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丹

引 言

世人理解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鼠疫》，多从现实角度，将《鼠疫》解读为一则喻世恒言，更影射二战，认为它“反映艰苦岁月，但又直接隐喻战败、德国占领和残暴罪行” (洛特曼，1999：468)。作为解读的角度之一，这种说法无可厚非。但除却具象的比喻和现实的指涉意义，从整个故事的内容和结构来看，《鼠疫》隐含的神话意识更应被关注。在加缪生活的时代，神话是一个被逐渐消解的概念。“神话曾经赋予生活以结构和意义，但此刻，由于逻各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神话已经失去了最后的立锥之地” (阿姆斯特朗，2005：135)。现代科学与技术在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因此而被奉为圭要。在神话式微的时代，加缪表现出了对于神话及其神圣性的尊崇与追随。

二十世纪以来，神话的再创作不乏其人，《变形记》《尤利西斯》等是其中的代表。加缪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根植于地中海文化的沃土，将希腊精神中的典雅和谐与理性精神纳入思想体系中，在一个消解神圣的时代，加缪执意回归神圣，不是一种不合时宜，而更是一种经典回归。神话之于希腊人，是其生存理想，同时也是预言、是历史、是规律。对希腊精神终身保有强烈兴趣的加缪传递了这种精神世界所带来的启蒙与文明。人性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属性。人类天天都在进步，但这是指科学技术能外界可以控制的范畴。而基本人性本身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神话永远不会因时过境迁而发生根本变化，因为支撑神话传承的基因编码是人类本质精神和思维范式、行为机制。几千年来人类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诸如母性、向群性等天性本能却基本恒定不变。这是今人可以理解和接受千年之前的神话的精神基础，也是神话对于今天仍有意义的根本原因。

洪水记忆：深藏的生存恐惧

在《鼠疫》中，加缪的神话意识有着较为直接的表现，即神话意象的直接运用。从文本层面解读，“鼠疫”这个意象是“洪水”“禁忌”的表征。在小说开头通过描绘奥兰城中的居民、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烦恼，加缪在心中酝酿出一个有希腊神话背景的隐喻。在《夏》中关于这座城市的叙述是对这一隐喻最好的注解：“奥兰恰是一堵黄色的圆环形高墙，上面是冷峻的天穹。刚开始，人们在这座迷宫里游来荡去，像寻找阿丽亚娜的记号那样，四处寻找大海。可是结果却是在苍黄的、叫人气闷的大街上兜圈子，最终还是让人身牛头怪把奥兰人都吞了下去，这就是无聊”(加缪，2010：227)。吞噬奥兰人的，除了铺天盖地的灾难，还有人类难以逃脱的命运。《鼠疫》中另一段更加直接的对于神话的引用出现在小说第四部分，即当一场格鲁克的歌剧《俄耳甫斯》给市民带来暂时的平静，使他们恢复几乎被鼠疫击溃的自信时，“大家几乎没有察觉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腔里带了一些原本没有的颤音，他在用眼泪祈求冥王同情时，悲伤得也有些过分”(加缪，2010：211)。这段文字就如灾难的谶纬，悲剧即将降临。《俄耳甫斯》是一个典型的禁忌神话，在这类神话中，主人公被明令禁止不能做什么，否则将会有悲惨的事情发生。这个禁忌话题的提出往往是神的旨意，但作为一个势必被打破的形式符号，这个禁忌总是被打破而导致悲剧的发生。俄耳甫斯的回眸导致了妻子的死亡，奥兰人对生活的随意则导致在鼠疫面前束手无策的茫然与苦痛(Marinel，2013： 802-803)。这一阶段的加缪，作为神话的延续者，经常性地进行神话的仿写和神话因素的挪用。

在普适性的基本规则这一基因密码上填充时代精神的血肉，就使神话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加拿大神话学理论家、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弗莱(1998：74、80)在他的著作《现代百年》中说：“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由思想、意象、信仰、认识假设、忧虑以及希望组成的结构，它是被那个时代所认可的，用来表现对于人的境况和命运的看法。我把这样的结构称为‘神话叙述’，而组成它的单位就是‘神话’”。“我们的神话叙述是一种由人类关怀所建立起来的结构：从广义上说它是一种存在性的，它从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角度去把握人类的境况”。在加缪的时代，他通过自己的神话和神话叙述反映了现代文明日益成熟的这个时代，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这一点在《鼠疫》中反映的尤为明显。

《鼠疫》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故事。这个隐喻首先发生在“鼠疫”至“洪水”之间。鼠疫的铺天盖地、势不可挡、无孔不入隐喻人类童年的洪水。在《鼠疫》中，对于鼠疫的来临做了如下描述：

形势变得严峻了，捡到的死老鼠数目与日俱增，每天清晨收集的也越来越多。自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群结队跑出来死在外面。它们从破旧的小屋，从地下室、地窖、阴沟里跌跌撞撞地鱼贯爬到地面上，在亮处摇摇晃晃，原地打转，最后死在人们的脚边。……凌晨刚把死老鼠打扫干净，但到大白天全市又会逐渐看到越来越多的死老鼠。(加缪，2010：86)

当肆虐的鼠疫像洪水一样势不可挡时，熟悉的恐惧感和无奈感充斥了人们的心灵。正是这种恐慌与无奈提醒了人们，人类在外部世界面前并不是完全有把握的。人们必须时刻小心，以防止灾难的猝不及防的回马枪。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能力与日俱增，科技文明亦可能满足物质的欲壑，但其在将世界全面物化的过程中，却将精神的疏离横亘在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除却物质，世界所剩无几的情形触目惊心。爱、理解、尊重……这些人类精神世界中美好的字眼，在物欲的遮蔽下所剩无几，世界变成情感与意义上的荒原。回归精神家园，重获人性光辉，用以治疗时代痼疾并获取生存的动力是势在必行。神话因其蕴含的人性因素，成为抚慰心灵的精神家园。

“世界末日的来临方式，有的是太阳暴晒，有的是天塌地陷，有的是神界战争，但是最常见的，还是淹灭世界的大洪水”(陈建宪，1994：95)。洪水神话就是世界各民族神话中共同保有的神话类型，具有最大的共通性。远古时代的自然崇拜最初由此而产生。

十八世纪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以来，在对原始社会进行广泛探索的过程中，洪水神话这一主题引起神话学家和民俗学家等研究者的共同关注，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的分析、探索和研究。灾难意识是人类保持警醒的一种忧患意识，它是人类独有的生存意识的分支。这种意识不仅仅是对于灾难的感知，更是一种自省和反思的意识。通过这种意识，人类在不断总结灾难规律的过程中，无数次与灾难进行着艰难的抗衡，并最终取得胜利，得以生存并推动人类文明的前进。灾难意识是人类童年自有的一种意识，得益于灾难的频发以及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反思。通过这种自我反思，人类开始意识到“人”与“物”之间是存在区别的。这种反思逐渐催生了“自我意识”。即使是在童年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也是不同于动植物的自我感知和识别能力的，它重点关照人类自身的本质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意识与自我意识是伴生的。

鼠疫与洪水具有相同的隐喻指涉，是对人类意识中不可把控的灾难最感性和最直观的体现。对于大规模的生命毁灭的深层恐惧，是神话的本质指涉。由于这种灾难铺天盖地、势不可挡，人类面对时难免在心底会产生自我弱小、命运无法主宰的不安全感。作为一部神话经典，《鼠疫》指涉了人类意识思维深处的许多共同心理感知。孤独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部小说中，奥兰市民在经受鼠疫的折磨与恐惧之余，心理上共同感知是孤独。这种孤独首先来自封城带给人们的直观感受，其次来源于人人各怀心思的内心感受。“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倘若我们当中哪一位偶尔想与人交交心或谈谈自己的感受，对方无论怎样回应，十有八九都会使他不快……他自己表达的，确实是他在日复一日的思虑和苦痛中凝结起来的东西，他想传达给对方的，也是长期经受等待和苦恋煎熬的景象”(加缪，2010：226-227)。短暂的防御心理及无处述说的过后，个体的孤独无依逐渐唤起对于团结互助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促使他们团结一致与灾难斗争，自发参与卫生防疫组织。《鼠疫》展示了一幅幅集体行动、共同抗争的美好图景，主人公们走出有限的个人世界，将个体的反抗行动升华为人类共同的反抗活动，个人对荒诞的具体感受凝练为人类的集体经验。这样的升华与凝练将一种个别情况上升为共同规律，反映了一个时代和群体的精神渴求。

末世神话：未知疑惑的探索

同时，这个故事暗示末日神话的重现。在神话传说、史诗和宗教经典中，被称作“末日传说”的灾难主题在各个民族都具有普适性。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共同隐喻。《荷马史诗》中，多次描写天之将倾的大灾难，并把灾难的成因归结为神的旨意。最著名的末日神话亦是著名洪水神话——《圣经·旧约》中的诺亚方舟。当那场著名的洪水来临之际，大地的泉源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开了，大雨下了四十个昼夜。当四顾茫茫万物覆灭，唯余茫茫大水，这种灾难的幻灭感对心理的摧毁不言而喻。在人类熟睡的深层记忆里，普遍存在着关于灾难的深刻记忆，这种记忆挥之不去，时时折磨着人类，《后天》《2012》等等这些描绘世界末日的灾难电影上映之后受到人们的追捧，不仅仅是因为电影借助现代传媒手段，跨越时空差异，使人身临其境的感受世界末日的到来，而是因为这些影片表现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的哲学意义，唤起了人类沉睡意识深层的前世回忆。关于世界末日的神话母题在几乎每一个民族的神话中都可见到踪影，足见人类记忆深处的灾难印记有多深刻，这种印记被编入人类的文化基因中，在世代更替中也不致丢失。这一印记带给人类关于“敬畏”的深刻心理体验。“敬”是面对自然时的自感渺小和无助，“畏”则源自对于未知的恐惧和迷茫。在人类集体认知中，遥远的未知以及由此而可能蛰伏的灾难，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未知的恐惧是人类的本能。从古至今，各个民族都对占卜预测锲而不舍，源自对于未知事物提前预知的心理安全感的强大渴望。人类这种从先辈哪里继承的心理状态可被称为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当集体无意识以遗传的方式代代相传的时候，记忆和情绪，以及对待某一事件的反应都被传承延续。

及至文学创作以取代神话的口耳相传成为人类文化传承的主要工具时，灾难仍然是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事实上，作为本质相同的表达方式，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旨在表达一种人类对于外部和内部世界的认知。在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就不断涌现以灾难为题材的小说。一三四八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横行，为了避难，十个青年男女到一间乡村别墅暂居，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打发时光，这就是《十日谈》。外面肆虐的瘟疫不能阻止别墅内呼唤爱与自由的故事。尸横遍野的瘟疫惨状与环境幽静、景色宜人的山间别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间别墅为人们提供了灾难来临时的庇护。面对灾难，只有人的意志是不可摧毁的，坚忍不拔的反抗是灾难题材始终如一的主题。

对于未来生活的忧患意识是《鼠疫》的现实意义。由于这样的忧患意识，即使在瘟疫结束，戒严解除，久别重逢的奥兰人忘却恐惧与悲伤，重新欢聚一堂的狂欢时刻，在绚烂的礼花和欢声笑语的喧杂背景下，加缪仍然没有让狂欢驱赶清醒和冷静。他借里厄医生那个患哮喘病的老病人之口冷静地揭示一个事实：“别人说：‘这是鼠疫啊！我们经历过鼠疫。’再进一寸，他们就得要求授勋了。可鼠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加缪，2010：286)。鼠疫代表着问题、灾难，它是生活的常态。灾难蛰伏在人类身边，伺机而动，也许是鼠疫，也许是别的。人类不能放松警惕，不能放任自己恢复到烦琐的日常生活中去，而应该时时警醒。这也许是加缪想要告诉给读者的。因此，叙述者里厄医生明白他的“这本编年史不可能是一本最后胜利的编年史”；而“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加缪，2010：287)。加缪惯常做的哲理性预示也出现在《鼠疫》中。也许有一天，大规模的鼠疫或者其它的灾难卷土重来，顷刻间毁灭地球。这种对于未知世界的警觉和忐忑，是属于神话的特有传承，同时也是集体记忆的现代沉淀。从人类的角度看待各种灾难，总带有某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无奈，这既是对大自然的失控感，也是对人类自己能力的缺失感。但随着科学的发展、物质的丰盈、技术的革新，人类发现自然没有完全臣服之外，还有新的挑战出现，诸如细菌污染、战争蔓延等人类自己制造的灾难使得灾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代社会的异化，促使人们反思灾难以及对待灾难的态度。在文学创作中，这一反思经常以浓墨重彩的描写和鞭辟入里的思索，作为一种精神“脱敏”的方式。

加缪是一个有着极强的人类自觉性和自律感的作家，对于人类生存境遇有着敏锐的感知力，他知道悲剧与荒诞是生活的常态，暂时的安宁与胜利不应使人们忘记居安思危。他以一贯的冷静自持，对生活的智慧感悟，对事态的真相做一揭露：“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在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催祸患，重新吸取教训”(加缪，2010：288)。鼠疫杆菌隐喻与人类伴生的灾难，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苦难蛰伏在命运的每一个转弯处，时刻突袭。这部小说不是胜利的欢歌，也不是英雄抗争的奋斗史，而是人类生存境地的寓言与神话。

当代英雄：对原初生命力的崇拜

人类把自我之外的自然事物特别是江河山川、风雨雷电堪为威力无比的神力加以膜拜，祈求得到神力的庇佑和降福。而神话中的英雄，是敢与这些神力抗衡的神或者人，他们无惧神威，比如射下太阳的后羿、逐日而走的夸父、默默填海的精卫。《鼠疫》中写道，如果一定要在这部小说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不是英勇赴死的塔鲁，也不是坚毅果敢的里厄，虽然他们更符合“崇高”的含义。这个荣誉应该属于那个有“一点好心”和“有点可笑的理想”的公务员格朗，这个怀揣浪漫梦想、想要写出一篇浪漫故事、却一生只写出一段话的小人物，义务参加防疫组织。这样的选择“将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只等于四，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这一点还将是这本编年史具有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用恰当的感情进行叙述，这种感情既非公然的恶意，也非演戏般的令人恶心的慷慨激昂”(加缪，2010：168-169)。

这样的推荐符合西方自古希腊神话以来一以贯之的英雄观。在西方，英雄有着不同于崇高这个标准的界定标准和审美习惯。英雄神话中英雄的形象塑造，体现了这个民族的英雄观，即对英雄的认同标准。人类对于在文明进程道路上认识并改造自然的英雄崇敬而热爱，英雄神话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形成。这是各民族文化史上普遍而重要的文化现象，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风格。英雄先驱一般都是因为能完成普通人完成不了事情、具备普通人无法掌握的能力，基于对己所不能的能力的共同崇尚心理，“勇敢”“坚持”是各民族神话英雄们的普遍特征。但在这个共同特征基础之下，各民族神话英雄也有符合自己民族特点的性格特点和审美特征，这是因为各民族有不同的地域特点、文化特征、思想认识。以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使民族价值取向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折射出不同文明的鲜明特质，对认识不同民族文化及提炼人类共同心理特征大有启迪，颇有研究意味。在希腊神话中，神话英雄的性格特点和审美特征不是崇高、德行，而是与残暴、嫉妒、狡诈、好色等多种人格特征相关联。有着舍生取义象征的崇高典范普罗米修斯在希腊神话中是个孤证。可以说，希腊的神话英雄是具有凡人的性格，拥有神力的英雄。

格朗之所以被推崇为英雄，并不是他做出了怎样的丰功伟绩，而在于他对于生活真诚乐观、永不言弃的态度。格朗通过加入志愿防疫队辛勤工作，承担起了为民族服务、集体反抗的责任；但他的反抗不是为了成为英雄，甚至不是出于责任，而是为了存有人世的美好或说实现人生价值。他的人生信念是最终能写一首让出版商脱帽致敬的诗，反抗是为了能更好地实现这个人生信念。这种反抗体现人性真实的取舍顺序，而不是为了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宏大叙事。格朗拥有加缪认为的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反抗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目标，反抗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荒谬的世界上，道德的过分被推崇是一件湮灭人性的事。另外，加缪希望通过这样的价值判断传递的理念是：某一时代的灾难，只对经历过它的人有感知意义，随着人的生命消逝，再苦痛的灾难都会随时间流失被忘却；英雄人物或被遗忘，或成为传说，只有荒诞永远屹立在人类身旁。如果试图从现实中提炼出的是道德判断，那么只能借助想象，这最终会迈进虚无。在荒谬的世界，道德感的传递会被嘲笑和践踏。

“小说的主人公贝尔纳·里厄医生，是加缪反抗哲理的形象载体，是他理念的诠释者，这个人物鲜明而突出地体现了对荒诞命运坚挺不屈、奋力抗争的精神。”这个评价是来自柳鸣九为《西西弗的神话》所做的序言《见证生活勇气的传世作品》中(加缪，2010：2)。作为另一种风格的英雄，里厄与格朗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清醒，也因为这样的清醒，里厄比格朗要痛苦。面读命运的荒诞结局，他明白“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今后如遇播撒恐怖的瘟神凭借它乐此不疲的武器再度逞威，所有不能当圣贤、但也不忍灾祸横行的人决心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时，又该做些什么”(加缪，2010：287)，正是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坚持，使他契合了一个神话英雄的特质。

希腊神话高扬人性旗帜。诸神和英雄们在怀揣义务勇担责任的同时，还将追求快乐和自由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他们将承担责任看作自己的人生使命，这无关幸福感受。在希腊神话中，诸神和英雄们为了神圣的使命奋不顾身，是由于责任感和荣誉感的驱使。特洛伊战争中，激战在即，赫克托耳与妻子安德洛玛刻告别的时刻，崇高与人性的并存，是《伊利亚特》中最动人的篇章。安德洛玛刻挽住赫克托耳的手，流着泪说：“我的丈夫啊，你的勇敢会害了你！你既不可怜我，也不怜悯你的儿子。希腊人会打死你，我很快就会成为寡妇。赫克托耳啊，没有你，那我还不如死了，因为除了你我没有别的亲人了。”赫克托耳这样回答妻子：“所有这一切正是我所担心的。但是留在城内袖手旁观，不参加战斗，这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不行啊，为了我父亲的荣誉，我必须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我十分清楚，神圣的特洛伊城毁灭的日子不久就会到来。但我并不为此悲伤，令我悲伤的是你的命运。”他将儿子高高举起，向诸神祈求：“……让他长大后威武强壮，当特洛伊的国王。有朝一日他作战凯旋之后，让人们都称赞他，说他的勇猛气概胜过他的父亲。让他使敌人闻风丧胆，使母亲心情欢乐”(库恩，2006：235-236)。

加缪将英雄归纳为具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崇高审美形象，并将其对家人的眷恋深情相伴，崇高感之外，情感的注入格外让人动容。《西西弗神话》中这样的题记：“吾魂兮无求乎永生，竭尽兮人事之所能”(加缪，2010：74)，是对这种悲情英雄精神的最好诠释。

加缪偏爱这样单纯、热情、执着的英雄，一如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无休止地推石上山，但石头每天都毫无例外地落下，西西弗斯明知如此，却从没有停下推石上山的脚步。格朗也是这样人：他对自己要做事充满热忱，他在生活中是个琐事缠身的小人物，最崇高的理想是写一本书，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生活中的种种如生活的困顿、妻子的出走、身份的卑微都显示出他的失意。但是对生活的热望却从未从这个小公务员身上流逝。他热切地酝酿给妻子的情书，即使她因为无望的生活已离他远去；仔细推敲着书稿中的每一个字，即使他前半生只写了四十八个字。他付出了努力与热情，生活回馈给他的是一次次失败。他的失败解释了人生的荒诞。加缪用格朗重新诠释了西西弗斯，对于自己的处境无比清晰的西西弗斯们，认真生活是他们的职责，取得成功却并非他们的目标，努力的过程远比成功的目标重要，所以西西弗斯们是快乐的。这是加缪对人类生活中荒诞与悲剧的乐观解读：努力的过程比成功的结果重要。如果活着，就不思虑和惧怕死亡，尽管死亡终将来临，也不主动选择死亡，因为死亡终将来临。加缪说：“你已经理解了西西弗斯是荒谬的英雄。他的确是，既因为他的热情，也因为他的痛苦。他对诸神的嘲讽，他对死亡的痛恨，以及他对生命的热爱为他赢得了那不能言说的惩罚，那里整个人都在徒劳地努力。这就是因为热爱这土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加缪，2009：114)。现实尽管惨淡，命运尽管荒谬，前进的脚步仍不能停。无论是在如洪水滔滔而来的现实危机面前，还是在精神荒原困顿无法前行的精神危机面前，人类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一如既往地战斗。

从以上的解读可以看出，加缪通过神话的结构和母题，使得《鼠疫》最终成为一个神话，关于人类及人类生存的一个总体性隐喻。这是对人类心灵史的延续，也是对近现代历史祛魅，为在科学危机中的现代人提供心灵救赎。这本是一个拒绝神话的时代，但神话以其隽永的形态再次回归。“把神话带向终结曾经被认为是逻各斯的使命。同哲学的自觉相反，〔或者更准确地说〕同历史哲学的自觉相反的事实在于，终结神话的使命一再以神话隐喻的方式完成”(布鲁门伯格，2014：363)。现代人本以为手握科学技术和工具，将终结记忆深处的苦难，殊不知新的苦难以更为惨烈的方式出现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如何对此进行阐述和解释将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永恒话题。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传统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作家，加缪将自己对希腊精神的深切领悟和对现代生活的天才哲思融合，将现代生活打造为隽永的神话开端。神话远未终结，开启思考前世今生的通道，也是破解人类精神桎梏的密钥，对于现世生存的人们来说，具有跨文化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