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挺颖 庹解语

9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发表讲话。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我们要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那么，如何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10月12日，《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采访了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温亚利教授，听他讲述60多年来中国自然保护区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发展之路。

自然保护区从量变到质变

北京林业大学素来以“知山知水，树木树人”的校训践行生态保护，对于自然保护区的工作已经开展了数十年。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形式，世界自然保护区始于1872年美国政府批准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发展直接体现为保护区数量的增多。“中国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是建立于1956年的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温亚利书记向我们介绍，“此后，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处于相对缓慢的发展状态，1956年至1977年的20多年间，中国新增的自然保护区只有34个”。

改革开放将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推向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各地积极开展生态保护，开发生态潜力。截至目前，中国自然保护区数量达2740个，总面积1.47亿公顷，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4.83%。许多学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数量、面积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同时，在温亚利教授眼中，从2000年到现在，中国自然保护区逐渐由量的发展转变为质的发展，以逐步适应社会进步带来的新需求。截至2015年底，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均建立了专业的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4.5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30%。我国自然保护区也协同国外研究机构开展大量科研工作，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国际组织及欧盟、俄罗斯等国开展双边、多边合作。

温亚利教授介绍，伴随着数量的激增和质量的提升，中国自然保护区也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分类，即是按照生态系统的类型，将自然保护区分为九类：森林、荒漠、草原草甸、内陆湿地和水域、海洋和海岸、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地质遗址、古生物遗址。

分级，则是指根据自然保护区的规模和所属辖地，主要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地方级三级。这样的分级分类管理体系，是科学性与经验性的结合，在中国前期的自然保护区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伐林人”变身“护林人”

“在中国自然保护区60多年来的发展与建设中，不乏困难与挑战，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相关工作者的奋斗和努力，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保护区工作者面临的身份转变。”温教授特别强调“伐林人”转变为“护林人”的意义。

温教授耐心解释道，以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森林的利用主要是木材砍伐，林业从业者的工作重心也集中于此。然而，随着自然保护区建立的逐步完善，许多林场被规划入自然保护区的范畴，当地林业从业者的工作也必须从单纯的伐木转变为结合了护林育林的可持续发展。在工作目标、科学标准、经验需求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数万林业工作者积极学习，努力转型，闯出了自己的新路子，由“伐林人”摇身一变为“护林人”。

温教授曾参与过陕西的长青大熊猫自然保护区项目，根据他的回忆，当地的林业局在采伐过程中发现大熊猫的密度很高，于是紧急终止了采伐，并及时上报相关单位，受到了高度重视。在多方力量的支持下，1993年，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长青林业局转变为长青大熊猫保护区，其中许多工作人员都是当年林业局的职工，面对突然变化的情况，大家毅然舍弃十余年积累的传统工作经验，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总结、改进。如今，长青自然保护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秦岭大熊猫”的代表地，在中国陕西省自然保护区中独具特色，成为集生态康养、绿色旅游、可持续农业生产为一体的现代化自然保护区。

社会越来越重视自然保护区

“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都是祖辈和大自然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没有挥霍和破坏的权利，应该全身心去体会它的美好，必须将它们保存完整，直至交付给下一代。”温教授说道，“我去过的很多自然保护区，都是交通非常不便，条件非常艰苦的，但当我看到远处巍峨的雪山时，只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他也非常欣慰地看到，如今社会各方对自然保护区的认识越来越深入，重视程度显著提高。

生态保护离不开每一个社会成员对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的关注，目前，我国已经有200多个自然保护区被列为生态文明和环境科普教育基地，全国各地的自然保护区承接生态旅游与科普参观的人数超过1.28亿人次，温教授略微激动地说，“这是一个可喜的数字”。

温亚利教授参与了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约国第十次大会（CBD COP 10）发表的“爱知目标”的推进工作，希望能将尊重生物多样性的理念推广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自然保护区的经济效益不容忽视

在过去以經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的时代，生态保护工作在不少地方不受重视，这是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使得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无法同时进行，然而，温教授告诉《环境与生活》，步入21世纪以来，自然保护区的经济效益不断显现，甚至成为不少地区脱贫致富的突破口。

1998年的特大洪水后，长江中上游开始对森林生态系统、长江主体水域以及沿岸山体等重要生态屏障进行生态修复，通过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湿、受损山体修复等工程，大量的森林资源得到良好的保护，并借由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建立为当地的自然保护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了生态和经济的双赢。

基于几十年的实地考察经历，温教授认为，对于许多开发程度较低、生态系统保存较好的偏远地区而言，自然保护区的效益是很大的。有不少村落因为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而改变了传统的、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少村庄通上了公路、安装了电灯，这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还使得村民们积极主动的转变生产方式，拥有了更多的致富途径，他们有的通过便捷的交通走出乡村，有的扎根本地，通过自然保护区带来的生态福利和旅游资源创业增收，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生物多样性与减贫紧密相关

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人类减贫历史上最伟大的篇章，并且具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信心和力量。自然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工作，由于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的特殊性，与减贫任务交织出奇妙的火花。

温教授钻研生物多样性与减贫这一领域数十年，主持了多个相关项目，他认为，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由于发展落后，使大量自然资源保存下来，成了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区域，但同时经济发展压力也使保留下来的野生珍贵资源和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为了处理好这一矛盾，温教授带领团队进行多年实践与研究，开拓出了不少新模式、新路子。

“陕西洋县的朱鹮大米，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温教授告诉记者。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的自然栖息地，但朱鹮的活动与当地农民的冬水田种植产生了冲突，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温教授参与的科研團队针对此现状，将朱鹮对栖息地自然环境的苛刻标准，与逐渐追求原生态、高品质的农产品需求市场相结合，推出了洋县的特有品牌——“朱鹮大米”，以“朱鹮栖息地生长的大米”为特色，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在今天，朱鹮大米已经成为洋县脱贫攻坚的重要产业。

“朱鹮大米”开出生态减贫新路

包括“朱鹮大米”在内，温教授还与行业同仁们探索出了很多生物多样性与减贫的新思路，其中，温教授着重介绍了社区共管、生态旅游与生态移民模式。

社区共管，指的是社区居民，如村民，与保护区的管理部门形成合作关系，双方共同管理自然保护区并因此受益，保护区部门在经济、技术上协助村民发展，实现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农户的生计改善。

生态旅游，是目前比较常见的思路，相信很多人都在各自国家森林公园或自然保护区体验过城市生活里没有的自然绝景。生态旅游模式不仅保存了当地的良好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外部投资，还提升了公众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许多地方都借生态旅游成功致富。

生态移民，是指将生活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和生态极其脆弱的地区的居民迁徙出来，从而给他们改善生计的机会，也使生态脆弱区免受人类活动的干扰。

温教授告诉我们，扶贫是一项长期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扶贫的同时做到“扶志”。国家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有80%都是老少边穷地区，在这样的地区，下至老百姓，上至地方产业，对资源的依赖性都很高，然而这对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为了让经济落后的资源富集地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实现长足发展，应逐步建立双循环、双向流动的农村经济体制，使得农户在不破坏生态坏境的前提下增收。

“人兽冲突”成为新问题

正如“朱鹮大米”中朱鹮生活与农民生产的矛盾一样，温教授在不断的考察中，发现自然保护区中的野生动物与社区发展的冲突正在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

温教授向记者讲述：“我曾到山区询问当地的农户，野生动物是否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影响，他们说，自己的庄稼被黑熊啃食，但由于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能对其进行猎杀。” 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一些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得以回升；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用地也在逐渐扩张，因此“人兽冲突”问题已成为现阶段野生动物保护领域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要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实现人与动物真正意义上的“共存”，还要相关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在城市感知生物多样性

温教授认为，生物多样性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除了人工或自然生态系统外，生物多样性中的物种层次甚至基因层次，也同样是城市建设和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是城市实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北京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建设在世界都处于前列，城市绿化隔离地区绿化工程，给多样的物种提供了活动场所，刺猬、黄鼬（黄鼠狼）等小动物也渐渐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而湿地作为地球之肾，是重要的生态系统，将水和土地融为一体，肩负多项不可替代的生态职责。目前，北京市1公顷以上湿地的总面积达5.14万公顷。温教授解释，湿地为各类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舒适的栖息环境，对提高生态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湿地生态环境恢复，一些珍稀的湿地物种，如青头潜鸭、震旦鸦雀、花脸鸭、北京水毛茛等越来越多地被发现，白鹭等水鸟则更为常见。

“会更注重过程性、完整性、原生性”

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殷切希望，温亚利教授说：“在新的生态文明建设格局下，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保护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会更加受到重视，而我们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也将会更注重过程性、完整性、原生性。”

温教授向我们着重介绍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他认为，这要求我们树立生态治理的大局观、全局观。“由山川、林草、湖沼等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着无数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是哪个地方、哪个部门，无论处于生态环保的哪个环节，都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经由生态系统的内部传导机制影响其他地方，甚至影响生态环保大局。这就要求各层管理者树立大局观，如此才能形成系统性的治理，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