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晨 郭浩

摘要：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2014-2015），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子女学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良好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和职业水平都有助于子女在学业中取得良好表现;优势背景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子女对自我的教育期望高于普通家庭;父母教育期望和自我教育期望愈高的学生愈发容易实现良好的学业表现，但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强度低于自我教育期望;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自我教育期望产生显著积极作用;在家庭背景与子女学业表现的关系之中，随着父母教育期望和自我教育期望的引入，其相关性被部分地削弱，这表明教育期望是实现代际再生产的中介角色。

关键词：家庭背景;教育期望;子女学业表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在个人生活际遇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教育成效的高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家庭作为个人生活的起点，为子女学业提供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支持，深刻地影响着子女的学业表现，从而在微观层面产生了教育成效的差异。关于家庭背景的研究，众多研究者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基础之上形成了以收入、学历和职业为核心的测量指标。基于不同的调查对象，现有研究普遍证实来自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学业中更容易取得良好表现，但是却缺乏对中间机制的具体阐释，即家庭背景如何对子女学业表现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借鉴威斯康星学派的相关理论，引入双重教育期望作为中介变量，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2014-2015），探讨家庭背景对教育期望的影响进而作用到子女学业表现。

一、文獻回顾

（一）家庭背景与教育期望

杨春华认为相同职业类型的父辈在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上具备高度的一致性，而不同职业类型的父辈则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从事管理和专业技术类型职业的父辈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最高，同时，父辈的文化水平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吕国光等人在对藏族地区的父辈社会分层与其教育期望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父辈给子辈带来的先赋性因素里，自然而然地夹杂着与之相匹配的期望因素。刘保中等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数据，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指出家庭经济地位会影响到子辈对自身的教育期望。相关研究显示出相同结果，这些研究表明家庭背景与教育期望存在显著关联性。

但是对教育期望的探讨实质上应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以下称为父母教育期望），以及子女对自我的教育期望（以下称为自我教育期望）两个层面，因为二者指涉的主体不同所以在概念内涵以及影响效应上也存在差异，而现有的研究对此二者的区分探讨薄弱。因此，本文中家庭背景与教育期望的关系涵盖了家庭背景对父母教育期望、自我教育期望所产生的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两点假设。

假设H1：优势家庭背景中，父辈教育期望和自我教育期望均更高。

假设H2：父辈教育期望对自我教育期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教育期望与子女学业表现

期望效应是指被积极关注的个体通过创建自信心和高期望，从而改变其归因方式和动机，极大地发挥个体潜能以达到预期的行为目标。自威斯康星学派将期望因素引入教育获得的研究中，国外诸多学者围绕于此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学生仍需进一步探究。国内关于教育期望与子女学业表现的相关研究较为稀疏，在现有的研究中：蔺秀云等人基于北京市流动儿童的调查数据，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教育期望差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情况。王甫勤和时怡雯利用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验证了教育期望越高的学生其获得大学教育的可能性也越高。但是由于该调查仅在上海实施，因此，相关结论在代表性和推论上存在一定局限性。也有相关学者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2013-2014）论证了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认知能力有着非常显著积极的影响，但认知能力并不等同于学业表现，因此，还需要深入审视教育期望与子女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父母教育期望与自我教育期望对学业表现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并在家庭背景与子女学业表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4-2015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该项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并且，CEPS作为我国第一个针对初中教育阶段群体的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是以2013-2014学年为基线，以初一和初三这两个年级作为同期群调查起点，按比例分层抽取了全国28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中的112所学校内的438个班里的19487名学生。本次研究将采用CEPS调查中第二次追访成功的9449名学生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分析。

（二）概念测量

本文因变量是子女学业表现，通过测量家长对子女成绩在班级中水平的评价获得。本文核心自变量为家庭背景与教育期望。其中家庭背景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教育状况和家庭职业状况，教育期望包括父辈教育期望和自我教育期望。此外，为消除性别与城乡对学业表现所产生的混淆影响，本文还引入学生的性别与户籍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分析

（一）家庭背景显著影响子女学业表现

为探究家庭背景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本文以子女学业表现为因变量构建了模型1（如表1所示）。模型1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贫困家庭经济状况的子女而言，中等家庭经济水平的子女取得良好学业表现的发生比（odds）是前者的1.13倍，而富裕家庭经济水平的子女，其学业表现良好的发生比是前者的1.492倍。由此可见，家庭经济状况愈好，其子女在学业中的表现愈发突出。

来自初中文化家庭的子女在学业表现上取得良好的可能性比小学文化家庭子女高出46%，高中文化家庭的子女在学业表现上是良好的发生比相对小学文化家庭子女高出69%，而大学文化家庭子女在学业表现上是良好的发生比相对小学文化家庭子女高出152%。即家庭文化水平越高，子女学业表现良好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家庭职业状况中一般办事职员层次相对其他职业层次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层次却产生显著影响，即家庭职业状况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其学业表现良好的发生比是其他职业类型家庭的1.288倍。上述分析表明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容易实现良好的学业表现，这也支撑了现有的研究结论。

（二）作为中间机制的教育期望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为探究家庭背景对教育期望的影响，本文将以父母教育期望为因变量建立模型2，以自我教育期望为因变量建立模型3和模型4，相应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模型2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和教育状况越好，父母期望子女考取大学的可能性越高。具体而言：富裕家庭父母期望子女考取大学的发生比是贫困家庭的1.492倍;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水平的父母，相比文化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父母而言，其对子女考取大学的教育期望是后者的18.659倍;高中文化家庭中父母教育期望考取大学的发生比高出小学文化家庭的2.882倍，而初中文化的家庭则高出1.843倍。但家庭职业状况并未带来显著影响。

模型3结果显示，家庭经济状况和教育状况愈好，子女期望自身考取大学的概率愈高。具体而言：家庭经济背景为中等的子女，其自我期望考取大學的可能性是贫困家庭的1.3倍;富裕家庭的子女自我期望考取大学的发生比则是贫困家庭的1.988倍。初中文化家庭的子女自我期望考取大学的发生比是仅具有小学及以下文化家庭子女的1.384倍;相对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文化家庭的子女，高中文化家庭子女自我期望考取大学的可能性是前者的1.897倍，大学及以上文化家庭的子女自我教育期望则是前者的7.784倍。然而，家庭职业状况为一般办事职员和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这两个层次相对其他类型职业均不产生显著差异。至此，假设1得到数据支持。

模型4相较于模型3而言引入了父母教育期望，结果表明：父母教育期望会对其子女自我教育期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父母教育期望为大学以上的子女相较于父母教育期望为大学以下的子女而言，前者期望考取大学的发生比是后者的24.974倍，这表明数据2得到数据支持。与此同时，随着父母教育期望的引入，模型3中产生显著影响的家庭教育状况（初中与高中学历）变得不显著（p>0.05），并且模型的-2LL显著降低，这意味着家庭背景对子女自我教育期望的影响部分地被父母教育期望所阐释。

为探究教育期望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本文以模型1为基础，在自变量中逐步引入父母教育期望和自我教育期望，分别构建了模型5和模型6，如表1所示。

模型5的数据显示，当父母期望子女考取大学时，子女学业表现良好的发生比相较于父母未期望子女考取大学增加了6.679倍，与此同时，家庭背景中的经济状况、教育状况和职业状况对学业表现的影响均有所降低，这表明家庭背景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部分经由父母教育期望发挥作用。

在模型6中进一步增加自我教育期望时，自我期待考取大学的学生其学业表现良好的发生比是自我未期待考取大学的4.253倍，父母教育期望的效力低于自我教育期望，并且家庭经济、教育与职业状况以及父母教育期望对学业表现的效应被相对削弱，这说明家庭背景、父母教育期望是通过改变子女自我教育期望从而对学业表现产生影响。至此假设3得到证实，即教育期望在家庭背景和子女学业表现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效应。

四、小结与讨论

教育作为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大量关注。个体早期的学业表现对未来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有着深远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背景对子女学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优势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和职业水平都有助于子女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各项资源从而在学业中取得良好表现;优势背景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子女对自我的教育期望也高于普通家庭;父母教育期望和自我教育期望愈高的学生愈发容易实现良好的学业表现，但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低于自我教育期望;父母教育期望会对子女自我教育期望产生显著积极作用;在家庭背景与子女学业表现的关系之中，随着父母教育期望和自我教育期望的引入，其影响被部分地削弱，这说明教育期望是实现代际传递的中间链条。研究结论如图1所示。

本文还引发了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首先是家庭职业状况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随着教育期望变量的引入而不再显著，其深层次的原因为何？其次，不同性别的学生无论是在学业表现还是在父母教育期望以及自我教育期望上都存在显著差异，男孩均低于女孩，这是统计意义上的幸存者偏差还是性别不平等的再转向？最后，模型的拟合优度表明家庭背景对子女学业的影响，除却教育期望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解释路径，如教养方式和父母参与等中介变量，这些问题有待于未来研究的深入探讨。

作者简介：黎晨（1997-），女，广东东莞人，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郭浩（1994-），男，湖北荆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定量研究与社会工作。

（责任编辑 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