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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治理改革 助力乡村振兴

2020-03-08李艳菲

各界·下半月 2020年1期
关键词:乡村治理

李艳菲

摘要:乡村振兴,基础在于治理有效;要实现治理有效,必须推进乡村治理改革。结合现实因素分析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如下方面:乡村治理主体缺失、乡村治理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乡村治理对象的多元化等。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乡村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推动乡村治理改革,实现乡村治理有效,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困境;治理改革

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2018年1月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因此,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须以推进乡村治理改革为突破口,努力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而激发农村各类要素的潜能和各类主体的活力,不断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

一、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乡村治理改革的现实因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中国的乡村,特别是皖北地区的乡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严重,乡村治理中普遍存在着治理主体缺失、治理环境复杂、治理对象复杂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必然制约着乡村振兴。

(一)乡村治理主体缺失

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出现了社会组织碎片化、人口流动超常规化、村落空心化等倾向。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引发了乡村大规模的年轻人口流向城而这些“被城镇化”的人群大多是乡村的精英、能人和贤人。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于基层政府的认同度降低,由于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力、官员行为等方面存在问题,致使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较为紧张。

(二)乡村治理环境的复杂化

近些年来,国家对于三农问题日益重视,加大对于农村农业的投入力度,农村经济取得了良好发展,农村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村变得越来越美丽。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乡村的生活垃圾污水排放随意,化肥、农药、地膜等大量投入,农村生活环境日益变差;一些农村地区黑恶势力、邪教组织等非法势力抬头,农村的治安状况有恶化趋势,这些问题的出现都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三)乡村治理对象的多元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乡村社会的乡土气息已消失无踪,农村居民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此同时,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渗透,一些有价值的历史遗迹被摧毁。村民之间不再守望相助、抱团取暖,取而代之的是人情冷漠疏离,诚信危机、孝道危机;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日渐抬头,享乐主义和浪费之风盛行。乡村的魅力,外在只是一种表现,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民风的淳朴。

二、乡村振兴的基石:以乡村治理改革促进治理有效

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个总要求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些最根本、最亟须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此,这不仅仅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总目标,也是解决当前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问题的主要抓手。我国农村人口占比仍然很大,可谓农业兴,国家兴;农村稳,国家稳;农民富,国家强。因此,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

(一)治理有效的关键之举: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是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现在农村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可以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等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党员流动性强。因而基层党组织的设置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具体实际,根据经济组织形式与党员流动频繁的特点,可采取“村社联建”“支部+协会”“流动党员支部”等党建模式,确保基层党组织覆盖到农村的各类组织,让每个党员都能找到自己的组织。二是强化农村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当前农村党员教育,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党员教育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教育方式陈旧、内容枯燥、效果不强。针对这些问题,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一些党员教育主题活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实现教学内容的生动,增强教学效果;条件允许的地区,可结合互联网技术,建立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络终端在线学习平台,形成现代化教育管理的长效机制,实现常态化信息化的教育培训模式,切实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和治理能力。三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基本经费保障。经费不足可以说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缺少必要的办公场所和现代化的办公条件,在组织党员开展活动方面更是力不从心。因而需要上级组织加大对于基层党组织的经费投入;同时,也需要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创新工作思路,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党建活动中,比如鼓励村里的企业、农场支持党建工作,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保证党组织的有效运行。

(二)治理有效的活水源头:深化农村自治实践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是指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本要求,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在法治框架下依法办理自己的事务。乡村要发展振兴,从乡村基层组织的角度来讲,必须充分发挥村民自身参与的动力和积极性,必须以村民为主体,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创新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必须提高乡村自治水平,鼓励和支持村民廣泛参与,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值得注意的是,村民自治不是放任不管,而应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村务公开,发挥社会各类人才,特别是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深化乡村自治实践:一是充分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二是全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推行村级事务阳光工程。三是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四是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深化乡村自治实践,最为关键的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可以通过重塑乡贤文化唤醒公民意识、建立健全新乡贤参与制度以及各种生活保障措施来积极发挥新乡贤的治理主体作用。乡村自治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总结、完善,而且各个地方在资源、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过去封闭状态的乡村社会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日渐开放的社会,必然导致以往的单一治理手段无法有效应对差异化、多元化的社会现实。有效的乡村自治,就必然要求尊重各地的客观情况,尊重各地的村民群众意愿,唯有如此,乡村发展才能有自主性,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三)治理有效的机制保障:建设法治乡村

以法治为保障,实现乡村治理有序。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具体要求。当前,虽然我们已经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仍比较淡薄。比如,一些人遇到问题,想到的不是找法律而是采取信访的方式解决问题;有些干部仍存在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构建乡村新治理体系,须树立法治理念,增强法治意识,强化法治保障。因此,必须把乡村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使敬畏法律、信仰法律、尊重司法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严格依法规范乡村组织行为,引导村民依法办事;健全完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搭建联村联户的法律服务平台,推动乡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四)治理有效的精神补给:以传统文化厚植核心价值观

以德治为引领,实现乡村治理有魂。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德治,古代社会讲求“援仁入礼”,即通过将礼治渗透到国家统治、社会秩序以及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实现整个国家的稳定。进入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将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和具有柔性约束力的道德结合在一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德治以伦理道德规范为准则,是社会舆论与自我修养相结合的“软治理”。加强乡村德治建设,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传统美德,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村规民约,成为新的社会道德标准。通过倡文明新风、文明创建、道德评议、树立典型等行动,形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明德惟馨的良好社会风气。

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为乡村振兴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治理有效,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构建一个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自治引导农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以法治有效解决乡村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德治润化矛盾于无声。总之,自治、法治、德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德治是法治与自治的灵魂,法治是德治与自治的保障,自治是德治与法治的目标,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最终走向善治,为乡村振兴的实现奠定社会基础。

【本文系2019年安徽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课题(QS2019052);2019年阜阳市党校系统课题(FYDXKT201940)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趙树凯.新农村建设呼唤新的治理[J].中国发展观察,2006(3):26-28.

[2]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大学学报,2004(4):24-31.

[3]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与村庄治理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07(3):46.

[4]本书编写组编著.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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