雯雯

每个星期六上午，北京鼓楼西大街上一所朱门灰墙静谧幽深的四合院里，都会聚集几十名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资深票友，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看电影”。

四合院中院东厢房门楣上，一块写有“心目影院”的铭牌在这里历经了10多个风雨春秋，它不但见证了放映厅里荧屏上的悲欢人生，也见证了一群盲人观众的情感故事。这便是王伟力和郑晓洁夫妇建立的国内第一家盲人电影院。

从建立伊始，与心目影院相关的很多时刻都让王伟力和郑晓洁印象深刻，而回忆的开端，是16年前那个原本稀松平常的午后。

2004年夏天，王伟力买了电影《终结者》光盘，打算试试家中杜比音响的效果。当时恰好有个盲人朋友来做客。“你看过电影吗？”王伟力问朋友。得到否定答案后，他决定给朋友讲述视障版的《终结者》。

“大片，施瓦辛格的，可好看了。”简单介绍了几句背景，王伟力按下播放键。电影是英文原音的，王伟力一边读中文字幕，一边插空讲解画面。爆炸燃起的火焰，终结者红色的机械眼睛，身体可以化为液体的杀手，王伟力尽力描述电影中出现的画面。

“第一次”的尝试让王伟力至今难忘，“讲的过程中其实我很沮丧，心想这下完了，他肯定看不明白。”但王伟力发现，朋友坐在沙发上，梗着脖子，脑门上、鼻子上都是豆大的汗珠，两只手发抖，紧张得不行。电影结束后，朋友惊呼：“电影竟然是这样的！”他猛然站起，抱着王伟力转圈儿。

那位朋友是先天视障，30多年的人生里从未看过电影，家人看电视时他通常搬个小板凳独自坐在院子里发呆。这一天的经历成为他最幸福的一天。他说：“你一讲，那些听不懂的声音一下子就活了，就像看见了一样！”王伟力愣住了，原来朋友在他的讲述中，竟然把声音信息和画面给连上了，加上音响效果带来的震撼，他一下子获得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冲击力。

王伟力恍然大悟，原来，对盲人来说，如果不讲画面，声音只是噪音，画面讲述给他建立了一个新的信息方式，摆脱了听觉依赖，建立了视听一体，而这，就是电影讲述。

王伟力曾是中科院的一名科研人员，于1990年离开中科院，自己做生意赚了些钱。妻子郑晓洁是北大心理学的高才生。夫妇二人之所以如此关注残障人士，是因为王伟力的妹妹智力有问题，一直由他照顾。“所以我们始终关注残疾人。”王伟力说，“我妻子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双腿有残疾的同学，每天上下楼都用手撑着楼梯，靠挪动臀部来完成，却从不要人帮忙，让她很感动。我跟她不约而同地想到做一部关于残障人士生活的纪录片。”就这样，夫妻俩开启了公益事业。

2001年，他和妻子自掏腰包组建团队，耗时一年多完成了纪录片的拍摄。纪录片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的《生命在线》栏目免费播出。虽然收视率不错，但因为没有广告商愿意赞助，一年后只能停播。

在拍摄纪录片的日子里，王伟力认识了越来越多的盲人朋友，越了解，心里就越放不下。“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群体应该帮，后来发现好像赚多少钱都比不上帮他们的快乐。”于是，2003年7月，王伟力夫妇用不多的拆迁补偿款作为启动资金，创办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专门为视障人群提供媒体制作技能培训和无障碍信息传播服务。

其中的一个培训项目是盲童播音主持。在多数人看来，盲人的就业选择非常有限，按摩师几乎是唯一选项。郑晓洁认为，通过专业的培训，盲人也能从事很多其他工作，播音主持就是一个尝试方向。

但是，培训很快遇到了瓶颈，许多盲童因为长期跟社会脱节，对很多事物没有概念，“带着他们去什刹海摸银锭桥，说这是大理石做的，他们会问大理石是什么。”郑晓洁说，“当务之急是让他们接触认识外部世界。”

那次“很糟糕”的电影讲述给了他们一些启示。郑晓洁开始把讲述电影纳入播音主持的培训课程。《肖申克的救赎》《终结者》《变脸》……一部部电影讲下来，变化开始在盲童身上悄悄发生了。

“听完电影，他们就能跟你对话了。比如肖申克挖那个通道，你给他们讲怎么挖的墙、怎么跑的，他们就有立体感了。更让人惊喜的是，他们还会互相讨论。”郑晓洁说。

于是，夫妇二人决定让更多的盲人通过“看电影”来感受外部世界。他们从2005年春天开始，利用每周六上午9点到12点的时间，为视障人群讲述电影。那个年代的设备并不算好，电视放在正前方，音箱放在后方，不时还有“刺刺啦啦”的声音传出，但观众热情很高。王伟力清楚记得有一位家住得比较远的老人，看电影当天总是起个大早，换乘两趟公交车，却风雨无阻。这就是“心目影院”的雏形。

王伟力说，给盲人讲电影，关键是同步转述，在瞬间找到贴切的语言，通过语言描述，弥补视觉障碍带来的信息缺失，让盲人们确确实实地“看到”。

但仅仅靠声音就想要完美地呈现电影画面，这里头学问可不小。首先是技术层面的，讲解人的旁白和电影台词可能会混杂。“如果我的声音太大就会压住台词，造成观众听觉混乱，太小听不见，太快听不清，太慢又跟画面合不上。”于是，王伟力使用不同方位和频率的两套音响，讲解时“见缝插针”，避开电影对白。前方的音箱是电影对白，后面和侧面的是音效的，而侧后方的才是讲解声，营造出在他们身旁有人轻声耳语的氛围。

准备讲解词，夫妇二人更是下足了功夫。普通人一目了然的内容，恰恰是双目失明的人极度渴望，却又无法靠猜测理解的。郑晓洁经常蒙住眼睛充当观众，听着王伟力反复讲解好几遍：“大伟啊，红色的裙子，盲人没有概念啊。你必须找他们熟悉的东西来打比方。”“这是直升机，它像个倒扣的勺子，头上架着一台电风扇，把它带到空中。”“这是海豚，身体像水滴，尾巴像弯月亮，身上有三面小旗。”这样的话语，会让盲人观众画面感更强。

随着讲述的电影越来越多，王伟力发现，盲人会将影片中的美与丑无限放大。所以，心目影院对电影的选择慎之又慎。盲人听不懂台词的不讲，方言重的不讲，道德标准有冲突的不讲，血腥屠杀、色情的不讲，要讲就讲积极的、暖心的、舒服的、长知识的。

讲述电影16年来，最让王伟力欣慰的是，盲人朋友们生活和心态发生了变化。“通过‘看电影，盲人朋友了解了生活的常态，这为他们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融入社会搭建了渠道。”

在众多盲人听众中，有一位40岁左右失明的八旬老人反馈，让王伟力记忆犹新。这位老人在黑暗中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渐渐觉得生活毫无希望，直到某天“观看”了心目影院的电影，瞬间感觉“就像被关在黑屋子里面，天窗忽然打开了，年轻时在公园和老伴看着小木船和海棠花的记忆，一下子就都浮现出来了。”

除了精神面貌，他们开始注重外表。“以前因为自己看不到，也不会在意打扮，我们描述电影里的人穿什么衣服后，他们也会问我今天穿着如何搭配，会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漂亮。”郑晓洁说。

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后，盲人朋友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有一次，影院讲述了留守儿童电影《遗落在山里的星星》，电影里的孩子经历了很多痛苦。有位盲人看完之后感慨地说：“我们以为我们是天下最苦的了，没想到这些大山里的孩子被扔在家乡，遇到这么多艰难的事情，比我们还要艰难，我们不应该放弃。”在王伟力看来，这些都是电影讲述的意义。

随着心目影院渐渐被社会各方人士知晓，许多志愿者加入，成为讲述人。时至今日，参与“心目影院”讲电影的志愿者已经多达7000人，与全国30多个志愿者团队建立了伙伴关系。同时，他们还在全国各地培训新的电影讲述人，南京、上海、武汉、郑州等10多个城市都先后建立起心目影院。王伟力欣喜地看到，心目影院已经成为一個文化服务平台，为更多的盲人提供平等的信息，使他们获取学习的机会，享受生活的乐趣。

另一方面，王伟力说自己的收获也不少，就像他在一次名为《假如给我三天黑暗》的演讲中说过的一句话：“盲人朋友是我们的镜子，假如给我们三天黑暗，我们能做什么？反照内心，我们应该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