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茜茜

引 言

二十世纪是一个审丑的时代，美本位逐渐让位于丑本位(苏晖，2005: 170)，丑由过去作为美的陪衬到逐渐走向前景，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T.S.艾略特无疑在从审美到审丑这一美学转向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不仅在其文论中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的审丑观点，还在创作中融入这些审丑观，形成审丑观与其创作实践的互动。然而目前学界对艾略特的研究多局限于对其作品主题、艺术形式以及诗学理论的探讨上，对艾略特的美学思想尤其是审丑思想的关注不够。国外研究中，仅有莱斯利·希金斯(Lesley Higgins)在其专著《现代主义对丑陋的崇拜》(TheModernistCultofUgliness，2002)一书中涉及艾略特的审丑观。希金斯着眼于对现代主义作家的审丑美学进行整体研究，对艾略特审丑观的阐释仅散布在对庞德、休姆、刘易斯等一系列现代主义作家的论述之中。中国现有研究缺乏对艾略特审丑观的提炼，尚未展开深入探讨。针对目前研究中的不足，本文综合运用美学理论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艾略特的文论进行梳理，将其审丑观提炼为：丑以否定的动机表现对美的追求，丑是智性与感性的结合以及丑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诗歌文本分析其审丑观的艺术表现及成因。对艾略特的文学批评进行梳理不仅可以发现其文学批评跨越文学、哲学、宗教、美学的界限，成为“越界的批评”(章晓宇，2015： 183-187)，而且可以发现其美学思想与其宗教、诗学以及哲学思想之间是相互渗透的。

丑以否定的动机表现对美的追求

艾略特在《现代教育与古典文学》中曾谈及波德莱尔的病态气质，他认为波德莱尔的“病态”之中包含着“一种由于追求精神生活不成功而产生的真正的绝望”(艾略特，2012：192)。在艾略特看来，波德莱尔笔下诸如腐尸、苍蝇、蛆虫、粪土等病态的意象传达出象征主义诗人所具有的一种“清醒的绝望”(奠自佳、余虹，1988：14)，波德莱尔意识到绝对的美不存在于客观的现实世界，于是以有形的丑和恶去象征无形的真和美，在地狱般的现实世界中去象征天堂般的本体世界。可见，艾略特认为审丑于消极和绝望之中也反映着一种积极的精神追求，虽然这种积极追求和美好愿景在当时那个秩序崩塌、信仰衰落、社会四分五裂的时代中注定幻灭，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对真善美的呼唤，寄托着人们无处安放的灵魂。莱斯利·希金斯指出“丑的事物既是祸源也是机遇”(Higgins, 2002：132)，这一思想在艾略特一九二○年论及但丁的文章中就有所论述。艾略特指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对那些令人恐惧、惹人厌恶、肮脏污秽的事物的深思，作为必要且否定的动机表现着对美的追求”(Higgins, 2002：132)。艾略特在《现代教育与古典哲学》还指出“恶的观念包含着善的观念”(艾略特，2012：197)。这里，艾略特尤其强调了美与丑的交织互存，突出了丑的正面价值。他认为丑在消极中包含着积极的因素，现实世界的丑以一种否定的形式折射出人们心灵里对美的向往与追求，变态地象征美，在对当下的审视中又包含着对当下的超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艾略特的审丑观之中包含着辩证法思想，他不仅将美与丑看作是二元对立的两个方面，也同时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渗透，强调美丑交织共存的审美真实性，通过现象的丑的揭示来洞察本体的美的存在，将对丑的审视看作通往美、追求美的历程。

艾略特的这一审丑观体现了象征主义诗歌美学。象征主义者的世界观植根于柏拉图以来的唯灵主义思潮，他们将世界二分为可见的物质世界与不可见的精神世界，即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在此基础上，象征主义诗人没有将这两个世界截然对立开来，而是强调两个世界的交织共存，即本体世界包含于现象世界之中。于是，象征主义诗人立足于可感的现象世界，以象征的方式来“洞观”现象世界背后的本体世界。波德莱尔的应和理论恰好说明了象征主义诗学中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波德莱尔的诗歌《应和》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象征的森林，不仅自然界万物是彼此相通的，人的感官之间以及人的心灵与自然界之间也是相互应和的。自然的、物质的客观世界不过是可感的表象，在其背后隐藏着一个精神的、更为真实的本体世界，这种无形的本体精神只有通过有形的象征才能把握。因此，现象世界也就是本体世界的象征。那么，为何说现象世界是本体世界的变态象征呢？“变态”一词源于变态心理学，指“不正常或异常的意思”(顾瑜奇，2016：2)。变态象征指的就是对本体世界歪曲的反映和曲折的表现。在美学思想上，象征主义者认为假恶丑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和真实状态，真善美不存在于现象世界，只存在于本体世界，企图在现实世界中去寻找真善美是徒劳的。象征主义诗歌美学强调现象世界不过是本体世界异化后的结果，于是“伴随着异化的就是与本体世界对立的假恶丑，本体世界的真善美被现象世界的假恶丑掩盖了，但作为纯精神的因素还渗透在现象之中，也就是说，在现象世界的假恶丑中蕴含了本体世界的真善美”(奠自佳、余虹，1988：10-11)。因此，现象世界对本体世界的象征是一种变态的象征。在象征主义者那里，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如同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相互渗透，美与丑也交织共存，本体世界的美在现象世界的丑之中，这才是最高的审美真实。艾略特的这一审丑观不仅体现了象征主义者对世界独特的审美把握，也表达了现代派作家的真实观。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在创作中追求一种最高的真实，他们一致将表现真实作为己任，但是现代派作家在何为真实这一点上却与传统作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现代派作家眼中的真善美不再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真与美在现代派作家那里产生了分化，这二者不仅完全不同，甚至可能相互对立。在他们看来美不仅无助于表现真实还可能会粉饰和扭曲真实。象征主义者甚至认为“传统诗歌把现实表现得高雅优美不是无知就是恶意的欺骗”(奠自佳、余虹，1988：18-19)。因此，现代派视丑为这个世界最高的真实，通过描写丑来揭示表象背后真善美的真实存在。

在艾略特笔下，充满着假恶丑的荒原就是这个现象世界，而艾略特洞察本体世界的方式就是寻找一系列“客观对应物”，在物质的现象世界和精神的本体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具象化的丑态象征抽象的美，在人间地狱般的荒原中呼唤理想的天堂。《荒原》开篇里那“死去的土地”“沉闷的根芽”“干枯的球茎”“乱石的垃圾堆”“一堆支离破碎的意象”以及没有流水的干石等一系列意象勾勒出一个没有生机的荒原世界，象征着现代社会人们信仰的衰落和精神的荒芜，折射出诗人对以宗教信仰为精神支柱的传统社会的缅怀。此外，艾略特对疾病的书写也承载着诗人对真善美的追求。疾病作为一种重要的隐喻，以一种具象化的方式隐喻着二十世纪西方社会中诸如战争暴力、人的异化等种种问题。腿部遭受重创的鱼王、被阉割的铁瑞希斯、惨遭割舌的翡绿眉拉等人物以其身体外观上的残缺隐喻地呈现着战争的暴力，变态地象征着一个没有硝烟的和平世界。精神分裂的普鲁弗洛克呈现着现代社会人与自我的异化，反映着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迫与束缚，变态地折射出诗人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向往。因此，诗人在审视丑的当下之中放眼理想中美的风景，在假恶丑之中呼唤真善美，于美学追求中包含着对现实的反思和超越。艾略特对丑的书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心灵的真实：残损的身体表现着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精神疾病展示着现代人异化的内心世界。诗人通过书写丑不仅为他个人内心情感的表达找到客观对应物，并且这种主观上的心理感受已经走出了诗人狭隘的小我，表现出现代性和战争给一代人带来的精神创伤与绝望情绪，展现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心灵的真实。

艾略特的这一审丑观与二十世纪哲学上的非理性思潮、现代美学的审美转型以及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危机密切相关。首先，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无不以其悲观论调，使丑成为现代主义作家共同的书写对象。此外，二十世纪传统美学到现代美学转型使得以理性主义为根基的传统美学大厦趋于瓦解。艾略特对丑的大量书写体现出美学范式上的变化，呈现出一种“反审美”和“反和谐”的美学特征，而这正是现代美学转型下对以理性主义为支撑的传统美学的消解与颠覆。最后，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科技革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世界大战等给西方社会带来不同层面的冲击，这一系列社会危机也使得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派将丑视为最高的真实，通过书写丑来呼唤对美的向往。

丑是智性与感性的结合

艾略特认为丑是智性与感性的结合。丑的事物是极具有吸引力的，具有唤起人们特定感觉的力量，而对丑的审视又在感觉之中加入了理性的思考，从而让我们由感性体验上升为理性认知。艾略特的这一审丑观点与其诗学观念密切相关，他的诗学强调思想和情感的紧密相连性，提倡一种“思想知觉化”的方法，即“把思想还原为知觉”以及“像你闻到玫瑰香味那样地感知思想”(刘象愚，2002：61)。这点从他对玄学诗的推崇就可见一斑。在艾略特看来，最好的玄学诗人具有一种能通过感觉进行思考的品质，而客观对应物正是通过感觉进行思考的媒介。艾略特笔下的丑作为一种客观对应物正是这样一种智性与感性的结合，这些丑的事物具有引起人们特定感觉的力量，并让人从感官体验上升到理性思考。在艾略特看来，审丑中感性与智性的结合使得对一首诗的体验“既是瞬间的，又是终生的”(艾略特，1989：84)。一方面，丑所唤起的感觉具有瞬间性。在《圣林》论及但丁的文章中，他尤其强调了丑所唤起感性体验的独特性：“最初，或者是早期有这样一个独特的时刻，我们会感到颤懔和惊讶，甚至恐怖”(艾略特，1989：85)，即由丑带来的感性体验给我们带来从官能到心理的震撼。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些由丑所唤起的颤懔、惊讶和恐怖的情绪是转瞬即逝的，它们只有融入沉静的理性思考中才能够被保存下来，“如果这一时刻不能在一个更大的经验整体中保持活力，那么它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这一时刻在一种更深沉、更宁静的感情中生存下来”(艾略特，1989： 85)。可见只有加入对丑的思考才能由对丑的感性体验上升到对丑的理性认识，从而将这种瞬间的感性体验融入平静且永恒的理性思考之中。此外，艾略特以《尤利西斯》等大量描写丑的作品为例，认为这些作品因对丑的大量呈现而令人不寒而栗。他又明确提出这种由丑引发的恐惧之感才是时代新作的试金石，这种丑是极具吸引力的，它带来的不是阅读上的轻松，是艰涩的智性思考，需要敏感的心灵与敏锐的眼睛才能捕捉。在此，他进一步强调了审丑所带来的智性上的愉悦。

艾略特诗歌中的疾病意象正是智性与感性的结合。诗人在感性的疾病意象中融入了理性的思考，通过身体外观之丑给人以感官上的冲击，进而又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让读者理性地反思现代化进程给个体以及社会带来的重创，呈现出诸如战争暴力、道德堕落、人性异化等种种社会危机，体现着艾略特对社会弊病的深刻洞见。诗人通过病患身体与精神疾病之丑来批判社会恶疾，带领读者从感性地感觉丑到理性地把握和反思丑。艾略特对疾病之丑的书写，与其个人的疾病体验与宗教观念息息相关。疾病贯穿着艾略特的一生，他早年就饱受先天性小儿双侧性疝气的困扰，从小就背着疝气带以便挤压疝气。除此之外，少年时期的艾略特便被牙齿问题所困扰，牙齿的感染、流血、脱落以及长期矫正牙齿的手术痛苦时常折磨着年幼的艾略特。长期的疾病体验无疑丰富了诗人的创作感受，并促使艾略特从这些经验感受出发去寻找客观对应物，将这种个人的情感升华为普遍的感受。此外，原罪思想在艾略特的宗教观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也使得他极力贬低肉体，并把身体所引发的所有欲望都视为堕落和罪恶。原罪意识使得艾略特对丑的描绘具有了一定的道德寓意和伦理色彩，艾略特笔下饱受病患身体与精神疾病折磨的人物成为人类原罪的承担者，他们的生不如死则成为原罪所引发的生活状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艾略特的审丑美学思想与其诗学观念和宗教思想的密切联系。

艾略特诗歌中的城市污秽景观也是智性与感性的结合。艾略特诗歌中的城市形象是污秽、病态、肮脏的。在诗人笔下，读者看到的不是高楼耸立、霓虹闪烁的繁华街景，而是满地锯末和牡蛎壳的廉价旅店、肮脏的枯叶和从空地上吹来的旧报纸、笼罩城市的烟雾、阴沟里舔着发臭黄油的猫以及城市上空带着天花痕的月亮。艾略特立足于现代城市中种种污秽景观，通过给人以感官冲击带来恶心之感，进一步反思城市的急剧扩张和大规模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艾略特对城市污秽景观的书写既源于其城市生活的切实体验，又充分体现着一个伟大作家的时代责任感。二十世纪初正当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之时，艾略特却敏锐地看到这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诗人通过文学创作对社会问题作出回应，表现出对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发展中种种弊病的忧虑和反思以及对现代化的批判态度和对城市生态发展的关怀。艾略特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波德莱尔对城市肮脏景观的书写，以城市和人性中的丑恶为审美对象，但在其诗歌中具有强烈现实指射的工业化意象取代了波德莱尔笔下的尸体、蛆虫、粪土和苍蝇。作为后期象征主义诗人，艾略特在审丑上超越了个人的内心感受，涉及广阔的社会生活。

丑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丑不是完全客观的、自然的产物，其中必然掺杂着主观的、意识形态因素，具有主观性与社会性。首先，艾略特作品中的丑是对生活中丑的艺术加工与再创造，是客观现实与作家主观想象的融合。艾略特并非在其作品中消费丑以获取一种肤浅而低级的快感，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丑进行提炼，选取生活中丑的典型意象进行艺术加工，使得现实的丑升华为艺术的丑，实现了波德莱尔所说的“你给我污泥，我把他变成黄金”(波德莱尔，1987：7)，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在《批评与批评家》中，艾略特谈及前辈对他创作的影响，尤其提到波德莱尔式的丑对他的启发：“我想，从波德莱尔那里我第一次知道诗可以那样写……他写了当代大都市里诸种卑污的景象，卑污的现实与变化无常的幻境可以合二为一，如实道来与异想天开可以并列”(艾略特，2012：153)。在艾略特看来，审丑不是对丑简单如实的反映和描绘，种种卑污的现实景象更因与主观情感和大胆想象的碰撞而实现了对现实经验的超越，获得了诗学旨趣、道德意义、社会价值与文化内涵。也正因为加入了诗人主观之审的大胆想象，这些现代都市中诸多缺乏诗意的、令人憎恶的、似乎最不可能入诗的丑恶意象才能变粪土为黄金，最终成为诗本身。从这一审丑观念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艾略特笔下的丑不再拘泥于诗人有限的生活经验。在艺术加工下，这些丑超越了现实，加入了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于是，艾略特作品中荒芜的现代社会与但丁笔下中世纪的地狱景象遥相呼应，都市生活的堕落放荡与克利奥帕特拉的淫乱历史相互指涉，伦敦桥上现代上班族虽生犹死、如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状态与现代社会地狱般的末日景象互为映照，激发起读者自由的联想。艾略特诗歌中大量碎片化的身体意象也营造着一种梦魇般的地狱景象。在《空心人》的死亡之谷中，一切都是支离破碎的：将祈祷形成碎石的双唇、寻而不见的眼睛、死人祈祷的手以及那空荡的山谷里破损的下颚……这些身体碎片如鬼魅般挥之不去，横亘在字里行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诗学景观。这些破碎的身体器官作为诗人笔下的“客观对应物”，以其外观上的支离破碎反映着现代性巨变及战争浩劫下现代人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分崩离析。它们脱离了人体的有机整体，丧失了行动的意义，成为无意义的碎片，沦为“瘫痪了的力量，无动机的姿势”(艾略特，1985：99)。双唇再也发不出祈祷，只能亲吻碎石；祈祷的仪式出自死人之手，宣告着救赎的无望。艾略特在其诗歌中正是通过身体的维度，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反映着世界大战的惨无人道以及战后一代人的精神幻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艾略特对身体碎片的描写既有着客观的现实基础，又融入了诗人独特的诗学表达，丑在艺术的呈现中集中体现了诗人的美学趣味与诗学旨趣。

其次，艾略特的这一审丑观带有诗人个人的价值判断与情感体验，包含着大量的主观成分，是主客观相契合的产物。艾略特在其诗歌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然而这些女性形象却鲜少有积极正面的。无论是《序曲》中堕落的女人“用两只腌臜的手掌/捏着黄黄的脚底心”(艾略特，1985：23),还是《大风夜狂想曲》中衣衫不整的妓女在凌晨一点半的路灯下借着门里的光向“你”走近，还是《荒原》面容老相、精神空虚的女人们蹉跎年华，所有这些女性形象的共同特点就是形象上的丑与恶。她们或在外表上苍老丑陋、肮脏污秽，或在精神上显现出非理性的特征，抑或是在道德上不贞堕落，于致命的诱惑之中透露出威胁与恶意。《荒原》开篇的题记中的西比尔因忘了向阿波罗索要永恒的青春而只能被吊在瓶子里，日益憔悴，身体日渐衰老直至干瘪成一具空壳，落得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下场。“弈棋”中的莉儿因纵欲无度屡屡吃药堕胎，年仅三十一岁就牙齿脱落面容老相。《大风夜狂想曲》中深夜在路边揽客的妓女不仅衣着肮脏，“你看看她裙子的镶边，镶边撕得粉碎、沾满沙土”(艾略特，1985：26)，而且于女性的诱惑力中透露出威胁，“你再留神看她的眼角，眼角拧动得像扭曲的针”(艾略特，1985：26)。《夜莺中的斯威尼》中的女人甚至与黑帮有联系，她们“用杀气腾腾的爪子撕着葡萄”(艾略特，1985：65)，似乎预示着斯威尼死亡的临近。这些丑恶女性形象之中既有现实的原型，也掺杂着主观的因素，包含着作家的价值判断。不幸的婚姻经历以及强烈的宗教保守态度让女性之丑在艾略特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婚后其妻子维芬糟糕的身体状态无疑给艾略特的个人生活雪上加霜。维芬不仅患有结肠炎、偏头痛以及荷尔蒙失调导致的经期紊乱等一系列生理上的疾患，更在精神上处于时而抑郁时而歇斯底里的状态。生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叠加使得艾略特与维芬两人的这一段婚姻变得异常艰难。宗教上的保守态度又促使艾略特将身体的欲望与原罪相联系，并将引发人性欲的女性描绘成丑陋、不洁以及充满致命诱惑的形象。于是在其塑造的众多歇斯底里、形象丑陋的女性人物中，我们可以发现艾略特明显的厌女倾向，看到艾略特宗教思想及不幸婚姻对其审丑观的影响。因此，艾略特作品中丑既有客观的一面，又有主观的一面，是现实因素与作家主观因素的融合。

结 语

艾略特的审丑观包含着丰富的诗学、美学及社会认知价值。艾略特强调现实世界的丑是本体世界美的变态象征，其中既包含着美丑交织互存的辩证思想，又体现着诗人在丑中呼唤美的超越精神。艾略特笔下的丑既是现实的“客观对应物”，体现着诗人对社会恶疾和时代弊病的理性思考和深刻洞见，又包含着诗人独特的感性体验与主观认识，是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艾略特的审丑观不仅是其“非个性化”诗学、“知觉化思想”及创作真实观的实践，也是其宗教思想、生活体验和价值观念的表达。艾略特从早期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那里继承了对丑的书写，以城市和人性中的丑恶为审美对象，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波德莱尔用肉感的语调描述病态，歌颂心灵与官能的热狂，他笔下的丑更多地表达着诗人的内心感受，较少涉及广阔的社会生活；而艾略特笔下的丑则超越了诗人的小我，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深入到现代人异化的内心世界。因此艾略特笔的审丑少了波德莱尔式的官能的狂热，更多地融入了诗人理性的思考。在继波德莱尔为首的前期象征主义诗人引领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型之后，艾略特又推动了这一美学转型的深化和发展，以致于在表现世界本体性荒诞的存在主义文学和以怪诞恐怖呈现人性异化的表现主义文学那里，我们仍能看到艾略特审丑观的美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