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

2月7日去世的戴骢先生，与我的文学导师石枕川在中国苏联文学翻译圈并称“南戴北石”。40年前第一位跟我提及戴先生的，正是石枕川。那时石先生翻译的不少作品都交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而戴骢先生恰是出版社的苏联文学编辑。

我们那时读外国文学，跟时下的读书人有所不同。我们在书店见到一部文学名著之后并不急着出手购得，而是先对译者精挑细选，确定是信得过的译家之后才会出手。由于石老师在课堂多次提及戴先生，他无疑是我们信任的译者。再有，我们那个时候崇拜作家和翻译家，思想耕耘者在寻梦者心中总是占有崇高地位。更何况，戴先生在我们心中占有双重的崇高地位：一来，他是事业如日中天的翻译家;二来，他还是掌握着图书出版生杀大权的编辑。特别是后者，列位看官有所不知，那個年代编辑引领着创作、翻译和出版思潮，他们善于拣选良莠，眼光极为独特。

尤其让我感到有缘的是，戴先生也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巴别尔的不朽小说《骑兵军》。他的译文出版时间尽管晚于我的，但我读后觉得他的译文高妙无穷，自叹弗如，对他充满仰慕。于是，2008年，经他同意，我专门从莫斯科飞抵上海拜访了他。

那是暮春时节的一个上午。他住在一个并不宽敞的楼房居室，我上得楼来，他已在狭窄的楼道等我。他慈眉善目，身材不高，微微发福，身穿灰色的短袖衬衣，很80年代的样子。落座沙发后，我环顾小客厅，最后目光停留在靠墙而立的一张木质旧书桌上，桌上放着一部厚厚的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