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云

在抢救新四军老战士口述史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曾采访过不少新四军老战士，但有一位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就是百岁老军医、老红军汪浩同志。记得去沈阳军区总医院采访他的那天，正值初冬首次寒潮来袭，凛冽的寒风让人瑟瑟发抖，但军区总医院的病房内如春天般温暖。汪浩和夫人叶云得悉合肥市新四军研究会的同志前来采访，显得非常兴奋。简单的寒暄之后，便切入正题。面对镜头，这位经历过新四军东进抗日首战的老战士，叙述着自己和战友们所经历的那段烽火岁月……

放牛娃投身红军

汪浩，原名汪运富，1917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高桥镇汪家畈一户农家。家里给他取名“运富”，期望能够过上富裕生活，但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只能是梦呓。由于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又多，汪浩自然无钱上学，只好给地主家放牛。在汪浩的记忆中，小时候家里缺衣少穿，生活窘迫，他常光着脚外出放牛，还经常饿肚子。

1927年11月，震撼大别山区的黄麻起义爆发，红军部队曾在汪浩家里住宿，他也参加了儿童团，并当了儿童团长。红军部队有一位吴指导员，曾给孩子们讲过许多革命道理，汪浩深受影响，萌生了要参加革命的念头。

1930年夏，年仅13岁的汪浩向父母提出要参加红军。临别之前，父母鼓励儿子到部队好好干，并为他准备了一床棉被、一双新鞋。汪浩最初参加的红军部队番号为鄂东北独立师第一团第二营第六连，当通讯员。1931年春，汪浩护送在战斗中受伤的指导员到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五医院就医。林之翰院长见他机灵、勤快，工作不怕脏、不喊累，就向指导员提出留他在医院工作，得到同意。此后，在部队医务工作岗位上，汪浩战斗、工作了整整五十个春秋。

1932年10月，由于蒋介石调集重兵疯狂进攻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战略转移。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下的少数部队重新编为红二十五军，坚守大别山根据地。此时，汪浩也留在鄂东北地区的红军总医院，先后担任看护长、医官、分所所长。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指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离开鄂豫皖边区，向西北进军。1935年2月，留在鄂豫皖边区的零散部队再次组建成红二十八军，坚持对敌斗争。在这期间，因医治伤员需要，汪浩留了下来，先后在红二十八军特务营、鄂东北道委医院担任医官、院长，后到手枪团卫生队任医务主任。同年秋，汪浩加入了党组织。

战斗情深永难忘

三年游击战期间，是鄂豫皖边区最困难、最艰险的时期。当时，大量敌人涌入边区，实行残酷的“清剿”“围剿”“追剿”，红军和游击队战斗机动性极大，不断战斗、转移，红军医疗人员也跟随部队四处游击，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病房，伤员就分散在群众家里治疗，或者在山间搭起草棚，或者进入山洞;缺医少药，医护人员就自己跋山涉水寻找草药，自制药品。尽管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但汪浩等医务人员从不叫苦叫累，他们以饱满的热情、顽强的意志，投入到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中去。

1936年夏，在麻城的一次战斗胜利后，军政委高敬亭见到汪浩，询问了医治伤病员的情况后，说道：“运富，我们红军指战员都是宝啊！红军指战员往往一个当几十个用，我们的战士牺牲一个就少一个，你们抢救活一个就多一个，你们的工作太重要了。”汪浩向军政委保证尽力救护伤员，高敬亭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医务人员很少，你们是宝中之宝啊！”军政委严肃而亲切的话语，激励鼓舞着医务人员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军首长把医务人员视为“宝中之宝”，在政治上、工作上要求严格，对他们的生活更是关怀备至。1936年秋，红二十八軍手枪团团长詹化雨率第一、第二分队在黄安一带活动，汪浩时任手枪团医务主任。一天下午，部队进入高桥地区，这里距离汪浩的家乡很近。詹化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派人暗中从山那边接来了汪浩的母亲、弟弟。当老母亲见到汪浩时，一把抱住久别的儿子，顿时泣不成声。詹团长赶紧劝慰，又让炊事员下鸡蛋面给老妈妈吃。第二天，部队要出发了，詹团长取出两块银圆、两件棉衣送给汪浩母亲，要老人家多保重身体。詹团长的关怀令汪浩终生难忘。

汪浩回忆说，大别山地区条件虽然非常艰苦，但群众热爱红军，群众热情接待、掩护伤病员的故事，感人至深，数不胜数。一次，红军在西进桐柏山的战斗中，特务营长林维先在激烈的战斗中腰部中弹负伤，部队首长商议后，决定就近安置。汪浩等护送林维先等三名伤员，在附近山区找到一独户农家。这个三口之家户主姓王，见是红军有困难，非常乐意帮助护理伤员。王大哥夫妻精心照料，清晨把伤员一个个背到屋后山洞、山沟里藏着，夜晚又一个个背回家搞吃的。还亲自给伤员清洗伤口、上药、喂饭、洗脸洗脚等，家里节衣缩食，连鸡蛋都节省下来给伤员吃。20多天后，汪浩赶来看望，发现林维先等同志不仅伤口愈合了，精神状况也很好。为了感谢王大哥一家，汪浩代表部队要送10元钱以表感谢，但王大哥无论如何就是不收。“大别山区老百姓就是这样热爱子弟兵，保护子弟兵的！”汪浩发出由衷的感叹。

经历抗日第一仗

1937年秋，面对日军全面侵华，经过国共双方停战谈判，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翌年初，战斗在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八军及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到鄂东七里坪集结整训，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此时，汪浩担任第四支队第九团的卫生队队长。

1938年3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七里坪举行抗日誓师大会，随即东进皖中，汪浩也随着部队踏上抗日征程。

那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丧师失地，皖中大地断壁残垣，哀鸿遍野，人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第四支队一面积极建立敌后根据地，帮助疏散转移难民;一面伺机寻找战机，打击日寇嚣张气焰。

5月，先头部队第九团已进至巢县（今巢湖市）银屏山区。派出的侦察员送来情报：一股日寇在巢县东南的蒋家河口出没，他们常常上午八九点钟乘一两艘汽艇，前来搜刮物资，骚扰百姓。第九团团长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汇报，并主动请缨，去消灭这股日寇。高司令员同意了请求，并叮嘱说：这是新四军敌后抗日第一仗，一定要打好，打得干净利落！

很快，由侦察队和第二营第四连组成了一支精干的伏击部队，汪浩带领10多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卫生队，也随部队一同前进。5月11日下午，团政委高志荣作了战前动员后，队伍就由第二营营长黄仁庭率领向北行进，一路翻山越岭、涉水渡河，抵达蒋家河口，按预定计划于12日拂晓前作好了伏击准备，分布三处设伏。卫生队分成三个小组，紧随部队，随时准备救治伤员。

5月12日上午8时许，巢县方向河面上隐约传来低沉的汽艇马达声，声音由远及近，很快有两艘小艇出现在视线内，向伏击圈开过来。小艇越来越近，连艇上瞭望的鬼子头盔都看得清清楚楚，大家握紧枪杆，屏住呼吸，双目凝视前方，随时准备战斗的打响。

随着“啪”的一声枪响，一个鬼子兵应声倒地。霎时间，伏击部队机枪、步枪齐声响起。仅仅20多分钟，就全歼了这股鬼子兵，20多具尸體横七竖八倒在河岸边，而我军无一伤亡。有一个负伤的鬼子疼得哇哇乱叫，汪浩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了他一片止疼药，可他怕被毒死，不敢吃。

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仗，揭开了新四军抗击日寇的序幕。首仗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影响深远，连蒋介石都给新四军军部致电，称“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值得一提的是，我采访时，汪浩老人是蒋家河口战斗唯一健在的亲历者。

传承“基因”志不衰

汪浩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军医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汪浩先后担任西南军区总医院副院长，东北军区第五医院管理局长，旅大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政委、后勤部顾问等职。1959年，汪浩晋升大校军衔，先后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作为经历残酷战争、从艰难岁月走过来的一名老战士、老党员，汪浩更为珍视当今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离休后，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宣传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汪浩乐于到孩子们中间，担任了沈阳市多所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祖国在我心中”“红旗飘飘”“我跟红军学长征”“从渤海之滨到长白山下”等夏令营、冬令营活动，他都亲自参加，从未停歇脚步。

一次，为了带孩子们重走“抗联之路”，汪浩先后三次前往吉林通化找老部队联系，规划行程，寻找营地，终于将50多个孩子带到了抗日英雄杨靖宇战斗过的红色土地上。

在行营途中，汪浩坚持和孩子们同吃、同住、同行。每到一地，他教孩子们搭帐篷、煮米饭，白天带着孩子模拟红军长征，跋山涉水;晚上宿营，他和孩子们一起住在帐篷里。汪浩常与孩子们交流、谈心，给孩子们讲红军故事、长征故事，鼓励大家积极进取，磨炼意志。

关心培养下一代健康成长，汪浩总觉得自己义不容辞。他通过希望工程与湖北省房山县的小学生钟伟结成互帮对子，主动给安徽省无为县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当地失学少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我亲身感受过国家的贫穷、教育的落后，现在帮帮家庭困难的孩子，为青少年教育尽一份心，也遂了我多年的心愿。”朴实无华的话语，彰显了汪浩崇高的思想境界。

2018年1月5日，汪浩因病在沈阳逝世，享年102岁。3个月后，汪老的夫人叶云也告别人世，享年95岁。根据老人生前“长眠在家乡土地上”的遗愿，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一干休所专门派人护送汪浩夫妇的骨灰前往湖北省红安县，并于4月18日在黄麻纪念园红军墓地举行汪浩及夫人叶云骨灰安放仪式。青山有幸埋忠骨，红军精神传万年。世纪老人汪浩虽然离开了我们，但老人家为中国革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精神风范，犹如黄麻纪念碑高高耸立，永垂后世！

责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