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淑 君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采薇》是鲁迅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创作于1935年12月，即鲁迅逝世的前一年，属于鲁迅的后期之作。在《鲁迅传》中，作者许寿裳对1931-1935年期间两人的书信来往进行了详细梳理，记载了鲁迅在生前最后几年虽然过着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饱尝流离之苦，且因身患肺结核而遭受病痛折磨的经历，但即使在病危之际，鲁迅仍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与豁达，并坚持思考与创作，以真的勇士的面目不肯轻易向命运低头。了解这样的社会背景与生活环境能更好地理解鲁迅于1936年出版的集“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的总集的《故事新编》。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对诸多熟悉的原典进行“故”事“新”编，既显现出从容幽默的艺术风格，又有一定的思想意趣，尚不失鲁迅讽刺诙谐的战斗精神与批判意识。小说《采薇》作为其中的一篇，取材于历史上武王伐纣的真实记载，但“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1]354的创作手法，使小说《采薇》对原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构。鲁迅通过对典故中原本“义不食周粟”的圣人伯夷、叔齐在吃的世俗化与死的戏谑化两个方面的详细描述，进行了去圣贤化的艺术处理；并在历史、当下与虚构的三重时空设置中对古人性格、心理与精神等方面进行了拓展与深入。鲁迅用暗示的讽喻手法重塑人物的同时，融入了对历史故事的反思与对现实社会的深邃洞察，呈现出鲁迅一以贯之的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这也正是小说《采薇》的现实意义所在。

一、世俗化与戏谑化：去圣贤化原典解构

小说《采薇》中的原典故事主人公伯夷、叔齐是商代孤竹国的两位公子，两人因相互推让君位而先后出走到西伯处。西伯的儿子武王意欲伐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进行劝谏而无果。武王伐纣成功建立周朝后，两人以此为耻，不肯再吃周朝的食物，遂前往首阳山上隐居并以薇菜充饥，最后知道薇菜也是周朝的，便也不吃，最终饿死于首阳山上。鲁迅小说《采薇》中的主人公伯夷、叔齐正是以原典中的伯夷、叔齐为原型人物进行创作的，但显然，在小说《采薇》中，鲁迅摒弃了以往人们所赞扬的两人不食不义之粟的骨气与清高的品质，而是从他们不知变通的行为来讽刺世人。小说《采薇》从吃与死两个凡俗生活中的细节方面还原出伯夷、叔齐作为普通人的世俗本相，将他们从居高临下的圣人形象拉回到日常生活中的俗人位置，褪去原本的圣贤光环，对两位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构。源于西方的解构一词代表着反传统的思潮，其总体特点是“对理性、传统、成规及权威的一种反叛”[2]132，体现出一定的现代性。小说《采薇》正是在吃的世俗化与死的戏谑化两个方面对原典中的主人公形象进行了去圣贤化的解构。

在小说《采薇》中，无论从开篇养老堂的生活所涉及的“炊饼的大小”，还是最终两人首阳山上的“薇菜充饥”，吃的问题都占据了一定的分量，将原本遥不可及的圣贤伯夷、叔齐拉回到日常生活中来，以吃这一意象来透视他们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从而还原出普通人的生活本相。马斯洛需求理论将个人需求从下到上呈金字塔形分为五个层面，而最基本的需求便是生理需求，这是维持个体活下来的必要条件，其他需求的获得与实现都是建立在这一层次之上。小说《采薇》着重将这一基本生理需求落实在吃的细致刻画上，由一开始的养老堂内的炊饼到沿路乞讨的饭团到松针面再到最终的食物来源薇菜，食物贯穿了故事发展的始终，整个故事的发展以食物的变化为线索，而伴随着食物水准的日趋下滑，叔齐及伯夷由原本安定的养老堂到了华山直至最终定居的首阳山上。可见无论在养老堂类安逸的环境中还是首阳山上的无可庇身处，吃的行为始终伴随着他们。

小说《采薇》中对叔齐、伯夷所吃食物主要是炊饼与薇菜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述，如“近来的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看来确也像要出事情”[3]160，“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3]161，由此观之，身处养老堂中的两人已过起了实际意义上的养老生活，而透过食物的变化这一细节来洞察世事的变迁与作为计量时间的单位，足见得个体在不问世事的环境中对“吃”所仅存的一点关切。颇有意味的是发生在叔齐、伯夷打算离开养老堂的前天夜晚的一幕情景，尽管两人决意与炊饼告别，但依旧幻想着告别之后的生活能够用野果和树叶来解决食物问题，甚至期盼有苍术或茯苓来填饱肚子。也就是说两人对于离开养老堂后能否维持生活是有顾虑的，但两人首要担忧的问题不是住所或其他，而是食物，即吃什么、怎样获得及怎样烹饪的解决途径。正是在这种期盼中，两人对此次之行满含希望，叔齐更是“而且仿佛闻到茯苓的清香，接着也就在这茯苓的清香中，沉沉睡去了”[3]167，解决了生存之要义“吃”的问题如同给伯夷、叔齐心理上注射了一剂镇定剂。接着小说《采薇》对伯夷、叔齐到了首阳山上后对吃的食物及烹饪过程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在寻苍术、茯苓无果后，叔齐回忆起在姜太公寿筵上听来的做松针面的方法，并动手实践起来——摘松针、寻石头、砸青皮、压面饼及最后的烤制，制作食物的整个过程是如此考究，使小说《采薇》中的叔齐俨然是一位美食家，这与原典中宁愿饿死也要坚守道义的圣贤人物几乎是背道而驰。然而“松针面”不似预期中的那般美味，就连初次尝试都觉得难以下咽，更别提长久的饭计。为了生存只得另辟蹊径。薇菜成了最终的食物来源，吃的花样也在不断翻新，汤、羹、酱等各种制作方法令人眼花缭乱。两人在解决了生存难题的基础上，开始注重薇菜的口感，这种“吃”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为一种艺术，而这艺术在形式上的翻新足以见出伯夷、叔齐对“吃”的重视。世俗生活的炊烟与圣贤人物的不食人间烟火形成了一对具有张力的矛盾体，这也正是通过目击生活细节，鲁迅所做的“去圣贤化”的艺术处理方式。

如果说在对伯夷、叔齐吃的描绘上使原本圣贤化的他们回归成为世俗化生活里的凡夫俗子，那么在对两人死的描写上则又给“降格”为凡夫俗子的他们增添了一些戏谑性。小说《采薇》对叔齐、伯夷之死的描写主要是通过其死状、死后场景及死因这三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是两人死状的凄惨。伯夷、叔齐两人的尸体是由樵夫发现的，发现时两人缩成一团死在山背后的石洞里，老羊皮袍也已不知踪迹的死亡场景令人唏嘘不已；其次，是对两人死后看客场景的刻画。“这消息一传到村子里，又哄动了一大批来看的人，来来往往，一直闹到夜”[3]177，叔齐、伯夷的死在看客这里所引起的兴致只是出于一种“看热闹”的心态，无关同情与道德，这与鲁迅在其他小说文本里多次洞悉与抨击的看客心理是一致的。而就伯夷、叔齐的死因而言，完全颠覆了原典中两人对“道义”的坚守的颂扬，原典中受大众认可的说法是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而亡”，但在小说《采薇》中，不仅将叔齐、伯夷两人由圣贤人物还原为两位年迈的老人，而且通过看客议论纷纷的猜测，使两人的形象得到了颠覆性的解构。看客们关于二人死因的揣测众说纷纭——老死的、病死的抑或是死于强盗之手，后来又生发出一种其实是故意饿死的说法，这种说法源自阿金姐。但她在承认自己的言行之外，又对事情进行了演义，即叔齐、伯夷的死并非由于其义不食周粟的决绝，而是死于其对鹿肉的垂涎。“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地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惚惚，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地吃鹿肉”[3]178。在此，“道义”的庄严性被彻底消解，荒谬与戏谑相互掺杂，死亡的悲剧性也被消解，而这种消解正是建立在众人狂欢的游戏性之上的，这对原典中叔齐、伯夷的“道义之死”是一种颠覆性的“破坏”。正是在这看似荒诞的结局背后，折射出的是鲁迅对伯夷及叔齐不知变通的一种讽刺，对“礼”的一味固守最终只落得死亡的下场。于文中的其他人而言，叔齐、伯夷的行为终究会成为咀嚼无味的笑料，而他们的死却并无多少价值，两人对“先王之道”的遵循换来的只有生命的殆尽及他人的耻笑。

小说《采薇》正是在对伯夷、叔齐两人吃的世俗化与死的戏谑化的两方面描述上实现了对原典人物的去圣贤化的艺术处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完成对原典庄严性的一种消解。

二、历史、当下与虚构：三重时空设置

小说《采薇》在篇章结构上一共有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写伯夷、叔齐在西伯处养老，第二部分是写两人的叩马而谏，第三部分是写两人决意告别养老堂，第四部分写两人的华山之行，第五部分写两人到首阳山上，第六部分是写伯夷、叔齐最终之死。小说这六部分的内容是在历史、当下与虚构的不同的时空场景里进行叙述的，正是在这样的三重时空交错设置里串联起小说《采薇》中伯夷、叔齐的整个故事的发展脉络。

小说《采薇》里有历史时空下的场景，如第二部分的“叩马而谏”与原典中伯夷、叔齐二人来到西伯处即“叩马而谏”的真实记载一致。也有当下时空即小说中二人所处时空的铺展，如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被驱赶晕倒又醒来后，此时叙述笔锋一转，再次回归至养老堂的场景，叔齐及伯夷此时的心情已不似初来西伯处时，“伯夷和叔齐都消化不良，每顿总是吃不完应得的烙饼”[3]155。还有虚构时空中对二人历史真实故事的想象延伸，如叔齐与伯夷“叩马而谏”的狼狈下场后续——叔齐的脸上印泥及伯夷的因脑袋磕在石头上而晕倒过去，大家把叔齐及伯夷围了起来，在此鲁迅对这后续作了精彩的展开，尤其是“看客”的表现，有因听闻叔齐及伯夷的事迹而进行称赞的，也有回去煮姜汤的，直至姜汤端来。历史、当下与虚构的三重时空又不是单一独立的叙述，往往呈现出交错穿插的叙述特点，以达到对原典单一故事情节的解构。小说《采薇》第一部分开篇即“这半年来，不知怎的连养老堂里也不大平静了，一部分的老头子，也都交头接耳，跑进跑出的很起劲”[3]158。在原典中开篇则是对叔齐及伯夷身份的介绍，并未提及叔齐及伯夷在西伯处养老这一具体场景，而鲁迅则把最初的场景放置在养老堂里，从养老堂内的“炊饼”及伯夷的“养老生活”到养老堂外“仿佛不平静的状况”，使得读者在脑海中不自觉地勾勒出一幅养老堂内叔齐及伯夷的生活场景图。这在文本中属于鲁迅创设的虚构时空，也正是这一虚构时空与历史时空的插入叙述使得富有生活气息的叔齐、伯夷的形象呈现出来。小说《采薇》第二部分出现了“叩马而谏”这一真实记载的历史时空，但又巧妙地出现了“近半年来”的字眼，使原典中原本一到西伯处即发生的“叩马而谏”事件在小说里却是二人经过近半年多的养老生活后才历经这一事件，可看出鲁迅在历史时空、当下时空与虚构时空的交错穿插与设置的匠心。紧接着“叩马而谏”的情节是叔齐及伯夷的被兵士驱赶离开，“叩马而谏”的情节与《史记·伯夷列传》中基本一致，只不过将叔齐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更富立体感，比如“直着脖子”“直扑上去”等动作神态描写及“老子”类语词的使用，不仅将叔齐对“王道”的恪守刻画得淋漓尽致，还使得人物形象更加富有生命力。在叔齐偷听到伐纣回来的伤兵的对话后，因这“先王之道”已被处处违背的现实便坚定了要离开西伯处决心的细节描写，仍然是虚构的时空下掺杂着当下的时空，即叔齐与伯夷间的对话及心理活动。鲁迅在对两位主人公的决心刻画完成后并未紧接着写两者在首阳山上的状况，而是在小说的第四部分中构设出前往华山这一时空场景，在这一时空中借问路人之口说出周商王奉行的“归马于华山之林”等政策，并设置强盗“小穷奇”对叔齐及伯夷进行打劫这一情节，由此使两人对华山不再向往，而转往第五部分的首阳山上这一历史时空中去，在此时空中鲁迅对叔齐及伯夷的“义不食周粟”等行为进行了个性化阐释，尤其对两人变着花样吃薇菜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使得这一历史时空中的两人颇具烟火气。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可谓是叔齐、伯夷之死的后续，其中既有与原典中大致相像的情节，又有诸如“小丙君”“阿金”类创设于鲁迅之手的人物，可见在这一部分中同样有历史时空与虚构时空相互掺杂的特点。这种改写在葆有原典的大致梗概的同时又不失其创新之处，使得读者在小说的阅读中获得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但若细细品读又会发现两者在时间上的差异性。

鲁迅小说《采薇》尽管仍旧有《史记·伯夷列传》的影子，但小说行文结构及文本中的三重时空穿插设置方面已明显不同于原典，而是在历史、当下与虚构的三重时空设置中，对原典中人物形象进行了较大的改写。若对伯夷、叔齐这两位人物的行径做进一步的梳理，便可发现两者处事的“逃避”性原则。首先是因怕麻烦不想继承王位而“离开”去往西伯处；其次是因武王伐纣有违“先王之道”而“逃离”西伯处去往华山；接着是因华山之行受挫而前往首阳山上，最终因首阳山上较为安适而在此定居。之所以说两人处事具有“逃避”性，通过小说《采薇》中多处人物对话也可看出，譬如第一部分养老堂中叔齐向伯夷讲述时事时伯夷的冷淡回应及第四部分中两人同强盗对话的心惊胆战，从中可看出二者在遇到变故时不是勇敢应对，而是一味地逃避，尽管叔齐及伯夷口口声声说着对“先王之道”的坚守，但殊不知古训早有“士可杀不可辱”类说法。尽管原典中所着重刻画的是两人的不恋权势与高洁品格，但在鲁迅笔下却凸显出两人这种“不抵抗、不争取”精神的消极性，这既是鲁迅的独特性创造，也是对原典中两人精神品格的个性化认知。与此同时，无论是原典还是小说《采薇》中，都写到叔齐、伯夷因恪守“先王之道”而饿死在首阳山上这一情节，这种恪守不仅迂腐，并且最终丧失了自己的性命，于己于人毫无益处。由此可见，鲁迅在小说《采薇》中使得两个不知变通、逃避责任及听任天命的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这也正是鲁迅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共通特征，即不只存在着传统小说中的某一单一时空的叙述，而是常常混杂着历史、当下与虚构的不同时空的穿插叙述。

小说《采薇》中鲁迅的叙事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时空，而是历史、当下及虚构时空的交错，在这三重时空的构建中，读者欣赏到与原典不同的人物形象及场景，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对自我的超越”[4]，即不受空间的束缚，人物所处环境随着作者的笔触而发生转换。这种对时空的超越写法在《故事新编》的其他篇章中也有呈现，譬如《起死》中庄子与骷髅的对话，便是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看似不切实际，但在鲁迅笔下却巧妙地将两个不同时空中的人放置在同一文本的对话语境中并将之呈现出来。鲁迅将这种超越时空限制的叙述方法在《故事新编》中运用得十分巧妙，从而造成多时空对话的现象，小说《采薇》作为其中一篇，其三重不同时空的交错形成一种相互融合的美感，各自有着自己的特点又缺一不可，如同小提琴、吉他、笛子等不同的乐器，共同演奏同一首乐曲，使得小说的叙述更为流畅。传统小说惯常将人物与情节放置在同一时空中进行呈现，而鲁迅的小说《采薇》中的三重时空交错叙事则使得读者在鲁迅创设的虚幻时空与历史时空中遨游，其间抑或穿插着当下时空的场景，从而冲破了传统的单一时空叙述的局囿，造成一种和谐的美感。这种时空穿插的设置使得小说在结构上不再呈现单一的扁平态势，而是富有一种层次性与立体感，这正体现出鲁迅的匠心独具。

三、反思历史与直面现实：《采薇》的讽喻性

目前学界大多认为《故事新编》的写作意图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故”事的“新”编，来达到对历史的反思以及警喻当下世人的目的，“在文本《故事新编》中常常是把现代的事件、细节、话语与古代相连接、交融，即创造性地进行‘旧’事新编、‘新’事旧编”[5]15。小说《采薇》作为《故事新编》中的一篇，其写作来源——由司马迁记载的《史记·伯夷列传》的文学价值有目共睹，其通过记载叔齐、伯夷的“义不食周粟”的高洁品质，来对其品格进行褒扬，这种不慕荣利而又舍生取义的行为品格历来备受称赞。而在鲁迅笔下经过对原典的创造性改写，使得作者想表达的新的意旨得到显现，这意旨与原典所传达所颂扬的主旨有天壤之别。原典中对伯夷、叔齐人物及其品格是持肯定态度，而鲁迅在小说《采薇》中对两位主人公则反其道而行之，更倾向于一种批判、否定式的态度。但在鲁迅笔下，并非直接对伯夷、叔齐的行径做出明确是非评价，而是让读者细读小说《采薇》，品味文本话语的暗示性与讽喻性，来理解小说反思历史与直面现实的主旨，也才能更深刻的读懂鲁迅小说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原典还是小说《采薇》，都写到伯夷、叔齐因恪守“先王之道”而饿死在首阳山上这一情节，且看文本中对二人在首阳山上采食薇菜情节的刻画便不难发现，对“先王之道”的恪守也正是促使其离开西伯处而到首阳山上隐居的原因，但小说《采薇》中通过一细节却将伯夷、叔齐的这种“不食周粟”的悖谬性暗示出来，即侍女阿金的问话与伯夷对所食之物的作答，当中有一个十分有意味性的细节——“伯夷刚刚说出口，叔齐赶紧使一个眼色，但那女人好像聪明得很，已经懂得了”[3]174，这一细节的描写十分有意思，同时也容易为读者所忽略，接下去看叔齐及伯夷的“不食周粟”之论遭到击破，无奈只得停止吃薇菜这种所谓的“并非周粟”的食物。在此，叔齐的“使眼色”这一动作描写看似不经意，实则是对自身所谓的“恪守王道”的一种讽刺，与此相似的细节还有两人去往首阳山上的当天夜晚将沿路乞讨的饭团一食而尽的描写。两人若一心“恪守王道”则会将“不食周粟”这一“道义”坚守下去，而若叔齐、伯夷并不知薇菜也是属于“王土”而食之，也就不会出现叔齐对伯夷使眼色这一细节描写了，由此鲁迅通过这一不经意的细节描写便将叔齐及伯夷身上对“先王之道”的“恪守”的悖谬性显现出来，文中还写到在伯夷因“叩马而谏”而被卫士推倒在地晕倒后，一位妇人特意回家为其熬制姜汤的细节，待姜汤取来尽管两人对此有所抗拒，但最终还是顺遂着妇人的要求而强忍不适将其喝光，其中叔齐更是显示出“大义凛然”的姿态，以自己的谎言喝下姜汤为伯夷解了围，这种对“礼”的迂守及不知变通在此处也得到了体现。而文中的小丙君等人则与此相反，他们可以说是顺应时代变迁之人，这类人对伯夷、叔齐的态度是不友好、甚至鄙夷的，这从伯夷、叔齐死后小丙君对两人的评价上便可看出，小说《采薇》中类似的情节描写还有多处，鲁迅将所要传达的意蕴潜藏于文本话语中，读者在挖掘文本中话语的暗示性时将之与鲁迅的精神品格联系起来，便可体会到鲁迅的讽喻意味，从而加深对小说《采薇》的理解。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曾写道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及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方为真正的勇士。在鲁迅的生命中，始终存在的是不息的战斗精神，他如同一位战士，用手中的文字在时刻战斗着，在他看来，逃避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史记·伯夷列传》中的叔齐、伯夷的“圣洁”品格在鲁迅这里彰显出另一种意味，将之与鲁迅的行为个性结合起来理解，便可体悟到鲁迅的“怒其不争”意味。叔齐或伯夷原本应承担料理国家大事、关心民生的重任，但他们却都推卸了这一理应承担的责任，是不负责任、消极避世的一种行为；当武王伐纣成功后，伯夷、叔齐二人并不感到快乐，因其认为这有违“先王之道”；在遇到强盗时两人乖乖束手就擒，丝毫没有反抗的勇气。倘使叔齐及伯夷对这种种现实能做出一定的理性思考并顺应时代的变迁，那么必然可以有自己的一番作为，但小说《采薇》中的两人自始至终所想的只是自己的周全，其本质是自私的、狭隘的，他们的种种行为却打着“先王之道”以及“礼”的旗号，正如鲁迅在《野草》的序言中所写的囚禁人的铁屋子一般，人被其束缚却不自知，叔齐及伯夷在此如同被“道义”囚禁起来的人，一举一动都受到这“先王之道”的牵绊，这种禁锢性的思想已渗入他们的骨髓中，直至最终因“义不食周粟”的言论之荒唐性被人拆穿后而饿死。古代这种尊崇仁、义、礼、智、信五常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隐身独处的精神是受到拥戴的，然而时过境迁将这种行为放置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抗战时期，便是亟待审视的，倘若每个中国人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而一心只为了自己的安危而消极避世，那国家、民族便无出头之日；而与此恰恰相反，倘使每个国人都能为民族大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那么我们民族的复兴便指日可待。在其位、谋其政，帝王之家的出身不可更改，但积极承担起关心民生、料理国家大事的重任，才是一个继位者所应面对的，而叔齐及伯夷的这种精神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的，鲁迅在此对叔齐与伯夷所代表的消极避世的做法进行了无声的抨击。

在鲁迅的晚年，他是孤独的，一种生存的荒诞感萦绕着他，他一方面渴求着外界对自身的认同，另一方面却又深深地感到这种寻求的无力感，在这种境况下创作出的《故事新编》中的诸多人物形象其身上都浸润着鲁迅的这种复杂矛盾的情绪体验。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在鲁迅身上始终存在着一种怀疑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二三十年代鲁迅与左翼文学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鲜明，由一开始的排斥，到后来的成为左联盟主直至最终的在左翼阵营中被排斥，鲁迅始终是清醒的、有着自己独立的意识，在三十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及左联内部对“国防文学”等的论证中，鲁迅始终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从不轻易介入其中，而是冷静地审视着这一切，特别是在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在此所坚守的文学立场使得我们看到了他的独立人格，尽管这与阶级意志有冲撞性，但由此可见其反抗现实人生意志的坚决。无论是鲁迅的怀疑精神还是其坚决的斗志，都是小说《采薇》中的主人公所缺乏的，现实生活中更是如此，一向奉行的“天命”“王道”等不见得是真实的、合理的，而坚定自己与不合理的现实抗争到底的决心更是应当具备的，这是鲁迅留给我们后人的伟大精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