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秀 季

(岭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纂的一部集大成的理论著作，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它广泛采撷各家思想之精华，“采精录异，成一家言”，是一部为后来的秦帝国立典立则的重要书籍，因而具有治国理政的重要价值。统一的帝国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吕氏春秋》将人才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最高战略层面，“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1]170。然而，《吕氏春秋》的人才思想虽有少量相关研究，但并未充分挖掘其价值内涵，再次梳理其蕴含的丰富人才思想，既可以弥补当前研究之不足，亦可以为当前国家实行人才强国战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一定的现实启示。

一、人才之基本内涵

人才工作与人才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准确定义人才的基本内涵。什么是人才？历来标准不一。儒家认定的人才标准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法家认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现代学者王通讯指出：“人才就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某一工作上做出较大贡献的人。”[1]2又如黄津孚认为：“人才是指在对社会有价值的知识、技能和意志方面有超常水平，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能做出较大贡献的人。”[2]纵观时下主流的人才定义可以发现，这些定义主要强调人才所拥有的特殊才能和社会贡献，然而对人才的其他诸多重要品质语焉不详。《吕氏春秋》对何谓人才的认识有其自身特色，一方面人才者固然需要具备专业素质，认为人才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致力于谋求社会和谐，因而除拥有精湛的专业素养之基本条件外，尤需有科学的理想信念强根固本，温润的家庭美德涵养心性，并且胸怀天下，虑天下之长利。

理想信念之高低，是鉴别人才优劣的重要途径，科学的理想信念是引领奋斗者行走于现实人生道路上的灯塔。行百里者半九十，共产党人因为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一次次闯关夺隘、攻城拔寨，书写中华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史诗篇章。在行业内成才成家亦不过如此，没有科学的理想信念支撑，很难取得理想的成绩。“得道之人……迷乎其志气之远也，昏乎其深而不测也，确乎其节之不庳也。”[1]402得道的贤人不仅拥有深远绵长的志气，还需有凛然不屈的气节。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中华文明历来重视家庭，齐家是个人修养的必要科目，而人才干部一旦出问题，家风歪曲是重要原因之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温润之家庭美德所具有的文化承载和价值引领功效，他指出：“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3]《吕氏春秋》认为，才能固然重要，但人伦道德更重要，缺少诸如事亲的孝敬、交友的笃信之传统美德，人的才华将失去基本依凭随风摇曳。“苟事亲未孝，交友未笃，是所未得，恶能善之矣？”[1]328事亲孝敬、交友笃信等是做人的底线要求，是为人的根基所在，也是道德生长的本根，失去自己的底线和根基，又岂能称善称贤呢？

儒家言“克己复礼为仁”，道家讲“嗜欲深者天机浅”，对人之欲望一贯表现都较为警惕。《吕氏春秋》并无一概否认私心私欲对人才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价值，主张在面对利益取舍和人生选择时，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选择标准，把护全社会集体的整体利益作为立身处事的人生准则。“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1]622自古以来，荫庇子孙者有之，急功近利者有之，但有志于天下的才士，贵在“固处之以身若”，不为一斗之私利折腰，这似乎颇得孟子“浩然之气”“不动心”之真意。

二、人才之培养化育

为政之本，贵在得天下英才而用之，所谓“尚贤者，政之本也”。国家的发展，一方面固然需要有政府制定正确的用人政策，树立人才是最先进生产力的战略意识，但更为基础性的工作是如何保证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人才。

《吕氏春秋》认为，“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1]83成就自身，实现自我价值，没有比学习更重要的。与其将宝贵的时间耗费于各种无意义的琐事，不如心无旁骛地努力增进学识提升自己，“凡学，必务进业，心则无营。”[1]83此为最明智的选择。“天”在造人的过程中，即已先天地赋予每个人学习的能力，“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1]82言下之意，学习能力是每个人天性中蕴含的潜质。所以，学习不过是使每个人的天性充分释放出来而已，“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1]82这也说明，人才的培育和开发要遵循科学规律，尤其不能违背人的天性。并且这种先天具足的潜质总体而言是大致平等的，“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1]82虽没有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人人皆可以成才是无疑的，而改变他们身份地位，让子张等刑戮死辱之类得以享受来自王公大人之礼遇的，正是得益于他们学习上的工夫。故而，《吕氏春秋》给予“学”极大的赞美，这对于身份卑微者是极大的激励，对于社会能够广纳贤才也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化育人才不可能简单依靠个体之奋发有为、自学成才，学习资源的主要提供者，无疑是政府。政府相关部门有意识、有计划地开展教育事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则，政府在人才方面的政策与态度能够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导向作用，“天子布德行惠……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1]49-50天子若礼遇名士、贤者，则有才者聚集；反之，则有才者离散。二则，政府的支持能够给予人才培养与开发方面充分的组织保障，“命太尉赞俊杰，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1]74设立专门的人才管理部门，为人才事业保驾护航，满足他们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从而最终达到人才各当其位的目的。

教育应具有明确的目的指向，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基本问题。据此，政府部门开展的教育必然存在相应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教育的基本内容是道德教育，通过教育的感化，使受教者既能以孝道治家，又能以忠道侍主。

三、人才之识别鉴定

人才是第一资源，任何类型的组织在生存竞争中都必须着眼于打造一支充满竞争力的人才队伍，而只有把真才实学的人才识别出来并安置在相应的岗位，才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吕氏春秋》认为，识别鉴定人才是一件十足困难的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固知非难也，所以知人难也。”[1]495借孔子之口，一语道破知人识才的艰难程度，这无疑代表了《吕氏春秋》对识才工作的基本态度。究其原因在于，取材非以貌取，乃重人心，而人的内心世界许是非一日之功可准确把握的，更何况一般人的思想还处于时常变动的状态“凡论人心，观事传，不可不熟，不可不深……人之心隐匿难见，渊深难测，固圣人于事观志焉。”[1]658实际上，对“心”的这种有似悲观的认识，主要承袭了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庄子一派道家思想的见解，如“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庄子·列御寇》)认识人心何以艰难？因它变动不居，缺乏必要的规律，不像四季变换有着固定的期待，人的厚貌深情将内心世界掩盖得严严实实。

《吕氏春秋》有关论人识才的基本观点，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人事部门必须坚持加强自身理论水平和综合素养的锻炼，增强甄别人才的战略眼光，更多注意省察员工不易表露的内心世界，省察的主要内容应为人才的理想信念等要素。尽管甄别人才的确百般不易，但也非无迹可寻。《吕氏春秋》还是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对现今人才工作依然具有若干参考价值的识才法门。首先是善于抓住“审征表”的工作，认真对待人才身上的细微特征，“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1]658善于甄别人才者，往往能够细致入微地发现人们身上表露出来的各种征兆，从中获得更为深刻的启发。感官体察到的现象虽不完全可靠，但欲完全离开感性认识而达到甄别人才的目的显然也是不现实的。除此之外，为尽可能降低“审征表”的出错率，还需要采取综合分析的方法。《吕氏春秋》又提出了“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的识人谋略：“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必以六戚四隐。……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1]64其中的“六戚”、“四隐”作为识人之道深受《吕氏春秋》重视，主要是因为人常以类居的方式存在，通过从旁参照其所亲近之人的爱好取舍和性格品行等方面内容，对于鉴别人才之情伪、贪鄙、美恶等品性，实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四、人才之科学使用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作为第一战略资源，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真正发挥人才的第一资源价值，根本要义在于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如何科学用才，《吕氏春秋》有一套自身标准。“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1]92如田忌赛马，人有长短，乃是基本事实。科学用才，需要制定合理的人才选配机制，尊重人才的个性差异，善于将最合适的人才安置在最合适的岗位，而非错误地认为只要将最好的人才安置在最好的岗位就是最佳的用人策略，这与习总书记所言“人各有志，士各有爱。要使人才处于最佳竞技状态，决不能让学园艺的开机器，学化工的收废品，必须择其长而用之”的用人精神本质上是相通的。

能用人之长，能容人之短，两者相辅相成。传统道家用人哲学坚持待人以宽容，“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以“救人”为宗旨，做到 “无弃人”。《吕氏春秋》认为，人有瑕疵在所难免，人事工作者需要不拘小节，不拘一格用人，切忌因人之小恶掩人之大美从而错失任贤的千载良机。“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1]611-612宁戚是桓公时期与管仲齐名的股肱之臣，出身微贱，但身怀辅助君王的才华，惜不得用，当以饭牛之缘与桓公结识时，才最终被委以重任，官拜至齐国大司田，掌管当时齐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然当桓公最初准备任用宁戚时，却遭到朝中大臣的一致反对，除了宁戚的外国公民身份外，想必还有宁戚出身低微的原因。桓公最后能力排众议，不拘小节，任人唯贤，显示了桓公的用人眼光，这也直接帮助了其日后成就霸主大业。

能容人之短，除用人的不拘小节外，还需要做到合理放权。道家认为，“太上，不知有之”，最好的管理是让员工感觉不到自上而下的“管理”，“只有对所用人才尊重、信任，才会使人才保持‘最佳心理’，从而产生持久的向心力、合作感。”[4]237《吕氏春秋》认为，科学用人需要管理者做到理性放权。“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宓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乃得行其术于亶父。”[1]567鲁君在一番权衡后放权宓子治理亶父，指示其只要是有便于亶父地方治理的施政之策，宓子可以自决为之。事实证明，这样的放权最终收到了理想的治理效果。当然，合理放权不等于放任自流。事实上，缺乏必要制衡的放权最终必然导致管理的虚无主义。鲁君放权宓子立下的条件是，要求宓子五年后要将亶父地方治理的要略向上汇报，体现了鲁君在放权的同时又对宓子形成制衡，这在管理上是十分必要的。

五、现实启示

(一)以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人与动物有着显著的区别，人在做出行为选择时除去趋利避害的因素，还会充分考虑行为背后的价值意义。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舍小我全大我，甚至不惜舍生取义者比比皆是。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所具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主要力量，对人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导向意义。理想信念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如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四种：“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5]390境界有高低之分，有的人终其一生也只是停留在自然的、功利的境界，有的人义薄云天，境界达到道德的、天地的层次。理想信念亦有层次的差别，高尚的情操。在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往往能产生巨大的驱动力，而卑下的理想信念，不仅将个人的人生选择引向歧途，对社会、对国家亦将产生极大的负面效果。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经济物质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伴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某些领域已然出现了局部的道德下滑现象。有的人在金钱与物质的刺激下，难以抵挡面临的诱惑，唯利是图，寡廉鲜耻，完全丧失了高尚的情趣和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正当追求。在公职人员队伍中，亦有此类现象存在。少数公职人员全然丢掉了人民对其寄托的光荣使命，忘记了作为一名党员当初为什么踏上征程，以至于沦落为一个低级趣味的人，甚至不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最终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

“立志不坚，终不济事。”理想信念愈坚定，愈能在风浪中接受各种考验，反之，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就是最危险的滑坡。有鉴于理想信念缺失带来的各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6]

“夫相万乘之国而能遗之，谋志论行，而以心与人相索，其唯子产乎！”[1]403相比于外在行为，人的心志则具有幽深难测的特点，在综合考察人的各项素质时，其工作业绩及其他日常表现更为直观，也更容易被量化而形成对比，然其缺点在于无法探测行为人背后的真实动机。《吕氏春秋》深刻意识到人的外在表现是可以通过一定手段加以掩饰的，故“不观其事而观其志，可谓能观人矣。”[1]658观人的更高要求，是撇开纷纷扰扰的外在表象，而探寻其更为真实的行为动机。由此可知，理想信念有着更为本根的意义，而只有理想信念才能使人的行为表现呈现出连贯性、稳定性。

(二)以德为先壮实人才之体

品德与才能是衡量人才素质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不可或缺。专业才能是对人才的基本要求，只有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方才足以适应工作岗位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伴随时代的进步，社会分工体系较过去愈发精密，这显然客观上提高了才能在人才素质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变化并不能意味着才能具有相对品德更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才是末，德为本，丢失“德”的根本和统帅，能力和业绩便毫无意义，甚至成为危害社会稳定和谐的隐患。将无德之人任用在组织中必然是十分危险的，他会持续不断地破坏组织的正常运转生态，消耗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现代人事工作中，重才轻德的情况在某些部门依然长期存在。

中国传统思想中存在广泛的道德哲学内容，对“德”的重视是各家的普遍共识，“既仁且知，谓之成人。”既有智识，又具有仁爱之德，是成人的基本要求，并且仁爱之德显然居于更本根的地位。“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德为根，艺为枝，此二者不可偏废。此外，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最大的管理者——国君，人们对他的最大期望，是通过修身的功夫化身为“圣人”，而圣人的典型形象是德才兼备型统治者。《吕氏春秋》，作为先秦一部集大成的理论著作，对前人关于人才的基本思想有所继承和总结。

《吕氏春秋》对人才的道德品格提出多种要求，人才首先需要对修身时刻保持警惕，“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1]59修身乃成就事业的根本，要求人才爱惜自己的身体，行为高尚，节制不必要的私欲，以成全淳朴无暇的天性；树立规矩意识，“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1]758“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当今社会是由各项规则构成的严密网络，人才既是规矩的积极倡导者，更应该是它的坚定践行者；传承家庭美德，“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1]336对父母之“孝”乃是其他道德规范形成的基础；涵养仁爱之心，“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1]681所谓“仁”，即是不独亲其亲，另需将这种对亲近之人的情感推及他人；陶冶爱国情操，“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1]210国家是人才成长发展的摇篮，人才的事业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离不开繁荣富强的祖国给予的强大支持。热爱国家，奉献国家，是人才应该养成的基本道德规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1]17伴随年岁增长，人的智力因素也日见其高，如果才能的增长并没有相互匹配的道德修养为支撑，而只是丰富了其满足私欲的手段，那么这种智力或才能是存在危险的。

(三)以宽容待人育成创新之势

何谓宽容，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宽容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也不进行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7]820《伦理学小辞典》的解释是：“宽容，基于平等的自由精神而表现出来的对所不赞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爱好情趣的容忍和尊重……从主体的角度看，宽容有个体宽容和社会宽容之分。个体宽容指个人对他人不同思想和行为的理解与尊重。社会宽容指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平等接纳与尊重。”[8]总的来说，宽容主要表现为对不同于自身的他人的容忍与尊重。宽容的精神素来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儒家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抑或是老子所谓“知常容，容乃公”(《道德经》16章)表达的皆是一种尊重差异性，包容万物的精神。

在人才学这门科学中，宽容对待人才，既是一种个人修养，也是一种教育方式，更是一种领导艺术，其表现在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及评价人才的整个过程中。显然，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兴趣、爱好、人格、能力等的差别，“何谓求诸人？人同类而智殊，贤不肖异。”[1]64在培养人才过程中，若强行以某种统一的标准模式来迫使他人循规蹈矩，必然导致扼杀人才的创造性与灵性，也不利于社会和谐。

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越是复杂的、创造性的工作，越是容易出现错误和各种失败。尤其是科学实验，不断吸取经验、总结错误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正如华为总裁任正非所说的：“对基础研究我们不要求都成功。前段时间我讲过，对科学研究，要大胆的失败，成功太快是保守，要轻装上阵才能激发想象力。”[9]换言之，允许失败，宽厚待才是人才工作的基本要求，不仅是允许失败，更要鼓励失败，因为只有不断试错，才能迸发出最大的想象力。在人才选拔过程中，不以小恶掩盖大美的原则，“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在人才使用过程中，坚持扬长避短的原则；在人才评价过程中，坚持爱才、惜才、抓大放小的原则。

宽容待才如若仅仅体现为一种领导人的修养和艺术，必然缺乏长期稳定性，而出于一种更长效的考量，需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帮助其认识和改正错误。不得混淆干部所犯错误性质或夸大错误程度对干部做出不适当的处理，不得利用干部所犯错误泄私愤、打击报复。”应该说，六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与《吕氏春秋》“故君子责人则以人，自责则以义”的待人精神在根本旨趣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