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斯霆

(天津市出版研究室，天津 300020)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二者是可以画等号的。今天我们谈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通俗小说。

21世纪初，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学科领军者范伯群教授率“范门弟子”通力合作，推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卷，全书不计“绪论”，共8编49章196节，洋洋洒洒1368900字。这其中，除第六编“通俗戏剧编”4章14节、第七编“通俗期刊编”5章21节及第八编“大事记编”不分章节外，其余5编40章161节，均为通俗小说内容。其实即使命名“通俗期刊编”与“大事记编”，其内容所涉亦几乎为通俗小说。虽然此书年代概念为“近现代”，但除了各编各章及各节为叙述完整系统，于开篇略涉近代晚清文坛状况外，其主体内容均出现在“现代”[1]。该书面世7年后，范伯群教授又以一己之功，独立完成了780000字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全书不计“绪论”共20章73节。在此书中，作者深谙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报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血肉关系，故将通俗小说与报刊整合而撰，故此书中除第14章“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热与画报热”3节外，其余内容均为通俗小说的创作、连载与出版。而其年代概念虽为“现代”，但作者却认为“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总是以1917年肇始的文学革命为界碑，可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步入现代化的进程要比这个年代整整提早了四分之一世纪。”故此，他是“将《海上花列传》定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2]1-2而《海上花列传》首次面世，则是连载于《海上奇书》第1期，时间为晚清1892年农历二月初一。

从上述两部通俗文学史中的介绍可知，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肇始时间应该在近代晚清，而通俗小说又几乎占领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全部版图。因此，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首先要将视角投向通俗小说。然而，何谓“通俗小说”，它的命名经过及涵盖范围又是怎样？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是如何易名为“通俗小说”的，此后它又是如何嬗变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许多年来，学界或是语焉不详，或是其说不一。

上编：通俗小说在中国古代的得名与涵盖

关于“通俗小说”这一称谓，有学者认为最早出现在元代。近代学人缪荃孙于1915年刊印《烟画东堂小品》丛书，收入《京本通俗小说》残存第10卷至第16卷，据其跋语称：“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妆奁中有旧抄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凤双归》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3]114如果《京本通俗小说》确为“影元人写本”，那“通俗小说”四字首次出现在古籍中，当为元代。但学术界对《京本通俗小说》之真伪和成书年代向有疑义，胡士莹曾言“缪荃孙(江东老蟫)在上海无意中发现的一个旧抄本，不详有无刊本。”[4]491而“鲁迅、胡适相信缪氏的话；长泽规矩也(日)疑是伪书；郑振铎认为是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产物；李家瑞从其俗字用法，定为明人抄写，最早不过宣德年间；孙楷第发现其中《冯玉梅团圆》开头有瞿佑‘帘卷水西楼’词，认为至多是元末明初人所编；近年来马幼垣(美)、胡万川、苏兴等力主此书系缪荃孙的作伪；但那宗训、聂思彦等则持相反意见。看来此书不一定是伪书，但也不会是‘影元人写本’，可能是明代中后期抄写的一部话本小说集。”[5]31认为《京本通俗小说》确有其书，但其最早的刻印时间为明代后期，这已是目前学界的一个共识。故此，认为“通俗小说”一词出现在元代，已不可取。

从目前可信史料考证，“通俗小说”一词首次出现在古籍中，应在明代泰昌、天启年间。当时著名文人冯梦龙辑纂话本集《古今小说》(别题《喻世明言》)，其在署名绿天馆主人之序中云：“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冯氏此言，当为“通俗小说”一词之肇始。至于冯梦龙缘何提出“通俗小说”四字，历来治小说史家多有阐释，但多囿于对“小说”目下之分类，而从“通俗”与“小说”之关系着眼，目前所见系统论述者甚微，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拓荒者之一张赣生先生近年的考订，较为翔实。

据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一书所言：“中国小说自其确立时起就与通俗拴在一起，但直至明代中叶，却从来不用‘通俗小说’一词，其原因当然是明显的，按自古相沿的看法，小说必然与通俗相连，正如吃饭必然用嘴，只须说吃饭就够了，无须再说什么用嘴吃饭，画蛇添足，多此一举。”那冯梦龙为何要提出“通俗小说”这一概念呢？听张先生往下说——“中国‘通俗小说’一词的出现，是由于一次误会。元末明初，罗贯中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罗氏标明‘通俗’二字，原有特定的针对性。”具体而言便是——“历史演义与小说的根据不同，演义根据正史，小说采自街谈巷议，陈寿的《三国志》辞简文深，一般人不易读懂，故需用较浅近的语音加以演述，以求通俗地阐明其义”。也就是说“罗氏之‘通俗’专指演述正史之义。”而“小说原本通俗，无须再加‘通俗’二字画蛇添足，正史原本不通俗，所以才特意标出‘通俗’二字，以示演义与正史之区别。”因此，“在明代末叶以前，人们对什么小说的标题加‘通俗’是很清楚的”。然而“到了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三言》，忽略了标明通俗演义的针对性，而把它与其它小说混为一谈，由于这一次误会，才把‘通俗’二字加到了小说头上。”“冯氏忽略了罗贯中用‘通俗’二字的针对性，没有深究无论是从‘通晓风俗’或‘与世俗沟通’的哪一种意义上看正史都与小说不同，只从唐传奇与宋评话的文体着眼，因而使用‘通俗小说’一词，且一直流传至今，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误会。”这种误会造成的结果便是“自冯氏提出‘通俗小说’一词之后，就为不通俗的小说奠定了合理的地位，对后世影响至巨。这或为冯氏始料所不及。”正是根据以上辨析，张赣生先生考定“中国的‘通俗小说’一词产生于明代末叶”，而且“自明末以降，‘通俗小说’一词流传渐广，天长日久，约定俗成”[6]7-9。

张赣生先生认定“通俗小说”一词产生于明代末叶，这本无误。但对明末以降，“通俗小说”一词“约定俗成”了什么样，却是语焉不详。其实，虽然“通俗小说”一词于明代末叶便已出现，但在此后的三百余年间，不但此称谓并未成为小说史上的一个流派，而且与其相对应的小说类别也不固定，甚或对其解释的概念与定义更是阙如。所谓的“约定俗成”，其实就是将“不通俗的小说”以外的所有说部，都归入“通俗小说”。那么何等小说是“通俗”的何等小说又是“不通俗”的呢？自明末以降至清末，虽然各类章回小说创作大为兴盛，但在理论上对其界定，却鲜见表述。直至进入20世纪之后，方有学者将其作为学术进行研究。如近代著名学者黄人(摩西)于1904年，受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之托，开始编撰《中国文学史》，其在“明人章回小说”一章中写道：“有明一代之史，多官样文章，胡卢依样，繁重而疏漏，正与宋史同病。私家记载，间有遗轶可补，而又出于个人恩怨及道路传闻。若夫社会风俗之变迁、人情之滋漓、舆论之向背，反多见于通俗小说”，“故当时有心之士，多著小说，又喜评小说。而文学家中通俗小说，遂与八股传奇鼎峙。”[7]7这段话不但将“与世俗沟通”这一“通俗小说”的本质点出，而且已将“通俗小说”与“八股”“传奇”相区分。黄人认为，“通俗小说”起码要具备“社会风俗之变迁、人情之滋漓、舆论之向背”的特征。又如1923年鲁迅在撰《中国小说史略》时，曾援引日本著名中国俗文学研究专家盐谷温的《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8]343，可见此前域外也已有人在对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进行研究，不但其朝代指向已非常清晰，而且所举“通俗小说”样本便是“三言”。此外，在20世纪上半叶，于学术著作中涉及此领域者，尚有胡适的《中国白话小说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黄人的《小说小话》、鲁迅的《小说旧闻钞》《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等，但亦仅是分别对具有“通俗小说”性质的作品进行考订与评骘，而且在研究客体的称谓上，也是名目众多，不独仅以“通俗小说”一家称之。

著名古典小说研究专家孙楷第先生倒是对“通俗小说”一词情有独钟，1930年他在为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今古奇观》所写之序中，开宗便云“元明以来的通俗小说，若溯其来源，固然可以上推到唐五代的俗讲”[9]38。于此我们可以发现三个信息：一是他认为“通俗小说”形成于“元明”时期，但此说太显含糊，大概是受到了《京本通俗小说》成书年代的误导；二是“通俗小说”的嚆矢应为“唐五代的俗讲”，对此目前学界没有疑义；三是“元明以来”，“通俗小说”这一称谓已“约定俗成”地有了专指，此点极为重要。那么他认为的这一专指又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什么流派呢？我们不妨看看他一年后的阐释。

1931年上半年，孙楷第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编目，1932年3月付梓出版时，他用的书名便是《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按其“凡例”所叙：“本书所收，以语体旧小说为主。”[10]1所谓“语体”者，乃与“书面语”相对，实为“白话”；“旧小说”，则为中国古代小说。二者合一而释，即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由此可知，他是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视为“通俗小说”的。换言之，他认为的“通俗小说”的专指，已不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流派，而是整个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其实此观点并非孙楷第首创，1923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便已提出。鲁迅是将有宋一代于“市井间”兴起的“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的“平话”视为“白话小说”的，而且他认为“据现存宋人通俗小说观之，则与唐末之主劝惩者稍殊，而实出于杂剧中之‘说话’。”[8]248，250在鲁迅眼中，宋之“平话”，亦即“白话小说”。而“白话小说”，就是“通俗小说”。

孙楷第因袭鲁迅“白话小说”就是“通俗小说”之说，亦可从他所具体认定的“通俗小说”——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范围与类别中得到佐证。对此其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书“分类说明”中有如下解释：“通俗小说，自来不登于史籍，故其流别在往日亦不成问题。鲁迅先生小说史略于传奇及子部小说之外，述宋以来通俗小说尤祥。自第十二篇以下，略以时代诠次，而加以品题。其目曰宋之话本，宋元之拟话本，此宋元旧本一。曰元明传来之讲史，曰明之讲史，以清人书附之，此讲史者流二。曰明之神魔小说，以清人一二书附之，此神魔小说三。曰明之人情小说上，以金瓶梅及续书属之。曰明之人情小说下，以才子佳人书属之。曰清之人情小说，以红楼梦及续书属之。此明清人情小说四。曰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此明清短篇小说五，曰清之讽刺小说，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此四目皆属于清人书，品题殆无不当。唯此乃文学史之分类，若以图书学分类言之，则仍有不必尽从者。史略‘讲史’二字，用宋人说话名目。考宋人说话，小说有‘灵怪’，实即‘神魔’；有‘烟粉’，实即人情及狭邪小说。有‘公案’，实即‘侠义’。故余此书小说分类，其子目虽依小说史略，而大目则沿宋人之旧，此非以旧称为雅，实因意义本无差别，称谓即不妨照旧耳。”[10]1由此可见，孙楷第所认定的“通俗小说”——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范围与类别，实际上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以下的内容。自1932年《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面世后，孙氏此说遂为业内所接受。近年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除了因为“唐代是我国话本小说的萌芽期，现存‘敦煌变文’中，确有唐代话本小说在”，故而“把收录通俗小说的上限，从宋元推前到唐代”[5]1外，其余收录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之范围与类别，基本与孙目相同。

通过以上梳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直系肇端、产生时间、名称由来及所专指的内容性质、表现形式与涵盖类别，便已清晰。那就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直接滥觞于“唐五代的俗讲”，产生于宋代“市井间”的“平话”，经宋元明三代之“流传”，遂于明末因一次“误会”始“得名”；而其内容性质与表现形式，则为“与八股传奇鼎峙”而又极具“与世俗沟通”特征的“白话小说”，具体类别则涵盖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话本、拟话本、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公案、谴责等诸门类。

下编：古代白话小说是如何嬗变为现代通俗小说的

日月更替，时光流转，当历史跨入20世纪初叶之时，“从纪元前后起一直到十九世纪，差不多二千年来不曾改变”的“小说者，乃是对于正经的大著作而称，是不正经的浅陋的通俗的读物”这一“观念”[11]，发生了惊人逆转，其推力便是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发生的直接契机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而其更悲壮的背景则是1840年后列强的洋枪洋炮攻入国门，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清军的惨败。接连而至的国难，让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文人深受刺激，他们认为，中国过去的“旧小说”造孽深重，“不出诲淫诲盗两端”，正是这些“旧小说”，成了“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因此他们提出了“小说救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2]14在此等认识驱使下，他们将小说抬到空前的地位，予以推崇，不但大量翻译引进域外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而且还创作了批量以“启蒙”为主旨具有“改良群治”之“效用”的“新小说”。一时间，大量或翻译或原创的“新小说”在中华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众多士人与知识精英一反往昔视小说为“不入流”之定式，纷纷操觚而稗；各类打着“启蒙”与“改良群治”旗号的报刊与专门刊发小说类作品的杂志也应运而生，并形成风起云涌，推波助澜之势。最终造成了“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13]1的局面，以至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寅半生于《小说闲评·叙》中发出“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12]467的惊叹。至此，“自1902年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起，‘新小说’成了概括在小说界革命中产生的这一批小说作品的专有名词。‘新小说’是相对于‘旧小说’而言的，时人自觉地把作为小说界革命产物的新小说和在此之前存在的中国传统小说(旧小说)区别开来，批评家甚至花费不少笔墨论述这两者的质的不同，如称‘旧小说，文学的也；新小说，以文学的而兼科学的。旧小说，常理的也；新小说，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倒不在乎各种理论概括的准确与否，而在于这一代小说家和批评家之自觉不自觉地与前人的作品保持一定距离，不愿意直接与之认同。”[14]10

不可否认，梁启超等知识精英在当年掀起的这场“小说界革命”功不可没。一方面它唤醒了国人，让迷蒙中的中国民众能够“睁开眼看世界”，对此后请来“两个先生”的“五四运动”及现代中国的崛起，这场“革命”应该是“启蒙”之一；另一方面，虽然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他们拔苗助长般地将小说抬到了“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语)，使之成为“文坛盟主”(黄小配语)，并最终造成了名实不副的物极必反，但两千年来中国人视小说为“不登大雅”之文坛“末流”的观念，由此却得到了彻底颠覆。从此，小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门类中的一个重中之重，不但承担起了或“鼓舞民众”或“愉悦市民”的重责，而且还堂而皇之地独占了文学史上的最重要一席。

然而，在肯定“小说界革命”所带来上述“功利”效果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梁启超等人掀起的这场“革命”，其真实意图并不在文学或小说界本身，梁启超等人所期盼的，是要借小说界的“革命”，来达到“改良”社会之“救世”目的，“小说界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或媒介。文学或小说是有“文以载道”“干预社会”“影响世俗”的功能，但如欲达到此目的，其需要的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这需要作者的功力和时间的浸润。如果急功近利不谙其道地率尔操觚“制造”模式化的“新小说”，或是仅见冰山一角饥不择食地翻译引进“域外小说”，其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喧嚣一时所得其反。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恰恰印证了此点。

首先，“小说界革命”一开场，梁启超等人便赋予了小说“改良社会”“救国救民”之“大道”。对此“梁启超称日本政治小说‘不得专以小说目之’，因其是‘寄托书中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蔡奋则批评‘吾邦之小说’，‘含政治之思想者稀如麟角’；海天独啸子甚至把中国之落后，归咎于数千年来文人学士沉湎于诗歌、小说、绘画，而提倡‘益于国家、社会者’的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14]7-8正是在此等舆论号召和域外样本影响下，当时的小说创作不但蔚为大观，而且充斥于作品中的是大量的“政治”与“科学”说教，小说本身休闲愉悦功能已消失近无。甚至于当时已出现了读“新小说”的六项基本要求：“无格致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警察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生理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音律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政治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论理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15]。将市民心甘情愿的休闲阅读变成了设有门槛考试的“学习”，小说的功能不但已尽失，而且遭到读者的反感与拒绝也已为时不远了。

其次，“小说界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因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12]13，于是便大量翻译引进域外的“名儒所撰述”。据陈平原统计，“从1896年《时务报》开始译介域外小说，到1916年五四一代作家崛起前夕，新小说家大约翻译出版了八百种外国小说(包括单行本和虽未单独刊行但在杂志上刊完的长篇小说)”，“在1896—1916年介绍的域外小说家中，译本出版最多的前五位是柯南道尔、哈葛德、凡尔纳、大仲马和押川春浪。”[14]51，119由此可见，短短20年间，域外小说不但翻译出版量大，而且域外通俗小说作家的作品也是居多。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固有多样，但与提倡和具体翻译人员对当时国内外的误解不无关系。一是他们认为当下国人急需的便是开启民智的“政治”与“科学”类小说，而这类小说在域外是不包括托尔斯泰、莫泊桑、屠格涅夫、契诃夫、泰戈尔等“纯文学”艺术化小说家的作品的；二是既然要引进域外“对路”小说家的名著，那只有选择当时发行量大而广的，柯南道尔、哈葛德、凡尔纳、大仲马、押川春浪等人的作品便是这种“对路”作品中的“名著”；三是受到当时域外小说原著版本不易得的限制，译者大多是依据中国留学生扎堆留学地国家的翻译版本再转译，通俗小说相对通俗，适于在世界各地流播，故而便被误解成“名著”。正是基于这三点，方才造成了当年的“新小说”家们所翻译引进的作品，基本上未脱侦探小说、言情小说、传奇小说、科学小说、军事小说的套路，而这些小说模式在域外，几乎都是属于通俗小说的范畴。

倡导“小说界革命”的精英们，其根本目的是要“改良群治”，但他们所选择的突破口却错误地放在了“稗官之体”的小说上；而且他们还错误地“制造”出了大批模式化的带有“说教”性质的“新小说”；而在引进域外小说“启蒙”国人时，他们又错误地将外国通俗小说作为主流，并且再次错误地将这些域外小说模式化。正是这一错再错，使得清末民初盎然勃兴的“新小说”，在貌似“高雅”的喧嚣中已暗藏了“回俗”的危机。随着改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一旦强大的政治热情消退，小说的潮流便急转直下。一度被“救世小说”累坏并伤了胃口的广大读者，此时便开始了对更需要的阅读品种的寻觅。

恰在此时(1912年秋天)，一部以寡妇恋爱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上海被创刊不久的《民权报》副刊推出。虽然小说是用骈文写作，艰涩简古，但由于尽得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言情门类“人情之滋漓”之神韵，写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仍是受到读者青睐，连载未半，便受到了大批被“救世小说”累坏并伤了胃口的读者的青睐。该书便是被后人定为开民国哀情乃至言情小说先河的《玉梨魂》。作者徐枕亚本是《民权报》编辑，早年曾与一年轻貌美的寡妇相恋，后遭流言而未果，于是便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演为说部。《玉梨魂》的轰动，使徐枕亚早年同窗如今同事的吴双热怦然心动，遂也用文言写成一部长篇，以《孽冤镜》之名与《玉梨魂》相邻刊出，亦大受欢迎。由于此二书在当时名噪一时，于是坊间以此为范本，出现了众多用骈文写作的哀情乃至言情说部，而且由此形成了后来被新文学家所诟病的“鸳鸯蝴蝶派”(简称“鸳蝴派”)。

“鸳蝴派”小说的风行，虽使民初读伤了梁启超等人“救世小说”的读者重新找到了小说消闲解闷的娱乐功能，但时间不长，人们便发现，此类小说大多脱离现实，流于无病呻吟、空泛肉麻的“眼泪鼻涕”之中不能自拔。加之当时统领文坛的《申报·自由谈》《新闻报·快活林》及《小说月报》《小说丛报》等均为“鸳蝴派”的天下，于是人们盼望小说的题材能有所拓展，能有新面孔的刊物出现。正是顺应读者这一期望，1914年6月，《礼拜六》月刊杀青了。该刊虽仍是以消闲娱乐的小说为主，但题材已不再局限于哀情与言情，形式也由骈文改为白话。因此，甫一面世便大受欢迎。在前后出版的200期中，举凡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中的言情、哀情、社会、武侠、滑稽、历史、宫闱等诸多门类已初具雏形，内容也是以暴露社会黑暗为主，且刊有部分域外作家的作品，并因此受到当时教育部及鲁迅的赞许。虽然不久因其“泛滥成灾”，再次遭到新文学家们的抨击，被讥为“礼拜六派”，但那只是文学形态与功能的论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便是，由此开始，在民国文坛搅起无限风光并拥有最广泛读者群的一种文学样式，已在“鸳蝴派”与“礼拜六派”的基础上诞生，并且在此后的流变过程中，其不断兼容并包、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中国现代小说中最重要的“两翼”(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教授所言)之一，这便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另一翼是新文学小说)。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在清末民初“鸳蝴派”与“礼拜六派”的肌体上“涅槃”而生的；而“鸳蝴派”与“礼拜六派”又与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有着近亲“遗传”，故而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本身走的就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路子，其与“五四”前后受欧风西渐影响所诞生的新文学小说(或称严肃小说)根本就不是一个谱系。因此，它们二者就不存在着孰高孰低之分，有的只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功能之别，而这只是学术问题，后来新文学作家非要“打倒”通俗文学作家的“你死我活”之争，其实大可不必。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说清，那就是无论中国现代新文学小说，还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它们能在日后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蓬勃发展，并分别赢得了不同读者群的青睐，“小说界革命”所带来的对小说观念的新认识，应是功不可没。而且在这两种小说类型孕育形成过程中，都曾受到了“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前者继承了“新小说”中的“问题意识”和文体形式；而后者则吸收了“新小说”中的“现代意识”及表现手法，呈现出既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一脉相承而又脱胎换骨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并因此而成中国现代小说甚或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波及面最广、受众最多的流派。该流派不但能够与此后如日中天的新文学分庭抗礼，而且流派自身也形成了其门下的小说类型化，诸如哀情、社会、言情、武侠、侦探、滑稽、宫闱、历史、翻案等小说诸门类，并影响深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在香港、台湾地区的新派武侠小说(以金庸为代表)、新派言情小说(以琼瑶为代表)及当今在华人地区方兴未艾的各门类网络小说中，均可看到其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