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向 峰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一、绪说感动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有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说明人的感动从所遇到的事情里边来。我自己从读诗和有关诗的理论中得出，写诗这个实践活动，首要一条就是怎样能够找到写的材料，也就是对象。对象主要是从实践活动的经验，也就是外在的刺激、推动、启发当中来。外在的实际条件，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当中，人们总是受到它的推动、刺激、启发，所以才有人实际的生活感受。 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怎么会有主观感受？就是外在的推动和刺激 ， 有一种切肤之感，用抓心挠肝来形容都不为过，对于诗人来说，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在情感上也就是所说的喜、怒、哀、乐、爱、憎、惧，引起了主观方面的感受。但是它在人的情感当中并不是孤立的，一条一条的，有时候它起一种综合作用。在文学艺术创作当中，无论哪种创作，大体上都得是外在推动，包括写过去的历史题材，也常常是受到现实的激发，才关注历史或者关注人物。即使是历史上的事、历史上的人物，实际上也是这个人物这个事件在当下的感受中出现，因此它不只是历史，也是现实。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是受到外在生活现实的推动，然后产生一种创作动机，或者写作欲望。但是在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当中，唯有诗歌特别突出，它要求创作主体的感受必须是切实的感受、真正的感受，才会让你启动情思。思想和情感这两者在艺术创作当中都是审美情感里边的构成，因此对诗人感动敏感度的要求也最突出。

说到诗的灵感，就是怎样深入现实，主动去寻找生活，没有这个启端就没有外在的推动，也没有内在的反应。所以写诗怎么能找到材料，找到写的对象，这是关键。唐代画家张璪，他把绘画创作概括为8个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就是现实世界的运动，无论自然和社会等等存在， 统称都可以叫作造化，就是不是由你心里想的，而是外在的客观现实的规定。在绘画上尤其是指自然，也就是自然、社会、人生的变动，这都是造化。以造化为师，没有这个做基础，你就无从写起，无从画起，这叫外师造化。但是光有造化，你把这个描摹下来，那只能是画工，仅是摹写现实，只有这个不能成为艺术，所以不论自然或者社会生活仅仅提供一个样态，还不能成为艺术，因为没有主体性，所以必须得把人的思想情感渗透到对象当中去，达到客观和主体的和谐统一。所以不论是谁讲文学艺术创作，追本溯源都离不开外在的客观世界。如果我们留心的话，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听到的事情，或者说读书读到的事情，应该说很多都可以成为诗的体现。但是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它就是诗的材料，或者是诗的题材，写起来好像也不见得会感受它确实能够酿成诗。

不论写什么文章，你得感动。比如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论》等，他在写这些的时候就像写诗文一样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战局非常需要他做出正确的科学的指导，他必须得回答这些问题，而且现实推动他有这方面的激情。所以我们看毛主席这方面的著作有的真是像诗一样。像解放战争期间他写解放军攻克洛阳的通讯， 就像叙事诗一样，不是一般我们看的新闻报道，而是很有激情。中国为什么很多政治家写的政论文章可以说不是散文，结果却成了散文。《古文观止》里面收录这种文章非常多，给皇帝一个奏疏，为朝廷起草一个文书，最后大多成为散文式文章。就是因为写的时候它包括了很深的个人的情思在里面，虽然没有像写诗那样激情迸发，但却是文学所必有的感动。写诗要求激情喷发，因为这种情绪是与诗同在的。

现实生活使人发生感动，这种感动和诗是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没有感动就没有诗，即使你勉强写出来也不是诗，诗和别的文体不同的地方在于它里边必须得有诗情。古籍里所说的“诗言志”，是说诗是表志的，古文的“志”包含着所有的审美主观形态，就是思想、情感、意志等，或者说引起诗情的激情，都是志。志来自人们在现实当中的感受，对诗人来说它处在中间环节，有了志之后就会变成诗，用诗的语言去表述。有了思想，有了情感，有了节奏，它就是诗。如果再往下深究，诗要通过什么来表述，来加强它的文学性？它得有“文”，就是文采，亦即艺术性。历数一下我们中国古代诗人里面说的感动，就是论述诗和情的关系。《尚书·尧典》中所讲的“诗言志，歌永言”，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开山祖训。《诗经》里面有一首《园有桃》， 其中有两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心里边有忧愤，这种忧愤闷在胸里面，怎么让它发泄出来？通过写诗。古代诗都是可以唱的，有曲调，通过诗歌把心中的忧愤表现出来。孔子讲“兴观群怨”，都是讲诗能够让人感动，以至于有感动以后所产生的主体效果。汉代的司马迁讲发愤著书，扬雄讲“言为心声”，这个“愤”与“言”主要是指情思之言。诗人所言成诗，或者以诗来蕴言，都是心声的表现。西晋的陆机在《文赋》里写：“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方春。”表示诗人随着一年当中四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情绪。春天生机勃勃，树叶变绿了，树枝也变得柔软，在风中摇荡，令人欣喜。秋天草木凋零，一片肃杀之气，这个时候心情会引起怅然之感。刘勰的《文心雕龙》里讲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他还讲到“为情而造文”，就是作为诗人，是为文而造情，还是为情而造文？毕竟心里边有一种情感要表现，这时候再付之于语言文字，这样的诗才能成功。相反地就是为文而造情。本来是没有心情的感动，却要装出非常感动的样子，就是辛弃疾后来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你心中没有感动，你说你怎么样愁苦，别人也不会为你的愁苦所感动。所以 ，你想让读者哭，你先要悲。所以托尔斯泰写到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卧轨而死的地方自己痛哭流涕，这时候有个朋友到他家拜访，看到托尔斯泰正在流眼泪，就问他遇到什么悲痛的事了，他说：“我的安娜卧轨了！”人们读安娜卧轨的时候几乎没有不同情的。本来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要实现他最初的主题，就是安娜必须得做贤妻良母，活动在厨房里，不遵守这个规则受到惩罚理所应当。他写着写着发生变化，自己随着主人公自由追求，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被这种精神追求所感动，所以作者最后站在了安娜的一边。

在刘勰之后，钟嵘《诗品》序言里边中心的内容就是讲诗人必须得有真正的感动才能写诗，写出来这个诗正是诗人感动心情的记录。他说到古代许多令人动情的情景：“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钟嵘.诗品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5.有上述遭遇的人，或看到遭遇而有所感动的人，不可避免地是要有诗情发生，会写诗的不免要写出诗来，“非陈诗何以展其义”;所以他的结论是：“动天地，感鬼神，莫尚于诗。”在中国的历史上，诗和其他文学相比是文学中的文学，而且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基础，就在于它的情感和语言，到今天也是如此。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序言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志所达到的地方，而且是动情以后付之于言。李白《古风》：“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 情感要抒发，要表现，所以才创作出来《离骚》和《风赋》这些作品。杜甫说“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陶冶性灵就是要挖尽自己内心所隐藏的那些忧愤，陶来陶去放在什么地方？放在自己的诗里。存底物就是要存放自己被发动起来的那些性灵。差不多和杜甫同时代的皎然是一个出家人，他写的《诗式》对于前代的诗，特别是汉魏六朝的诗，在当时可以说他的研究水平没有人能超越，而且里边有非常深厚的理论。 他说到诗，特别说到谢灵运的诗，“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2)李壮鹰.诗式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6：32.。这是说写诗达到审美极致程度，打开诗之后看到的都是性情，看不见文字。这好像说得有点玄妙，没有文字能看诗吗？你看的时候完全被它的情感所吸引，文字已经隐去了。凡是对艺术观赏的极致，都是“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的，这也是褝宗的不着于相。

我们都感到唐诗是中国诗的绝佳之作，一代文化奇观，论原因有多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诗人的命运不好。 白居易讲“诗人多蹇”。蹇，就是把马腿绊上让它走路，那是寸步难行的。他在李白的墓前还写了一首七言六句诗。 “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 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说到这里，你们不知道这个荒坟下面埋的虽然现在已经是一堆枯骨，但是他生前写的文章是惊天动地的。但是诗人都是不幸的，都是薄命的。最不幸的是李白。韩愈在一首诗里写：“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说到李白的不幸和屈原的命运差不多少。如果打开《全唐诗》去读，那里面真正有比较好的命运的不多。 白居易所说的诗人多蹇，指的就是命运，但是命运不好，之后怎么样了？韩愈说“不平则鸣”。写诗写文章怎么样能够写好？杜甫给的回答“文章憎命达”； 欧阳修说“文穷而后工”。命运通达，天天处的都非常顺遂，心里非常高兴，就天天写我非常高兴，没什么可写的。所以欧阳修说“欢悦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好。”欢喜的情感很难写好，而且也缺乏感人之力。我们今天看哪篇文章写他命运亨通，非常欢乐，而这个文章传世了？没有。清代的诗人也是历史家赵翼有一首《题遗山诗》的七律，其中有两句非常经典：“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当国家处在战乱当中，被外敌所侵犯或者是侵略，诗人也是命途多舛，家门不幸，这个时候就有诗的材料了，不用找，天天诗来找你。那些在历史上有名的诗人都是这种遭遇。“国家不幸诗家幸”，就是因为它给诗歌创作提供了事料和心情，所以才有“赋到沧桑句便工”。

对于诗人的感动，从审美感知的意义分析，由于事态不同，作用于人的心理构成点不同，如《乐记》所云之“人心之感于物也”的不同，所被感动的心理类型也不同，指出有哀心感者，乐心感者，喜心感者，怒心感者，敬心感者，爱心感者， 此六者“感于物而后动”(3)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59.。据此，大致可以用8个关键词来加以概括，在实践范畴上可确立为：第一个是感时；第二个是感世。人们好把时、世合在一起说，但是时是时代，世是世道，前者大于后者，里面各有不同的含义；第三个是感遇,有突出的个人性；第四个是感旧；第五个是感愤；第六个是感悟；第七个是感伤；最后第八个是感怀。大致分这几个范畴。笔者就举例来说明这种感动的类型建立在什么样作品的基础之上，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诗人的感动。

二、感动之感时

感时，特别强调的是时代、时运、时局，它特别指向一个历史阶段。如我们放在古诗的背景之下，是说什么朝代，这个朝代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运有好也有坏。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盛世，比如说贞观之治，这是强调唐初李世民当皇帝这一段，和后来安史之乱的唐玄宗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到了宋金，中国国内北方的金人发展起来了，想要主宰中华。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他们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想要夺取中原的物质财富以至于政权， 并烧杀抢掠。此时，感时的声音就出来了。在中国古代诗歌里面，歌颂盛世的这种感时不是没有，但是都不上数。比如杜甫写过《忆昔》歌颂开元时代，就是唐玄宗，他用两首七古歌颂开元：“忆昔开元全盛日”就是开元那个时代，全盛时期，“小邑犹藏万家室”就是一个小城镇里边都是一万户。“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那时候粮食有的是，稻米磨成之后里边含的油就像要冒出来一样，养分特别丰富，今天我们买大米看看是不是特别亮，那就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净，不论是国家的粮库，个人家储粮的地方都满满的。“九州道路无豺虎”他是讲你走遍天下吧，没有军阀割据、设卡勒索，强人劫盗都没有，所以出门不用担心出事。 后边说到男耕女织，生活非常富足。在开元之后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中，民不聊生， 痛苦变乱的局面，以忆昔与现下对比才写出这首诗。《水浒传》开篇有一首诗，是宋代理学家邵雍写的， 是歌颂宋太祖赵匡胤把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统一了，出现社会安定的一首七律。“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五代天下纷乱， 宋太祖统一中国，乌云全散去了。“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一片和乐太平，将宋初和北宋末变乱的局面做对比，是今不如昔。这种歌颂昇平的意义和反映民生疾苦的那些作品相比，虽可反衬徽钦时代的衰颓，但还是缺少激动人心之力的。 相反的是“赋到沧桑句便工”，写苦难、民不聊生、挽救乱世，而使作品能够流传下来。我们非常熟悉岳飞的《满江红》 ，为什么它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它真正写出了一个爱国护民的武将在乱世当中的胸怀、志向和愤怨，他把这个非常强烈地抒发出来。我们今天可以想象岳飞在创作《满江红》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作为一个在前线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他的使命就是保护国家和人民。当时朝廷里的君王和国土居民。君王就是北宋末期宋徽宗和接宋徽宗位的宋钦宗，他们作为俘虏被抓走了，抓到现在哈尔滨南郊的双城地界，当时是金国的政权中心。把他们关到地下挖下去三四尺的“地窨子”里。 岳飞作为统率军队的统帅， 这是由你承担的国家之耻，民族之耻，也是文臣武将之耻，特别是武将之耻。所以《满江红》里面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不是随便说出的，它是充塞胸中已久的那种愤恨。所以怎样能够发兵打到金国的老巢，迎接二帝还朝？“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没有这种时代，怎么能造出这种人？写出这种词？但是岳飞遇见了朝廷里边以皇帝为首的南宋高宗一伙别有用心之人。那为什么不叫岳飞往前打，真正实现迎接二帝还朝呢？一回来之后南宋高宗皇帝就得让位，所以不能让二帝回来，必须把岳飞从前线调回来，并且除掉以后才能保护自己的皇位。“莫须有”的罪名出自秦桧的阴谋，也正是得到了南宋高宗的允许，才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岳飞诗里面那种感情，谁也造不出来，甚至换一个人，他不是领兵在前线的元帅，精忠报国，没有这样的修养、责任，谁也写不出来，所以没有第二首《满江红》。

我们再说说李煜的《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在开封定都以后， 在南京还有一个晚唐末期残留的小朝廷，当时每年向宋王朝输送赋税、进贡等， 但是不能长期保留这种形式，所以宋太祖开宝九年发兵就把李煜抓来开封， 保留一些待遇， 带有人质扣押的性质。但是也不能总留着这个人，养了一段时间之后被毒死。像这首词，是在李煜做了俘虏之后回忆当年作为南京的小朝廷被消灭，前前后后的一些感受。 凭栏总是要远眺， 往远看也看不到属于自己的无限江山。如果不是李煜这种命运遭遇， 又怎能写出来？ 这时虽然已经是阶下囚了，但梦里还是皇帝，还在那里贪欢游乐。这是在忧患中梦享欢乐，醒后深切品味痛苦之感，才成就此诗。不过李煜的诗作为文本，它在后世的影响非常复杂。每当乱世的时候，那些流亡者都以李煜的词作为自己情感的寄托，在这时，李煜的皇帝身份不重要了，在他的文本里边放进我的期待视野，以我的经历凭栏以后，我想看到我过往的家园。所以在抗战时期，特别是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那些学生都引此为自己情感的寄托。这就是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的“作者用一致之思，而读者各以其情自得”。陆游的《诉衷情》也是他自己想要在军中直接上战场杀敌。他和辛弃疾两个，一个是大诗人，一个是大词人，都有这种披坚执锐、穿着铠甲拿着武器上前线去真刀真枪地去反对入侵者的精神。

三、感动之感世

感世主要指对世代、世道变化的感受。我们虽然分8个范畴来讲感动心理，其实它们相互之间都是连通的，都是感动。感动程度不同，触发感动的对象与引端不同，它会向不同方向辐射，辐射的方位也不是非常固定的。所以，感世应该说也是一种对时世的感受。在感世里边，是因为在一个历史阶段上，这种生活状态里有好事，也有坏事，但是这些好事和坏事都是属于这个世代，它触动你、感发你，让你以诗来表现你这种内心的感动。

在杜甫的诗里感世诗非常多，所以说杜甫的诗是诗史、是史诗，他作为诗人是诗圣，为什么是史？他写的都是他那个世代所有的生活情景。看“三吏”“三别”都是如此。杜甫在行走的途中傍晚经过石壕村，到老乡家里寻求借住。夜间官吏来抓人，老翁一听见敲门就跳墙逃跑了，剩一个老太太前去应付。老太太说我大儿子战死了，二儿子还在军里服役;家里边儿媳妇带着小孩子，自身连个遮身的完整裙子都没有。差役们对此不予理睬，硬是把老太太抓走了。胡适对这首诗有评价说，在那个时代，把一个老妇人抓去服役，说明这种苦役加在人民身上已经多重了。老太太被抓走老头回来了，杜甫“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他感世伤时地写下了《石壕吏》这首路遇的纪实诗。

为晚唐末世作诗史的有诗人罗隐，他考了20多年进士。他家在浙江的钱塘。因为唐代进士考试是两年一次，他考了几回，从浙江到长安，头几回都是现考现去，后来干脆就住在长安了，年年考，但怎么考也考不上。所以很多人知道有一个罗隐，对当朝颇多怨言 ，总是写文章写诗讽刺朝廷， 朝廷高官对罗隐都没有好感，他的文章即使写的好也不行。有一次他在南昌住店，遇见了一个以前就熟悉的叫云英的歌女，当时书生都是白衣白帽， 云英就问罗隐，说你现在还是白衣白帽啊，罗隐很下不来台，就写了一首诗给她：“钟陵一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卿未嫁，可怜俱是不如人。”罗隐是说，我没有考上进士，你这十几年不也没嫁出去吗？咱俩都一样的，我成了进士漏，你也成了剩女。 罗隐以嘲解嘲，说明他应变能力不低。这时朝廷的皇帝是唐僖宗李儇,由于发生战乱，他就带着文臣武将从长安往成都跑，走唐明皇的老路。走的时候特别把耍猴的也带走了。这耍猴的人对猴子的训练特别出彩，给猴子穿上朝服以后,能够和大臣一起规规矩矩地在大臣行列里穿着红衣服站班，大臣跪拜它也跟着跪拜，于是皇帝就把这耍猴的人封为五品官。罗隐考了20多年没有考上，这个耍猴的把猴子训练好了之后就可以当五品官。令他十分气愤地写了一首《感弄猴人赐朱绂》。诗里说：“23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这是说，我23年是不断地、一次一次地参加进士考试，“五湖烟月奈相违”， 有多少好风景，有多少玩乐的机会都抛弃了， 可结果竟不如一个耍猴人，“一笑君王便著绯”！ 罗隐不生活在这个荒唐的时代哪有这种痛苦感受，怎么能写出来这样的恨世诗？

就感世的意义来说，面对现世、面对事件，有所感触、有所感动。如果说对这个世进行区分的话，主要是平世、盛世和乱世。在我们看到的诗里，写平世的诗比较平和，有日常生活、伦理情境、家长里短、田园情趣、可评可赏。写盛世的诗，为国家富足强盛赞颂功德，为世道安平和百姓安居乐业而歌咏也有其历史价值。但是对一般的读者来说， 主要关注的还是乱世或者是衰败之世的国家人民的不幸，和由此引发的愤怨与抗争，读诗也是喜欢读这类题材,在唐诗里，特别是李、杜、白居易的诗，里边多有比较深沉的感慨，他们也是因此而名列前端。这种现象和社会的整体状况有直接关系，因为不论是哪个朝代的历史中，盛世并不多有；而即使是在盛世之中，一般老百姓所承受的盛世恩泽也并不多有。唐代史近三百年，开国有贞观之治，这是唐初李世民执政的时候，加上唐高宗李治，就是武则天当政之前那一段，社会比较繁荣稳定。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发生安史之乱，就是动乱结束之后，也是社会弊端丛生，唐帝国一直乱到晚唐，几乎没有真正的太平时期。这是从世相来说的。众多诗人和一般民众也是处在乱世之中，所以写这个衰败之世的作品，常常成为民众共鸣的对象，它可以寄托读者的现实感。 比如有人对乱世非常愤怨，能找到诗来观照这种黑暗，就可以代他自身来表述情感。 以杜甫诗来说，杜甫的诗基本上都是写安史之乱前后，所以他写的反映衰败之世的痛苦，人民不幸的呻吟，不仅能成为诗史，也能成为处于乱世当中的民众寄托情思的对象。 欧阳修说诗人写诗和其他作者写作品 ，都是“文穷而后工”。他甚至说“愈穷愈工”，就是你的命运越穷苦越穷困，你文章才能越好。所以杜甫诗里面说“文章憎命达”。 就一个诗人来说，如果命运非常通达，做官一年升一级，不断地向上，这个时候除了写“应制诗”，此外根本就写不出好文章。 不论历史上哪个时代，大体上都是如此。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总结了以前那些时代里边，文人诗人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命运有直接关系：“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8.司马迁联列历史上多人现世的不幸遭遇与其感愤为文的事实，即诸人在所处世态中，各有与世遇直关的不幸，他们各自以诗文著作说世道，言遭际，以打通心中的郁结，而司马迁就此总结出“发愤之为作”的普适理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