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茜 郑佳

《印第安杀手》(IndianKiller)是美国本土裔作家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1966-)于一九九六年发表的小说，讲述了由“印第安杀手”主导的连环杀人案事件引发的社会混乱。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研究者分别就小说中的暴力因素、殖民主义、创伤主题以及“地方”表述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不过，让研究者更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则是小说中的种族问题。例如，珍妮特·迪恩(Janet Dean，2008)指出，小说中印第安杀手所使用的暴力是印第安人反抗白人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方式，但加深了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仇恨；另一位研究者亚利桑德拉·伦德(Alexandra Lund，2014)认为，小说批判了美国主流社会试图通过灌输帝国主义知识，实现对印第安人殖民的合法化；中国学者刘克东等人(2015)则强调了种族间对立的历史、两个种族在宗教与文化上的不同以及媒体的欠妥言论都使得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最终将无益于种族融合。然而，研究者在探讨这一话题时，似乎并没有太多关注小说中的白人名流在种族问题上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在《印第安杀手》中，白人名流群体在印第安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煽动种族暴力、灌输种族偏见、散布种族谣言，制造了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成为印第安人融入主流社会的一大障碍。

名流群体是“社会上的一种群体，这个群体无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其个体成员，都具有超出其他社会群体之上的‘权势’”(冯·戴伊克，1993：129)。名流群体既影响大众日常的行为，又控制大众的思想。公众对政治、经济、政策、规章制度等方面的看法以及价值观的树立、理想的建立、知识的获得与态度的形成都受到名流群体的左右。名流群体利用“教科书、权威人士的官话以及各类型的媒介话语(media discourse)，如新闻报导、电影、电视节目、广告等”“策略地、常常含蓄地或间接地表述并有效地传达种族偏见”(冯·戴伊克，1993：124)。尤其是在种族歧视的社会里，名流群体凭借自身的权威身份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利用各种有极大传播效果的媒介，在大众中表达对少数族裔的看法，传播对少数族裔的偏见，在社会中再生种族主义，制造种族矛盾，造成社会动荡。在大众针对少数族裔形成种族观点的过程中，“是名流给大家做了(坏)典型”(冯·戴伊克，1993：125)。

本文以冯·戴伊克(van Dijk)的名流话语与种族主义理论为依据，分析《印第安杀手》中以特拉克·舒尔茨(Truck Schultz)为代表的媒体名流、以克拉伦斯·马特(Clarence Mather)为代表的学术名流和以杰克·威尔逊(Jack Wilson)为代表的文艺名流如何煽动种族暴力、灌输种族偏见、散布种族谣言，误导白人大众对印第安人的看法，加剧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敌对，阻碍印第安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媒体名流舒尔茨——种族暴力的煽动者

小说中的特拉克·舒尔茨是西雅图最受欢迎的电台节目“理性之声”的主持人，准备进军全国，拥有几十万的听众，个人广告牌随处可见，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力，是媒体名流的代表。在“印第安杀手”事件发生后，舒尔茨多次利用广播媒介从印第安博彩业制度、人种问题以及宗教问题方面对印第安人进行攻击，丑化印第安人形象，“成为传播仇恨火焰的人”(刘克东，2011：56)，最终导致白人与印第安人发生暴力冲突，造成社会动荡。

舒尔茨首先抨击印第安博彩业制度，丑化印第安人形象，激起种族暴力事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为了缓解部落经济的压力，解决部落生存与就业问题，实现部落的自给自足，减少印第安部落对美国财政的依赖，在联邦政府的允许下，印第安部落在保留地开设赌场，“来自博彩业的收益被印第安人用于维持生计、进行文化保护和改善贫困的生活”(胡锦山，2013)。但舒尔茨贬斥印第安部落的博彩业制度为“想把我们的州变成一个罪恶与堕落之巢”(Alexie，1996：117)，并把博彩业制度说成是印第安人对白人发起的文化战争，想破坏白人的价值观，对白人孩子传播不良影响，“他们想要拿走我们所有的钱，他们想要破坏我们的价值观，他们想要教给我们的孩子贪心、贪财都是好东西”(Alexie，1996：118)。小说中的舒尔茨在不了解保留地博彩业制度对印第安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的情况下，发表不实言论，通过攻击保留地博彩业制度，丑化印第安人，并把印第安人放在白人的敌对面，激起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不满，引发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暴力冲突。一方面，白人学生大卫·罗杰斯(David Rogers)的哥哥阿朗·罗杰斯(Aaron Rogers)与同学侮辱并殴打印第安学生亚瑟(Arthur)，甚至想杀死亚瑟。另一方面，印第安人由于长期受白人社会的欺辱，决定对白人进行报复，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进入紧张状态。

其次，舒尔茨对人种问题发表错误看法，继续丑化印第安人形象，使得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暴力事件升级。一方面，舒尔茨把白人美化成遵纪守法、敬畏上帝的好公民，给印第安人带来光明与希望，“白人给黑暗带来光明，驯服了野蛮，这个国家的存在离不开白人时时刻刻的警戒与创造”(Alexie，1996：207)，而把印第安人刻画成野蛮屠夫的形象——怀着对白人的恶意肆意杀害白人，忘记白人的好意与帮助。另一方面，舒尔茨把白人与印第安人置于成人与孩子的二元对立面，把白人美化成无私奉献的成人，给印第安人捕鱼权，让地方给印第安人狩猎，还让印第安人能在保留地经营赌场，却把印第安人丑化成“好斗、飞扬跋扈的顽童”(Alexie，1996：208)，不能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问题，只知道浪费白人的钱财。舒尔茨关于印第安人的言论使得公众更加憎恨印第安人，社会上的暴力事件进一步升级。在舒尔茨发表对印第安人种问题的看法后，死者大卫的哥哥阿朗同室友殴打无家可归的流浪印第安人，并驱赶他们离开美国。另外，三名白人拿着手杖，辱骂一位弱小的印第安老人为杀手，并企图施暴。白人对任意看到的印第安人都肆意推测其是印第安杀手，甚至舒尔茨节目的一位听众建议为了白人的安全应该把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关起来。同时，印第安人方面也用行动表达对白人歧视与欺辱的抗议。以雷吉·波拉特金(Reggie Polatkin)为首的三名印第安人折磨殴打一个白人大学生，把白人学生的眼睛挖出。

不仅如此，在小说中，舒尔茨进一步从宗教角度描述印第安人野蛮落后的形象，加剧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排斥，种族对抗发展到白炽化阶段。一方面，舒尔茨把最早到印第安部落传教的牧师惠特曼夫妇(the Whitmans)美化成神圣的传教士形象，他们希望用基督教给印第安人带来光明，启迪无知，并把印第安人的孩子送到专门的传教士寄宿学校，想尽一切办法教授孩子知识。与白人启迪愚昧的形象相反，舒尔茨把印第安人刻画成拒绝接受传教启蒙的愚昧形象，不仅不敬畏上帝，还恩将仇报，只知道用暴力来对待白人的好意与帮助。舒尔茨对印第安人的抹黑，再现传统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印第安人“通常被表现为邪恶的化身，奸诈、卑鄙、冷酷、狠毒”(邹惠玲，2006)。另一方面，舒尔茨在赞扬基督教启迪愚昧的同时，抨击印第安民族的宗教信仰是迷信，把印第安人刻画成迷信落后的形象，完全无视印第安人对宇宙、世界、自然与生命的独特看法，“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更多地源自他们对祖先的崇拜和天地的敬畏”(李莉，2009)。舒尔茨从印第安博彩业制度问题引申到印第安人种有问题，并继而通过说明印第安人不服基督教，彻底断定印第安人对白人美国梦的实现与国家的兴亡构成极大威胁，加深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恨意。在舒尔茨发表连基督教都救不了印第安人的言论后，社会上的种族暴力冲突进入白炽化阶段，“酒吧打架，入室袭击，纵火事件，西雅图市印第安卫生中心被炸毁……自从舒尔茨宣称印第安杀手对爱华德的死负责任后，就连地狱都被打破了”(Alexie，1996：381)。

在《印第安杀手》这部小说中，作为媒体名流的代表，舒尔茨从印第安博彩业制度、人种问题以及宗教问题三个方面对印第安人形象进行丑化，加深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导致白人与印第安人不断发生暴力冲突事件，给民族融合与稳定造成可怕影响。“媒体公众人物不能在只有片面了解和固执偏见的情况下随意发表未加证实的私人观点，这将误导群众，甚至加剧民族乃至社会的矛盾”(刘克东、李佳凝，2015)。

学术名流马特——种族偏见的灌输者

在《印第安杀手》中，来自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白人学者马特博士被认为是“美国原住民研究的专家”(Alexie，1996：312),不过，尽管马特在印第安文化研究方面写了很多书和文章，也先后在十几个印第安部落工作过，但实际上是个“伪权威”，因为他对印第安人真实的生存状况并不了解。然而马特利用自己在印第安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给学生开书单，并在课堂上对印第安事务发表种族观点，向白人学生灌输种族偏见，引发白人学生的反印第安情绪。另外，马特也在学术界灌输种族偏见，影响学术界对印第安文化形成客观研究，加剧学术界对印第安人的误解。

马特给学生开的书目大多由白人作家所著，充斥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偏见。在马特开设的印第安文学课中，所列的书单“充斥着由非本土裔作家写的书以及身份受到怀疑的作家们写的传记”(Laminack，2017)。由白人作家控制书本，反映的是白人臆想中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的历史、故事、生活以及人性完全由白人根据自己阶级的意识形态书写，体现着一种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就一直存在的殖民主义。当印第安女学生玛丽·波拉特金(Marie Polatkin)质疑书单能否真实反映印第安人世界时，马特坚决维护白人作家在印第安文化方面的权威性，要求玛丽“认可由白人与印第安人共同书写的美国土著文学的真实性”(Alexie，1996：60-61)。马特尤其为白人作家威尔逊辩护，认为威尔逊真实再现印第安人世界。马特通过维护白人作家对印第安事务诠释的权威性，象征着白人社会里名流群体强强联合，共同控制印第安人的话语权，白人位于文化上的统治地位，而印第安人则处于被统治地位，印第安人是白人眼中的“他者”，在白人的话语中并不真的存在，这些白人作家通过“定义美国原住民，结果在现代社会中保持了种族等级制度”(Dean，2008)。另一方面，马特的书单通过忽略真正由印第安作家写的书，使白人学生对印第安文化形成片面认识。印第安民族有着光辉的历史与文化，有着对宇宙、世界以及生命的独特看法，其口述传统、曲词文学、典礼仪式等传统文化精粹是治愈精神创伤的良药，不仅是美国的珍宝，更对世界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推进作用。只有真正的印第安作家才能懂得印第安文化，而“只有以印第安文化为根基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才算是真正的印第安文学”(李玲，2016)，马特通过忽略真正的印第安作家，促使白人学生对印第安文化形成片面甚至是虚假的认识。作为印第安文学课的老师，马特通过开书单向学生灌输种族偏见，加深白人学生对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

除了利用书单向学生灌输种族偏见外，在小说中，马特还在课堂上对印第安事务发表偏激看法，使白人学生对印第安人抱有成见。首先，马特对保留地赌场的看法有偏差。马特在不理解印第安人开设赌场是为了解决部落生存与就业问题的情况下，肆意揣测保留地的赌场是印第安人对美国政府发起的反抗,认为赌场污染了印第安文化的纯洁性，并引用拥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白人作家威尔逊的话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印第安人是在拿他们的未来在赌博”(Alexie，1996：83)。马特企图把印第安人置于反叛者的角色，引发白人学生对印第安人的反感。当玛丽质疑马特对印第安人别有用心时，马特却认为他是在帮助包括玛丽在内的印第安人呈现积极的民族形象。“马特不停地尝试与玛丽建立联系并企图得到玛丽的好感，但没有意识到他的努力是在消解玛丽的能力，使玛丽不能从他的话语中跳出来”(Laminack，2017)。换句话说，马特的好意是建立在对印第安人殖民的基础上，而这种殖民对印第安人有着“明确的‘创伤性’的影响”(Van Styvendale，2008)。其次，在“印第安杀手”事件极其敏感的时候，马特把“印第安杀手”说成是阶级斗争中下层无产阶级对上层精英的反抗，把印第安人与处美国主流地位的白人中产阶级置于二元对立面，煽动白人学生对印第安人的仇恨情绪。接着，马特把白人孩子马克·琼斯(Mark Jones)被“印第安杀手”的绑架说成是印第安人对白人的报复，报复白人曾经偷走印第安人的文化与孩童，再次把白人与印第安人置于敌对局面。马特在课堂上传播他对印第安人的愤怒，而“愤怒不应该出现在课堂上，课堂是一个可以积极辩论、充满学术活力的地方”(Carpenter，2011)。作为教师，马特在课堂上通过发表自己对印第安事务的偏见加剧白人学生对印第安人的敌对情绪。

小说中马特对种族偏见的灌输也表现在利用印第安研究领域权威的身份，在学术界传播印第安研究方面的误导性信息，影响学术领域对印第安文化形成客观真实的研究成果。作为名校华盛顿大学印第安课程的权威教授，马特在白人学术界拥有极高的地位。通过“美国原住民研究专家”这个身份，马特在印第安文化研究方面拥有极大的话语权。但马特的权威性受到玛丽一再的挑战。马特实际上对印第安人的生活一无所知，无法体会印第安人生存的艰难与美国社会对印第安人的偏见与歧视。马特实际上是个“伪权威”，其不以真正事实为依据的调查研究在极大程度上中伤印第安人，抹黑真正的印第安历史与文化。作为白人学术界印第安事务研究的专家，马特博士利用自己高高在上的种族主义以及对印第安文化的狂妄自大在白人学术界传播关于印第安历史与文化的虚假研究成果，导致白人学术界偏离轨道，形成关于印第安文化的失实研究，加剧白人学术界对印第安人的偏见。

作为大学教授，马特博士盗用“美国原住民研究专家”的称号，利用开书单以及在课堂上发表关于印第安事务的错误看法，在白人学生中灌输种族偏见，并影响学术界对印第安历史与文化形成客观的真实研究，把印第安人束缚在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中。

文艺名流威尔逊——种族谣言的散布者

除了媒体名流舒尔茨、学术名流马特外，《印第安杀手》中还有个文艺名流叫威尔逊，他是个白人作家，谎称自己拥有印第安血统，自视为印第安人，写了很多关于印第安人的书，在社会上拥有大量读者，其中一些书甚至被大学用作教科书。另外，威尔逊经常接受采访、举办见面会等，在社会上有极大的知名度，是文艺名流的代表。威尔逊利用自己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写书展现虚假的印第安世界，使用各种公众舆论形式控制大众对印第安人的看法，并在印第安人中散布种族谣言，影响身处身份认同困境的印第安青年。

作为白人作家，威尔逊在书本中展现虚假的印第安世界，散布种族谣言，在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制造矛盾。威尔逊通过偷听印第安人说话、跟踪印第安人以及靠着自己的想象等方式写关于印第安人的书，坚信自己的书呈现真正的印第安世界。他的书被大学教授马特用作印第安文学课的阅读书本，在广大学生中流传。威尔逊的书被白人奉为印第安方面的权威书，得到白人社会的认可，但书本的内容遭到玛丽的质疑，“威尔逊对印第安人一无所知”(Alexie，1996：415)。作为白人作家，威尔逊真正关心的是名誉与利益，他把印第安文化当作挣钱的工具，向白人社会展现符合白人意识形态的印第安形象。在“印第安杀手”事件发生后，威尔逊因担心有人会先他一步出版有关“印第安杀手”的书而失眠焦虑，当他遇到主人公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后，认为约翰符合他心目中杀手的形象，通过虚构，以一种符合白人价值观的方式，以约翰为原型写了一本关于“印第安杀手”的书，甚至这本书的真实性得到警察的认可，在社会大众中有极高的传播率。威尔逊不顾事实真相随意写书，正如阿莱克西(Fraser,2000)指出，“这些由非印第安人写的有关印第安人的书，从诚实性与准确性方面来说，我认为它们是局外人写的书，是对我们的殖民”。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白人作家们掌控书本的话语权，继而在社会中控制印第安人的话语权，把印第安人置于被动位置来任意抹杀，传播印第安人的虚假信息，在思想价值观方面制造种族矛盾，导致白人把印第安人放在对立面。这些白人作家，“他们或者盗用印第安文化、故事、宗教，或声称有正宗的印第安经历，对印第安人满怀憎恨、敌意和偏见”(刘克东，2011：54)。威尔逊通过写书，成了杀害印第安人的杀手，被主人公约翰斥责为“你是那个要负责任的人”(Alexie，1996：404)。

其次，小说中的威尔逊也利用采访、朗读会等公众舆论形式来散布种族谣言，影响大众对印第安人的认识。首先，威尔逊不停地在采访中谎称自己的祖先有印第安血统，鼓吹自己的印第安身份，从而确保自己写的书在呈现印第安文化方面的真实性，引导大众相信他的书本中所呈现的印第安世界。另外，在书店召开的公众朗读会上，威尔逊利用公众对印第安杀手的关注以及自己在理解印第安人思想方面的虚假的权威性，透露将写关于印第安杀手的书，散布关于印第安杀手的谣言，从而引导公众相信真的是印第安人杀了那几个白人，因为普通大众的“大部分关于少数群体的信念和种族主义的看法，是从媒介中直接借来的或推衍来的。名流的‘讨论’，经过传播媒介的精心加工，往往间接地、巧妙地控制了整个话语世界，而大众在平时的谈话中只能围绕这个话语世界说一点安抚的话或夸张的话”(冯·戴伊克，1993：164)。作为拥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威尔逊可以利用各种公众舆论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印第安人在公众舆论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缺少话语权，处于失声状态，其形象与文化由白人肆意扭曲。以威尔逊为首的文艺名流迎合白人主流群体的意识形态，消费印第安文化，制造种族矛盾，导致白人敌视印第安人，正如冯·戴伊克(1993：145)指出，“媒介名流与整个内群体保持一致的观点，但是他们以大家广为‘接受的’、策略的言辞表述共同的思想。这样，他们不仅施展了权势与控制，而且以极其有效的、具有说服力的微妙方式形成大众对少数种族的观点”。

另外，威尔逊在印第安人中散布种族谣言，给处于身份认同困境的印第安青年带来极大的困扰。以威尔逊为首的白人作家们“通过煽动反印情绪，或者通过盗用印第安身份，或者通过窃取印第安文化，因此阻碍印第安青年形成健康的身份”(刘克东，2011：77)。小说主人公约翰是个被白人家庭领养的印第安人，生活在白人社会中，与部落文化隔绝，处于身份认同的困难期。尽管约翰阅读大量白人作家们写的关于印第安文化的书，其中包括威尔逊写的书，但他仍无法对印第安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当约翰与印第安青年们在一起时，他无法真正融入他的族人群体里，约翰始终是个局外人，在白人社会中找不到存在感，在印第安群体中找不到归属感，究其原因，是白人作家的书未能呈现真正的印第安文化，从而影响印第安青年对本民族的认同。正如邹惠玲(2006)指出，“白人文学将虚构的印第安形象灌输给一代又一代印第安年轻人，使得他们逐渐认同白人文学对自己民族的歪曲表现，不仅将白人文学家笔下模式化的印第安形象当作真实形象接受下来，而且把白人作家所描述的‘印第安传统’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白人作家，通过展现虚假的印第安文化，扰乱处于身份认同困境的印第安青年的思想，把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偏见传递给印第安人，制造种族矛盾，宣扬种族对立。

小说中作为在文艺界拥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威尔逊以利益为中心，迎合白人的价值观，利用写书展现虚假的印第安世界，使用多种公众舆论形式控制大众的思想，并在印第安人中散布种族谣言，极大地迷惑身处身份认同困境的印第安青年，制造种族矛盾，导致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形成敌对局面。

结 语

在小说《印第安杀手》中，以舒尔茨为代表的媒体名流丑化印第安人形象，引发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以马特为代表的学术名流灌输种族偏见，煽动白人憎恨印第安人；以威尔逊为代表的文艺名流散布种族谣言，导致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对立。由此可见，白人名流群体不断宣扬和散布的针对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言论是阻碍美国种族融合的重要因素之一。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为了应对多族裔与多文化的局面，并妥善处理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问题，美国开始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但是，因为倡导少数族裔文化平等与权利保护，多元文化受到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排挤，同时也遭到了相当一部分白人的抗议。反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多元文化挑战了西方的文化中心地位，哈佛大学塞姆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6：318)就曾指责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文明构成危害。在这一背景下，阿莱克西借《印第安杀手》揭示了白人名流群体给印第安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试图引发整个社会对白人名流群体的种族主义言论的重视和警惕，对少数族裔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以及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