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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低迷、发展模式调整遭遇瓶颈、各方对“全球化”进程诸多不确定性感到迷茫之际，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如期举行。引人关注的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力鼓吹“美国优先”形成强烈对比，代表中国出席论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向世界表明中国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决心。从当初走向世界时颇有些忐忑的心情到如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看似有些戏剧性，实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作为二战以来蔚为壮观的潮流，起主導作用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如今，主导方面对剧烈变动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感力不从心。当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毅然选择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重任，凸显了在经济全球化来到十字路口之际的中国立场。

经济全球化乃潮流所向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空前加强，“经济全球化”成为一个热词。从语义学上看，“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而后为世人广泛使用。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实质是在以新科技革命等力量的推动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各种资本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运动超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循环运动的过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社会交往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归根到底是不可阻挡的。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不良倾向，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客观地看。经济全球化不是停留于主观世界的单纯想象，也不是谁能够单方面设计的结果，它实际上是大航海时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主导下所有参与方相互作用、不断演进的客观必然。“经济全球化”的观念其实并不新鲜，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其实更早也更根本。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进而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不难看出，正是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日益扩大，使得贸易、投资、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不可遏制地走向全球。但是，随之而来的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从反面证明了资本主义单方面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刻悖论。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一切战争的根源，而战争必将引发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带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深刻改变，也在客观上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着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

随着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91年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前苏东地区被纳入“世界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WTO给这一潮流注入强劲动能，于是“经济全球化”达到了它在制度层面和地域范围上的极限。没过几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陷入危机之中，而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表现抢眼，尽管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的“回头浪”屡屡翻腾，有人甚至据此提出了“慢全球化”的概念，但无论如何，经济全球化潮流并没有中断，而是进入了一个呈现新特征、新趋势的新阶段。

辩证地看。正如世间一切事物一样，“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尽善尽美，而是矛盾的统一体，在带给人们诸多便利和好处的同时，也具有与生俱来的负面消极作用。譬如，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经济增长获得了强大动力，但与此同时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日渐凸显;像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等跨国公司纵横世界，成为一系列国际规则和世界组织的强大推手，却对民族国家主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国际范围内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使得世界各国各民族日益相互依赖，可与此同时，诸如经济危机、网络风险、恐怖主义、传染病、犯罪、气候变化等却也在加速国际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反应空前增强，起于一点波及全球的去中心化的“蝴蝶效应”不断放大;大国在承担和发挥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同时，受制于种种内外因素的制约，国内治理低效甚至无效，致使政党政治极化、社会冲突加剧等乱象频发;等等。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经济全球化的这种利弊并存的两重性，是客观的，但不是绝对的，更非不可改变。在这个问题上，那种只看到弊端进而把经济全球化视作“洪水猛兽”的做法，以及那种满眼都是靓点进而把对外开放简单地看作“与国际接轨”的观点，已经实践证明为过于极端。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正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存在，立足自身利益的实现，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在平等交流中取长补短，在改革开放中趋利避害。

回顾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进而逐渐引领时代的壮阔实践进程，不能不说我们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过程是充满艰辛的，有经验也有教训。从对外开放国策的初步提出到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再到沿海开放城市的布局，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体制的转换，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到加入WTO等，无不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探索前行。正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的，“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力量不强、经验不足的时候，不少同志也曾满怀疑问，面对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我们能不能做到既利用对外开放机遇而又不被腐蚀或吃掉？当年，我们推动复关谈判、入世谈判，都承受着很大压力。今天看来，我们大胆开放、走向世界，无疑是选择了正确方向”。

在如何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潮流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作为优等生是无可置疑的。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说得好：“我仍然相信全球化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我仍然觉得我们可以解决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享受它带来的红利。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受益，也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生不息的重要时代背景

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改革开放”。习近平同志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改革开放”正是以主动而全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为时代背景的，它使得中国从长期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进而到今天引领时代，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改革开放”不仅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更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要决定性因素。

在与世界相联系而不是相隔离中发展自身。交流融合激发无穷活力，封闭保守无异自绝于世。这是包括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在内的全部世界文明发生发展历程的一个基本结论。邓小平认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环境中，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边倒”到后来的中苏大论战再到双方交恶，從当初美国对华全面遏制到“抗美援朝”再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可以说中国在“前三十年”之所以执行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战略方针，关键还是在于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多变。中美两个大国握手言和，进而开启了双边人员、贸易等往来，推动中国历史性地走向世界经济的大海，向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打开国门，不仅深刻撬动了大国博弈的战略棋局，直接改变了东西方冷战格局的走势，也使得濒于危境的中国社会主义借助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得以峰回路转，重又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这就是一路蜿蜒、日见蓬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

世界银行分析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迅速推进，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国内高储蓄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所走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是一条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道路，是一条改革创新的道路，是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

从“两个决不会”中认识“两个必然”。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还离不开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的解答，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知道，邓小平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回答而逻辑地展开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个决不会”，它主要是说明了“灭亡”也好、“胜利”也罢，都是需要条件的，讲的是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两个必然”是指“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主要是指社会发展总趋势的内在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讲的是它在社会形态更替上的绝对性和必然性。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主义作为本质上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也并非单纯逻辑的推演，而是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自身矛盾运动中展现出来的一种必然趋势，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全部文明成果的充分继承和彻底汲取。反观现实，从苏联到中国，社会主义无一不是脱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生产力的不发达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即必须注意把握一切有利于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尽可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壮大包括经济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等在内的自身综合实力，否则，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是根本难以立足的，更何谈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从而迈向共产主义。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峙的一大教训就是，以意识形态划线，大搞你死我活的“冷战”，不仅不合时宜，反而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如今，针对美国对我国全面打压之势，“脱钩”等充满“冷战”思维的陈词滥调不胫而走，十分引人警醒！但无论如何，新时代依然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而美国也早已今非昔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深刻表明，在“一球两制”的世界上，既要看到两种制度、两条道路根本不同的质的规定性，也要看到双方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家实力的角逐，作为相对弱小的一方，我们当然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绝不能被对方吃掉，但也不应幻想来一场“世界革命”搞他个天翻地覆，而是应一切从实际出发，保持定力，牢牢抓住经济全球化潮流下国际产业大分工的历史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尽可能地学习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长处和优点，努力发展壮大自身，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既是一种长远的、应对可能到来的惊涛骇浪的战略考量，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谋求发展的现实要求。

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论断，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完全消亡，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会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曲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共产主义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才能实现。学懂了这一认识和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就能坚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念的压舱石，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和丰富起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做“经济全球化”的促进派

“当前，围绕经济全球化有很多讨论，支持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总体而言，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各方利益。同时，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需要认真面对。”“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习近平同志这些重要论述集中代表、充分彰显了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十四亿多人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大国应有的立场和态度，那就是要正视而不是无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存在，做经济全球化的促进派而不是破坏者，在实践中趋利避害而不是亦步亦趋或“一棍子打死”。

十字路口的中国抉择。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流经大半个世纪、惠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如今来到了一个重大的十字路口——开放还是封闭、多边还是单边、共赢还是零和，迫切需要参与各方做出历史性的抉择。“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认为，“世界处于危急状态，可采取行动的窗口期正迅速关闭”。当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等作为经济全球化既得利益者，不仅没有丝毫感恩意识，反而逆向而行，公然主张“美国优先”战略，热衷于“退群”，还以退出联合国、WTO等重要国际组织相要挟，在诸如此类“逆全球化”行径的推波助澜下，蔚为壮观的经济全球化遭遇不测逆风，致使世界动荡源和风险点日益增多。与世界头号大国——美国的选择相反，中国尽管实力并不是那样雄厚，但是依然坚定履行一个大国的责任，主动扛起助推和引領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重任。习近平同志指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从两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到自由贸易区范围的不断扩大，从坚决阻击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霸凌主义到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从国内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到推进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等，中国致力于对外开放并坚定维护和促进世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态度和行动可谓有目共睹。据英国《卫报》报道，中国GDP在全球的占比已经从加入“世界经济论坛”之初的1.8%增至16%。因此，“应对任何一项挑战，都不能缺少中国的引领，并且中国的确在发挥着引领作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总监布库普这样说。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全球化”的世界需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相互依赖的状态呼唤协调合作、携手前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奉行和平发展理念，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对抗。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根本不同的是，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习近平同志说得好，“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有人讲，美国带头“退群”的结果就是全球治理领域巨量公共产品的短缺，而面对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除了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以外，还看不出有哪个国家能够出面填补这个空白。实际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应当看到，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潮流，绝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一家之功，而是包括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以及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所有参与方共同作用的产物。二战后，世界总体上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平等交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等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和普遍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充当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动机，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带来强大动能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呼唤全面深化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根本改变过去由一家或少数几家说了算的局面。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

正是基于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及其演进态势的深切把握，2013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2017年在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从而鲜明地提出了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为核心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为推动国际格局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提供了富有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进一步凸显了在全球治理上的“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之所以一经提出便得到广泛认同，固然与中国近年来国际形象的大幅提升有关，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引领作用加强有关，但归根结底在于这是一个基于完全平等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上、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旨归的行动框架，与昔日霸权国家主导下的治理格局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是更具活力、更加公正合理、更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方案。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时代的“好”与“坏”正如挑战与机遇一样，关键取决于当事人能否秉持客观的立场予以正确应对。以改革开放为根本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益于乃至成就于“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无可争议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面对遭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严峻挑战的新的时代背景，中国必将以愈益坚定自觉的行动做经济全球化潮流的促进派。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告诫的那样：“再大的困难，都不可能阻挡人类前行的步伐。遇到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他人，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

（作者系中国人学学会理事）

责任编辑 / 罗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