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坤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浙江义乌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之一，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研究者，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语言学家。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陈望道是早期负责人之一。同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出版。同月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等职。

陈望道论“初心”

共谋人类幸福，共进光明世界 我极希望我们人类认明这开辟的进化的事实和价值，互相诚心诚意的，共谋人类幸福，共进光明世界，交臂携手，一共跳舞。不要再去走那摹仿下等动物的死路。若是做得到，那就可以说：“我们人类从柙栏中解放了！！！”比那从君主脚下、资本家脚下解放来的，更是光荣百倍呢！

——陈望道 《因袭的进化和开辟的进化》（1919年5月13日）

社會主义四个字包括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和方法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你同情于舒君底话，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又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你难道以为必须处处都成通商口岸和都会，才可得着人的生活，才有谈论主义的资格吗？你竟想造成了“文明”，再来改造“文明”吗？东荪！你曾说，“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现在你既然旅行过一番，晓得了“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为甚么不把你那“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社会主义”再行赞美、鼓吹一一反而忍心诅咒呢？

——陈望道 《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1920年11月7日）

达到理想之境 无论谈哪种社会主义，彼底派别虽是不同，但总注意在劳动阶级;引劳动阶级一般人，去达到理想之境。

——陈望道 《劳动联合》（1920年12月30日）

阶级争斗 我们所谓争斗是阶级的争斗;是分处掠夺与被掠夺两边的两阶级，分据驾驭与被驾驭两边的两阶级的阶级争斗;是两阶级中弱者这边对强者那边切磋琢磨的争斗;是弱者仿学校训练低能儿的方式矫正现今强者掠夺与驾驭这些恶劣的遗传性的争斗。争斗一次，恶劣性多少总可减少一度;争斗强烈一点，那恶劣性多少也总可格外消除一点。所以我们决不反对这意义的争斗。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而且主张，而且顽强地、热烈地主张。

——陈望道 《罢工底伦理的评判》（1921年3月6日）

有更合理的社会更幸福的人生 我相信将来可以有更合理的社会，更幸福的人生;但是这社会这人生是我们努力去开拓去敷设的，不是坐着或站着说教可以见效的。

——陈望道 《说爱——答闻天先生》（1921年7月17日）

专家解读：第一部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翻译者

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是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他参与了建党、建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革命文艺、语言科学、美学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

一、救国救民思想

陈望道自懂事起，就对国家的兴盛与衰亡，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表现出深深的关切和忧虑。16岁那年，他来到义乌县城秀湖书院读书。那时，他开始醒悟到“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破除迷信和开发民智”。也就是说，要救国，必须先从教育入手。他深信，封建迷信是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要使人民群众觉醒，必须砸碎这条千年的锁链。这种“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中普遍存在。

但是不久，陈望道就放弃了“教育救国”的思想，转向“实业救国”。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造成中国国弱民穷。中国要富强，就要靠实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兴实业，重科学，希望国家富强”思想的驱使下，他考入金华中学，发愤学习数理化等科学文化知识。铁路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孙中山也曾说过“民欲兴其国，必先修其路”。因此，陈望道“听到哪里有开办铁路的消息就非常兴奋”。这也成为他中学毕业后留学日本的重要动因。留学需要一笔可观的费用，为此他多次恳请父亲筹措，并向父亲表示“自己愿做一个无产者，将来决不要家中的一分田地和房产”，父亲见他确有志气和抱负，答应了他的要求，为此变卖了家中许多祖传的田产。1915年年初，陈望道告别家乡，只身东渡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以及哲学、文学等学科的修习，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在陈望道留学日本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建立的北洋军阀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公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换取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消息传到日本，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项爱国运动。陈望道积极参加到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反对洪宪帝制的运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的一些进步学者纷纷翻译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陈望道有机会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河上肇是日本经济学家、哲学家，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山川均从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陈望道大量阅读他们的著述，从他们的著述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留学日本这段经历，成为陈望道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转折，首先表现在对所学专业的认识上。最早他认为“法科万能的时代，一切尽有法科驾驭的时代”，因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选择专业时，他挑选了法律专业，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法科，并从心底发出“我们不耐烦法科的人生了！我们要咒诅这法科的人生了”的呐喊。建党之后他在《民国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法科是以古律今的，法科是援此例彼的，法科是单看外貌而不计较内心的，法科是只有功利的认识而无审美的观点的。法科的人生是复辟党的人生，是印板的人生，是绣花枕的人生，是市侩的人生！”正是由于这次转变，促成了他后来成为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成为现代语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后来，他在自述中说：“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终于从“一时泛览无所归，转而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其次，这一重要转折还表现为政治上，他放弃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幻想，开始在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中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萌芽。

思想的萌芽一经出现，必定呈现破土而出的实践成果。

1919年5月，在五四运动的热浪推动下，陈望道结束日本留学，回到祖国。浙江杭州的《教育周报》主编沈仲九得知后，就到杭州的泰丰旅馆看望他。经沈仲九引荐，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多次到旅馆拜访、会晤陈望道，邀请他出任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经亨颐的日记记载：△ 1919年8月6日 晴。大早，到校一转。即至会;晤陈望道，面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1919年8月10日 晴。大早，进城，步行至岳坟乘舟。六时，至会，又至校，又至泰丰旅馆访陈望道，便至湾井弄丐尊家，不在，即返寓。午后，不他出。这里所说的“会”，指浙江省教育会。在三顾茅庐之后，陈望道终于答应受聘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

这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已冲击到了浙江杭州，陈望道随即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他说：“五四运动不仅是个爱国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个文化运动。在这个文化运动中，人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而一批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则在人民群众中开始传授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文化运动导向更前进的方向，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

正是这一使命，促使陈望道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相互交织、蓬勃开展中，同人民群众一起，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道路。陈望道来到学校时，这里云集了沈钧儒、张宗祥、沈尹默、刘大白、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等闻名全国的文化教育精英。那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斗争场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刊物，另一个便是学校：学校的学生组织、行政组织和中国语文课。中国语文课尤其是当时学校新旧思想文化斗争的重要部门。斗争的范围涉及文章的古今中外的内容，也经常涉及文章所用的语言——文言和白话之争是当时的主要争端”。为了推动五四运动的继续深入发展，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被称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改革国文教授“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本校的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都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顺应那世界潮流”，提出要提倡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他们还提出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陈望道还提出反对尊孔读经、蔑视孔教会等主张。

在改革国文教授的过程中，陈望道等国文教员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一）提倡白话文。他们在1919年10月10日出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第一号上说：“改革我国的文字，教育人确已认为必要了;在本校地位上看起来，更觉得不能不负提创的责任。所以从这个学年起，本校和附属小学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二）传授注音字母。《校友会十日刊》指出：“要想普及白话文，先要灌输注音字母，这是人人知道的。本校国文教授陈望道君，对于注音字母，很有心得，所以特地请他到上海吴稚晖君处再去研究一番。归来便传授给附属小学全体教员和本校全体职员学生斋夫。”（三）出版国文丛书。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新式标点用法》，陈望道编;第二种，《国语法》，夏丏尊、李次九、陈望道、刘大白合编;第三种，《注音字母教授法》，陈望道、刘大白编。从这三种丛书来看，陈望道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授改革作出重大贡献。曹聚仁在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也有对陈望道这一时期的回顾，其中写道：“1919年秋天，一开头，就继续着爱国运动，接着又是组织学生自治会，做种种学生运动，那半年中闹哄哄没好好读过书。究竟陈师（陈望道——引者注）研究什么？语文教学法如何？我们毫无所知。只有一回，他到上海去，找了吴稚老，给稚老拖到西门黄家阙路一家小茶馆中去，边喝边教，把注音字母及拼音法门教给了他。他一回到了杭州，就教我们读注音字母，学拼音法。我们原是要教小学生学国语的，这倒替我们开了路;我们要写白话文，虽没提倡拼音文法，研究国语，也是一种路径。”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国语改革，对杭州其他学校和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杭州的各种报纸也一度改文言文为白话文。这时，在该校就读的学生施存统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写了《非孝》一文，发表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非孝》一文的原意是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这仅仅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抗。《非孝》一文发表后，反动当局视之为洪水猛兽，浙江省教育厅曾两次派员查办，责令校长开除《非孝》的作者，并以所谓“非孝”“废孔”，甚至加上“共产”等耸人听闻的罪名，对陈望道等4位语文教员予以撤职查办。当局的这种做法，暴露出他们“早就打算推翻‘一师底改革计划，于是先借《浙江新潮》案作个查办的引子，引到本校‘学生自治和‘改革国语两件事的头上，以便把本校底革新事业根本推翻”。

面对反动当局的高压，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全体师生和杭州其他学校的师生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坚决反对撤换校长和改组学校。反动政府最后竟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强令学生离校，企图解散学校，从而酿成了轰动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流血事件。1920年3月29日清晨，七八百名军警把“一师”校舍团团围住，随后用刺刀、步枪将学生逼往操场。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反动政府的挑衅，感到无比气愤，操场上顿时一片哭声。此时，陈望道表现出非凡的机智和勇敢，他疾步走入学生中间，高声喊道：“同学们，我和你们永远在一起，你们不要哭！”然后他带领学生同军警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在陈望道和广大师生的坚持斗争下，反动当局开始让步，同意谈判。在谈判期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的高等院校纷纷发电声援，表示“誓为后盾”。由于全国舆论的支持，终于迫使反动政府收回查办陈望道等教师、撤换经亨颐校长的决定。这场保卫新文化运动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

虽然陈望道在留学日本时就已接触马克思主义，但真正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受“浙江一师风潮”事件启发而形成的。陈望道谈及这一事件时指出：“我在‘五四那一年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邀去教中国语文课，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人一起提倡白话文，搞新文化运动，不久就有人把我们四人称为‘四大金刚。教不到四五个月，学校就被查办了。查办的‘罪名，说我们四人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非孝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废孔是因为我们主张孔子诞辰不休假;‘公妻‘共产则是反动派为了加重我们罪名加上来的两顶帽子，有时还在‘公妻、共产等字样上再加上‘洪水猛兽等字样，以示他们对新文化的切齿痛恨。他们要校长辞退我们。当时浙师校长经亨颐不肯辞退我们。反动派就又下令撤换校长。学生关起校门，不让老校长离校，不准新校长进来。反动派就又派了大批军警包围学校，准备驱逐学生出校。这样层层进逼，风潮也就步步扩大，激起了杭州各校师生的群起支援，也激起了其他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师生的群起支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都纷纷来电声援，表示‘誓为后盾，终于使这次查办以所谓收回成命告终，而我们四个人也终于被逼不能再在杭州任教，只好‘自动离职。这次查办使我更加认识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启发这之下，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

在陈望道看来，他那时翻译《共产党宣言》，首先是供自己进修马克思主义之用。为什么要进修马克思主义呢？因为这场风潮使他认识到，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所进行的这场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

其次，是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之用。五四运动初期，一般人多以新和旧来分别事物。当时曾经有人把一切我国古来已有的不分好坏一概称之为“旧”，一切我国古来未有或者是来自外国的一概称之为“新”。于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他一切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都涌进来了。但是很多人不久就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不能救中国，“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所谓的新东西并不是正确的。对于所谓旧的，不一定都可以加以否定;对于所谓新的，也不一定都可以加以肯定。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便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那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没有传到中国，国内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向广大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急需翻译一本《共产党宣言》。于是，陈望道就在老家的一间柴屋里，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共产党宣言》。山区农村的早春天气还相当冷，夜晚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阵阵袭来，冻得他手足发麻。为了专心致志地译书，就连一日三餐，陈望道都是让母亲给他送过来的。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陪伴他送走无数个漫长的寒夜，迎来黎明前绚丽的曙光。母亲见他日以继夜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十分心疼，设法弄来些糯米给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子红糖。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而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碟时，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呢！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翻译过程是一个艰苦学习的过程。《共产党宣言》翻译完成，标志着陈望道已经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4月，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后，带着《共产党宣言》译稿来到上海，将译文和日文版、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再转请陈独秀审定。陈独秀对此译稿非常满意。陈独秀深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相当缺乏，因此与维经斯基商议，由维经斯基提供经费，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家名为“又新印刷所”的小印刷厂，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个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是通过这本《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说，1920年冬天，“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鲁迅在读了陈望道送来的《共产党宣言》一书后，称：“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我看望道这个人就比北京那些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1949年，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着陈望道的面，对代表们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指的就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功劳和影响。

这一时期，陈望道还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以及《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解释》《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产业主义与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许多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文章。

翻译《共产党宣言》，使陈望道声名大振，成为五四运动后革命知识分子的风云人物。他被陈独秀吸收到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团队中。他们以《新青年》编辑部为中心，经常召开会议，研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他们都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但是，最初组织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关于这件事，陈望道曾说：“我们几个人都是搞文化的，认识到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不久陈到广州去。1920年年底以后，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要紧的事，由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三四人讨论（不是全体同志参加），组织仿苏联共产党。”陈望道又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陈独秀、李汉俊、李达和我等先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吸收会员，起初比较宽，只要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后来就严格了。五六个人比较机密，总共不到十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有书记，陈独秀就是书记。”在此基础上，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宣告成立，陈独秀为书记，先后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李达、杨明齋、邵力子、袁振英、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李中、沈泽民共14人。陈望道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党员。

中共在筹建时，最重要的工作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此，《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陈独秀就安排陈望道参与其编辑工作。1920年12月，陈独秀应粤军司令陈炯明之邀，去广州主持教育工作，遂任命陈望道为《新青年》杂志主编。从1921年第八卷第五号到第九卷第四号，陈望道共主持出版了8期。他负责《新青年》杂志后，进行了改版。他认为：“《新青年》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刊物了，为什么内容还是那样庞杂？为什么还刊登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这是因为《新青年》原有的作者队伍本来就是庞杂的，要照顾他们，来稿照用。”对此，陈望道以“树旗帜”为《新青年》新的办刊方针。他说：“改组后，我们的做法不是内容完全改，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样原来定稿的人也可以跟过来，色彩也不被人家注意。我们搞点翻译文章，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改刊后，《新青年》每期介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成就和各项政策，使中国人民能够了解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还刊登大量翻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以及研究、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新青年》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使它成为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在通过《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陈望道还担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在该刊上增加了介绍苏联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陈望道曾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常利用它来进行游击性的战斗。《民国日报》是叶楚伧负责，社论主要由他执笔。副刊《觉悟》则是邵力子负责，邵忙时，我就去帮助编辑。邵、叶观点不一致，叶为《觉悟》定稿，邵有时不登。《觉悟》有时还发表文章转弯抹角地批驳《民国日报》的社论。《民国日报》正张大家不大看，都要看副刊，报纸靠副刊来吸引群众，维持它的影响。”陈望道就利用叶楚伧、邵力子的不和，在《觉悟》副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主张。陈望道在《觉悟》上发表了《劳动问题的第一步的解决》《劳动联合》《反抗和同情》《罢工底伦理的评判》等文章，从而使《觉悟》继《新青年》之后成为又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

陈望道参加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后，一度担任劳工部部长。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社会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开展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此，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后，就把发动工人运动作为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陈望道直接帮助筹建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以及纺织、邮电工会。这是中国第一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的工人阶级组织。陈望道后来曾多次回忆起当年组织工会活动的情形，他说，“上海的纺织工业发达，工厂集中，人数众多”，“印刷与邮电行业同宣传马列主义有直接联系，组织这两个工会，正是为了配合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还说：“起初的工运，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支持他们的经济斗争。”陈望道经常到沪西小沙渡路一带工人集中居住区，向工人群众发表关于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的演说，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伟大使命。在这过程中，陈望道还通过写文章积极向工人群众宣传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教育和鼓励工人兄弟姐妹组织起来，为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而斗争。他协助出版了上海早期党组织的工人刊物——《劳动界》，这既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也是我党最早创办的一份工人周刊。陈望道为这个刊物写了《平安》《真理底神》《劳动者唯一的“靠着”》等文章。在这些激进的、充满革命精神的战斗檄文中，陈望道以笔为枪，无情地刺向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制度，号召大家起来斗争。

陈望道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干部培养起到重要作用，得到党的称赞。

三、妇女运动思想

在陈望道的早期思想著述中，关于妇女问题的有关评论、杂感、文艺、书信占有大量篇幅。仅收入《陈望道文集》第一卷的以妇女问题为题的文献就有67篇。这在中共早期党员的著述中是很少见的。为什么陈望道如此关注妇女问题呢？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陈望道说：“原来我并不是格外喜欢研究‘妇女问题，但因了种种的事实和四周的环境的牵缠压迫，使我不得不研究，不得不想出一个比较妥当的解决方法。因此就稍稍地留心它。”这就是说，陈望道研究妇女问题的动因是中国国情。在旧中国，妇女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最底层，妇女问题成为一切社会问题中最深刻、最严重的问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问题。因此，也就成为陈望道关注的焦点问题。由此引出另一个动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妇女运动占有重要位置。最早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懂得妇女问题在社会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从研究妇女问题入手，猛烈抨击一切不合理的社会旧制度，努力探索改革的方法和途径。

陈望道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开始关心和研究妇女问题的。那时，妇女解放组织还处于萌芽状态。少数知识女性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大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最先觉醒。她们冲破残酷与黑暗的宗法社会的统治和旧礼教的束缚，开始走向社会，提出“男女平权”、妇女参政、妇女有男子同样的爱国权利和婚姻自由等要求。1919年4月2日，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多月，陈望道就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机器的结婚》一文，批驳男尊女卑的思想，文章指出：“有人说：‘女子仿佛是一架机器：（一）他是可以听凭选择，出了财礼，搬到家里来的。（二）取得之后，供男子自由使用。（三）他能制造货品一一儿女一一越是制造得出，越是这样机器的优点。（四）购机器玩弄使用，不嫌其多，所以不妨多备几架。（五）这机器不合我意，或是不能出货，尽可抛在一旁，另换别的。”陈望道强烈反对这种“机器”式的婚姻，认为是不道德的婚姻，是“兽畜之道德”，他号召人们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倡导婚姻的真理，捍卫婚姻的纯洁性。一年多后，经过翻译《共产党宣言》、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陈望道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于是他又发表《妇女解放和浮荡少年》《再论妇女解放和浮荡少年》两文，直指妇女解放。在《再论妇女解放和浮荡少年》一文中，陈望道开门见山地指出：“妇女解放，就是妇女解除男子的束缚;浮荡少年，便是轻薄无行的少年。”文章针对一些轻薄少年男子勾引、非礼少年女子的现象，严厉批驳这是男尊女卑思想的反映，他认为，在旧中国黑暗的背景下，男子常把女子当作玩物，“既然一般男子都将女子作玩物看待，所以不见女子或没有见女子的机会，那自然只是逛愚园等等地方，意图勾引那些无聊的女子;一旦妇女解放，有了别的机会，这就要想别辟奇境了”。在陈望道看来，婦女解放，既要靠女子本身自强自立，也要男子消除对待女子的错误心理。社会必须承担鼓励女子自强自立、限制男子错误心理的责任。

这时候，妇女问题尚未引起中共的足够重视。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作出的决议中，没有提及妇女问题。8月1日，陈独秀在广州发表《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一文，其中指出：“我在女师底演说是：‘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这几句话分明是指物质的生活上普通事项而言，前函已分析说明这是属于反乎自由的（甲）类，是指一阶级无理的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的压迫他个人，好像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这里虽然提到“妇女”的字眼，但没有使用“妇女解放”的概念。真正把妇女问题作为革命的重要问题，主张开展妇女运动，是在1921年11月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通告指出：“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而1922年7月中共二大作出《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第一次提出“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提出妇女运动的奋斗目标是：“（一）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二）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三）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的正式开启。在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妇女工作理论与实践中，陈望道有哪些贡献呢？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妇女运动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扩大妇女问题的宣传阵地，以便唤醒更多的女同胞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自1921年8月在《民国日报》创办副刊《妇女评论》，由陈望道负责编辑。《妇女评论》前后共出了104期。陈望道作为主编，亲自发了《女子地位讨论》《自由离婚》等专号，对男女社交、恋爱婚姻、经济劳动、节制生育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先后在《觉悟》《妇女评论》副刊上发表了有关妇女问题的各种文章多达七八十篇。陈望道主张以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来认识妇女问题，在《〈妇女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我们认为妇女问题决不仅仅是‘妇女一方面的事，妇女受压迫决不是仅仅‘妇女一方面受损害。在任何人类团体（社会）中，若有一个阶级的人受压迫、被损害，那团体的进化便也无形中受了许多损害。所以我们的见解是：在人类平等（人道主义）与母性尊重这两个意义之外，特为社会进化之观念，来根本地主张妇女解放，认为妇女问题是极重大的一件事。”在陈望道看来，妇女问题关系家庭的稳定，妇女的地位不稳固，家庭这一社会细胞也不稳固，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陈望道把俄国婚姻律的全文翻译介绍过来，同中国民律草案对比，让人们看到我国旧式婚姻制度的种种弊病。

二是倡导恋爱和婚姻自由。陈望道认为：“恋爱是道德感底融合，所以必须有伟大的人格者才有伟大的恋爱。”“恋爱决不是占据的冲动，只是创造的冲动。”他认真总结恋爱的积极作用，强调“男女有了恋爱的维系，可以使性情因了融合而更进于高尚、纯洁、光明，相引著乐于为善，相维系著不致沦入悲观堕落。因为恋爱有这样使人向上的功能，所以恋爱在社会上为有意义为有价值”。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婚姻并不是由恋爱决定的，而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因此，陈望道的观点是：第一，坚决反对婚姻中的“聘礼”。为什么反对“聘礼”？因为在旧社会，“都把女子当作物品的卖买，订婚要先议定‘聘金若干。什么‘聘金，实是卖买女子的‘价钱罢了。对于处女还特别的客气，顾全体面，有时称为‘彩礼，或别的美丽的名词;对于寡妇便老实不客气的叫作‘身价，无论是‘身价、‘彩礼，总之是卖买女子的‘价钱，所以‘聘金也像‘漫天讨价，就地还钱的商业习惯一样，总想越多越好，有时简直双方做起价钱来，真是笑话！还有男家没有钱，付不起‘聘金，便叫他到女家去做三年或五年的工，以工金代‘聘金，做足了工作，才可以结婚”。这种“陋习”，是男女不平等的反映，所以必须废除。第二，反对父母代定。为什么要反对父母代定的婚姻？父母总是很爱子女的，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老年人的思想，总不能和青年人的思想相同，所以我们虽然承认他们的爱，也不能不反对他们代定。因为，夫妇是一个最亲近而密切的人，怎能听凭他人代为择定？何况，因为父母与子女年龄差异很大，这种差异使其爱好也不相同，强要让父母爱好的东西，叫子女也爱，这是野蛮的。

三是提倡女子经济独立。中国妇女为什么社会地位低下？陈望道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分析。1921年7月16日，陈望道写下《〈妇女评论〉创刊宣言》，全面论述中国妇女悲惨遭遇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婚姻制度原因。他认为，从政治上看，女子没有执掌政治的权利，没有享受政治设施的幸福。从经济上看，在中国封建社会，女子工作机会少，即使从事一定工作的，工资总是低于男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女子地位低下最根本的原因，经济上不独立，政治也不能独立。由于经济上没有处分权，所以事事依赖丈夫，男子可以嫖娼妓、吃花酒，女子连与丈夫说一句话也要小心翼翼;男的死了，女的便要终身守节，不得再嫁，女的死了，男的便可立即再娶;中国古代倡导的“三从四德”，要求妇女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要守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都是约束女子的。陈望道指出：“我们认为现社会的一切问题有一个总归结;这总归结就是‘胃的问题，就是‘食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这‘经济问题四字的意义就是人人有劳动权，人人有生存权。……在经济问题未解决时，劳动权不是人人有的，生存权也不是人人有的，大部分人的劳动权和生存权操于少数人的手里。”对如何才能实现女子经济独立，陈望道指出：“我们却极端主张女子有绝对的自由劳动权。这就是凡女子要自谋生计时，任何人不能阻止伊，伊要进某项职业时，该职业不能拒绝伊。我们主张一切职业都要开放给女子，而且要和男子同等待遇。”

陈望道关于妇女问题的认识成果，为创立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理论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指出：“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无产阶级的妇女渐渐降到工钱奴隶地位。他们在不堪忍受的工作状态中作12小时以上的工作，不过取得比男子更低的工钱，对于女工、童工的待遇，简直惨无人道。在中国现状之下不独女劳动者已陷在极残酷的地位，还有许多半无产阶级的妇女，也渐渐要被经济的压迫驱到工厂劳动队里面去，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所以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前进，才能跑进妇女解放的正路。”在这些重要政策和思想理论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陈望道提出的关于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認识妇女问题的观点，从社会革命的角度认识妇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观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观点，保障妇女政治自由和经济独立的观点等等。

（作者单位：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