30页。市场就是凭借着这种“看不见的手”去决定个人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的，弗里德曼概括了价格机制的三种功能：“第一，价格可以传递信息；第二，价格提供激励，使人们采用成本最低的生产方式，把可用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标；第三，价格决定了人们从产出中获得多少，即收入分配。”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张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16页。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三种功能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利用的意义是直接而明显的。例如，当某种木料因稀缺而价格变得昂贵时，铅笔生产商为了获取利润，就有动力去节省使用该种木料；而同样是出于获利的需要，人们就会自愿节制像矿山这样的实物资本，从而将其积累起来，避免上一代人所创造的财富被下一代人挥霍殆尽。

五、结 语

上述四大论题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在生态环境治理维度上的完整体系，之所以是“完整体系”，是因为这四大论题不是相互孤立的分命题，而是在捍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工程的主旨统领下，对生态环境议题作出的相互联系的逻辑论证。其中，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非给定性是新自由主义环境思想体系的本体论前提，正因为自然资源的这一特性，才需对自然资源之于人类的意义在认识论上作出自然资源工具性的“强势或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判断，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和市场机制的配置要求则分别构成了践行这种价值判断的产权前提和具体手段。而我们知道，资源的稀缺性、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彻底私有化和绝对市场化均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工程合法性的基本要素，因此，这四大论题无非是捍卫资本主义的“绿色外衣”，是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合法性的“绿色武器”。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勃兴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势捍卫，相应地，这四大论题几乎变成当今世界对待生态环境的基本认知和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主流原则，并形成了将自由市场和绿色技术奉为圭臬的“浅绿”流派，在理论话语层面上表现为“生态现代化”4“生态现代化”的进展和评估可参见：郇庆治、[德]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滕菲：《人类世的到来与生态现代主义的后自然思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自由市场环境主义”等学术流派，特别是后者的影响极大。自由市场环境主义的集大成者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和唐纳德·里尔（Donald Leal），在1991年首次出版了《自由市场环境主义》，并于2001年和2015年分别再版，到2015年的第三版时，他们为书名加了个副标题：“为了下一代”。他们称，该版本将是《自由市场环境主义》的最后一个版本，在这一版本里，他们邀请了其眼中的“下一代”思想家继续阐发自由市场环境主义，并坚信这些“下一代”会继续推动自由市场环境主义的核心思想，即通过产权和市场改进环境质量，并成为未来环境治理领导者的指路明灯。1Terry Anderson and Donald Leal, Fre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p.xii.

上文对新自由主义环境治理思想的当下影响所作的粗略概括和描述，意在引起学界对当下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和手段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关注和思考。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上述四大论题的阐释将是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维度的着力点和出发点。尽管这将会是另一篇鸿篇巨著，但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四大环境论题的学理批判，比如，对自然资源稀缺性得以形成的前提批判、对自然资源私有产权高效率神话的批判以及对自由市场机制配置自然资源有效性的批判；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新自由主义誓死捍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耦合”关系作深入阐释和批判，即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最初如何成为资本积累的条件，而今又如何演变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战略场域；三是对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维度的现实表现进行素描，并依此阐释可能的替代性路径，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话语体系和鲜活实践如何在替代性路径意义上彰显其应有的理论魅力和未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