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发建 叶欣明

“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促成与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国共两党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是十分善于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的政党，抗日战争开始后，为应对中华民族危机，中共不断重提“北伐”国共合作抗敌、国共合作分裂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警醒中共党员干部以斗争方式维护与国民党的合作，批判国民党内挑拨内战、制造分裂的反动言论，借助于北伐的历史记忆进行抗战动员。目前学界对于“北伐战争”的研究，多集中于北伐史实及经验总结方面，较少涉及后来的北伐历史记忆问题。本文拟从“合作”记忆、“分裂”记忆、“三大政策”记忆三个方面，考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北伐”历史的记忆进行抗战动员，揭示“北伐记忆”于抗战动员的意义。

一、“合作”记忆与全民抗战动员

在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后，中共一改之前的“反蒋”话语，开始借助北伐战争国共两党联合作战的历史，唤起国共两党的共同记忆，寻求国共再次携手合作的可能，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以民族解放为目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伐历史的记忆正好契合抗战动员的主题。

（一）“国共合作”与联合抗战动员

中华民族团结合作、共御外侮，是中共抗战的基本方针，而“北伐”时期国共合作的经验，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提供了历史借鉴。1935 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毛泽东就呼吁国民党重温国共合作的历史，要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重振孙中山先生北伐时期的三大政策，以实现抗日救亡”。①《毛泽东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432 页。1936 年8 月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宣布：“随时准备着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85 页。毛泽东提出将“抗日与反蒋”改为“联合抗日”。③毛泽东：《抗日反蒋不能并提》，《毛泽东文集》第1 卷，第438 页。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重提北伐胜利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①《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解放》1937 年第1 卷第18 期。主张“联蒋抗日”和“国共合作”。②《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1937 年4 月1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165—166 页。1938 年，毛泽东在回答《新中华报》记者提问时，重申国共“合作”的主张，认为只有国共两党相互抛弃过去互不承认和互相对立的立场，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再次携手，以团结合作的精神，与社会各界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的唯一生机和希望”。③《毛泽东的谈话》，《解放》1938 年第31 期。中共坚持“团结合作”方针，并向广大干部群众阐明，在北伐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启示下，不应重蹈北伐国共分裂的覆辙，应在三民主义旗帜下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提出要拥护蒋委员长的领导，以督促其抗日；针对国民党内投降派，应将“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与国民党加以区别，以巩固国共合作的基础。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362 页。以团结求合作的立场，使中共赢得了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权，为争取全民抗战奠定了舆论基础。

（二）“军民协作”与民主抗战动员

在抗日敌后根据地，中共积极组织民众的抗日斗争，并呼吁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战”方针，北伐时期民众箪食壶浆支援前线的记忆，成为中共论述“民主抗战”的重要历史资源。1937 年，莫文骅指出：“倘若没有广州工人的积极斗争与广九铁路工人的英勇行动，则巩固北伐根据地，肃清杨刘之举是不可能的；倘若没有省港大罢工，当时的国民革命根据地就难以得到巩固；倘若没有上海工人阶级的三次起义，国民革命军就不能如此迅速地占领上海；倘若没有武汉工人的英勇斗争，当时空前第一次的收回租界之举就始终不会实现。”⑤莫文骅：《战时政治工作概要》，《解放》1937 年第1 卷第19 期。1938 年，《新华日报》在纪念北伐十二周年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了民众对北伐胜利的贡献，认为北伐军在各地所获得的胜利，是依靠广大民众援助的结果，因此得出：“群众的力量是革命战胜反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力。”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十二周年纪念》，《新华日报》1938 年7 月9 日，第1 版。民众支持北伐的记忆，成为中共告诫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战，改变片面抗战政策的有力凭据，以此说明广大民众才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坚强的队伍，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最坚强的力量。⑦杨志华：《抗战和当前的工会运动》，《解放》1937 年第1 卷第22 期。另一方面，借助北伐战争中“军队与民众深相结合”的历史记忆，彰显北伐时官兵和军民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突出国民革命军是人民军队的形象。史达在论述北伐军事上成功经验时指出，面对“在粤北有北洋军阀的窥视，在东江有陈炯明的扰乱，在根据地的心腹中有商团以及杨希闵、刘震寰等杂牌军队的图谋不轨”的艰难局面，“军队民众化”是北伐胜利进军的根本原因。⑧史达：《改造军队和武装民众问题的商榷》，《解放》1937 年第1 卷第24 期。张际春也指出，北伐时“群众当运输、当向导、交通，及在一切参战行动中显示了他无限的英勇和热忱”。⑨张际春：《抗日军队与人民》，《解放》1937 年第1 卷第21 期。因此，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更应当让民众与军队协作，给军队以助力，同心协力参与抗战。⑩凯丰：《全国舆论界对抗战民主与民众运动的言论》，《解放》1937 年第1 卷第24 期。

（三）“党军一体”与军队政治化动员

北伐战争时期，通过在国民革命军中植入“党军”体制，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有效提升了军队的组织性与战斗力，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历史资源。周恩来指出党代表制度“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11]李泽、季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48 页。这一制度有利于贯彻“党指挥枪”的军事原则，保障党的方针实现与命令执行。随着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军队的政治工作也愈发重要。1940 年，谭政提出要将“党军体制”作为各地抗日武装的军事指导原则，因为这一制度“内容完备，作风艰苦，方法灵活，本质是革命的、生动的，没有官僚主义的味道。它将成为中国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典型与正统”。[12]谭政：《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 年第2 卷第9 期。中共还借此向国民政府传达改造国军军事制度的建议，1937 年，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国民党的军事制度已抛弃北伐时的传统，不能实现彻底战胜日寇的任务，①《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380 页。提出要以北伐时的“党军”作为模范，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于此“我们尤其盼望于蒋介石先生”。②毛泽东：《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解放》1937 年第1 卷第18 期。刘亚楼希望国民政府军队能恢复政治指导员制度，以指导抗战。③亚楼：《抗战军队中的连队政治工作》，《解放》1937 年第1 卷第20 期。史达也呼吁国民党应挑选党内优秀分子履行军队政治工作，命名为“党代表”，希望国民政府军队中也建立起“党军”体制。④史达：《改造军队和武装民众问题的商榷》，《解放》1937 年第1 卷第24 期。

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共不断调整抗战策略，借助北伐战争的经验，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合则两利”的话语中，以“民主”“团结”相号召，将北伐时国共合作的精神发扬光大，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运用北伐战争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记忆，动员全民族力量共同参与抗战。

二、“分裂”记忆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接连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不断提示“北伐”时国共两党“分则两败”的国耻记忆，以此传达“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的政治主张；⑤周恩来：《团结起来打敌人》，《新华日报》1941 年7 月20 日，第1、2 版。通过再现北伐时国共“分裂”的历史记忆，警醒国民党内的“反共”派，阐明我党争取团结合作的抗战策略，反击国民党的反共摩擦，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国难方殷”与抵制“分裂”

面对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中共极力唤醒国民党当局和国人的北伐历史记忆，号召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要以史为鉴，停止“摩擦”，一致对外。1938 年《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因为北伐时期统一战线中途破裂，致使“中国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乘隙而入，招致了九一八以来的空前国难”。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十二周年纪念》，《新华日报》1938 年7 月9 日，第1 版。所以，国共两党必须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周恩来指出：“谁在抗战中有异图、闹分裂……谁想要独霸，想分立，便会再度招致失败。”⑦周恩来：《辛亥，北伐与抗战》，《新华日报》1938 年10 月10 日，第1 版。1940 年7 月，朱德陈述1927 年国共分裂后，“东北沦陷，冀东丧失，华北岌岌可危，敌人不折一兵一将，席卷广大疆土”。国难日重，以此为据，提出只有再次加强团结，克服投降和分裂危险，停止一切武装的与非武装的摩擦，才能恢复北伐时期“扫荡帝国主义的军阀走狗的武装，如摧枯拉朽，如秋风之扫落叶，百战百胜，所向无敌”的辉煌历史。朱德代表八路军和新四军，表达中共愿意至诚地与国军“合作”共同抗日的决心，强调必须“打击一切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进行的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活动”。⑧朱德：《巩固全国抗日军的团结争取最后胜利》，《解放》1940 年第111 期。抗战后期，面对国民党的分裂行径，中共强调北伐时国共分裂的严重后果：“国内民族团结的破裂，以致功败垂成。日本帝国主义者乘机煎逼，不久就演成‘九一八’。国境日蹙，而经济凋敝，民生日艰。”⑨史明操：《努力创造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新华日报》1944 年3 月12 日，第3 版。重提破坏统一战线招致国难的史实，有力地震慑国民党顽固派，也表明中共坚决抵制分裂、维护统一战线的立场和态度。

（二）“血的教训”与以“斗争”求“合作”

中共鉴于北伐后期国共分裂的历史教训，抗战时重提我党一味“退缩妥协”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记忆，提出以斗争的方式维护合作，以军事反击的姿态回击分裂行径。叶挺在新四军成立之初便指出：“北伐的教训记忆犹新，将来也可能旧剧重演。”⑩苏克勤：《铁军纵横战江淮——新四军军部大本营征战纪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9 页。北伐的历史教训，在中共看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与分裂势力进行“武装斗争”问题。面对国民党的分裂企图，中共提出要以斗争求合作的方式进行回应。1940 年毛泽东指出，北伐时期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只讲“斗争”否认“联合”，这两种极端的策略都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极大损失。现在要以斗争和联合相结合的方式应对当前局势，斗争是方式，联合是结果，两者不可偏废。[11]《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62—763 页。1941 年“皖南事变”后，刘伯承、邓小平代表一二九师向中央军委请缨增援新四军，以回击国民党的进攻，在通电中言辞犀利地指斥何应钦等亲日派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发动“剿共”是内战行为，指出：“大革命血的教训殷殷犹在，不给这般盗贼迎头痛击，则不但我党我军陷于不利，特别是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①《一二九师通电请缨增援新四军》，《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 年第3 卷第2 期。主张通过军事斗争的方式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3 年，周恩来总结北伐历史教训时指出：我党在北伐国共两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最重要的是“没有以武装斗争为中心”。②《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168 页。提醒中共党员干部要以武装斗争回击分裂行为，强调斗争是争取团结、打击分裂势力的最好方式。事实也证明，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的军事回应使得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行动暂时得到了抑制。

二是面对分裂采取灵活的策略，杜绝重蹈机会主义覆辙。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便提出，要应对目前的局面，既要在精神上有所准备，掀起反对“分裂”的宣传运动，以提振全国抗战士气；同时向广大党员和群众说明，“皖南事变”并不等于国共再次分裂，要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动摇的情绪。中央军委强调，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再次叛变，“要求我们更加强争取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各友军对我同情，反对当局分裂的政策，而使亲日派投降派孤立起来”。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33 页。可以看出，中共充分吸取了北伐的历史教训，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反对右倾的悲观和投降主义，坚持团结合作的原则，通过政治、军事上的斗争和舆论上的宣传，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毛泽东总结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指出：现在国民党的“反共”绝不是北伐“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重演，④《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81 页，第391—392 页。同时强调必须吸取1927 年陈独秀的教训，“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⑤《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81 页，第391—392 页。抗战时期，随着中共的逐渐成熟，坚持联合又能拒绝同化，灵活地分析斗争对象进行策略调整，坚持独立自主前提下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政党形象，发挥中共领导全民抗战的重要作用，北伐的历史记忆在抗战语境中不断得以强化，成为中共在抗战时期反对分裂、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武器。

三、“三大政策”记忆与抗战动员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北伐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三大政策”话语，不再简单强调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异同，而是在坚持共产主义理论原则下，寻求与三民主义理论的结合点，对“三民主义”理论做出新的解释，将其改造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借此揭露和批判背离这一理论的言论和思想，进行广泛的抗战动员。

（一）“两种主义”与思想信念动员

“七七”事变之前，中共就重拾“三大政策”的历史记忆，为两党的重新合作寻求理论基础。董必武明确指出：“如果没有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军北伐在长江流域的胜利，目前国共的再次合作仍要以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为基础。”⑥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解放》1937 年第1 卷第6 期。毛泽东也认为三大政策是“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⑦《毛泽东文集》第1 卷，第232 页。中共中央号召党员干部要继承北伐时的三大政策，“坚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争取胜利”。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 册，第165—166 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三大政策”成为中共纪念孙中山话语中的重要词汇，强调“三大政策”是孙中山作为“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⑨《循着中山先生的道路前进》，《新华日报》1944 年3 月12 日，第2 版。国共两党在“三大政策”指导下取得北伐胜利的历史不断被重述。张闻天将“联共”视为三民主义的核心，认为它们都要求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都要求实现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⑩洛浦：《论共产党的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的一致》，《解放》1939 年第75、76 期合刊。毛泽东对国民党“联共”所取得的成绩总结为：“共同宣传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封建的旧文学与文言文。第一次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煽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①毛泽东：《论民主主义》，《解放》1939 年第98、99 期合刊。使“联共”的历史记忆不仅超越两党的军事联合，还包括政治、思想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共同主张，从而论证两种“主义”的兼容性。

北伐时“联俄”与“扶助农工”的记忆，与孙中山“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呼吁共同呈现，成为抗战中扶植工人农民运动、联合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有力号召。吴克坚认为，苏联在北伐初期接济军火和供给干部，“尽了很大的友谊援助”，在北伐取得胜利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因此“联苏”抗日，就格外重要。②吴克坚：《历史上的教训》，《新华日报》1938 年5 月30 日，第4 版。石西民还提出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英美加强合作，联合作战打垮日寇的建议。③《一二九师通电请缨增援新四军》，《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 年第3 卷第2 期。《新华日报》的社论提出：孙中山的“农工政策”成为“建树民主政治，发展生产和推进文化”，以及发动无党派人士、工农劳动群众并肩携手的抗战力量。④《循着中山先生的道路前进》，《新华日报》1944 年3 月12 日，第2 版。抗战中“三大政策”的历史记忆，为联合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联合抗战提供了理论支持。

对“革命三民主义”的认同，并不代表中共放弃共产主义理想，毛泽东向中共党员强调：如果有人要求共产党员放弃共产主义思想和组织，“不仅不能为共产党所接受，而且直接违反中山先生的理论和行动”。⑤《毛泽东的谈话》，《解放》1938 年第2 卷第31 期。中共坚持信仰和理论上的独立性，保持了中共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二）“联共”政策与反投降动员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努力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遂即出现“取消”中共及其军队的言论。“国社党”首领张君劢在蒋介石授意下，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以维护国家统一为由，指责中共边区政府为“封建割据”，要求取消共产党及其政权。叶青等人也呼应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主张。以吴亮平为代表的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此进行了坚决的驳斥。

吴亮平回顾北伐历史后指出：“1925—1927 年的革命，日本帝国主义已看到中国民族团结之可畏，所以用尽一切方法挑拨离间，国共分裂以后，国民党内部的混战继续，镇压革命、进攻红军，使日本军阀放手侵略，以致酿成现在空前严重的困难。”⑥吴亮平：《斥叶青张涤非任一黎学稼诸托洛斯基派》，《解放》1937 年第1 卷第3 期。指出：“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废弃，国共之分裂，民众运动之被镇压，使革命受到重大的失败，以至陷入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状态。”他批评叶青等人的主张为“假民族主义，反民族主义，民族取消主义”，是实现抗战建国事业的敌人。⑦吴黎平：《关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严重违反三民主义的错误》，《解放》1937 年第1 卷第24 期。1938 年，《新华日报》在“社论”中引用宋庆龄的讲话指出：“假如孙中山国共合作的主张以及联俄联共的三大政策能够继续到底，则中国国内封建军阀势力早已铲除净尽，帝国主义早被驱逐出去，而中国已成为独立自由的中国了。”⑧《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十二周年纪念》，《新华日报》1938 年7 月9 日，第1 版。批判抗战中破坏国共合作、取缔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和观点，揭露其反革命反民族的本质，不仅使中共党内同志加深了对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理解，并借助于“三大政策”的历史记忆，服务于抗日救亡的政治动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建立“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奠定了理论基础。⑨《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74—675 页。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重新唤醒“北伐”历史的记忆，为全民族抗战进行动员。中共运用“北伐”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呼吁重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以国共分裂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记忆，阐述反独裁、反分裂、反投降的抗战主张；重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历史记忆，寻求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北伐”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将“北伐”历史记忆打造成维护国共合作、凝聚民族情感、实现抗战动员的重要历史资源，为全民族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