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昊旻

电影中，一个风度不凡、优雅、却又疯狂的反派角色总是令观众深深地着迷。小丑、汉尼拔一系列的反社会（antisocial）、心理变态（psychopathic）反派形象“养活”了多少电影和电视剧。一切心理疾病都令角色多了一层神秘且特殊的味道。而在现实生活中，心理变态被与罪犯、邪恶联系在一起。精神分裂症患者被人们害怕远离、抑郁症患者被指责是自己内心软弱。仿佛最好把这些精神不正常的人远远地关在“疯人院“里，才是对公共安全的负责。

现在，回想一下，你对精神病患者抱有什么态度？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神秘，一种有负罪感的喜爱？亦或是为生活中的不如意找到的可指责对象，一个危险的隐患？虽然这些看法貌似截然不同，但实则有着一个相同的心理机制—他化（otherness）。

在社会中，人们自然而然形成了“他们”和“我们”这两种集体观念。“我们”是一个包含“我”的，由“我”所赞同的人组成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中的人往往有着相似性，可以是性别、民族、或是喜好。而“他们”则是与“我们”相对立的存在。是敌对的、不同的。在人类还是部落群居时期，这一他化机制能保证集体存活，从而使得种族得以延续。在现代社会这一现象仍然处处可见。赛场上，支持队伍的不同使球迷形成了“我们”和“他们“的集体分别。攀比谁的口号最响亮整齐、离场后最彰显素质等等。而现在这一“我们”的概念相较于远古时期则更容易改变。在省级篮球赛中，不同城市的人支持不同城市的代表队;国家级赛事中，各个省曾经敌对的球迷则团结起来对抗其他省的球迷。而在国际赛事上，国家又成了“我们”的单位。把谁作为“他们”是随着关注的重点而改变的。

然而“他化”这种现象也很容易造成社会矛盾，这在人们对心理精神疾病的态度上显而易见。心理精神疾病通过文学加工浪漫化了，为了博得眼球而增添的戏剧性使得文学影视中的心理疾病患者表现出与我们平时接触的世界不符的夸张。这种夸张拉开了观众与剧情人物的距离。对于远离的事物，大众会放下更多的戒备。我们对这些生活在虚构世界中的人物有更高的容忍性，反正他们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实际的影响，也就不必用现实的道德指责他们。但当荧幕之外，精神疾病的浪漫色彩不复存在，我们再也不能轻易地原谅这些迷人反派所做出的罪恶。文学中残存的、夸张化的破坏性被放大。同时，对于精神病患者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报道加深了“这个群体是危险的”这一认知。于是，这种艺术创作带来的距离感和媒体频繁的吸引眼球的报道结合，使大众觉得心理变态患者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并且是一个需要远离的危险的“他们”。

在一个人所赞同并想要维系的团体内，人会为了团体做出个体的牺牲。团体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每个人都想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最终没人能满足。恶性竞争只会加快团体的瓦解，与想要留在团体内这一目的有冲突。为了能够寻求平衡，团体中的成员在团体内选择谦让容忍——为了未来的更长久的利益。然而，被化为“他们”的团体，对于“我们”而言没有可以共享的利益，谦让和善并不能扩大“我”的利益，那“他们”也就不需要平等和尊重。何况，如果他化对象是危险的，那“他们”可以是理所应当仇视的对象。在欧美国家，最早艾滋病被称为“同性恋瘟疫（gay plague）”，被认为是非洲国家造成的。而非洲国家的人则认为是英国等欧洲国家带来了这场灾难。这都是因为当时同性恋是不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他们”，而地域上的距离又形成了天然的认同分界线。艾滋病早期的不可治疗性令人们感到恐慌。出于对自身的保護，人们没有负担地把艾滋病的源头归结于被他化的团体中，并且把传播源头指向地理距离远的地方。而这一行为也完成了对艾滋病患者的他化过程。

同样的，这种对于“我们”和“他们”的分类导致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媒体报道和文学渲染将心理疾病患者描述得偏离了现实生活。这种距离感使心理疾病被他化。那这样，心理疾病也不需要我们花费宝贵的时间去深入了解、我们对之的措辞也不用花费精力去想如何不冒犯病人。随口一句“神经病”是多么的方便，仿佛一切的不屑、无语都可以概括。久而久之，他化的根深蒂固导致我们无法察觉歧视的存在，甚至连被他化的对象心底都会对此产生认同，对自身厌恶否认。本该与躯体疾病一样对待的、甚至应该和癌症等疑难杂症一样更严肃对待的心理疾病，大众却随意地评论嘲笑、轻视远离。

不过幸运的是，发现问题是最难跨出的第一步。在精神心理疾病的范畴内，我们距离使患者像躯体疾病患者一样被大众没有偏见地接受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这种他化带来的歧视影响是广泛的，绝不仅仅只影响了心理疾病。希望本文能为你提供一个发现身边不公现象的工具，从而慢慢地减少更多的傲慢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