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碧华是在香港都市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和特殊历史文化的影响均为她提供了广阔的创作视野。李碧华以批判的立场反思传统男权社会对情爱的压制，以质疑的目光审视现代西方性爱自由，在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中积极探寻一种理想的男女婚恋状态。她的创作并不只是局限于男女情爱城堡，而是在婚恋生活中投注了宽厚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武大郎;武汝大;婚姻;透视

作者简介：方珠伴（1983-），女，汉族，广东开平人，文学硕士，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文化传播系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2-0-03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婚姻在传统婚恋观念与现代性爱自由之间的相互碰撞，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婚姻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诱惑使婚姻面临种种考验，现代人亟需方法来化解婚姻生活中所面临的冲突与危机。文本主要以小说《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的武大（武大郎）和武汝大为研究对象，并参照既往文本文献中的武大郎形象描写和思考，综合研究分析作家李碧华的婚恋价值观念。

一、古今映照下的丈夫形象

许慎《说文·夫部》以“夫”字解释丈夫：“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中国商代以前一尺为16.95cm，一丈基本相当于现在的一米七。在我国古代部分地区有抢婚的习俗，女子选择夫婿，主要看这个男子是否有足夠的高度抵御强者的抢婚，在这种情况下，女子都称呼她所嫁的男人为“丈夫”。以此可见“丈夫”在初始之时的意义，就是男子是否能给予女子安全感。

（一）武大郎丈夫形象：卑微拘谨不懂爱

潘金莲眼中的武大是长这样的：只在洞房之夜，赫见眼下有个三寸丁、谷树皮，形容猥衰的老实人物。初见甚是憎厌，难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着紧处，锥扎也不动，根本不是男儿汉。怎有福分抱着一个羊脂玉体好睡去？[1]

《金瓶梅》中描述潘金莲是穷苦人家孩子，身世悲惨，但风姿妖娆，而且有主见，富有心计，对于下嫁武大郎，潘金莲是十分不情愿，因此嫌弃、鄙视、嘲讽武大郎就成为了一种常态。而作为一个男人，武大郎也是生理欠缺，大丈夫威风荡然无存，夫妻关系浅薄，家庭处于崩塌边缘。在《水浒传》和《金瓶梅》的文本里，武大郎就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他生理有缺陷，生计又不易，妻子还出轨，似乎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物。然而在这些前文本里，我们发现武大郎对潘金莲离经叛道的出轨是持多重态度的，忍气吞声或是奋起抗争，是因人而异的。房东张大户经常跑去和潘金莲厮混，武大郎却能忍气吞声，视而不见。身为丈夫，面对妻子与他人通奸，理所当然需要斥责阻止，这也是一个丈夫的责任。可是这里的武大郎却选择了逃避，只因为张大户能给予他经济支持，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极致的利己主义者。而面对西门庆和妻子的勾搭鬼混，武大郎则是想方设法跑去捉奸，痛斥狗男女，一副正气凛然。而这份勇敢源于他和西门庆并没有经济利益来往，因此为了面子，与“黑社会”西门庆抗争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并没有尽心尽意爱护妻子，甚至在某种程度利用妻子作为一种“物”的交易对象，他是充满心机和算计的小男人，和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大丈夫形象大相径庭。

（二）武汝大丈夫形象：勇敢自爱懂得爱

李碧华塑造的武汝大，是以“小型”出场。他是一个很有趣的矮子，五短身材，灵龟入格，光看背影，就知道身手灵敏。[1]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里，武汝大的出场继承了香港人惯有的戏谑恶搞开玩笑的态度，在他初次遇见单玉莲时，整个人便晕浪了。在他们产生正式对话交往的卖黄皮场景中，作者分别用了“是！好！买！付！换！”五个简单利索的单词完成了买卖黄皮事宜。他认真地满足她所有的要求，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是已经迫不及待地表现了他的一见钟情、意乱情迷。而这些直白不迂回的表达方式也获得了意中人的好印象：单玉莲但觉这矮小的男人，真可爱。他笑起来，是不遗余力的[1]。武汝大对爱人的要求是低微的，他对单玉莲说：“我一直都渴望，有个心爱的女人，和我拖着手仔，来玩一天，多浪漫！我没有别的要求了。”[1]在这个原本是悲剧的轮回里，武汝大是一心一意、小心谨慎地呵护和宠爱妻子单玉莲。而单玉莲即使没有如他深沉的爱，但是对他也有些许温暖爱意的，单玉莲觉得自己要：好好待他。[1]

武汝大是一个细心体贴的人，他认真地全方位地去保护妻子。单玉莲在婚礼仪式中要给一众姑奶奶敬茶，她们处处为难新媳妇，意图给个下马威，好心肠的武汝大细心地察觉到场面的尴尬，紧忙细声安慰。武汝大尽自己的所能给妻子单玉莲幸福，极力用精神和物质抚慰单玉莲患得患失的心。在武汝大细心的生活安排下，单玉莲也情不自禁发出慨叹：“人不能穷。有了钱，连感情也稳阵了”[1]。在这里，李碧华构建了一个务实、生活化的武汝大形象，他能客观认识自己，知晓世间冷暖，懂得进退分寸的人，他认真履行丈夫需要给予妻子的安全感。

二、前世今生的婚姻观照

婚姻家庭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的生存问题、社会的基本问题。在文学的世界中，爱情、婚姻、家庭也成了永恒的话题，作家带领爱情婚恋题材话题走出狭小天地，从多维角度，把主人公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社会的时代背景、道德风尚等注入作品，融入了丰厚的社会哲理，。对普通人家庭生活和生存状态的描写，直面了家庭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对现实的冷静思考，表达了作家对家庭婚姻生活的密切关注，对处理矛盾冲突的敏锐思维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用饱满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学意识揭示各种婚姻现象的复杂机理。

（一）武大郎婚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武大郎经营炊饼为生，社会地位低下，样貌丑陋，生活不易，促成了他自卑的心理，因而懦弱地生活着。知道妻子和张大户通奸，他选择了妥协和纵容。面对妻子的背叛，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丈夫的尊严。但是妻子与人通奸的现实面前，武大郎的一再忍让，正是让他的婚姻走进了万劫不复，也使得妻子离他越来越远，以致最后为了能和情夫西门庆双宿双栖，竟然毒杀亲夫武大郎。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温暖的港湾，是让人向往的地方。而武大郎的家却是弥漫着火药味，充斥了主人的屈辱与不堪。对于他的不幸，我们既有同情，又有遗憾。这个缺失了爱的家庭，注定就是悲剧。武大郎对于家庭的命运，也尝试过改变，他以为搬家远离是非地就可以摆脱妻子不守妇道的噩梦，可是这种底层人物的微弱挣扎依旧抵不过现实的残酷，武大郎苦心经营的家庭，整天提心吊胆，他也清晰知道婚姻于他是名存实亡，但他还是不愿意放手，因为他需要维护自己的面子，他需要用残存的家庭余晖来维持自己的尊严，这是低下的要求也是自私的要求。

武大郎每天起早摸黑就是为了让妻子和家人有个安逸的生活。但是武大郎的努力看起来是徒劳的，他婚姻的失败不仅是因为不相配的男女缔结，更主要的是因为身为丈夫，却没有能力履行丈夫的职责，而且还愚蠢迂笨地捍卫丈夫的尊严，最后含冤而死，家庭也随之破碎。

（二）武汝大婚姻：不畏浮云遮望眼

婚姻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它由生理、心理、社会等诸多因素组成，并相互影响，是社会文化心理的集中反映。武汝大的情感是真挚用心，表现为体贴入微，明白真正爱一个人，就是要她让快乐，使她幸福。对武汝大多来说，爱不是意味着占有，生命不是为了苟活。真正的爱意味着永恒，相守一生。前世和今生，两个同样是丑陋，存在着缺陷的男人。武大郎从始至终都是低着头，匍匐着生活，是一副可怜的懦弱者形象;而武汝大却是阳光开朗，心胸旷达，理性认识自己，努力认真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清醒意识到他要守护婚姻，不仅需要物质的满足，也需要精神的填补。因此，他真心实意地对单玉莲好，他努力去理解妻子，并能真心大度从容地等待妻子的真心归来。在小说的改写中，李碧华安排了武汝大重生，而且还弥补了生理缺陷，成为一个真正男子。这是作家的一种大胆想象，也是作家在历史时空中关照了武大郎的悲剧后，戏剧化地安排了武汝大的“凤凰涅槃”。结局的改写也寄托了作家的用意：李碧华需要延续这段曾经不幸的婚姻，以继续探讨现代婚姻的本相，在婚姻生活面对危机和诱惑的时候，人类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正确对待婚姻。

三、婚恋和谐的出路

理想的婚姻应该是男女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不依附、不束缚，能够在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中寻求平衡。同时具有责任感、诚实、包容、正直等道德理性。理想的婚姻建构在两性之间彼此倾慕、相互吸引，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是性与爱、灵与肉的结合。

（一）两性关系和谐共融

男人和女人是伴随人类社会而一起存在的，男女的共同结合繁衍了人类，也使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人类社会中两性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它超越时间与空间，是任何个体人都必须面对的永恒主题。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男女性别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两性和谐是人类无法回避的永恒追求。

英国二十世纪重要小说家D.H劳伦斯以“两性和谐”为视角审视了男女关系，他着力于强调两性的“性”，这种人类的本能欲望。劳伦斯认为：“性是人生之强大，有益和必需的刺激物。”[3]性是人类的生理本能，是生命活力的源泉，如果失去性和性爱的本能，就会导致两性关系的不和谐，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最为根本的结合。我们且来看武大郎失败婚姻背后潜藏的“夫妻那些事”。施耐庵介绍武大郎说他是一个“不会风流的人”，用当下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不解风情的人。而潘金莲使出勾引武松的手段，虚张声势地造谣说武松在外面有女人，当遭到武松的坚决否认并要求她可以和他哥哥对质，以证清白。这个时候，本来心虚的潘金莲却变得理直气壮，并酸辣刻薄表示：武大假若晓得男欢女爱这等事，就不卖炊饼了。一家之主武大郎为家庭的辛苦付出，并没有得到这个家的女主人潘金莲的肯定，反而是用一种热嘲冷讽来解构了家庭的原有秩序，暗示了这个家表面平静实际充满暗涌，使阅读者窥视到了这个美丽多情的少妇生活日常：苦闷与压抑。这对武氏夫妻缺乏沟通与对话，缺失柔情与呵护。如果把武大郎的样貌丑陋，男丑女俏当做是夫妻关系不协调的原因，这是不全面的，因为在《水浒传》中，还有一个“形貌峥嵘性粗鲁”的矮脚虎王英却得到了美貌和能力并在的妻子扈三娘从一而终的感情。这其中原因显然和王矮虎是一个生理欲望强烈，深解风情的男人，“是个会风流的好色之徒”有关系，因为命运坎坷的扈三娘在王矮虎那里满足了原欲需求的同时还有精神的满足。反观武大郎夫妇，仅仅是名义上的夫妻罢了。武大郎逃避丈夫的原欲责任，同时还对妻子进行精神禁锢。他为了使得潘金莲“乖乖就范”，竟然听从了弟弟武松的主意，把潘金莲禁锢家中，不给她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潘金莲的世界如一潭死水，孤独无助。婚姻的不对等，婚后生活的压抑，处在这种家庭“冷暴力”下，潘金莲走向背叛，走向万劫不复，看来也不是她一个人造的恶了。

李碧华在对母题原型人物进行改写的过程中，在戏剧化的情景中为武汝大复原了男人雄风，是作家在重新审视这段俗世姻缘中，冷静意识到性爱在婚姻中的生理意义和社会意义。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达到灵与肉的统一，这样婚姻才能摆脱被异化的困境，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相对于武大郎，武汝大却是温柔解风情得多了，特别是作者安排武汝大向Simon讨壮阳之药的情节，在看似戏谑下却是一个丈夫对于妻子基本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认识。武汝大除了有清醒的生理自我认识之外，他的生活言行也充满了一个丈夫柔情，开口不离“我老婆”，用心良苦制造夫妻浪漫，偶尔又带来一些神秘惊喜，生活充满无限乐趣。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人们的道德观念比较保守，面对“性”的问题，表现羞怯又敏感，谈性色变，甚至批判“万恶淫为首”，也就不难出现“性”误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总和。所以性行为是一种基本的人类活动，是人类自然属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由于社会属性的存在，性行为的产生受社会环境，伦理道德，宗教民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性的结合，体现在灵魂与肉体相互统一、融合，而不是牺牲、奉献，更不是一方征服另一方，是双方达到平衡的状态，强调彼此平等。夫妻就是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走在一起，共同生活，在“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美好理想下;即使“身无彩凤双飞翼”，但需“心有灵犀一点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二）爱在生活中升華

当然婚姻绝不仅仅是生理欲望得以实现的场所，它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与生活联结在一起的责任组合。婚姻赋予男女双方互爱、互谅、关怀、体贴，担当者人类繁衍、抚育、培养后代的责任。当两个成年人决定共同生活时就要有决心“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那么婚姻中的男女应该如何一起经营生活？鲁迅的思考具有精警深刻的现实意义：“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个婚恋观点出自小说《伤逝》，讲述了子君和涓生从相爱到分开的故事。当花前月下许诺的山盟海誓被日常消解，当生活的本相逐渐浮出水面，婚姻的礁石也就轻易可见，架构起婚姻生活此岸与彼岸的桥梁就非责任莫属了。显然，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缘于婚姻生活中责任的缺失。

责任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对人来说，责任具有必要性，也可称之为强制性、约束性。道德的强制性，是约束性，处于约束性的行为客观必然性，称为责任，都是一个人必须去做的事情。责任、义务来自意志自律，而这种自律是建立在形式条件之下，所以它成为道德实践的准则，而且，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4]。婚姻只有在责任的基础上才能有爱的延续。

武汝大对家庭的经营，对家人的爱护表现得甚好。他尊敬孝顺长辈，村里年纪最大的太婆在每年生日都受到武汝大精心挑选的礼物;面对唠叨而且还有些不讲道理的母亲，他总是耐心而又顺从。即使姐妹们刻薄霸道，他也是笑而置之。关心姐妹兄弟，对远房兄弟武龙也尽心尽力。因此元朗武氏家庭和谐，其乐融融。在生活中我们知道，一个有责任担当的人能促使周围人对他产生信任感。所以武汝大也是深得大家信任，比如作为老字号饼家的继承人，他和员工也是上下齐心一致，将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而反观武大郎的坎坷一生，也不难发现他持家但是并不有“道”。当妻子潘金莲和弟弟武松之间逐渐升级的紧张关系，面临着一些家庭矛盾时候，武大郎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没有采取适当行为化解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最后导致妻子更加刁蛮霸道，兄弟更不愿回家，家庭分裂加剧，这和武大郎对自己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责任认识不到位是有关系的。

马克思说：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5]武汝大为了妻子单玉莲的发展也是费尽心思。在笔者看来，武汝大对单玉莲的好在于他能真正把妻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首先是人，所以武汝大充分尊重单玉莲，才成为人的妻子，而娶她为妻子后，他就有责任让她的生活越来越好。所以单玉莲初来乍到香港地，武汝大就已经贴心安排好她的生活：“你可以每天都去学车、学英文，学美容，学插花。”[1]不久，单玉莲也就真正融入到这个声色犬马的都市生活了。而武大郎呢？把潘金莲禁锢在家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感，这无疑是一种自私的行为，而这也致使潘金莲和王婆走越走越近，越趋向堕落。

诚然，婚姻生活需要彼此给予对方正确的爱，共同承担起婚姻与家庭的义务和责任。中国传统婚恋文化向往“夫唱妇随，相敬如宾”的美好场景，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婚恋和谐之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表现婚姻家庭生活的诗歌作品数量多，内容丰富。《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人善意地提醒出嫁的女子，婚后要艺术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要相亲相爱，才能真正开花结果。《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诗人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展现一对恩爱夫妻的美好生活，他们彼此温柔警告，要互相尊重体贴对方，既然相爱就不能随便分开，从青丝到白头，一起慢慢到老。

参考文献：

[1]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M].北京：新星出版社，144、163、164、201.

[2]祝宇红.“故”事如何“新”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33.

[3]劳伦斯.安宁的现实——劳伦斯哲理散文选.姚暨荣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2.

[4]杨寿堪.论康德的“善良意志”及其现实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13（1）：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