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北京 100089)

引言

尤·米·洛特曼(Лотман Ю.М.,1922—1993)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领军人物，其学术成果丰硕，特别是在结构文艺符号学方面造诣甚高，主要著作有《艺术本文的结构》(1970)、《诗歌文本分析与诗歌结构》(1972)等。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主要包括诗歌文本结构分析和文化符号分析两大部分，洛特曼诗歌文本分析理论主要包括诗歌文本的结构原则和诗歌文本的功能等。洛特曼认为，“诗歌结构是一个具有内部自控和循环关系的综合系统。”[1]254诗歌文本各要素、各层级之间具有复杂性，诸要素构成一个整体，诗歌文本的意义由此生成，主张用“信息即美”的观点来阐释诗歌文本。茨维塔耶娃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她的诗歌与其人生经历紧密相联，无论是失去祖国时的痛苦心情，还是面对爱情时那种激情澎湃的情感表达，这些都蕴含于诗歌之中，其整个诗歌创作可被视为一部多彩的人生自传小说。

一、祖国——思乡符号

洛特曼认为，“艺术中，内容由整个模式系统所表达，而模式系统的一切信息只有化作符号才能传达给人们，艺术本文就是这样的符号。”[2]254自然语言是第一模式系统，文学语言是第二模式系统，艺术文本是二者相互作用产生的信息量，艺术文本就是符号系统，符号与符号系统都具有储存信息、传递信息的功能，由此实现艺术文本的交际功能。诗歌文本作为艺术文本的一种，其诗篇中的每一个单词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符号，都荷载一定的信息。茨维塔耶娃于1922年离开俄国，开始其悲惨的流亡生活，祖国是其一生挥之不去的梦，是表达愁肠百转思乡之情的情感符号。

《祖国》(1932)是最具代表性的以祖国为主题的诗歌。“俄罗斯，我的祖国！……远方，千里迢迢的地方！我的异邦，我的祖国！”[3]91诗中祖国是俄罗斯、是异邦、是远方。“远方”是地理距离与心理距离的符号标志，传达出诗人虽身处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但内心却无比地思念祖国的强烈心情，即地理距离虽遥远，心理上却是与祖国密切联系的。《对祖国的思念》(1934)是诗人笔下祖国主题的又一佳作，这首诗对俄罗斯的思念有着强烈的悲剧色彩，这是因为世人所满怀眷恋的祖国早已不复存在，诗人仍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中。诗歌开篇诗人给人以一种冷漠的感觉，口是心非地说自己已不留恋祖国，自己无论身处何方，都如同一个浮萍，漂泊不定。但在内心深处，诗人仍旧在寻找回家的路，只是不知路在何方，只能“回归内心孤身自处。”[4]316在茨维塔耶娃的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情感早已不是普通的乡愁，而是增加了另外一种思绪，即她内心深处怀有的恋旧情感，一直活在往昔、活在自己生于斯长于斯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俄罗斯依旧在，但诗人心中的祖国早已逝去，她从心底拒绝接受这一现实，认为祖国已不再爱她，而自己则成为一个漂浮的灵魂，她对周遭的一切早已不在乎，但无论诗人怎样拒绝接受现实，俄罗斯都是其永远“切不断的血脉”[4]315，即使她所怀念的那个俄罗斯早已成为过去。诗中的花楸树是该诗的点睛之笔，亦是诗人创作中重要的象征符号，即花楸树是祖国的象征，也象征着女性的命运，是诗人自身命运的写照：“红色的果穗，把花楸树点燃，树叶飘落，我诞生……”[5]36红色的花楸果象征着诗人那旺盛的生命力，花楸果苦涩的味道似乎预示着诗人命运多舛的一生，诗人不畏惧苦涩的味道，体现其桀骜不驯的个性。

诗歌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构建机制，它虽以自然语言为基础，但诗歌语言符号系统往往能够传达出自然语言无法表达的内容。笔者主要以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莫斯科”为例来说明诗歌文本传达的信息量是复杂多元的，即同一自然语言的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是多样的。“莫斯科”是自然语言，但在诗人的笔下，成为其表达思乡之情的又一情感符号。诗人创作的“莫斯科组诗”(1916)共九首，表达了自己对莫斯科深深的爱恋。莫斯科于茨维塔耶娃而言，是出生长大的故乡，她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于整个民族而言，莫斯科是祖国的心脏，蕴含着深厚的俄罗斯传统。在这部组诗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教堂和钟声意象的出现，体现出莫斯科浓郁的宗教文化。如在第五首《在彼得抛弃的城市上空……》中，洪亮的钟声，1 600座教堂；在第六首《莫斯科郊外青青小树林上空……》中，诗人描写了朝圣者们渴望踏上去卢卡加城的朝圣之路，体现了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的传统[4]80。即使远在千里之外，莫斯科依然是每个俄罗斯人最坚实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这里不仅能够治愈身体的病痛，就连灵魂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净化。洛特曼认为，诗歌文本比其他文学文本的信息传递量更多，这是因为诗歌文本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其储存、传递信息的功能也更强。具体来说，以《在彼得抛弃的城市上空……》这首诗为例，题目中所指的城市是莫斯科，这里叙述的是俄罗斯那段迁都的历史，“在被你抛弃的女人头上。”[4]67在诗人的笔下，莫斯科常常被喻为女性，彼得堡则是男性的化身，诗人形象地将莫斯科比作被抛弃的女人，当莫斯科教堂的钟声再次响起，以钟声来嘲笑沙皇，以此表达诗人心中莫斯科那居于首位的城市情结，这就从整体上使诗歌文本的信息量扩大了。

二、聚合与组合——诗歌文本信息功能的生成原则

洛特曼认为，“艺术文本就是建构在两类联系的基础上：相等要素的反复对照和对比，以及近邻(不相等)要素的对照和对比。”[2]112这里体现出洛特曼诗歌文本建构的两个重要原则，即聚合与组合原则，诗歌文本意义的实现也正是通过这两个时空交错的轴来完成的。“所谓聚合，既包括了索绪尔语言学意义上的篇章内外的使用和落选词语之间的关系，即处于篇外的同一聚合体内的词语对入选篇内的词语在语义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更是指篇章内各个层次上的重复现象，包括了从语音、韵律、语法、词汇直到诗行乃至诗行以上单位的各种重复现象(повторы)。”[6]74诗歌的结构层次包括：语音层、词汇层、修辞层、诗行等层次。诗歌篇章的聚合轴指的是文本内所选择的词语，同文本外落选词语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上述各层次之间的重复现象，如语音的首语重复、句式的重复等等。“诗篇结构的组合轴主要是指各个层次水平上的接续运动，即音连成组、词连成句、诗行连成节等顺序的发展。”[1]80洛特曼的组合轴理论主要是研究该横组合轴面上相邻单位之间的平行对照关系。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文本的组合轴也可称之为句型变化轴，“主要适用于叙事文学作品，这里又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相同的(或者结构上等价的)因素之间的连接与不同结构因素之间的连接。”[7]98笔者认为，聚合与组合是艺术文本建构的基本原则，聚合侧重于文本结构各个层次的分析，而组合则较多地关注篇章的整体建构，由于叙事文学文本较长，更利于进行整体篇章的分析，但诗歌文本亦属于文学篇章的一种，因此，诗歌文本的建构应是聚合与组合相互作用的结果，笔者用洛特曼的“二轴说”来分析茨维塔耶娃诗歌文本建构的特点。

重复现象是诗歌文本聚合轴上的重要表现形式，笔者主要将诗歌文本结构划分为语音层、词汇层、标点符号的修辞三个层次，依次对各层次的重复现象进行分析。以《祖国》为例，诗歌的语音层主要包括节奏和押韵法，全诗由四音步抑扬格写成，体现了诗人的昂扬激情；在押韵上，全诗五个诗段采用аабб的环抱韵形式，阴阳韵脚的相互交替，特别是я-а阴性韵脚的不断重复以及元音链о-а-у-ы错落有致的重复，其中о这个音节的重复率最高，使诗歌的基本音调高亢有力，更加突出了对祖国的赞誉之情。词汇是诗歌的物质媒介，在《莫斯科组诗》中，莫斯科是组诗的核心意象，诗人通过对教堂、钟声以及1 600这一数字的重复来建构莫斯科独具特色的宗教色彩，这些词汇的层层叠加，使莫斯科成为众多意象的聚合体，真实地再现了莫斯科人的生活、信仰。词语的语义生成，既有核心意象的统领作用，也有词语之间的相互对比。茨维塔耶娃诗歌中最为突出的是标点符号的重复使用，如破折号、省略号等。正如布罗茨基所言：“它不仅被她用来说明现象的类同，而且还旨在跳过不言自明的一切。此外，这一符号还有一个功能，即它删除了20世纪俄国文学中的许多东西。”[8]68这里的“它”指的是破折号，如在《祖国》一诗中，全诗共六个诗段，每个诗段都有破折号的出现，特别是在最后一个诗段，仅有的四行诗中破折号就出现数次：”Ты!Сей руки своей лиш-усь,—...На плахе:распрь моих земля—...”[1]92破折号的连续使用，使诗行成为一个个独立的语段，打破了均衡的语调。省略号的运用则更加明显，直接出现在诗歌的题目中，如《我在莫斯科……》《红色花楸树……》等等，给读者留以思考想象的空间。

组合轴主要强调诗歌文本中各元素之间的排列、组合、搭配，每一个词语只有与诗行、诗段乃至诗篇整体结合起来才具有特定的意义。这点尤为明显地体现在茨维塔耶娃诗歌中词汇搭配及句式方面，如旧式语体与口语词汇的组合，不同语体具有不同的信息传递功能。以《莫斯科！多么庞大……》为例，这首诗中的词汇搭配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旧式词语的使用，如странноприимный дом(供朝圣者过夜的房舍)далече-далеко；二是口语词及口语句式的使用，如Мы все к тебе придём,Ты всё же позовёшь。在诗歌文本中，一般都使用书面体语言，而茨维塔耶娃选择使用旧词与口语句式相结合的方式，使诗句充满个性化的悲剧感。一方面旧词的使用表现出诗人对已逝俄罗斯人的怀念，另一方面口语句式的使用更能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诗人与祖国无法亲近的无奈之情。正是不同词汇、句式的搭配组合，使文本各元素之间环环相扣，与聚合轴共同促进了诗歌文本信息功能的生成。

三、自传性——茨维塔耶娃诗歌文本的特点

“她的抒情主人公总是绝对等同于诗人本人……任何的诗中之‘我’按她的看法，都应该能够完全代表传记中的‘我’，与之有同样的情绪、感受和世界的完整感。”[9]247在茨维塔耶娃看来，其诗歌创作就是其人生的自我写照，甚至诗中作者和主人公可以完全等同。巴赫金对此有专门的论述，他将二者的实质关系分为三大类：“第一种，主人公和作者有明显的区别；第二种，大量的抒情诗中是以第一人称写成，所抒之情自然为抒情主人公所有；第三种是抒情主人公并非作者本人。”[6]225在巴赫金论述的第二种类型中，主人公和作者几乎可以等同，这就与茨维塔耶娃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

笔者通过对茨维塔耶娃诗歌文本的具体分析来说明其具有的自传性特点，即真实的人生经历与其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首先体现在诗人自我身份的建构问题上，其诗歌是对现实生活中自我的描述，诗歌的题材是有关诗人自己的人生经历。在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主要分为亲情、爱情、死亡等题材。茨维塔耶娃曾长期侨居国外，对祖国的思念体现在众多的诗歌中，比如《祖国》《思念祖国》等等。在异国他乡的日子，茨维塔耶娃饱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流亡，一方面，她思念女儿、苦盼与丈夫团聚；另一方面，她与当时俄侨文学圈格格不入，饱受排挤，造成其精神上的折磨，而诗歌则成为她宣泄、表达情感的唯一寄托。其次，诗歌的内容选择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个人性与主观性，诗歌中的情节与诗人的亲身经历融合在一起。如亲情题材的诗歌大多是献给其女儿的，茨维塔耶娃在《小姑娘！……》(1912)一诗中写道：“凌晨敲响的教堂钟声，迎接我的小妞妞出生，——祈盼她忧愁中能够安静，祈盼她长大后满怀柔情。”[4]10这首诗是诗人为纪念女儿阿莉娅的出生而创作的，充满了母爱的柔情以及对女儿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

爱情是茨维塔耶娃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诗人将自己的爱情经历和感受与诗歌融为一体，写自己的爱情，写她爱的和爱她的人。可以说，茨维塔耶娃的一生都渴望爱情，也勇敢追逐爱情，但是其感情生活都是昙花一现，并未获得她心中那理想的完美爱情。《给谢·艾》(1914)这首诗的主人公是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谢尔盖·艾伏隆，两人于1912年结婚，“我挑衅地戴上他的戒指，”[4]19这枚戒指是其结婚时的信物，戒指上刻有结婚日期和名字，对诗人来说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在诗中，她不仅赞美丈夫的英俊风姿，更佩服他不惧生死的担当，但他们的爱情是悲剧的，艾伏隆后加入白军，几经辗转于国外，最后被枪决。

结束语

洛特曼的诗歌文本分析理论是其结构文艺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他看来，诗歌文本是一个符号系统，具有信息传递、信息生成和信息记忆的三大功能。诗歌文本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结构系统，每一元素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用洛特曼的理论分析茨维塔耶娃的诗歌，通过对文本各个层析分析，既可以从具体细节入手分析诗歌，又可以对诗歌结构整体的建构有更深入地了解。在茨维塔耶娃的笔下，同一符号传达出不同的情感，既有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又有那种心理上失去祖国而孤苦伶仃的凄苦声音。茨维塔耶娃是一位极具个性的诗人，其诗歌创作如同自传，仿佛她的一生都可从诗歌中了解到亲情、爱情和友情。茨维塔耶娃的诗歌还具有丰富的语言张力，体现了诗歌文本结构所蕴含的复杂信息量，这些正是了解诗歌意义所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