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我国诗歌史上又一发展，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其中南朝抒情长诗《西洲曲》，北朝叙事长诗《木兰诗》在文学史上号称“民歌双璧”。文章拟从两歌入手，简要分析南北朝乐府民歌的情调与风格。

关键词：南北朝民歌;情调;风格;西洲曲;木兰诗

作者简介：何松涛（1980-），男，四川南充人，本科，南充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育系讲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古代诗词、课程与教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2-0-02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的代表，是我国诗歌史上又一次新的发展。它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其中卓绝千古、彪炳史册、熠熠生辉的代表作品是南朝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叙事长诗《木兰诗》，它们在文学史上号称“民歌双璧”。

南北朝民歌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但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南朝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逐渐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都市之歌，北朝在塞外的辽阔莽原、茫茫戈壁一隅逐渐形成以草原为中心的草原之歌。因此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都大都不相同;再加上北朝又受鲜卑贵族的统治，北朝乐府民歌的作者大多来自鲜卑、匈奴、羌、汉等不同民族，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称其为“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正扼要地说明了这种不同。文章试从《西洲曲》和《木兰诗》二歌中来简要说明南北朝民歌的不同内容与风格。

南朝樂府民歌的内容，绝大部分属男女恋情。因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礼教日益松弛，民间爱情之歌遂真诚而大胆。抒情主人公大多是女子，也被称为女子之歌。字里行间呈现出说不尽的相思、流不尽的眼泪、道不完的哀怨。风格往往以含蓄蕴藉、清新秀丽为主。《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的南朝乐府民歌中最长的抒情诗篇《西洲曲》被陈祚明赞其为“言情之绝唱”（《采菽堂古诗选》）。其意摇曳无穷，其味情真悠远，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纯熟的艺术技巧。

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远比南朝丰富。自十六国以来，北方征战不息，社会凋敝、民生倒悬。其作品不仅仅有女儿之歌，更多的表现为征战之歌、健儿之歌、男儿之歌。在金戈铁马中表现出刚劲质朴、慷慨豪迈的风格。选自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的《木兰诗》又叫《木兰辞》，它是北朝乐府民歌中的代表作。《木兰诗》创造出一位天真妩媚、勇敢高尚的丰满的女性形象。这在古代的民歌中是凤毛麟角的，在以女性为附庸的封建社会里也是不敢想象的。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地理环境的不同、民族构成的不同、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思想活跃程度的不同，因而从两首民歌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南北朝时期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与风格，大致有如下不同特点：

1、诗歌涉及的题材不同

南朝民歌基本上是情歌，且多以女性口吻抒情;北朝民歌则多抒写社会的离乱，战争的惨烈，家庭的离析，爱情的奔放等。

《西洲曲》描写一位少女从初春至深秋、从现实到梦境，对远方情人的苦苦思念。诗歌首句“忆梅下西洲，梅寄江北”，通过心绪与动作，在一“忆”一“折”一“寄”之间，相思之情跃然纸上，为全诗奠定了哀婉、幽怨之感情色彩。念而不得，为掩邻里耳目，外出采莲，借采莲之动作表达思君之情感，“莲子青如水”，“莲心彻底红”，含蓄、蕴藉地抒发了心中浓浓的爱意。“望郎上青楼”，“吹梦到西洲”，则将思念之情通过动作与想象将其升华至极，含蓄隽永、无与伦比。折梅寄情，采莲思情，登楼怀情，梦中传情，自始至终无不在言情;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南朝民歌以写情为主的特点。

与之相比，北朝民歌则是一幅多彩画卷，如描写人民疾苦，刻画战争题材，塑造尚武精神，反映游牧生活及歌唱爱情等。同样是写女性的诗歌，在《木兰诗》中则对男女爱情不做丝毫停留、惜墨如金，转而塑造气势凌厉、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可汗大点兵”使木兰由一个“当户织”的少女变为替父从军的将士。木兰女扮男妆、决然辞别父母，经过漫漫征途、衔枚行军、奋勇作战、九死一生，终于凯旋而归。诗歌围绕战争描写了出征原因、战前准备、征战过程、战后受赏，反映出北朝的社会现状，也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孔武强悍的精神。

2、诗歌表现的情调迥异

南朝民歌哀婉、缠绵;北朝民歌刚劲、豪迈。

南歌反映男女青年对爱情的渴求，然而多倾诉婚姻不自由，男女不平等造成的痛苦，基调哀伤，感情缠绵。《西洲曲》中“日日思君不见君”的忧伤和凄苦之情，是南歌哀婉情调的集中体现。

“折梅寄江北”，文中少女看是无端折梅，实者有意为之。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因此梅又常被民间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折梅既是表达对过去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的追忆，也是寄托对相隔两地、远在西洲的恋人的祝福。女为悦己者容，于是女主人公精心打扮，梳起了“鸦雏色”的头发，披上了“杏子红”的“单衫”，问起了“西之洲”的方位，虽不言情，却将痴情女子对爱人思念之深的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仔细咀嚼，催人泪下。诗歌的第七句至第十二句，写出少女沉浸于忆念、相思中。风吹叶落，她误以为情人足音，乃“门中露翠钿”，从门缝中窥视情人是否到来。“露”字，表现出了急切、害羞的女子心思。但情人依旧是无影无踪，心中的焦急之情再也抑制不住了。“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为了掩过邻人的耳目，只好借故出门去采莲。此刻的她，百感交集：深切的思念，失意的感觉，受窘为难的心态，一起涌向心头。这种含羞的姿态，渴慕相思的神色，一系列巧作掩饰的动作，描绘的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诗歌不仅以空间的变换而且还用时间的推移来表现对情郎的思念，如可“折梅”的早春时节，穿“单衫”的春夏之交，“伯劳飞”的仲夏之时，“采红莲”的初秋，“弄莲子”的仲秋，“望飞鸿”的深秋。女子相思怀念的深情，尽情地蕴含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哀婉缠绵。正如陈祚明所说：“盖缘情溢于中，不能自己，随目所接，随境所遇，无地无物非其感伤之情。故语语相承，段段相绾，应心而出，触绪而歌，并极其缠绵，俱成哀怨”。

与南朝民歌格调迥异的北朝民歌却多慷慨与豪迈。《木兰诗》中虽偶有对父母的些许思念之情，更多的却是表现“沙场秋点兵”那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豪壮之气势，突出的是征战凯旋的男儿气概。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上二句写木兰征战之勇，“万里”言空间之辽阔，相比《西洲曲》中的“两桨桥头渡”，其气势何其恢宏！一“赴”字又有“纠纠老秦、共赴国难”的慷慨悲壮！“关山度若飞”正是唐代王昌龄笔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写照;中二句写宿营时之高度戒备，也点出了战地生涯之艰苦卓绝。相比《西洲曲》中的“单衫杏子红”，此时的“寒光照铁衣”则多了铮铮男儿的铁骨气息，凸显北朝民歌的刚劲豪迈。下二句以将军壮士百战死、马革裹尸的惨烈来反衬木兰十年征战生还的不易，冷酷的战争、无尽的厮杀磨砺了其坚强的意志，也体现了木兰的英雄豪气和忠国孝亲之情。与《西洲曲》中哀叹自伤的女子相比，可谓一北一南、一刚一柔，将南北民歌的特色渲染得无穷尽也。

3、语言表现手法差异明显

南朝民歌在语言表现手法上多采用情景相生，长于以情境交融写出悠悠情思。如《子夜四时歌·秋歌》中“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借月光以传情;《西洲曲》中“南风只我意，吹梦到西洲” 借南风以传情。但南朝民歌在语言上的最大特点，则是利用汉语的谐音构成双关隐语，用以取喻起兴。所谓双关隐语，是指利用谐音作手段，一个词语同时关顾到两种不同的意义的词语。在表达上既含蓄委婉，又能让读者心领神会、拍案叫绝。如《子夜歌》其七：“始欲识郎时，两心往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其中同音异字如以“丝”双关“思”;同音同字如以布“匹”雙关“匹”配，皆委婉含蓄、曲尽其妙。《西洲曲》中“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莲子”双关“怜子”，“青如水”、“彻底红”都是象征手法，象征她的爱情纯真，如水一般清白纯洁;爱情赤诚火热，如莲心一般红透。

双关隐语的应用，即表明诗人的情感已强烈到触物皆成联想的程度，也表明诗人对语言的驾驭到了炉火纯青、臻于化境的境界。

因北方民族不受形式约束的自由创造精神，北朝民歌在语言上的最大特点是直抒胸臆，气势之盛、词语之质比比皆是。北方大漠平川、骏马为伴造就了其歌快人快语、有声有色。写巾帼不让须眉，如“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李波小妹歌》）;写爱情诗歌也热情奔放、丝毫不加矫饰，如“门前一株枣，岁月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枝歌》），把少女渴望出嫁的心情，表达得直白露骨，这在封建礼教的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木兰诗》以叙事为主，气盛词质，通俗易懂。言木兰之忧愁，也只一声叹息;说从军的原因，用“可汗大点兵”一笔带过;即使为国杀敌、凯旋还朝、回归受赏等场面均描述得质朴无华。

4、诗歌的形式同中有异

南北民歌均以五言四句为主，又有所差别。《西洲曲》的篇幅虽较长，但仍以五言四句一解的章法为基础，用钩接句紧连上下章。北歌虽多五言四句形式，但又颇多七言及杂言体制。《木兰诗》即以五言四句为主，也兼有“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等七言及杂言。

5、结论

《西洲曲》抒发儿女柔情，哀婉动人;《木兰诗》刻画巾帼英雄，慷慨豪迈。这两首抒情诗和叙事诗分别展示了南北朝民歌不同的情调与风格，也正是以这迥然不同的色彩，激发后人韵味悠长的想象和乐不知疲探求。南北朝乐府民歌为后人的诗歌创作输送了养料，从某种角度上可以看作是唐代五、七言绝句和边塞诗的滥觞，其“双璧”之称，实至名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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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玉衡;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李道英;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