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文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孙景鹏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同时一定是一个勇于打破常规、富有创造性、不断推陈出新的探索家。”[1]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优秀、有责任感的小说家必备的素质。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艰难也无比重要的是跳出自己的舒适圈，重新建立一个独特的、对现实有深刻洞察的叙述角度，而格非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作家。格非在“怎么写”之后，再次思考“写什么”。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过去创作方式的思考，也就是说，格非正在试图以一种更为朴素的讲述方式，谈论当下的社会与人心，在《人面桃花》中就可以看出格非对当今社会形而上的思考与追问。

一、“疯癫”叙事的历史演变

“疯癫”一词最早意为精神错乱。后卡伦·霍妮在文化层面进行了重新地阐释，认为疯癫主要是由个人的精神危机造成的，而个人的精神危机是社会文化问题的缩影，提出了“文化病因说”。其实这种“疯癫”叙述视角和“疯癫”人物古已有之。魏末晋初的“竹林七贤”抛功名于身外，嗜酒豪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在当世人看来他们如疯子一般，而他们就要以这种狂放的姿态表示对当政者的不满。清《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一系列的疯癫群像，他们深受科举毒害，中举之后周进的哭、范进的笑、王玉辉的笑后而哭，我们都会发现作者不仅单指个人，而是暗中批判科举制度的残暴；到20世纪，“疯癫”叙事的书写由社会开始深入到“人”本身。鲁迅在《狂人日记》一篇中，以“狂人”的视角，揭示在“人吃人”的世界中人性的丧失与精神的麻木，满嘴的“仁义道德”下所隐藏“吃人”的现实。许钦文继承鲁迅的衣钵，《疯妇》中的双喜妻本是一个对爱情充满期待的女子，但在婆婆的迫害下精神失常；到了当代，“疯癫”叙述的描写空前丰富，韩少功笔下的丙崽，本是一个白痴，却受到山鸡村民的膜拜，视他为“丙仙”，作者以缺少正常思维的丙崽反衬村民愚昧的精神现状，进而写出传统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压制。对20世纪60年代进行反思的《孩子王》，阿福陷入死学字的迷宫里，无人能劝，在这种表象的背后我们会追根溯源到时代环境对孩子们的固化教育，毁掉了一代孩子，让他们成为机器。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借“傻子”视角描写伴随最后一个土司家族的败落，土司制度的一步步瓦解……由此看出，中国文学史上对“疯癫”形象的书写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话题，但格非在这条路上走得更为深远、更加彻底。他直指人物内心与精神层面，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下思考当下社会的生存困境，并且把这些思考与格非的叙事策略进行了完美的融合。

看到《人面桃花》这个题目，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崔护《题都城南庄》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自然也会猜到这部作品主题也是关于爱情，但就其作品本身而言，我更赞同张学昕的看法：“将‘人面不知何处去’中的‘人面’理解为人和生命、命运的存在形态，它包括人的欲望、冲动、孤寂、信念、寻找、迷失、死亡和未知等；而将‘桃花依旧笑春风’中的‘桃花’理解为时间、空间、自然、灾难、宿命等被感知和不被人感知的种种外部存在。”[2]小说以普济和花家舍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讲述四个人追求梦想的故事，但在外界人看来，他们就是一群“疯子”，努力建构着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世界。陆侃是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平时的他整日躲在阁楼里面闭门不出，而今却精神抖擞地背着行囊走出陆家。小说借他人之口简单地叙述他因被罢官回家，整日躲在阁楼里怡然自乐，时常对丁树则送的《桃源图》发呆，执意要在普济修建一个现代的世外桃源，修筑一个风雨长廊，把普济的人都连接起来，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些想法在家人以及普济的人看来不可能实现，所以视他为“疯子”。取代陆侃父亲身份，出现的第二个人是表哥张季元，他想建立一个现代民主自由的世界，结婚不需三媒六聘，也不需父母同意，如果父母不同意便把他们杀掉，人人平等，想和谁结婚便和谁结婚，以至于后来说出惊世骇俗的一句话：“没有你(妹妹)，革命何用？”[3]作为一个革命党人，对革命没有坚定的信念，因为感情而随便篡改自己的信仰是何等的荒诞与可笑。而当张季元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王国的同时，他也产生了自我怀疑，“我觉得我们正在做的，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错的，或者说，他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的确，毫无价值。好比说，有一件事，你一边在全力以赴，同时，你却又明明怀疑它是错的，从一开始就是错的。”[3]张季元所向往的世界与其说是理想的乌托邦，不如说是被压抑欲望的表露，他认识到自己的愿景难以实现，但又不能排解对欲望的萦绕。而陆秀米也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的事是否是一个错误，或者说，一个笑话。”[3]陆秀米被劫掠到花家舍，她看到父亲一直向往的“花家舍”，有连接到每一家的风雨长廊，家家户户的房子，其内部的建构，以及窗户上的窗花都是一致的，这些看似美好的表象下，隐藏的却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所以她继而转向张季元所向往的革命乌托邦，在普济修建育婴室、书籍室、养老院后建立普济学堂，致力于反清运动，卷入到革命的暴力之中，其结局也是惨淡收场。在普济人看来，秀米也成了“疯子”，走着陆侃与张季元的老路。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陆侃的现代桃花源、张季元的大同世界、陈观澄的花家舍还是秀米的普济学堂，他们想建立一种理想的精神家园，但这种超越历史理性、对抗人生存本性的“理想”终难以逃脱被颠覆的结果。

格非借“疯癫”的叙述视角观照历史中的人物命运，对每一个人物内心“失控”的真实场景进行挖掘，何尝不是在思考现代人的精神焦虑与寻找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陆秀米、张季元他们不单是一个人，他们代表的是一种符号，格非利用小说中人物，因外在世界的刺激，内心所产生的孤独感、恐惧感、无安全感的脆弱心境、异质的行为，直指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给人们内心带来的惶恐不安。

二、疯癫叙事的文本实践

新时期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一分为二，作家们在叙述方式上出现了断裂，他们大量的、频繁的借用西方后现代主义,同时留下了一些具有个人显著特征的叙事方法。格非无疑就是其中一个，在《人面桃花》中格非对疯癫世界的营造，利用美学的空缺、褶皱的梦境与迷津的意象，给文本增添了许多独特而神秘的魅力。

小说既然以疯癫人物作为叙述对象，其心理、行为必然异于常人，这也造成文本的模糊与游离，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审美张力。《人面桃花》的第一句话便是“父亲从楼上下来了”，时间像一扇打开的闸门，潮水汹涌而来，但直到结尾陆侃也没有真实出现；时间似乎又在这里戛然而止，但陆侃的影子却弥漫着整个叙事过程，他像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打乱了历史的叙事线索，引导着历史片段的空间叙述。陆侃为什么发疯？他离开普济去了哪里？秀米为什么会在瓦釜里看到他？文章直到结束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父亲出走后，似乎为秀米打开了一扇神秘的大门，表哥张季元的神秘到来，他与母亲的关系，孙姑娘的死以及六指和尚，都在秀米的脑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问号，种种事件只在秀米的面前呈现结果，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以及脉络却都隐去其真实面目，这种因果之间的联系造成了文本空缺。紧接着在第二章与第三章，作者又留有大量的空缺，秀米被掳到花家舍，劫匪有没有向陆家要赎金？秀米对花家舍失望后东渡日本经历了什么？小东西的父亲是谁？秀米回到花家舍为什么选择禁语？这些我们都无从知道，作者似乎有意隐藏秀米的行踪，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现实性”的修复，虽然不难猜测凤毛麟角，但人物的具体行踪仍是以空缺形式存在。小说中的空缺比比皆是，但这也看出“空缺”在格非创作中不仅仅是一种创作形式，更是一种哲学的形式，暗含他对世界、人生、命运的看法。《人面桃花》中的空缺在更加宽泛的内涵下，探讨个体与现实对弈中所造成的困惑，在文本中处处设谜，更重要的是留给读者无比广阔的思考空间，现实生活的世界本来就变幻莫测，世事无常，谁能预料将要发生的一切。

精神分裂的另一种表现是梦境的褶皱。弗罗特倡导人受到精神压抑后会以梦境这种潜意识的方式体现。在格非的世界里每个梦境看似是一个个体，却又无不相关，既有分离又有破碎，暗涉了现代人混乱的精神世界。文本中秀米梦到的孙姑娘的葬礼与现实中参加的一模一样；小东西在梦里说要下雨了，结果屋外响起了雨声。梦境即现实，用梦境反衬现实更加真实的反映人物的内心追求，读者更能真切感受到文本中人物的真实情感；梦境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生命体验，秀米从未见过王观澄，却在王观澄被杀当晚梦到他来找自己，果真第二天传来王观澄死去的消息，这一情节设定给文章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而韩六的点拨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秀米也许因为现实世界的条条框框桎梏了她的理想，所以格外渴望得到王观澄的花家舍，把自己的想法真正付诸实践，但这种理想在现实中却无从下手，只能借梦境表现出来。这里梦境成为现实的延展，两者似乎也存在着一种张力，既丰富了被压抑人的人生体验，又为小说增添了一种神秘力量。但梦和现实的分界线在哪里？梦应该是虚幻的，却给人一种真实感，现实是实在存在的，却给人一种虚无感，所以秀米在现实与梦境之间产生了怀疑，尽管现在她是清醒的，但未尝不是一个更大更遥远的一部分；以及有时候会从梦境中醒过来，可有的时候你会醒在梦中，发现世上的一切才是真的梦，秀米总在怀疑梦境与现实的虚实关系，作者实际也有意虚化现实与梦境的关系。如果人生既是梦境，那么现实有多大比例驻扎在浮云幻世之中，人在追求梦想时有多大的程度接近自己的现实，作者把复杂的关系融入梦中，把现实的思考融入历史当中，仿佛把整个作品置于梦境之中，但又借秀米的现实感受时刻提醒读者不要沉迷其中。格非这种超脱的叙述方式似乎在主人公与读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对话关系，世间万物没有真正的定论，人生不过是梦一场，现实与梦境又有多大的区分呢？现实即梦境，梦境即现实。

南帆在格非小说的序言中用“纸上的王国”来阐释格非的创作，格非善于在作品中运用“云”“烟”“树叶”等意象，营造一种扑朔迷离的氛围。《人面桃花》中陆秀米无形之中认为王观澄、表哥张季元还有下落不明的父亲似乎是作为同一个人存在，他们各自梦想都像那些在天上飘动的云和烟，虚无缥缈，风一吹，就散了。而回到花家舍回顾自己以往的岁月时，觉得自己如一片落入江中的树叶，还没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就被激流裹挟而去。这里所呈现的意象群为我们创建一种弱小事物遇到强大事物时所产生的那种无力感与虚无的境地。云、烟象征着陈观澄、秀米等人缥缈的理想，风雨与激流暗示现实的坎坷，这些看似轻柔的意象背后隐藏着残暴的现实处境。此外“雨”“雪”这些意象被多次使用，陆侃临走前说“普济要下雨了”，小东西临死前说“要下雨了”，老夫人临死前说“要下雪了”，这些人对天气的敏锐感知并非巧合，而是直指当下环境的变化。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发生在清末民初，社会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是波涛汹涌，陆秀米等人的理想在此种环境下孕育而生也注定被扼杀，它既是对接下来所发生事件的一种预兆，也是主人公心灵的真实写照，同时这种环境的熏陶为疯癫的叙述提供了一个凄凉、阴冷的叙事氛围。风、烟、雪的这些意象巧妙地展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悖论，由于现实不具备理想实现的土壤，压抑过重，只能以梦境的形式展现，更加有力的指出人物内心的无奈，以及理想对抗实现时的无力感。

三、人道主义的救赎

谢有顺说：“当历史进入一个实利时代，怀想和追问一个远逝的梦想，这对于重新思索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出路，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有意思的是，格非并没有在小说中沉湎于乌托邦的玄想之中，而是处处表露出渴望回到个人生活的真实途径的冲动。”[4]秀米经历了革命、失败、入狱,出狱后选择闭口不言，承载了最后一章“禁语”部分，充满了诗意与温暖，把日常生活琐事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经历过风雨洗礼的秀米找到心中的那份真正的向往，同时这一章也可以看出是秀米思想的一个转折点，是她一生中最平静、舒适、幸福的时刻。秀米回到陆宅后与喜鹊生活在一起，种花草、读闲书、访古梅，还学会剪裁、洗衣、纳鞋底等作为女人平常会做的事情。大同社会是怎样一番场景，在王观澄的花家舍已然呈现，平淡、琐碎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秀米正在感受，当她第一次在这个纷乱而甜蜜的人世细心感受，虽杂乱无章但各得其所，给她带来从未有过的安稳与恬静，此处如一股暖流，流向每一个人的心中。精神的躁动不安，精神的困惑结于琐碎的日常生活，乌托邦的理想最终回归了生活本真及生命的存在。而在《人面桃花》中格非似乎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书写当下的现实，在纷乱的现代生活中为人们找到另一条精神依托之路——回归现实，感受当下。

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书写辛亥时期几个“疯癫”人物对乌托邦的追求，不如说是对当下生活的真情书写。20世纪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大，而精神世界的异质性也日益升温，可以说“物”对人们精神的挤兑已经达到一个非常恐怖的程度。如何摆脱这种境地，获得精神的栖息之所，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当代人所面临的难题之一。这种压抑、烦躁、恐慌发展到极端时成为一种精神疾病，导致整个世界在“疯癫”的状态下呈现，无疑也会成为作家的一个观照对象。《人面桃花》一方面通过秀米、陆侃、张季元等人对乌托邦世界追求时外在行动、内在心境、以及矛盾的语言向我们展示社会转型时的颓败现象，揭示现代社会充满了病态的困境；另一方面在现今社会下，疯癫人物虽然时常遭到人们的蔑视和嘲笑，但也作为一种寄托而存在，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寻，压抑过重后的一种释放，心灵的一个栖息之地。所以格非对陆秀米等人“疯癫世界”的书写，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精神突破口。简而言之，格非在《人面桃花》中的“疯癫叙事”既包含了对当代社会的质疑与反思，也包括对现代文明理性的背离和超越，以及对现世的拷问与救赎。弗兰克尔曾说：“可怕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我们对待疾病的态度。”[5]所以格非勇敢地向大众掀开这层面纱，呈现它的原貌，让我们正视这个社会的问题，正视自己面临的困境。

《人面桃花》是格非沉淀十年后的再创作，我们不难地看出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历史之维中渗透了生命之思。它仍保留“先锋”时期的神秘叙事，“空缺”“梦境”“重复”等，同时这些叙事策略完美的与他的创作思考融合在一起，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不像前期作品总会给人一种漂泊不定之感。《敌人》中谁是敌人？谁是最后的敌人？《褐色鸟群》中的“我”常常为时间所困扰，“我”无法确认时间与自身的存在，甚至“我”对自己的存在时常感到怀疑，“我”存在么？“棋”存在么？“我”讲的故事存在么？《锦瑟》似乎是一个“梦中梦”的循环，一切都是梦的一部分，包含生与死，似乎真如格非所言，梦是无边的现实，而现实不过是梦的倒影。《青黄》中何为青黄？最终的解释是一种植物，但似乎又可以依据自己所感随意定义。而《人面桃花》是格非对传统叙事的一种回归，更准确地说是格非在传统叙事与现代叙事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在“向内转”的同时，更加注重“向内看”，关注当代人的精神状态以及归属。

谢有顺曾经说过：“技术的先锋是有限的，一个有自由精神的作家，他所追求的是成为存在的先锋。”[6]格非作为这个时代最为严肃的作家之一，始终以他的文学写作以及他的存在本身，捍卫着文学的纯粹性，在功利与喧嚣的社会下，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自尊与独立性。在《人面桃花》中我们会看到格非沉淀之后所获得的那份坦然，对历史、对现实、对人性深刻洞察后所表现的阔达与淳厚，也正是这样的品质，使得格非经历80年代直至今日在文坛上一直保持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