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博 韩宾娜

近年来，随着历史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游记作为研究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一种史料，其价值逐渐引起了学界重视。《旅行杂志》（1927—1954）是近代中国第一本旅行类综合刊物，自1927年创刊至七七事变之前的“黄金十年”是民国时期城市化活跃发展的时期，休闲旅行者或游走于城市与乡野的山水之间，或穿梭于传统与现代的异样空间，通过这种跨越边界的身心体验，既可白描民国中期城市知识群体的旅行动机，也可窥探现代性生活方式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路径。现有研究成果从旅行活动、文化意义、社会生活、旅行观念等角度阐述了《旅行杂志》的多重意义，但对休闲旅行与游记作者主体的身心话语表述之间的透视尚显不足。因民国中期休闲旅行基本集中在国内范围，故本文以《旅行杂志》在1927—1936 年间刊载的536 篇国内游记为中心，兼及同时期其他旅行刊物，梳理民国中期城市知识群体的主诉出游动机及其促发因素，并管窥其身心话语中的现代性指向，以期深化对不同历史时期旅行书写与身心认知之理解。

一、逃离尘嚣：摆脱嘈杂环境和枯燥工作

在1927—1936 年间刊登于《旅行杂志》的国内游记中，作者们较多地使用“烦腻”“苦闷”等表达负面情绪的词汇形容自己所处之城市生活。譬如，生活在郑州的林夙根提及旅行缘由：“终日里扰扰攘攘过着都市的生活，忒腻烦了。”①林夙根：《百泉记游》，《旅行杂志》1932 年第6 卷第12 号，第39—43 页。居于北平的去病更是直言：“凡是看过‘城市之夜’国产影片底人，大概多感觉到都市生活，是万恶底窟穴，毁人底洪炉。”②去病：《定县实验区》，《旅行杂志》1934 年第8 卷第2 号，第7—14 页。“居于沪上”的叶作舟亦因“久苦都市生活”，故而在友人邀其一同往游天目山时，“欣然诺之”。③叶作舟：《秋日登天目记》，《旅行杂志》1935 年第9 卷第12 号，第23—26 页。同样生活在上海的朱曼华也自称是“对都市生活过得烦腻的人”。④朱曼华：《消夏胜地》，《旅行杂志》1936 年第10 卷第8 号，第8—9 页。故而，在谈及个人出游动机时，不少游记作者均坦言因“烦腻”城市生活而产生了“逃离”的迫切愿望。从时间角度而言，此种“逃离”并非永久性地舍弃城市生活回归乡野，而多为暂时性的躲避，主要是试图通过休闲旅行的方式驱散心中“烦腻”“苦闷”的情绪；从空间角度而言，通过休闲旅行“逃离”城市的所去之处，并非仅限于与城市相对的乡村和田园，只要是非惯常生活环境即可，既包括乡村亦包括其他城市空间。

（一）逃离城市嘈杂和煤烟空气

城市知识群体在游记中多直言对城市喧嚣的厌烦和逃离的渴望。1928 年，《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就在《首都之游》一文中写到：“余年来萍梗江南，卒卒鲜暇，喧嚣城市，都无好怀。”①赵君豪：《首都之游》，《旅行杂志》1928 年第2 卷冬季号，第3—8 页。表达了对城市喧嚣生活的不满。1930 年，居住在上海的秦燮源深感“草耕沪滨，久苦尘嚣”，②秦燮源：《苏锡四日记》，《旅行杂志》1930 年第4 卷第3 号，第41—44 页。赵幼文在游览青城山后返回成都时认为自己是“重入喧嚣”，③赵幼文：《青城山之游》，《旅行杂志》1930 年第4 卷第9 号，第35—41 页。的铮称结束鲁北旅行返回天津后又要过“醉生梦死的生活了”。④的铮：《鲁北十日记》，《旅行杂志》1930 年第4 卷第11 号，第37—42 页。30年代中期，城市喧嚣更甚，缪镛楼称之为“市廛栗六，日处尘嚣”，⑤缪镛楼：《金兰游记》，《旅行杂志》1936 年第10 卷第7 号，第17—19 页。阎重楼无奈地写道：“八年来我没有离开过这烦嚣的都市，对于那些能够远足旅行的人儿，当然存着羡慕和嫉妒的心哪。”⑥阎重楼：《陕行速写》，《旅行杂志》1936 年第10 卷第9 号，第53—59 页。

城市喧嚣首先源于人口密集和空间狭小，拥挤和局促的感觉易使人产生厌烦情绪和逃离动机。20世纪上半期，城市化带来城市人口的激增，由传统的低密度生活空间转入现代的高密度生活空间，城市居民因空间环境的突然“拥挤”而产生了心理焦虑和行为异常，催化了逃离城市的意愿。例如，30 年代初期生活在“东方第一大都市”的不少上海人认为“谁都感觉到生活上的苦痛”，这种苦痛是与乡间生活比较而产生的，主要是因为空间的狭小，譬如乡间住房十分宽大，而上海普通城市居民经济能力有限，“几家同住一幢，人声唤闹，污秽不堪”，“精神上也觉得痛苦得很”。⑦佚名：《都市生活的卫生方法》，《新民》1933 年第1 卷第11 期，第15—20 页。1936 年，孙沛甘讽刺道：“上海的三部相——地狭、屋小、人众——除了极少数的享受阶级者外，格外的叫人觉得悚然。”⑧孙沛甘：《仲夏午之游——高桥海滨浴场印象记》，《旅行杂志》1936 年第10 卷第8 号，第3—6 页。

在游记中，城市知识群体还常常提到逃离城市的另一原因，即逃离城市污浊的煤烟、烟尘或汽油味空气。1932 年，暂居上海的祖雨人写到久居繁华都市的人们每日只能“饱吸那充满煤烟的空气”，作者更因自己已居留上海三年有余，深感气闷到极点，因而“一有几天的空闲，总是拔起脚向上海的近郊游览”。⑨祖雨人：《平芦点滴》，《旅行杂志》1932 年第6 卷第7 号，第59—70 页。自称“服务于都市”的萧亢石将都市生活和乡镇生活相比，深感“无上的枯寂，无聊”，“高巍的洋房，弥漫的烟尘，是都市的特有”，“在工厂林立的地方，空气自然要远逊于乡间”。⑩萧亢石：《从都市生活联想到乡村生活》，《上海民友》1932 年第61 期，第15—16 页。1935 年，同样居住在上海的赫森也写道：“凡是喜欢吸些新鲜空气的人们，大概久住在混合着烟煤汽油的空气里的上海，没有不觉得心地悒悒。”[11]赫森：《峭寒里的无锡》，《旅行杂志》1935 年第9 卷第2 号，第49—57 页。空气污染对身体健康有即时的影响，严重的空气污染会使人头晕眼花、头痛、眼热、咳嗽，这也与田园乡村的新鲜空气、宁静氛围形成鲜明对比，从而驱动城市居民渴望逃离城市而重返田园。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是中国城市的第二次变革期，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城市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功能凸显，工厂数量剧增。根据1933 年《申报年鉴》统计：天津市有工厂2186 间，[12]天津庸报：《六大都市：天津市各业工厂及工人数》，《申报年鉴》1933 年年刊卷，第1137 页。上海市工厂数为1887 间，[13]黄寄萍：《六大都市：上海市各业工厂及工人统计表》，《申报年鉴》1933 年年刊卷，第1096 页。汉口市工厂数为165 间。[14]萧勃：《六大都市：汉口市工厂统计表》，《申报年鉴》1933 年年刊卷，第1130 页。此外，上海商号总数为72858 家，另有银行65 家（包括总行在上海者、分行在上海者、专设上海者及外商及中外合办银行四类）、钱庄112 家。[15]黄寄萍：《六大都市：上海市银行及金融机关调查表》，《申报年鉴》1933 年年刊卷，第1092 页。在工业化、现代化潮流下，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公共交通体系的形成，所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对城市原有环境的破坏。正如时人所言：“科学之进步，表示机械万能时代，工商业之发达，交通之频繁，人口之稠密，嘈杂的都市与污浊的空气，应时而生。”①佚名：《都市的嘈音》，《科学图解》1934 年第1 期，第24 页。

（二）逃离机械枯燥的工作

除外在的城市环境，城市知识群体试图“逃离”的内在对象则是城市中机械、枯燥、程式化的工作。生活在近代中国最大都市上海的普通劳动者，此种感受最为明显。30 年代初，蒋维乔称自己赴海宁观潮之游程的起因乃是友人汤爱理的提议：“吾曹平日困于笔墨，脑筋过劳，当此秋色晴明，正可往西湖盘亘数天。”②蒋维乔：《八堡观潮记》，《旅行杂志》1931 年第5 卷第10 号，第45—46 页。祖雨人也认为，久居繁华都市的人，每日除了“去作那例行的机械工作之外，可还哪里再找得出人生的真意味来呢”，于是趁着四日休沐闲暇前往新仓游玩。③祖雨人：《平芦点滴》，《旅行杂志》1932 年第6 卷第7 号，第59—70 页。1936 年，伯乐在《青阳港记游》中写到，在江南初春万物生趣盎然之时，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所感到的却是“烦嚣，枯闷，恶浊”，作者解释导致这般不快的因素乃是“坐在办公室的我们，整日埋头思索，振笔急书，忙得吐不出气来”，并诉说对游山玩水、享受大自然乐趣的无限向往。④伯乐：《青阳港记游》，《旅行杂志》1936 年第10 卷第3 号，第25—31 页。

此种逃离城市繁复枯燥工作的渴望并不仅限于上海，而是城市知识群体的普遍心态。例如，30 年代初生活在天津的汪季文因深感“终岁碌碌，埋头案上”之枯闷，“深欲登山涉水，一涤凡尘”。⑤汪季文：《旧都四日记》，《旅行杂志》1931 年第5 卷第8 号，第71—78 页。随后，他在另一篇游记中亦写到：“我们完全恃工作来生活的人，换空气在身心上比阔人们尤其是需要”，因而在春假中“照往年的成例”，仍去北平游览了四天。⑥汪季文：《北平经济游》，《旅行杂志》1932 年第6 卷第11 号，第59—62 页。同样，生活在北平的张士清因公务繁忙，虽对近在咫尺的北平汤山温泉“神往久矣”，却始终未得一游，后因友人沈元熙等组织汤山温泉旅行团而相偕前往，游后深觉“荡涤襟怀，庶使精神振奋，于事务身心，两有裨益也”。⑦张士清：《游北平汤山温泉记》，《旅行杂志》1933 年第7 卷第6 号，第59—60 页。1934 年，生活在山西太原的淩宴池在游记中记录了暮春三月“脱公务之羁绊”，与妻儿一同赴晋祠游览的经过。⑧淩宴池：《游晋祠考録》，《旅行杂志》1934 年第8 卷第7 号，第59—62 页。自称“在京服务”的汪叔梅因感“终岁劳形案牍，亟思出游，以舒胸襟”，而在明知“途程辽远，山径险阻”的情况下，毅然单枪匹马远赴陕西之华岳游览。⑨汪叔梅：《华岳记游》，《旅行杂志》1936 年第10 卷第9 号，第11—23 页。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星期工作制度传入中国并在城市中得到广泛实践，工作时间被程序化和固定化，“一般机关、公司、大商店、工厂等都有固定的工作时间”。⑩编者：《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民生》1932 年第1 卷第8、9 期合刊，第1—2 页。这种制度使城市工作者每星期七日中有六日均处于从早到晚的忙碌工作状态，仅有星期日一天的闲暇时间，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逐渐分离，而且每日工作时间时有延长，工作负荷加大。例如，1930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曾因蒋介石提议每日工作10 小时，而将工作时间由8 小时延长至10 小时，结果却被认为是“利无而弊大”。[11]音青：《内政部实行十小时工作之结果》，《生活》1930 年第5 卷第50 期，第827 页。又如，1934 年《山东省政府秘书处暨各机关各县政府每日工作时间表》规定：上午办公时间为7：30—11：30，下午为13：30—17：30，共计8 小时。[12]《令发工作时间表仰遵照（附表）》，《财政旬刊》1934 年第12 卷第1 期，第3—4 页。如果说政府机关尚能遵守八小时工作制，那么私营单位就未必能够如此了。同年，《民众教育》报馆曾在其刊物内刊登《本馆消息：工作时间加长》的通知：“各机关办事时间，每天照例是八句钟，本馆同志因为矢志民教，牺牲精力起见，向来工作时间均为九小时。现在因为季节关系，天候较长，又因暑假开始，城市休学青年日多，每日来馆者日多，故自本年度七月一日起每日办公时间，上午为八至十二时，下午为一至七时。”[13]念滫：《本馆消息：工作时间加长》，《民众教育》1934 年第1 卷第1 期，第42 页。可见该报馆的每日工作时间由原来的8 小时先后延长至9 小时和10 小时。1936 年，自称是“小学里一个高年级级任教师”的刘社延在《小学老师的希望——八小时工作》中，详细记录了其一天由早晨7 时起至晚上12 时止的超负荷工作，以至于因为“每周要做教学报告，每学月要出测验题，看测验卷，有时学校里在晚饭后开会”，使得作者无形中增加了工作时间，以至“遇到星期例假，也要像坐牢样坐在屋内批改簿本”，并且这种生活是“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以后日日如此”，“我固如此，他也是如此，同事都是如此”，由此作者特地撰文提出“八小时工作”的要求，并自嘲这暂时只能算是一种希望。①刘社延：《小学教师的希望——八小时工作》，《中国出版月刊》1936 年第6 卷第2 期，第11—14 页。正如一位旅行者所言：“处都市者，每限于职业，不能恣情山野。”②高事恒：《雁荡巡礼》，《旅行杂志》1932 年第6 卷第11 号，第17—23 页。

可见，星期工作制的实施及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分离，催生了城市知识群体在假日中逃离城市以暂时性地摆脱工作束缚、释放持续工作压力的动机。然而，“职业”“工作”既是推动城市居民逃离城市的促发因素，又是影响其逃离城市的制约因素。

二、寻求愉悦：因“性本好游”而“借地消遣”

在民国中期《旅行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主诉出游动机除消极被动地逃离外，亦有积极主动地溢出。此类动机主要体现在旅行主体因“性本好游”而选择“借地消遣”，与在电影院、咖啡馆等现代都市空间中的休闲活动本质相同，区别之处则在于是否与惯常生活环境产生较大空间距离。

（一）“性本好游”的内生动机和生活方式

民国中期，《旅行杂志》之游记作者均表示自己生性好游，乐于寄情山水。如珍重阁在游览越溪时称“生平所嗜，山水清游”，③珍重阁：《越溪记游》，《旅行杂志》1928 年第2 卷夏季号，第7—12 页。俞剑华直言自己“性本好游”，④俞剑华：《雁荡写生记》，《旅行杂志》1932 年第6 卷第2 号，第15—24 页。孙肖泉亦称“余性素爱汗漫游”。⑤孙肖泉：《山西解县之游》，《旅行杂志》1932 年第6 卷第3 号，第1—10 页。30 年代初，张涤俗在游览故都北平时写到：“草草劳人，百感萦怀，念浮生之若梦，宜及时而行乐”，“弹铗之余，辄喜作汗漫之游”，且将旅行视为“唯一消愁之事”。⑥张涤俗：《故都屐痕》，《旅行杂志》1932 年第6 卷第2 号，第25—34 页。杨振岳亦表示：“余素以旅行为无上乐事。”⑦杨振岳：《成山记游》，《旅行杂志》1934 年第8 卷第8 号，第17—22 页。如果说旅行是一件“乐事”，那么对此“乐事”的追求则是人之本性的一种体现。1928 年，赵君豪明言：“天下之乐，无过旅行。”⑧赵君豪：《首都之游》，《旅行杂志》1928 年第2 卷冬季号，第3—8 页。30 年代初，高凤纪在《广西纪游》中写到：“予生性好游，凡佳山水，辄向往之。”⑨高凤纪：《广西纪游》，《旅行杂志》1931 年第5 卷第7 号，第79—82 页。方山在漫游塞外时写到：“余性磊拓，喜远游，好摄影，寻幽探胜，足迹遍南北。”⑩方山：《塞外漫游随笔》，《旅行杂志》1934 年第8 卷第11 号，第57—64 页。由上可见，对旅行本身的热爱是民国中期城市知识群体主动出行的内生动机。

“性本好游”作为旅行主体的出游动机，久而久之便会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如游兴甚浓的周瘦鹃称：“每年春秋佳日，我总要鼓动游兴，往杭州苏州无锡那些地方去游一下子”，[11]周瘦鹃：《富春江上》，《旅行杂志》1928 年第2 卷春游特刊，第15—21 页。“十载以还，每值春秋佳日，恒招邀俊侣，共作清游”。[12]周瘦鹃：《黄山纪游》，《旅行杂志》1936 年第10 卷第1 号，第50—54 页。1932 年，王启熙与友人乘船由上海出发，经过70 小时抵达厦门游览，他称此行的两位旅伴“黄君小鲁和石君明勋，也都是惯于旅行的”。[13]王启熙：《厦门游记》，《旅行杂志》1932 年第6 卷第9 号，第45—52 页。唐玉虬则“每值休沐日，踪迹恒在西湖湖上诸山”，[14]唐玉虬：《诸暨採风记》，《旅行杂志》1933 年第7 卷第6 号，第63—69 页。又利用杭徽公路沿途旅行，“盖暇无不游，游无不畅”。[15]唐玉虬：《杭徽公路旅行记》，《旅行杂志》1934 年第8 卷第1 号，第47—51 页。姜亦温在1930 年春“寻食汉皋”期间，每逢星期休假“辄好漫游，客居两载，游踪殆遍”。[16]姜亦温：《汉皋话旧》，《旅行杂志》1935 年第9 卷第7 号，第39—41 页。1935 年，留学期间逢假必览异邦山水的缪镛楼自称回国后亦“每当春光明媚，辄喜纵览国内胜境，岁以为常”，[17]缪镛楼：《宁台七日游记》，《旅行杂志》1935 年第9 卷第7 号，第11—16 页。可见作者利用闲暇时间外出旅行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二）“借地消遣”之娱乐新风尚

1932 年，《民生》杂志的编者曾言：“人类是爱好闲暇的，欢喜悠游自在，欢喜做随心所欲的事。”①编者：《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民生》1932 年第1 卷第8、9 期合刊，第1—2 页。闲暇是一个时间概念，1899 年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指出，闲暇时间指人们除劳动外用于消费产品和自由活动的时间。②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26 页。可以说，休闲的本质是自由，即可以自由地支配闲暇时间。星期工作制、休假制度以及国庆日等现代假日，给城市知识群体和市民阶层提供了更多的休闲旅行和娱乐机会。

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娱乐活动始终是人们利用或打发闲暇时间的一种重要方式。民国时期，城市生活方式日趋现代化和多样化，城市娱乐业亦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楼嘉军在考察20 世纪初期上海城市娱乐体系的演变后，提出20 世纪20—30 年代是上海开埠以后经济发展最繁荣的阶段，上海城市娱乐发展呈现空前繁荣景象，具体表现为“娱乐部门齐全，娱乐场所众多，娱乐样式多元”。③楼嘉军：《20 世纪初期上海城市娱乐体系的演变》，《历史教学问题》2006 年第4 期，第12—19 页。这种城市娱乐的繁荣景象并非上海所独有，而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般趋势和特点。1928 年，珍重阁介绍了绍兴游览区布业公所的繁荣景象：戏台、茶肆、浴池、园林、京剧场、电影院等一应俱全，建筑为三层楼，“列坐拥挤”，夜市营业直至11 时许，作者自称“游倦归来”。④珍重阁：《越溪记游》，《旅行杂志》1928 年第2 卷夏季号，第7—12 页。1929 年，南京社会局对娱乐场所之统计结果为：“室内游艺，计有清唱十九处，电影七处，说书三十六处，京剧二处，新剧一处，弹子房五处，联合游艺二处；露天游艺，计有说书十一处，京剧二处，唱书十四处，书片六处，武术四处，提线戏二处，奇异动物三处，幻术一处，杂耍三处，共计一百一十七处。”⑤《社会消息：娱乐场所之统计》，《首都市政公报》1929 年第48 期，第31 页。1934 年，《申报年鉴》曾统计天津市娱乐场所数，计有球社4 家、跳舞场2 家、电影院12 家、旧剧剧院6家、茶园8 家。⑥天津庸报：《申报年鉴》1933 年年刊卷，第1144 页。虽较上海稍逊一筹，但新式娱乐设施的逐渐扩展是民国中期的一种趋势。

在城市娱乐方式和种类多元化的潮流下，在“新式交通出现以后，舒适快捷的旅行方式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⑦闻虹、曲晓范：《民国时期铁路旅行指南与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嬗变——以环渤海区域为中心（1912—1937）》，《历史教学问题》2019 年第1 期，第60 页。加之新式旅馆的建成、旅行服务机构的设立等诸多客观保障条件的完备，城市居民的娱乐活动范围得以大幅度扩展，休闲旅行逐渐成为大众娱乐的一种新风尚，尤其受到城市知识群体的热切追捧。早在1925 年，江亢虎一语中的：“旅行即娱乐也。”⑧江亢虎：《旅行与娱乐》，《商旅友报》1925 年第20 期，第31 页。《京报》副刊曾刊登《国庆日的娱乐》一文，列举北平市居民在国庆日假期的娱乐活动，包括“去逛公园，去逛北海”，“去登八达岭”，“到汤山洗澡”，“打雀牌依然八圈”等，⑨余上沅：《国庆日的娱乐》，《京报副刊》1925 年第294 期，第13—15 页。可见逛公园、泡温泉、游览名胜已成为市民阶层的休闲娱乐新风尚。

此外，在《旅行杂志》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亦较多地记录了旅途中目睹的各地休闲旅行之兴盛景象，此种景象无一例外都发生在当时的主要城市及其周边游览胜地，“借地消遣”之人络绎不绝。1927年，一帆在描述游览苏州虎丘所见的景象时称“山塘虎阜一带，游客如云”。⑩一帆：《虎丘游记》，《旅行杂志》1927 年第1 卷夏季号，第46—49 页。李申秾在游览苏州时写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风景的美丽是享有悠久的盛名的。外埠到苏州来游览的人，年以万记。”[11]李申秾：《记洞庭西山之胜》，《旅行杂志》1936 年第10 卷第6 号，第29—32 页。赵君豪在《莫干山小记》中记述：“比年以来，国人每于夏期避暑海滨或清凉之山中，若青岛北戴河牯岭一带，往游者络绎于途。”[12]赵君豪：《莫干山小记（消夏名区之一）》，《旅行杂志》1927 年第1 卷夏季号，第29—40 页。1931年，汪季文在与妻子及友人赴北平游览故宫时，听闻“游人总数，据收票者统计，约有一千二百余”，随后赴游中山公园，夕阳之下，又见“游人如过江之鲫，或携情侣，或邀友朋”。[13]汪季文：《旧都四日记》，《旅行杂志》1931 年第5 卷第8 号，第71—78 页。30 年代中期，冯植芳因海珠桥的建成，“由广州市起程，过河南大约行个把钟即到漱珠岗”，途中见“往游者纷纷，红男绿女，结队成群，大有游客如云之象！”①冯植芳：《漱珠岗游记》，《旅行杂志》1934 年第8 卷第8 号，第39—43 页。

三、“再造身心”：城市知识群体休闲旅行的补偿与疗愈功能

民国中期《旅行杂志》的游记作者群体，虽然在休闲旅行记录中声称他们对城市喧嚣、拥挤环境和煤烟空气十分厌恶，时时表现出逃离城市的愿景，但他们所寻求的绝不是长期隐居田园的乡野生活，而是通过暂时性的逃避来缓解或补偿城市生活的压力，即通过休闲旅行获得内心的愉悦从而实现身心补偿功能。

早在1922年，姜子荣就对作为外来语的“recreation”一词有独到的见解：“英文娱乐recreation这个名词，就是re-create恢复疲劳——心理的和生理的——再造身心的意思。”②姜子荣：《教师的娱乐》，《中华教育界》1922 年第12 卷第3 期，第1—11 页。1931年，小芳在游览北平西山后称：“这个旅行，使我过于快乐了”，因为旅行的快乐既来自“身体的锻炼”，又来自“精神的修养”，故而感慨“旅行，真是一件最高尚的消遣”。③小芳：《雪后游西山》，《旅行杂志》1931 年第5 卷第3 号，第25—29 页。1936年，高梧轩在《西莲峰下送残春》中写道：“以劳人草草，就海上行役之繁，遂至日共嚣尘，无由摆脱”，作者之应对良策即“十年以来，一临盛夏，即谋旅游，用资习静”，因而牯岭、青岛、莫干山、普陀山，“几乎无不一再流连，襟痕波影，相与萦洄矣”。④高梧轩：《西莲峰下送残春》，《旅行杂志》1936 年第10 卷第7 号，第3—15 页。

对民国中期的城市知识群体而言，逃离城市喧嚣的休闲旅行是一种使人忘却烦恼、亲近自然的途径。1927 年，戴欲仁记述到普陀山昔日交通不便，“除进香之善男信女外，绝少游其地者”，但轮舶的通行诱使游客接踵而至，每逢夏季均有中外人士前来避暑，以至“森严僻静之佛地，将一变而为旅行者必游之地，亦为久处空气恶浊繁盛都市之人，调节生活之地矣”。⑤戴欲仁：《普陀游记（消夏名区之一）》，《旅行杂志》1927 年第1 卷夏季号，第41—45 页。陈慧一在感觉城市生活“烦嚣愁困，中人欲死”时，“差幸得间赴莫干山小驻旬日”，由此“一畅胸襟”。⑥陈慧一：《重游莫干山记》，《旅行杂志》1928 年第2 卷秋季号，第13—18 页。1932 年，陆丹林看到广州白云山“逢着星期例假，游人很多”，作者也在游览期间看着满山矮松、听着枝头鸟语和游人谈笑的声音，认为此情此景“和那繁忙的都市比较起来，简直是人间天上”。⑦陆丹林：《南归杂忆》，《旅行杂志》1932 年第6 卷第5 号，第1—5 页。1935 年，徐珊在《浙东山水历目记》开篇即写到：“生在都市里，长在都市里的人们，只要有机会，没有不想到山水胜处”，因为这不仅可以领略大自然的美丽，更可以“洗涤积滞在胸襟的渣滓”。⑧徐珊：《浙东山水历目记》，《旅行杂志》1935 年第9 卷第4 号，第13—27 页。

被标准化的时间表支配，再加上单调、机械、高压的城市工作，城市生活有时会令人有绝望之感，所以要有身心的休息和调节，使体力有所恢复和增长，精神有所寄托和转换。利用余暇时间短暂地休闲旅行，便成为一种工作补偿的有效手段。20 世纪30 年代初，陈存仁因应世界书局之约编写《中国药学大辞典》，“搜集标本，参考古籍，征求意见，撰述文稿，四年以来，几无片刻闲暇”，而且作为医生，他还须于每日日间照常应诊，导致“精神大受损害，发生脑病，面黄力弱，痛苦已极”，作者“深知此病非药石所能为力，决以旅行代药饵”。⑨陈存仁：《华南旅行记（上）》，《旅行杂志》1934 年第8 卷第5 号，第5—16 页。

综上所述，民国中期的“黄金十年”提升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电影院、咖啡馆、歌舞厅一样，休闲旅行也成为城市新潮生活方式的象征之一。围绕在《旅行杂志》周围的有较为稳定收入且有相对集中闲暇的城市知识群体，其记述语境呈现“现代化叙事”倾向。⑩孙逊：《虚构的贫穷——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经济身份认同》，《历史教学问题》2018 年第3 期，第40 页。外在的城市环境压力和内在的工作压力共同催生了城市知识群体逃离惯常城市生活环境而外出寻求消遣之休闲旅行动机。从心理预期和现实成效上看，休闲旅行既可逃避城市喧嚣环境和繁复枯燥工作，又可通过异地游览而寻求愉悦。逃避喧嚣与寻求愉悦，二者相辅相成，使城市知识群体在现代生活中的身心困境和角色负荷获得补偿和解放。休闲旅行是民国城市知识群体在应对城市化和职业化压力以及追随现代生活方式时采取的身心均衡策略，是一种现代性的身体形塑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