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庶春

(辽东学院 师范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3)

《孔丛子》一书，自宋朱熹以至明、清方家，就其真伪、编纂时间以及作者、编者诸关节点，不断探讨和争论，众说纷呈，历久不衰。傅亚庶先生在其《孔丛子校释·附录四》[1](以下简称《校释》)中鸟瞰诸说，综论得失，精要中肯，令人受益良多。然而，就上述争论而言，有些焦点议题似乎仍须再作探讨。现谨以《校释》为底本，将全书一分为二，将前二十一篇与《连丛子》上、下篇各视为一书，试作考察。

一、《孔丛子》之“丛”当作“藂”，子以父名为书题

今本《孔丛子》其书名何自而来？对此，宋咸曾有所诠解，“名之曰《孔丛子》，盖言有善而丛集之也”[1] 534。先秦以来的诸子书，载于《汉书·艺文志》而又往往以人名加“子”，以三字为书题者，似已成惯例，诸如《漆雕子》《公孙尼子》《孙卿子》《王孙子》《邹奭子》《韩非子》等。而宋咸不仅不将“孔丛子”三字作为整体认读，置诸子名书的惯例于不顾，而且又增“善”字释义，解“丛”为“丛集善言”，宋说不可取。

《孔丛子》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其卷一云“《孔丛》七卷，陈胜博士孔鲋撰”。查孔鲋之名、字，均与书题无关。然而考察中，书题上的文字歧异，却分外引人注目。

迄今所知，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最早引述《孔丛子》，“《孔藂》所谓”云云(《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文中，书题之“丛”竟然写作“藂”，引人探索。

在唐、宋类书中，除开《初学记》均作《孔丛子》之外，诸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书题或作《孔丛子》，或作《孔藂子》，二者并存。具体说来，《类聚》所引述者，凡19处，其中，写作《孔藂子》的有4处，约占四分之一；写作《孔丛子》的有15处，约占四分之三。《御览》所引述者，凡120处，写作《孔藂子》的竟有40处，占三分之一；写作《孔丛子》的80处，占三分之二。与之相应，唐司马贞《索隐》作《孔藂》、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作《孔藂子》[1]546。

《孔丛子》的书名如此混杂，且并行并存，实属罕见。

其实，最为引人关注的是，“藂”字竟与子臧之父名相关联。《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蓼，六年正月丙午，侯孔藂元年。”《索隐》云：“姚氏案：《孔子家语》云：‘子武生子鱼及子文，文生冣，字子产。’《说文》以冣为积聚字。此作‘藂’，不同。”又引《索隐》曰：“案：《孔藂》云‘臧历位九卿，为御史大夫’。”《汉书补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蓼夷侯孔聚”，然而，“聚”，《补注》云：“官本作藂”。

就版本而言，《史记》之今本、《史记》之《索隐》本、《汉书》之官本，皆作“孔藂”，但今《汉书》之《补注》本“藂”作“聚”。《四库全书总目·孔丛子》中有“臧，高祖功臣孔藂之子”一语，字作“藂”。

子臧之父名何以既作“藂”“丛”，又作“冣”“最”“聚”？无独有偶，书名《孔丛子》之“丛”何以会写作“藂”？

《诗·周南·葛覃》之《郑笺》曰：“丛，才公反，俗作藂，一本作最，作外反。”就文字而言，“丛”与“藂”，为正字与俗字之别。《尔雅义疏·释木》郝懿行曰：“冣、最形近而音义别，与丛、聚二字声俱相转，古或假借通用。”“冣”与“聚”通，例如，《汉书·荆燕吴传》“(刘贾)度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张家山汉墓竹简》“贼燔城、官府及县官积冣，弃市”[2]8，一作“积聚”，一作“积冣”，“冣”“聚”通。又，“丛”与“聚”，义同。因此，“丛”“藂”“最”“冣”，四字相通，故宋咸诠解书题时有“丛聚”一语。

总之，基于《郑笺》所云，《史记》作“孔藂”，《汉书》作“孔聚”、《孔子家语》作“孔冣”、书题又作《孔丛子》，并不足怪。

书题作《孔丛子》，而子臧之父又名孔藂(丛)，二者雷同一响，其个中缘故何在？孔子六十五代孙、袭封衍圣公明人孔胤植既有“汉太傅孔丛子，圣祖九世孙也”之言，又有“获睹《孔丛子》一卷，乃吾家故物也”一语[1]517-518。由此可知，“孔丛子”三字，在孔氏家族内，既是人名，又是书题。

据此，则书题《孔丛子》当源自“孔丛子”其人。依据如下：

第一，章太炎先生云：“按臧父即蓼夷侯孔藂。藂丛同字。则臧书或题其父也”[1]457。

第二，《孔丛子》的书题与古书命名的惯例密切吻合。

首先，古来以人名加一“子”字为子书书题者常见。就《汉书·艺文志》所载而言，诸如《尹文子》《鲁仲连子》《老莱子》等，皆如此。

其次，他人追题书名者常见。“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古人著书，既不题撰人，又不自署书名。后之传录其书者，知其出于某家之学，则题为某氏某子，或某姓名。”又，“盖自撰书名，萌芽于《吕氏春秋》，而成于武帝之世。”[3]274，210，217

综合上述，依据“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多以人名书”的惯例，再依据书名《孔藂子》与《孔丛子》并行并存的史实而言，加之孔氏后人业已将“孔丛子”三字，既作人名又作书名的事实，可知今《孔丛子》书题的由来，似当遵依章太炎先生所言，子以父名转题为书名。

至于书名之所以混杂错综，当源于人们以正字“丛”代俗字“藂”而致。历时既久，人们可能仅仅注意书名的正字与俗字之别，而早已不再知晓、或者早已淡忘了人名与书名的关联。所幸还好，皇甫谧将书名写作《孔藂子》，使后人得以窥见原书题风貌。不过，也许当此之时，书名混杂并行的现象业已萌生。《颜氏家训集解·书证》云：“所以江南《诗》古本(此下从王利器先生所引《续家训》)皆为藂藂之丛，而藂字似冣字，近世儒生，因改为冣”[4]396-397。北齐颜之推所谓“近世”，当去皇甫谧不远。“儒生”因“藂字似冣字”而改“藂”为“冣”，这恰好一语道破上述人名、书名或作“藂”“冣”，或作“聚”“丛”的缘故，而《类聚》《御览》之所以兼收并蓄，亦良有以也。

关于孔藂之子孔臧，史传以及目录之作中均有记述。既见之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又见之于《儒林列传》，在公孙弘的奏章中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之语。太常臧，《集解》曰：“《汉书·百官表》孔臧也。”查《百官公卿表下》孝武元朔二年，“蓼侯孔臧为太常，三年，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又，《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于蓼夷侯孔聚之下云：“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为太常衣冠道桥坏不得度，免。”

二、《小尔雅》的位次为终结标志

《孔丛子》中《小尔雅第十一》所处的位次令人费解：它既与全书体例不类，又不前不后，突兀而出。倘若为后人插入，那么对此插入又该作如何解读？

通常，《尔雅》《小尔雅》所处的位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志，标志着全书的终结。依据有如下三点：

第一，《小尔雅》的位次后于《尔雅》。

《尔雅》，凡十九章，为训诂学典籍之滥觞。宋咸注《小尔雅》曰：“经传字义有所未畅，绎而言之，于《尔雅》为小焉。”《小尔雅》的“小”字表明，它不仅取法并辅助于《尔雅》，而且问世晚于《尔雅》，因而，其位次也自应后于《尔雅》。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于《孝经》下列有《小尔雅》一篇，但未注明作者。诚如曹道衡先生、刘跃进先生两位学者所言，“今本《小尔雅》乃《孔丛子》中一篇”，“文字似颇简短，其体例全仿《尔雅》”[5]550-551。前此，顾实有言，“今本(《小尔雅》)即从伪《孔丛》中重录出之”(《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二)。此后，众多的目录书，诸如《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艺文合志》等，尽管其卷帙或为一篇，或为一卷，但对《小尔雅》，皆有所著录，而《郡斋读书志》则标明“孔鲋撰”。

《孔丛子》一书旧题孔鲋撰，鲋字子鱼，“子鱼生于战国之世，长于兵戎之间”，陈胜“尊以博士，为太师谘度焉”(《校释·独治》)。出于孔鲋之手的《小尔雅》，解经释疑，辅翊《尔雅》。而当秦、汉之际，《尔雅》沾溉学林，颇为朝野所重。

朝廷立《尔雅》学官。两汉，“解释经艺，无不本于《雅》训”[6]167。爱屋及乌，朝廷因而注重《尔雅》。赵岐曰：“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孟子·孟子题辞》)。“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是否意味着朝廷舍弃《尔雅》学官？吴承仕先生云：“盖自武帝置《五经》博士，《孝经》、《论语》、《尔雅》皆儒家小学之业，解释经艺，无不本于《雅》训，不烦更立学官矣”。西汉末年，朝廷还曾征集通《尔雅》的人才。“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汉书·王莽传上》)。

朝廷奖赐精通《尔雅》之人。《尔雅》令人广见博闻，“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尔雅义疏·释兽》：“豹文鼮鼠”下引郭璞注曰：“鼠，文采如豹者。汉武帝时得此鼠，孝廉郎终军知之，赐绢百匹。”《义疏》曰：“《玉篇》说终军识豹文鼠与郭同，但事不见《前汉》记载，唯郭此注及《序》言之。《类聚》引《窦氏家传》，以识豹文鼠者乃光武时孝廉郎窦攸也(笔者案：《御览》卷九一一《鼠》引《窦氏家传》称世祖时窦攸事)，《水经注》及《文选》注引《三辅决疑》注，并载窦攸此事，与郭注异。其以豹文为鼮鼠，则同。”无论是终军，还是窦攸，识豹文鼮鼠一事表明，《尔雅》具有开阔视野、领略自然美并满足“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的功用，因此，两汉时期，备受朝野喜爱。诚如郭璞所言，“《尔雅》者，盖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豹鼠’既辨，其业亦显”(《尔雅序》)。西汉以来，因《尔雅》有读经锁钥和展拓视野的功用，所以被朝廷看重并加以普及。

虽如上述，但无论《汉书·王莽传上》，还是东汉人赵岐《孟子题辞》，二者都不约而同地显示出同一特征，即在罗列经典时，都将《尔雅》殿后。《尔雅》的位次尚且如此，《小尔雅》难以后来居上，而只能叨居末座。

第二，在儒家经典总集和目录之作中，经书在前，《尔雅》附后，这是其编纂通例。

在石刻和纸质经典总集中，例如，对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唐开成石经，顾炎武有言，曰：“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笔者案：加之《易》《书》《诗》三经)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7]1368。由此可知，开成石经也将《尔雅》附于经书之末。至于常见的纸质本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以及清《十三经注疏》，更是如此。

在目录著作中，与孔鲋所生存时代较为切近的目录书《七略》，今存于《汉书·艺文志》，其体例，先覶缕六艺之作，随后列小学十家，而将《尔雅》三卷二十篇、《小尔雅》一篇，置于最末，二者紧随《孝经》之后。再如《隋书·经籍志》也是如此，卷一著录诸经典，随后，才在《论语》类中附有《尔雅》注和《小尔雅》一卷。《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也均在罗列经典之后，于小学类中首录《尔雅》，次及《小尔雅》一卷。

“《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隋书·经籍志·论语类序》)。《尔雅》总是“附于此篇”，总是依附而殿后，《小尔雅》又更在其后，因而，《尔雅》与《小尔雅》的位次被历史地衍化并定型为一个具有终结意义的标志。

第三，《尔雅》原本非独立成书，其初附缀于《礼记》之中。

梁启超曰：“(《尔雅》)其书盖本为‘记百三十一篇’中之一篇或数篇，而《大戴》曾采录之。张揖《进广雅疏》所谓‘《尔雅》一篇，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也。臧庸列举汉人引《尔雅》称《礼记》之文，如《白虎通·三纲六纪篇》引《礼》亲属记，文见今《尔雅·释亲》；《孟子》‘帝馆甥于贰室’赵岐注引《礼记》，亦《释亲》文；《风俗通·声音篇》引《礼·乐记》乃《尔雅·释乐》文；《公羊·宣公十二年》何休注引《礼记》，乃《尔雅·释水》文，此尤《尔雅》本在《礼记》中之明证也”[8]。《尔雅》原本附缀于《礼记》之说，揭示了《尔雅》在经传典籍编纂中总是屈居于书末，寄人篱下的缘故。

《尔雅》依附于《礼记》，属于经传。其实，“经传”之称，早在《孔丛子》生成之前，在战国之初便已萌生。“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经名昉自孔子，经学传于孔门”。又，“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汉人引《论语》多称传”[9]30,48,67，而《论语·学而》也有“传不习乎”之语。

“经传”之称始自孔门。《家语·问玉第三十六》记述孔子语，有“《诗》教也”“《书》教也”“《乐》教也”“《易》教也”“《礼》教也”“《春秋》教也”之言。孔子此语，又见载于《礼记·经解》，不仅称之为“经”，而且合于六经之数。

“经传”“经”“传记”诸词屡见之于《孔丛子》中。《公孙龙》载子高答平原君语曰：“其说皆取之经传，不敢以意”，并引《春秋》为证。《连丛子》下仲渊云：“先君所以为业者，非唯经传而已”。《执节》载魏齐曰：“《春秋》，孔圣所以名经也”，又载子顺语曰：“鲁之史记曰《春秋》，《春秋经》因以为名焉”。《答问》子鲋曰：“好事而穿凿者，必言经以自辅”。此外，《诘墨》还有“传记”一词，“察传记，晏子之所行，未有以异于儒焉”。

孙少华先生认为，《孔丛子》的体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具有‘丛’的性质，体式近先秦的‘说’和‘林’”；第二类，“具有‘撰述’性质，体式近先秦的‘传’和‘记’，具备‘说’的性质”[10]33-34。诚如所言，在体例层面，《孔丛子》确实具有与经传相通之处。这是秦末汉初先秦诸文体得以融合，而经传体又得以普遍运用的结果。

“《书传》、《礼记》自孔氏”(《史记·孔子世家》)。经传垂范于前，《孔丛子》沿袭于后。今孔子后裔著《孔丛子》，见贤思齐，步趋行世经传典籍编纂通例，而将《小尔雅》置于书末，合于情理。

综括上述三点依据，《小尔雅》是全书终结的标志。今《小尔雅》编入《孔丛子》，是借鉴并模仿经传典籍编纂通例的产物。

依照今本《孔丛子》记事内容而言，《小尔雅》应置于《答问第二十一》之后，或者置于《连丛子下第二十三》之后，即或作为《孔丛子》和《连丛子》的分水岭，或作为全书的终结，便易于理解。然而，今本却竟然一反常例，将《小尔雅》置于《抗志第十》之后，缺乏终止感，令人费解。秦、汉之际，即便稍知儒家经传者，也不会在编纂时如此违反常例而突兀插入，更何况是取法经传、颇有学识的孔门后裔，诸如博士孔鲋、孔腾、太常孔臧等人。今《小尔雅》的位次当事出有因，引人探究。

三、书题与作者署名的歧异、篇章组联的紊乱和行文特色的互异源自作者的更迭

《孔丛子》一书，不仅《小尔雅》的位次令人费解，不仅书题有歧异，而且书题与撰作者的署名也令人生疑。书题为《孔丛子》，然而在《隋书·经籍志一》《旧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诸目录之作中，皆著录曰：“《孔丛子》七卷，孔鲋撰”。倘若是孔臧以父名为书题，何以作者的署名会是孔鲋，而不是孔藂，或孔臧？孔鲋、孔藂和孔臧三人与《孔丛子》一书的编撰有何关联？再者，书的作者既署名为孔鲋，而孔鲋为秦末纷争之际的人物，未及汉初便已去世，倘其有关乎孔圣之著，不至于不流传，但何以迟至《隋书·经籍志》才得以著录？与上述疑云相应，《孔丛子》中篇章组联失当和文不符题两大瑕疵，也颇为引人关注。例如，《论书第二》宋咸注曰：“《论书》者，盖仲尼与诸侯、弟子析白《尚书》之义。然自子张问‘圣人受命’洎‘有鳏在下’，子夏问《书》大义凡三事，旧在《嘉言篇》，臣咸今易之于此首，庶一贯焉。”今《校释·论书》篇首的第一、二、三章，即为宋咸所移易的“三事”。又如，《校释·记问第五》注引姜兆锡曰：“此篇凡八章，惟第五、第六章无所问而自作歌，余皆答圣孙问、答门弟子问者也”[1]97。又如，《抗志第十》凡十九章，记述“子思居卫”和“自齐反卫”期间的问对之事。然而，自第十章至第十九章，忽而记卫，忽而记鲁，忽而记齐之事，各章参差交错，编次紊乱。其实，只要依照其章首相同的句式，便可以编组成条理井然的篇章，然而编纂者却似乎全未顾及于此。又如，《公孙龙第十二》中的第四章，记“李寅言曹良于平原君”一事，与公孙龙之事全然无涉，但仅仅因为是记子高之事，便得附骥尾，以致文不符题。

综合上述，篇章组联失当和文不符题两大瑕疵显示，全书在编撰之际，篇章有所增益，作者有所更易。

除如上述之外，行文特色的差异，也显示出作者的更迭之迹。

《孔丛子》中，其前二十一篇颇多称谓敬语，而且往往多出于作者有意为之。例如，《嘉言第一》首句曰：“夫子适周”，但《孔子家语·观周》曰：“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史记·孔子世家》作“请与孔子适周”，《乐书》司马贞《索隐》引《大戴记》亦作“孔子适周”。而今《嘉言》却将“孔子”改作“夫子”，其尊崇之情显而易见。又如，《答问》子鲋曰：“韩非书云‘夫子善之’，引以张本，然后难之”，注引《韩非子·难一》，作“仲尼不知善赏”。二书，一作“仲尼”，一则改作“夫子”，其情愫之别显而易见。再如，《独治》子鲋曰：“哭孔氏则于夫子之庙”，《答问》子鲋临终曰：“且先君之庙在焉”。同是一人，同是言及一庙，一称“夫子”，一称“先君”，其内外亲疏之别也显而易见。《史记·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不直呼传主姓名，而以敬语“公子”相称，“一篇中凡言‘公子’者一百四十七，大奇，大奇”(《史记会注考证》卷七十七引陈仁锡语)。在称谓敬语的运用上，《孔丛子》与《魏公子列传》，同声相应，异曲同工。

称谓敬语的运用是《孔丛子》书中诸多篇章的行文特征之一，这使得前二十一篇同中见异，泾渭有别。行文特征的互异与作者的更迭，作品的增益，互为表里。

宋咸云：“此书盖孔氏子孙所集，故多不书其名”[1]471。又云：“《孔丛子》者，乃孔子八世孙鲋，字子鱼，仕陈胜为博士，以言不见用，托目疾而退，论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名之曰《孔丛子》，盖言有善而丛聚之也。至汉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为赋与书谓之《连丛》上下篇为一卷，附之于末”[1]534。

总之，诚如宋咸所言，《孔丛子》一书，乃孔氏子孙所著，但绝非一人一时所成。其“始作俑者”，当为孔鲋，而孔藂、孔臧父子当为前二十一篇的增补者，而将《连丛子》“附之于末”，却并非孔臧所为。宋咸之说，未能尽如人意。

四、由行文风格之异探寻撰写者及《小尔雅》位次的前移

《孔丛子》前二十一篇，移步换形，其行文风格也有所差异。所以如此，应是由撰写者的更易所致。现依前二十一篇的内容分作以下六组加以考察。

第一组：《嘉言第一》至《记问第五》，凡五篇，记孔子之事。

《嘉言第一》，凡七章。其行文风格，呈现出泾渭之异。例如，第一章，两用《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家语·观周第十一》有“孔子将适周”“孔子观周”之语，今此章用之，但改称“孔子”为“夫子”；《家语·困誓第二十二》有言及孔子“河目隆颡”之语，今此章用之，但改称“孔子”为“孔仲尼”。两次改变称谓，敬畏之情，蕴于其中。再如，第二章，三称“夫子”，而不直称“孔子”。同样，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其行文风格一如上述第一、二两章。看来，称谓的改易，确非随意为之。相反，第三章、第七章，其行文风格则异于上述五章，均直称“孔子”，而不用称谓敬语。同在一篇之内，然而各有风貌。此种差异，引人关注。

基于上述，我们将运用称谓敬语者视为第一类型，反之，则视为第二类型。如此，则《嘉言》中，第一、二、四、五、六章，归属于第一类型。第三、第七章，归属于第二类型。雾中有山，行文风格之异，分明显示出作者的更易。

《论书第二》，凡十六章。其中，又显现出一种新的行文风格。

“子夏读书”一章，即第六章，其行文风格属第一类型。而第一、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章，属于第二类型。然而，另有介于第一、第二类型之间的一种行文风格，例如，本篇第二、第三、第十三章，杂用“夫子”“孔子”“子曰”之称，异于前两者，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三类型。

此外，本篇尚有以下三点须特别关注：

第一，一篇之中，三种类型并行，其撰写者至少当有三、四人。第二，《论书》一篇，似为第二类型作者所增设。全篇十六章中，属于第二类型之作竟然有十二章之多，况且，第一、二、三章又原本在《嘉言》篇[1]22，宋咸始将其移置于今《论书》篇之首。

第三，撰写者中有先后之别。第一、第三类型作者当早于第二类型作者。

《记义第三》，凡十章。就行文风格而言，第一类型，阙如。第二、四、九章，属于第二类型。第一、三、五、六、七、八和第十章，属于第三类型。

本篇第三类型的形态与第一类型同中见异。例如，第三章所述本于《家语·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原作“孔子闻之”，《国语·鲁语下》作“仲尼闻之”，今《记义》改作“夫子闻之”，这与第一类型相同。然而，下文却不称“夫子”，而缀以“子曰”，这又与第一类型相异。再如，第十章，杂用“孔子曰”与“夫子曰”。诸如此类，使之既与第一类型相近而又有别。

此外，《记义》一篇，疑为第三类型作者所增设，因其所作偏多，而第一类型竟阙如。

《刑论第四》，凡九章。本篇第一类型，阙如。其前八章均属第二类型，其中，第一、第二两章沿用《家语》之《刑政第三十一》《执辔第二十五》之文，而其中的“孔子”之称不改。第九章属于第三类型，文中，杂用“孔子曰”与“夫子曰”。

《刑论》一篇，疑为第二类型作者所增设，因第一类型阙如，而第二类型之作偏多。

《记问第五》，凡八章。在内容层面，本篇有异于前四篇，虽重在记述孔子之事，但其中有“子思问于夫子”三章，有过渡之迹。于是，自本篇开始，文字上已涉及与《子思子》一书的考校，因而对本篇的考察要稍微细化些。

第一章“夫子闲居”，宋汪晫《子思子全书》(《四库全书》本)外篇《无忧第四》首章与之相同，当为此《记问》所本。《无忧》皆作“仲尼”，而《记问》却改作“夫子”。与之类似，第二章当本于《子思子·任贤第八》，第三章当本于《鲁缪公第七》，第四章当本于《无忧第四》，原文皆作“仲尼”，《记问》均改作“夫子”或“子”。 第五章，当本于《家语·困誓第二十二》《琴操》卷上，二者皆作“孔子”，《水经注·河水》作“仲尼”，《记问》均改作“夫子”。第六章，《家语·正论解第四十一》作“孔子”、《左传·哀公十一年》作“仲尼”，《记问》却改作“夫子”。第七章首句当本于《家语·在厄第二十》，原作“仲尼”，《记问》改作“夫子”。第八章，当本于《家语·辩物第十六》，原作“孔子”，《左传·哀公十四年》作“仲尼”，而《记问》则改作“夫子”。

不过，同中见异，第二、三、四和第八章，杂用“夫子”与“子曰”。

除如上述之外，本篇第五章、第六章均有文不符题而篇章组联失当的纰漏。《校释·记问》注引姜兆锡曰：“此篇凡八章，惟第五、第六章无所问而自作歌，余皆答圣孙问、答门弟子问者也。”[1]97

简言之，《记问》八章中，第一、五、六和第七章，属于第一类型。第二类型，阙如。其第二、三、四和第八章，属于第三类型。

总之，第一组的五篇作品，无论是记述孔子之事而依傍《家语》之作，无论是记述子思而依傍《子思子》之作，它们在称谓敬语的运用层面，总是显现出稳定的行文特色，总是固执地显现出行文风格的差异。这与篇章组联失当互为表里，都是作者更易所致。

就第一组作品而言，《孔丛子》何以会有称谓上的差异？称谓，自古以来，便颇为注重。《礼记·曲礼下》《尔雅·释亲》《颜氏家训·风操》以至《史通·称谓第十四》等均有所述，而清代学者对于称谓更是十分关注，十分敏感。例如，梁玉绳在《史记志疑》卷六《项羽本纪》中写道：“案：前此皆称‘项籍’，此后忽改称字而不名，何也？《高纪》则皆称字。”[11]199梁章鉅著有《称谓录》(天津古籍书店1987年6月影印版)一书，三十二卷，洋洋大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三颇多称谓与名讳的条目，例如，《子孙称祖父字》《已祧不讳》《皇太子名不讳》《嫌名》《名父名君名祖》《弟子名师》《自称字》《人主呼人臣字》等。《颜氏家训·风操》也多言名讳，“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孔子弟子记事者，皆称仲尼；吕后微时，尝字高祖为季；至汉爰种，字其叔父曰丝；王丹与侯霸子语，字霸为君房；江南至今不讳字也。”[4]98

称谓与礼法相表里。《礼记集解·曲礼上》云：“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孙希旦云：“凡讳之礼，惟及其有庙者而止，庙迁则讳避之所不及也”，“惟逮事父母者，父为王父母讳，子从而讳之，虽父没，不忍变也”，“愚谓临文，凡官府文书，国史纪载，皆是，非惟礼文而已。鲁定公名宋，《春秋》不讳宋。”[12]90如此，则前二十一篇或称“孔子”，或称“夫子”，二者皆合于《曲礼上》“临文不讳”的要求。不过，同中有异，“孔子”之称，立足于公众，表现其对礼法的尊重；而“夫子”之称，则立足于血亲，深化其亲昵敬畏之情。情之所至，称谓随之；称谓之中，涵情微妙。

此外，《记问》第六章“泰山”“梁甫”之喻十句，张衡《四愁诗》似本于此。《记问》第七章歌曰：“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荀子·成相》屡屡言“基”、言圣贤之遭绌、言礼之用，例如，“请布基，慎圣人”“贤能遁逃”“圣人隐伏”“道古贤圣基必张”等，此歌似与《成相》源流相承。《记问》，漏泄出《孔丛子》承前启后的斑驳影迹。

第二组：《杂训第六》至《抗志第十》，凡五篇，记子思事。

《杂训第六》，凡十章，虽以记述子思为主，但附载子上之事，内容并不纯一。

先以《杂训》第四章为例加以考察，此章本于《子思子·过齐第九》。其中，有两处须特别加以关注：

其一，《杂训》第四章：“命子上侍坐焉”。“子上”，《过齐》作“白”。《杂训》之所以作“子上”，是因孔伋之子孔白(《汉书·孔光传》白作帛)，字子上。

其二，第四章：“孟子车尚幼”。“孟子车”，《过齐》作“孟轲”，而《杂训》第十章也直称“孟轲”。而“子车”为孟轲之字。

除如第四章之外，还有谦称“伋”者，例如第七章。

简言之，《杂训》中，行文风格及其差异，一如其旧。其第三、四、七、八和第九章，属于第一类型。第一、二、五和第十章，属于第二类型。第六章，杂用“夫子”“子曰”，属于第三类型。

此外，由《杂训》还显现出《孔丛子》与《子思子》的关联：

今《杂训》第一、二、三章，在《子思子·无忧第四》中，恰巧是其第五、六、七章的连续。《杂训》第九、第十章，又与《子思子·鲁缪公第七》的第四、第五章彼此连续对应。这两组连续的对应表明，《孔丛子》与《子思子》息息相通。然而，在互通之中，二书又不乏歧异。例如，在文字层面，《杂训》的第二章竟大异于《无忧》的第五章。在与《论语·卫灵公》《大戴礼记·劝学》《荀子·劝学》《说苑·建本》诸书的比勘中，诸书文字多同于《无忧》第五章而异于《杂训》第二章，尤其是《建本》，直标“子思曰”，其文字与《无忧》十分切近。经比勘得知，《杂训》第二章脱略、改易较多。相形之下，《杂训》第二章不如《无忧》第五章信实。

又，《杂训》首章“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一语，《无忧》作“子上请所习于子思”，无“杂”字。清人姜兆锡释篇题时，便因首章有“杂”字作解[1]114，但宋咸注却与之有异，曰：“诸侯、弟子有所请，而子思训之非一理，故曰杂焉。”宋咸注之所作题解，是就发问者之“杂”作释，显然与姜释不同。宋咸所见版本首章当如《无忧》，无“杂”字，而清姜氏所见本之首章，已有“杂”字。

诚如亚庶先生所言，“《孔丛子》最早的校注本为北宋嘉祐三年宋咸所撰《孔丛子注》”(《校释·前言》)。宋咸注和《无忧》篇文字的同一表明，清姜氏所见本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认定“子上杂所习”一语中有“杂”字之说，似乎不妥。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载：“《子思子》七卷，右鲁孔伋子思撰。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轲(先谦案：袁本无下孟轲二字)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温公采之，著于《通鉴》”[13]639。试以晁公武的引文作比勘，《杂训》与之相去稍远，不仅字有讹脱，而且又将子思“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误作孟轲语。而今《子思子·鲁缪公第七》不误，仅脱漏“仁义者”之“者”字。当然，晁引文中，也有脱漏，如“君子之教民者”中，脱“所以”二字。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有“《子思》二十三篇”，小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而今，司马光采用《子思子》，晁公武著录并援引《子思子》，而其引文，既见之于汪本《子思子》，又见之于今《杂训》第十章。

事实表明，自汉至宋，《子思子》一书在《孔丛子》以至《郡斋读书志》中流传。汪晫《子思子》，虽为辑本，确有辑录《孔丛子》之迹，但全书可信，故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已将其列入善本之中[14]25。将《孔丛子》与《子思子》相比勘，其连续对应的章节、称谓敬语的运用以及文字的讹脱显示，今本《孔丛子》确实多有转录《子思子》之迹，但转录之中，也颇多改动和纰缪，未能存真。

《孔丛子》与今本《子思子》之间，互有采录，但又颇多差异，引人探索。

《居卫第七》，凡十章。在第二、第四、第十章中，子思皆自谦称“伋”，其行文风格属于第一类型。其余七章，在对话中回避自称，属于第二类型。第三类型，阙如。

不过，第十章与《子思子·过齐》同中见异，前者章末多出“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一句，凡十一字。《汉书·艺文志》仅著录有“《子思》二十三篇”，未见“撰《中庸》”之载。第十章末多出的十一字，似本于《家语·后序》之“伋常遭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七篇，以述圣祖之业”数语，宋咸注也暗用《后序》之言，而“九”似为“七”之误。况且，“撰《中庸》”十一字，只见之于《家语·后序》。如此，则第十章末“撰《中庸》”一句，当为孔氏后人据《家语·后序》所增补。

孔氏家族未尝对《后序》置疑，因而《后序》似不伪。

《巡守第八》，凡一章。文中，回避自称之语，其行文风格属于第二类型。此篇，疑为第二类型作者所增补。

《公仪第九》，凡九章。文中，称谓敬语或有或无，泾渭分明。例如，子思与鲁穆公问答，在第一、第二章，子思或自称“伋”，或自称“臣”。然而，同是与穆公问答，在第八章，子思既不称“臣”，也不称“伋”，力避自称。再如，同是与朋友问答，第七章则自称其名“伋”，第六章则力避自称，不得已则自称“吾”。

简言之，《公仪》第一、二、三、四、五和第七，凡六章，属于第一类型。其余三章，属于第二类型。第三类型，阙如。

《抗志第十》，凡十九章。其中，第六、九、十四、十六和第十八，凡五章，有“伋”“臣”之称，属于第一类型。其余十四章，属于第二类型。第三类型，阙如。

第三组：《小尔雅第十一》，上文已有所述。

第四组：《公孙龙第十二》至《对魏王第十四》，凡三篇，记子高之事。

《公孙龙第十二》，凡四章。庞朴先生著有《公孙龙子译注》[15]和《公孙龙子研究》[16]，现将《公孙龙》篇与之相比勘。《公孙龙》与庞先生《公孙龙子》颇有差异之处。《公孙龙子》中皆直称“孔穿”，而《公孙龙》叙事时皆改为敬称“子高”，如《公孙龙子》“孔穿无以应焉”，《公孙龙》作“子高莫之应”。又，对孔子的称谓有别，如《公孙龙子》“且白马非马，乃仲尼之所取”，《公孙龙》作“且白马非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多出“子先君”三字。

简言之，《公孙龙》第一章、第二章，子高皆自谦称“穿”，称孔子为“先君夫子”。第三章，子高谦称“仆”，平原君称之为“孔子高”，而不直呼“孔穿”。此三章，其行文风格属于第一类型。第四章“李寅言曹良于平原君”章，与公孙龙之事无涉，文不符题，且不见称谓敬语，属于第二类型，疑为增补之作。第三类型，阙如。

《儒服第十三》，凡七章。第一、三、四、七，凡四章，或自称“穿”，或自称“臣”，或改《家语》中《困誓第二十二》和《正论解第四十一》之“孔子”为“先君”， 或称孔子为“夫子”，其行文风格属于第一类型。而其余三章则不然，均力避自我称谓，属于第二类型。第三类型，阙如。

《对魏王第十四》，凡六章，皆为对诸侯王之问。然而，行文风格却不同，其第二、五、六，凡三章，均自称“臣”，属于第一类型。而其余三章，则力避自我称谓，属于第二类型。第三类型，阙如。

第五组：《陈士义第十五》至《执节第十七》，凡三篇，记子顺之事。

《陈士义第十五》，凡十一章。第一、五、九、十、十一，凡五章，属于第一类型。在此五章中，或谦称“臣”，或改《吕氏春秋·观表》之“孔子闻之”作“夫子闻之”( 第九章)；或改《家语·相鲁第一》之“孔子”作“先君”(第十章)，皆用称谓敬语。第二、三、四、六、七、八，凡六章，属于第二类型。第三类型，阙如。 值得关注的是，本篇第三、第四两章句式相同，是孪生篇章，当出自同一人之手笔。然而，第四章只有“魏王曰”与“对曰”，却未言及“对曰”者为何人，似脱“子顺”二字。

《论势第十六》，凡八章。第一、三、六、七，凡四章，皆自谦称“臣”，属于第一类型。其余四章，属于第二类型。在此四章中，第二章、第八章均本于《战国策》，第二章见《韩策一》，子顺作“魏顺”；第八章见《魏策四》，无“魏顺”之称，而唯有“或谓魏王”一语。《韩策一》《魏策四》均有“臣”之谦称。因第二、第八两章皆属于袭用，故不将其归属第一类型，而归属于第二类型。至于第四章、第五章，皆力避自我称谓，自属第二类型。第三类型，阙如。

此处，称第二章、第八章袭用《战国策》，依据如下：

《论势》的第二章、第八章以时间为序编列。遵从缪文远先生考订，第二章“五国约而诛秦”，事在秦始皇六年(前241年)；第八章“秦急攻魏”，事在秦始皇九年(前238年)。黄少荃先生云，楚王为考烈王[17]255,263。现将第二章、第八章与《战国策》比勘，差异如下：

第二章、第八章不回避秦始皇嬴政名讳。《战国策·魏四》“秦攻魏急”章有“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九字，而《论势》第八章不仅无“至于长挽者”五字，而且又将“执法”改为“执政”，以至于一章中竟两用“执政”一词。虽然就《周礼·春官·大史》《管子·君臣下》《史记·滑稽列传》所言“执法”，与《左·襄十年》《左·襄三十一年》《史记·文帝本纪》所言“执政”显示，二者有别，但《论势》第二章、第八章所载之事，均发生于嬴政时期，况且，《战国策》对嬴政名讳，已有所回避。

史籍所载，秦、汉回避嬴政名讳。例如，《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二世二年“端月”，《索隐》曰：“秦讳正，故云端月也。”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云：“案：始皇名正，秦人讳之，故改正月为端月。《琅邪颂》曰‘端平法度’，曰‘端直敦忠’，卢生曰‘不敢端言其过’，皆避讳也。然秦臣秉笔，容或畏于当时，后代所称，理宜刊革，乃史公亦因仍书之，是汉避秦讳矣”[11]457。汉代回避刘邦名讳。例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从横家书》，唐兰先生说，“书法在篆隶之间，避邦字讳，可能是汉高祖后期或惠帝时(前195年前后)写本。”[18]123

“汉避秦讳”，而《论势》第八章竟毫不回避嬴政名讳，当写作于《战国策》之后。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一》第十一章下引黄丕烈云：“此《策》文，吴氏(吴师道)以为见《孔丛子》，其实《孔丛》依此以作伪耳。”[19]1503

诚如黄丕烈所言，《论势》第二章、第八章应属袭用《战国策》。

《论势》第二章、第八章文中改《战国策》“魏顺”之称为“子顺”，恭敬有加， 只因子顺为孔鲋兄弟之父，为孔臧曾祖。《论势》第二章、第八章所记，当为依据《战国策》文字，加之以亲闻亲历所知而撰成，因而第二、第八两章，事详文省而可信，胜于《战国策》。

《执节第十七》，凡十四章。第二、十一、十四，凡三章，或谦称“臣”，或称“孔子”为“先君夫子”，属于第一类型。其余十一章，属于第二类型。第三类型，阙如。

第六组：《诘墨第十八》至《答问第二十一》，凡四篇，记孔鲋子鱼之事。

《诘墨第十八》，凡十章。第一章属于第一类型。第十章属于第三类型。其余八章属于第二类型。虽然如此，但此十章当均出自子鱼手笔，依据如下：

其一，综观全篇，第一章首开“墨子曰”“诘之曰”的行文模式，此模式源自本篇所诘责的《墨子·非儒下》之“儒者曰”“应之曰”。此后，在以下八章中，此模式沿用不变，蝉联不绝，一气呵成，铸成诘墨者之辞。而紧承此九章之后，第十章开首便有“曹明问子鱼曰：‘观子诘墨者之辞’”一语。如此看来，前九章，连同此“曹明问”一章，均应为子鱼孔鲋所作。

其二，本篇前六章均取自《墨子·非儒下》，并且依《非儒下》原文的次序逐一先后诘责。倘若第一章为孔鲋所作，那么，第二至第五章，也应该是孔鲋所写。虽然行文风格稍微有别，但细味曹明与子鱼语，则第二至第五章也当出自孔鲋之手。

其三，第七、第八、第九，凡三章，均取自《晏子春秋》，而本篇前六章中，也有载于今《晏子春秋》者，例如第二章，其事其文见之于《晏子春秋》外篇第八之首章，但文有小异。此外，书中其他篇章也有言及《晏子春秋》之处，例如，《执节》载子顺语曰：“晏子之书亦曰《春秋》”。宋咸注曰：“(晏婴)后著书曰《晏子春秋》，见行于世”[1]382。《晏子春秋》，先秦以来，或归入儒家，或归入墨家之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于儒家类。然而，《柳宗元集·辩晏子春秋》云：“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当战国末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今《诘墨》将《晏子春秋》归入墨家，良有以也。

基于上述，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自当归属“诘墨者之辞”。而此三章的行文风格又与此前五章一致。此三章，也应是子鱼之作。

此外，颇有益于文献认知的是，“晏子之书亦曰《春秋》”及“宜列之墨家”，而《诘墨》也确实将《晏子春秋》之文归入墨者之辞，与之互为表里。自秦汉以至唐宋时期《晏子春秋》的书题、内容及学术倾向，均可从《诘墨》以及子顺、孔鲋、柳宗元、宋咸之言中察见。

其四，本篇第一章首句云“非圣贤之行也”， 第七章末云“上而云非圣贤之行”，宋咸注云：“言晏子前称孔子所为皆非圣贤之行，此又以为圣相，是先后相反矣”[1]404。如此，则“上而云非圣贤之行”一语，犹如纽襻，将第一章与第七章紧紧连接为一体。

其五，本篇所记多为辩论之词，引证纷沓，难免称谓不一，故《诘墨》中有八章无称谓敬语。

其六，汤师炳正先生说：“按先秦诸子百家之流传于今者，多为其门弟子纂辑遗篇或其同一学派的后学补续旧说而成书；而且纂辑者或补续者往往又把自己的作品也附在后面。这几乎是古书的通例”[20]93。自《诘墨》以下，凡四篇，皆述孔鲋之事，暗合古籍编纂通例。

综上所述六点依据，《诘墨》各章虽然行文风格有别，但此十章，当均为子鱼孔鲋所作。

《独治第十九》，凡六章，皆自称“子鱼”， 而前五章，又均有“子”之称。“其曰‘子’，尊之也”(《谷梁传·宣公十年》)，范宁《集解》曰：“子者，人之贵称”。此外，第六章，不仅自称“子鱼”，而且三次称“臣”。因此，全篇，六章，其行文风格均属于第一类型。第二类型，阙如。第三类型，阙如。

《问军礼第二十》，凡三章，皆称“太师”，唯第三章稍异，“太师”作“大师”，“大”“太”通，但疑此章为他人增补。因此，将前二章归属第一类型，第三章暂且归入第三类型。第二类型，阙如。

《答问第二十一》，凡五章，称谓多变。第一章除“先君”“夫子”之称外，新出现有“子鲋”之称，而且一章之中三处有“子鲋”之称。“子鲋”之称，来自《独治》第六章之“子鱼名鲋甲，陈人或谓之子鲋，或称孔甲”十六字。冢田虎注曰：“以上十六字，疑当附上章末，置此章首，写误尔”[1]415。冢注是。“子鲋”之称表明，此章当为孔鲋自述于陈地之事。第二章，有“太师”之称。第三章，二处称“博士”。第四章，五处称“臣”，二处称“博士”，一处称“博士太师”。简言之，称谓因时而变。

第五章， “将没，戒其弟子曰”一语中，并未见“襄”字，但宋咸却注曰：“襄，长九尺六寸，尝为汉惠帝博士，迁长沙太守，年五十七”[1]445。亚庶先生云：“据宋咸注文，其所见本亦当作‘襄’”(同上)。梁玉绳于《史记志疑》卷二十五在“鲋弟子襄”下，云：“案：《史》失书名，《后序》子襄名腾，子鱼之弟”[11]1141。梁氏之说又见之于其《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人表考卷三》，在“孔襄，孔鲋弟子”之下，梁氏纠正道：“子襄，鲋弟，始见《史·孔子世家》”，并以小字注云：“此云弟子，误。”[21]617其实，“戒其弟子”之“子”下，当脱一“襄”字，原文应为“戒其弟子襄”。

《答问》之所以称谓多变，在于作者因地、因人而变。陈人称其为“子鲋”，于是在回答陈地朋友而非君王之问时，便称“子鲋”。对于陈王之问则不同，皆以官职称呼：称“太师”，则为答军国大事，如《问军礼》三章及《答问》之第二章、第四章；称“博士”，则为答杂事，如《答问》之第三章、第五章。而“博士太师”之称，来自《独治第十九》的第五章末“王悦其言，遂尊以为博士，为太师咨度焉”一语，而其下，第六章随之便有“博士太师之馆”。

第五章记述子鱼临终遗言，当出自子襄手笔，文中杂用“博士”“吾”之称，属于第三类型。其余四章，属于第一类型。第二类型，阙如。

简言之，《诘墨》《独治》《问军礼》《答问》等四篇作品，纯记孔鲋子鱼一人之事，加之以《诘墨》中曹明与子鱼的问答，凡此种种表明，《诘墨》等四篇作品，大多篇章当为孔鲋所作。《诘墨》等四篇自为畛域的篇章，正是书末附缀己事的表现。

总而言之，综合上述解析，归结为以下认知：

第一，《孔丛子》前二十一篇，其篇章编次以世序为纲，记述由远及近，蝉联不绝，环环相扣，难以更易，更不容不伦不类的《小尔雅》挤入其中。此其一。其二，前二十一篇这一整体与各篇章之间，如干如枝，如源如流，文气贯通，既相对独立，又浑然合一。其内容的连贯性，也不容《小尔雅》挤入其中。

第二，除开《小尔雅第十一》之外，《公孙龙第十二》与其前十篇、后九篇，一脉相通，当径直与《抗志第十》相衔接。将《公孙龙》诸篇列于《小尔雅》之后，系人为割裂所致。

第三，前二十一篇行文风格有异，泾渭分明，始终如一，稳定而显著。所以如此，源自草创者与续补者的更易。

第四，宋咸以及诸目录书皆称孔鲋为《孔丛子》撰者，而孔鲋年辈早于他人，故孔鲋子鱼当为草创者，其行文风格属于第一类型之作当出自孔鲋手笔。第二类型之作，当为孔藂、孔臧父子所续补，前二十一篇的组联成书也当出自孔臧之手。《论书》《刑论》和《巡守》三篇，当为孔藂、孔臧父子所增设。第三类型之作，当出自子襄，《记义》当为其所增设。

第五，《孔丛子》暗合书末缀以己事、己作的通例。倘若将《孔丛子》前二十一篇视为一独立之书，则书末孔鲋自述其事的《诘墨》等四篇，与书末附缀通例适相吻合。

基于上述认知，则今本《孔丛子》前二十一篇的位次，当还原为：以《小尔雅》为第二十一篇，殿后。今《小尔雅》前移为第十一篇，中断文气，有违《小尔雅》所处位次惯例，是增补编纂者所构筑的拦河坝。

今《小尔雅》前移至第十一，是否出于以下考虑：

其一，《小尔雅》的功能在于解经。六艺经传，始自孔子，而子思又撰有“《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校释·居卫第七》)，《汉书·艺文志》也著录有“《子思》二十三篇”。今《小尔雅》附于前十篇记述孔子、子思之事以后，有克绍箕裘、辅翊经典之意。

其二，《小尔雅》具有终止和分隔功用。其实，在仲尼孔丘、伯鱼孔鲤、子思孔伋、子上孔白之下还有子家孔求、子直孔箕二代，然后才及于子高孔穿，再至于子顺孔武。然而，《孔丛子》并无孔求、孔箕之述。换言之，在第二组作品之下，若径直衔接第四组作品，则昭穆世次，不相衔接。今以《小尔雅》作分隔，筑一道拦河坝，既可以结上启下，又可以掩饰阙如，从而略远详近，径直由述远祖转至记近世之祖。所谓“近世之祖”，即子高、子顺。对于孔鲋、孔腾而言，子高为其祖、子顺为其父；对于孔藂而言，子高为其曾祖，子顺为其祖。“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荀子·非相》)。于是，借助《小尔雅》这道拦河坝，便可以径直从《公孙龙第十二》开始，着力记述子高、子顺之事。

今《小尔雅》的位次蕴含着编纂者的良苦用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