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忠帅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实际”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因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包容性特征是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民族性，世界性的实现需要借助民族形式。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有利于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并最终实现中国化。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民族形式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0）01-0017-04

目前，国内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宣传热潮高涨，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研究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涉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是事关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深层次问题。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包容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等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动力问题，以期为正确处理民族复兴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提供借鉴。

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结合起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里的“中国实际”，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就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大历史任务，并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为完成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第二大历史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观察和讨论一切中国问题的基本原则，这个“老祖宗”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丢了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邪路，就会亡党亡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不考虑传统文化基础。中国拥有5 000多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传统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特色的最佳表现形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因为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而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也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因此，要想全面把握中国的实际，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正如毛泽东所说：“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1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包括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的结合，又包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尽管前者是基本的，但后者也不可或缺。

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实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就难以真正做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现实当中有一部分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理解上只讲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讲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2 〕797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亡党亡国;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不能丢，丢了就等于丢了中华民族的根本，丢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灵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生产的历史，又是交往的历史” 〔3 〕。这里的交往，就包含文化交往。文化交往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之一，它揭示了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在崇尚和合理念的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特征极为明显。不论是中华各族文化的交融、各种学说的互相吸收促进，还是中外文化的交融，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特征。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按生产方式的不同可主要划分为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两种。中原农耕民族过着“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 （王夫之《读通鉴论》）的生活，而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卻是“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欧阳修《明妃曲》）。一般而言，当水草丰茂时，游牧民族可以满足于草原生活;但在草枯水尽之际，游牧民族则竞相南下劫掠，甚至发展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所以，历史上中原农耕民族曾屡遭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但在文化上，却是“征服者被征服”，落后的游牧文化最终还是被先进的农耕文化所同化。当然，中原文化在同化游牧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它们中的优秀成果，来充实自己的文化，如音乐舞蹈、衣着服饰、语言文字等等。正是由于各民族间的融合与互补，方汇成今天中华文化的恢宏气象。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相互批驳辩难，但力求社会得到良好治理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实现的路径、理论根据各有不同而已。正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谈所言：“《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代班固进一步指出，诸子学说之间虽有差别甚至对立，但又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正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相互补充促进，才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

过去学界有一种观点，即认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封闭型的社会，因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也是封闭型的。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中华民族一向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开放交融的状态中形成的，典型的例子是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吸收。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后，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发展，至隋唐时期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国化佛教。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它消化吸收的过程。佛教的中国化，极大丰富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伦理学思想乃至文学艺术，如佛教经文中就包含着理论程度很高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就曾指出：“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 〔4 〕331佛教中的辩证法思想，超过了中国传统哲学，因而佛教的传入，弥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不足。而宋明理学的形成，也汲取了佛教的思想养料。如“二程”宣扬的“理”，即是在佛教“真如佛性”思想的基础上，赋予封建伦理道德而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也来自佛教禅宗和华严宗的思辨思想。王守仁的心学理论，几乎每一方面都与佛教思想特别是禅宗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是基于这种开放性、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才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也才能够生生不息。也正是基于这种开放性、包容性，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进而得到补充和发展。正如石仲泉所言，马克思主义尽管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两者都有的博大的汲纳性，使它们能够融合相通、共存共荣，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一方吃掉另一方 〔5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

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科学，具有世界性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其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它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民族性。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其世界性，必须借助民族表现形式，如同恩格斯所言：“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 〔4 〕394马克思主义要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就必须形成具有各国特色的民族形式。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形成具体的民族形式，就必须使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

（一）借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形式

中西方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二者具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语境相差甚远，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况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是经过翻译和解读过的内容，使得我们对经典论述感到晦涩难懂。所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来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因为这种表达方式通俗易懂，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进而从心理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的语言生动活泼，具有生命力，因此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他说：“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2 〕837因此，毛泽东常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特别是理论性极强的哲学原理，他的著作的语言风格，也极富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例如，他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说明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总是向前发展的;用“愚公移山”来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区别;用“路遥知马力”来说明质量互变规律;用“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说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来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说明暴力革命的重要性;等等。

邓小平的语言风格同样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曾说：“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 〔6 〕这里的“旧形式”，主要是指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俚语、俗语、民间故事等，语言浅显生动，便于理解。例如：邓小平用“摸老虎屁股”来批评有些领导听不得群众批评意见;用“当收发室”来批评照抄照搬上级文件的做法;用“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老大难”“小脚女人”“摸着石头过河”“走自己的路”等通俗语言，表达如何处理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用“东西南北”四个字来概括世界格局;等等。

习近平也经常用一些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大实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他用“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来阐明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分割的道理，用“缺钙”“软骨病”来比喻有些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的缺失，用“墙头草”“推拉门”来描述有些领导干部的不作为，用“既要养血润燥、化瘀化血，又要固本培元、壮筋续骨”来说明改革要辨证施治，用“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来说明一个国家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等等 〔7 〕。这些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便于人民群众理解接受，有效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二）借用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善于借用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来表达新思想。比如，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用“夸父逐日”“羿射九日” “孙悟空七十二变”和“鬼狐变人”等历史典故来解释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原理。邓小平对《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典籍和名著非常熟悉，对其应用也是信手拈来。例如：他用“愚公移山”的神话来比喻中国人具有的坚韧不拔精神，用“徐福东渡”的典故来比喻中国向日本学习先进技术，用“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来比喻中国改革任务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等等。习近平爱读历史书籍，对于历史典故也是信手拈来。例如，在2011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他就引用了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逐而赋《离骚》、孔子“诲人不厌”、勾践“卧薪尝胆”、苏武“饮雪吞毡”等许多历史典故。

（三）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源自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其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在赞扬河间献王刘德的治学态度。唐代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毛泽东吸收这个思想，并结合历代思想家关于“重实”“求真”的思想，赋予“实事求是”新意。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2 〕801新界定的“实事求是”用来表述我们党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路线，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也善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应用，“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便具有代表性。《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是目前所知关于“小康”一词的最早记载。《辞海》将“小康”解释为“家庭生活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是指一种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的状态，它寄托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引用“小康”这一概念来定义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小康社会。当然，邓小平也赋予了“小康社会”新意：“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 〔8 〕《礼记·礼运》中提出了由“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邓小平据此规划了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蓝图，即由温饱到小康、再到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三步走”战略，体现了理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从小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习近平总书记，也常常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始终装着人民。2012年11月25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喊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响亮口号 〔9 〕。这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生动表达，也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赋予的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借助传统民本思想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如“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等。在整篇十九大报告中，“人民”“群众”出现了246次，“以人民为中心”俨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显著特征。

综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动力，离开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失去源动力。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式的民族表达形式，才能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爱并接受，也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所以，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正确方法，应是将它们结合起来，使二者共存共荣，而不是相互排斥，一方取代另一方。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历史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陈旧过时甚至糟粕性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也是精糟共存、良莠共生。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推动作用，而糟粕部分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消极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必须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参 考 文 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1（02）：1-5.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

〔7〕文 秀. 习近平講话的语言风格及特点〔N〕. 学习日报，2013-12-09（03）.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1-162.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