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婷

摘   要：禅宗美学对中国的美学与艺术影响深远。其中以慧能禅学思想中的“本心”、“无念为宗”最具代表性，其对中国书画艺术表现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境”即画意、二是“悟”即禅心与参禅、三是“空”即不执着于物之表象即“本心”。

关键词：云冈石窟;佛教艺术;民族化;风格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30-0091-01

外来文化在进入过程中，对本土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外来文化也需适应本土文化的某些要求而表现为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佛教的传入是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输入，与其他宗教文化相比，传入最早，与中国文化结合最深，并成为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信仰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从云冈石窟可看到佛教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北方少数民族的率真，西方中亚以及汉文化的融合，它是鲜卑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石窟艺术汉化的开始。

一、云冈石窟造像的民族化

（一）早期石窟特点

云冈石窟地处塞外，地广人稀，湛蓝的天空下，武州山壁上的石窟群像雄伟壮观。

云冈石窟早期造像风格同克孜尔、敦煌早期一样，完全借鉴印度样式，同时还受到一定程度的中亚、波斯和希腊艺术的影响。例如第7窟美人洞中的乐舞伎六美人。云冈佛教造像风格属于犍陀罗式。昙曜五窟之一的露天大佛，鼻梁与前额呈平直状，大眼薄唇，体现了印度佛像艺术中的希腊艺术的痕迹;衣着斜披，右肩裸露为典型的犍陀罗式雕刻。其中第18窟的弟子群像中还有典型的高鼻深眼西方人面孔。

当犍陀罗的佛教艺术传到鲜卑人手中时，又不知不觉地烙上了鲜卑人的痕迹。具有了鲜卑人的形象和民族气质。 代表着北魏石窟艺术早期成就的昙曜五窟主佛是以北魏的五个皇帝：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为楷模雕刻的大佛。工匠们在权衡王权和佛道之间选择了印度佛像的威严，保留了印度佛像的形态的同时，在表情，比例上做了微妙的改动，将眉眼开阔，嘴角微微上翘，印度佛就展现出了中国式帝王的气派。在佛造像的世俗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昙曜五窟的主佛，面相丰圆，双肩齐挺，显示出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头肩宽度比例在1：3，观者站在佛像脚下仰视，比例完美，有王者气度。这样的建造比例成为后来中国石窟造像的标尺。

（二）中后期石窟特点

由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云冈石窟的中后期佛像造像在形象气质上都融入了汉人的特点，它既有外来佛像艺术内容和形式也继承了汉代深沉雄大的艺术传统，同时还具有西域特有的浑厚、纯朴。

1.中期石窟。中期是北魏佛教艺术改革创新的时期，精雕细琢，装饰华丽，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生了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汉化趋势发展迅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佛像面相丰圆适中，特别是褒衣博带式的佛像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其中有第7和第8窟中的童子，飞天，圆脸短发，略显肥胖，神情憨厚质朴，有北方游牧民族气质。菩萨面相丰圆清秀，神态慈祥和悦，如第3窟的菩萨，体态端庄，冠饰华丽，笑容可掬。飞天类附属浮雕因其造型少受约束，大都姿态优美新颖活泼。供养人更多地反映着现实生活的形象，秀丽而挺健，恭谨而不失尊严。菩萨的服饰也有了新变化，头戴花冠下着羊肠裙，裙摆飞舞潇洒飘逸且富有生气，从这里可以看出早期源于古印度的石窟造像风格最终完成了中国化进程，佛像的样式已经显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感。

2.晚期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凿窟造像之风却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贵族、中下层官吏以及信众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佛教造像经历了一个普及和逐渐平民化的过程。这一时期的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下削，比例适中，在服饰方面也脱去了常见的右袒式通肩佛装，呈现出北魏服饰汉化后流行的褒衣博带，衣纹下部褶纹重叠式样;佛像神态文雅形象秀丽，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而出现的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的显著特点。是中国北方佛像艺术 “瘦骨清像”的起源。这一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窟中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石窟中的乐舞和百戏杂技，也是当时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例如第38窟北壁“幢倒乐神”浮雕。藻井中飞天洒脱飘逸，具有浓厚的汉化风格。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同时代和阶层的各式服装，有装束华贵，冠饰堂皇的仪仗行列，也有隋唐流行的服饰，还有武士甲胄和文人服式等，艺术风格从云岗的浑厚粗犷转向龙门的优雅端庄。龙门石窟中的造像具有了更加鲜明的民族特点和中原风格。

二、结语

从云冈石窟看，佛教的本土化是在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土壤上的再创造。佛教与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佛教造像经历了自魏晋超凡绝尘、让人敬畏，到唐宋逐渐让广大信众接受并有亲和力和感染力的发展过程。在佛教本土化过程中，中国佛教艺术逐渐形成了适应性、世俗性、调和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正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显著标志，它们的形成和确立，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也是佛教能够在中国传播并扎根的条件所在。佛教文化和艺术与国人的性情精神相结合，并融入中国特有的情操与气度，佛教艺术成为了纯中国形态。艺术家们在塑造艺术形象时，总会有意无意的渗透进本民族的文化，以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与情感，体现出深刻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