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洸

(洛阳理工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循吏和清官，含义大致相同，主要指那些精忠报国、克己奉公、清廉公正、爱民如子、善施教化的好官。作为传统社会中官员的典型，“他们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基石，也是王道政治的脊梁，对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封建王权的巩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也是河洛文化的发祥之地，自古以来佼佼之才灿若繁星。其中爱国敬业、勤政爱民、廉洁自律、大公无私的循吏与清官，留下许多佳话美谈，已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河洛廉政历史文化。这不仅是当代洛阳人的自豪之处，更是每一个洛阳人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笔者以嘉庆《洛阳县志》①中《良政传》和《循吏传》所记载的循吏和清官为研究样本，梳理他们施政特点和官德品质，以史为鉴，启迪当下。

一、嘉庆《洛阳县志》中循吏和清官的执政特点

嘉庆《洛阳县志》中，循吏和清官的记载主要集中于《循吏传》和《良政传》。其中《循吏传》主要记载非洛阳籍文官武将在洛阳任职的廉政佳话，而《良政传》则主要记载洛阳籍文官武将在外地任职的廉政美谈。他们的善政，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归纳起来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忠君报国，舍生取义

《盐铁论》曰 ：“国家有难而不忧，非忠臣也。夫守节死难者，人臣之职也。”[2]26在封建社会，忠君精神是首要的政治伦理道德，其核心理念“就是臣子对君主专心不贰，敬顺不违，尽心事主”[3]。因此，为人臣者要为君主排忧解难，永无二心，甚至还要坚守臣节，为国捐躯。嘉庆《洛阳县志》中，不少循吏与清官上演了一幕幕“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成为传统社会中忠臣烈士的榜样。如：

李纯，字明德，开封人，天历初，为洛阳令。时寇方炽，官府命其属曰 ：“谁能谕西土，俾臣服者。”众皆股栗，纯独毅然曰 ：“臣死，忠义也。食焉。则避难，可乎？”即单骑捧诏西行，与贼会新安，贼帅挥戈而前，命其徒斩之，纯语未毕而死。[4]564

卫景瑷，字仲玉，韩城进士。天启间授河南推官，以风节著，累迁至大同巡抚，姜瓖反，殉节，赠尚书，谥忠毅。[4]567

李纯、卫景瑷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全力抗敌，坚守臣节，以死殉道，诠释了“忠”这一官吏必备的价值担当。此外，还有一些循吏和清官，战败被俘，面对敌人的诱降不为所动，最终英勇就义，彰显出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如：

沈劲，字世坚，吴兴武康人，少有节操。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时冠军将军陈祐守洛阳，劲自表求配祐效力，诏补冠军长史，后祐帅众奔亡，劲以五百人守城，志欲致命，欣获死所。城陷被执，神色自若，恪奇而将宥之。慕容虔曰 ：“劲虽奇士，观其志度，终不为人用。今若赦之，必为后患。”遂遇害。[4]553-554

张星燿，世袭正指挥。流寇陷洛，贼奇魁梧，欲官之。星燿曰 ：“我世受国恩，宁从贼耶？”贼复索其金帛，星燿曰 ：“我清官安得此。”贼怒，火烧铁器烙之，燿绐之曰 ：“松吾缚，拜辞旧主乃从汝。”燿乃北面再拜，以头触树死。[4]566

沈劲和张星燿在生死抉择之际，毅然选择以死明志，划清了“忠臣”与“叛臣”的界限，向后世诠释了“勇将不怯死以苟免，壮士不毁节而求生”[5]615的精忠报国精神。因此，修志者将他们的事迹纳入《洛阳县志》加以传颂，希望后人效法他们忠君报国、舍生取义的精神，为后世树立良好的忠臣形象。

(二)勤政敬业，兴利除弊

《初仕要览》曰 ：“仕以勤政为首务, 政不勤则百事殆。”[6]29勤政乃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勤于政务之意，“是官员的根本职责和道德义务所在”[7]。古代官员的职责，就是积极、妥善地处理各种政务活动。若不能勤政敬业，社会管理和百姓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嘉庆《洛阳县志》中的循吏与清官大都勤于政务，兴办对治下人民有益的事业，兴利除弊，替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和好事。如：

王瓒，榆次举人，任河南同知，有干济才。时涧水泛涨，桥梁多圮，瓒不恤劳瘁，躬亲督建，士民便之。[4]567

郑敏，河南人，洪武间知济东县。恤民勤政，赋役均平，以廉干升北平知府。[4]524

李时方，武功进士，任河南知府，清洁自守，且勤于政事，案无留牍，吏胥无由致弊，以升去，士民惜之。[4]567

张以谦，字本厚，洛阳人，万历乙未进士，初任陕西洋县知县，开水田八百余顷；知武昌郡，郡临大江，每为涛浪所啮，谦捐俸筑石为岸，延袤十里许，永绝水患；升洮岷副使时，督抚将领取虎、豹、猢狲皮无虚日，百姓苦之，谦悉其故，置军役于法，百姓获宁。[4]528

王瓒、郑敏、李时方、张以谦等人能够从实际出发，急百姓之所急，积极解决百姓遇到的困难，采取一系列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减免徭役和废除苛政等利民措施。他们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和兴利除弊的利民之举，使百姓受益良多，既稳定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也博得了百姓的爱戴与称颂。

(三)文明开化，移风易俗

《荀子》曰 ：“不教无以理民性……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8]605在古代，统治者认为兴文教、建书院、礼儒士、读诗书、崇儒学、尚礼仪，乃是教化万民、维护统治的重要举措。因此，发展文教、培养贤才、移风易俗，为教育事业与科举事业的开展提供财力支持和政治保障，不仅是嘉庆《洛阳县志》中循吏与清官的岗位职责，也是他们的主要政绩之一。他们发展文教，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以程朱理学为价值取向。如“黄绶，安丘进士，任河南府推官，尚气节，潜心理学，建葺程、邵、朱子诸祠，奖引后进，多所成就”[4]568；“李集凤，字翘升，山海卫贡生，任洛阳丞，贯通经史，讲道持躬，一以程朱为法，著有《春秋辨疑》行世”[4]569。

第二，讲学论道，督导学子，宣扬儒家文化。如“龚崧林，武进人，贤良方正，莅洛阳，任未三月，即革去街户输养军犯之弊，建书院十余所，并立各乡社学廷，师督课”[4]569；“邢倬，字大士，洛阳人，进士，历任政和什邡令，有治绩。囹圄空虚，治什邡时，汪某兄弟争产，倬以天性劝之，汪遂恸哭相让，致仕。后主讲嵩阳、紫罗二书院，成就百余人”[4]535。

第三，著书立说。如“郭光会，字贻则，洛阳人，以明经任武安教谕。诸生月课，必集明伦堂，教诱备至，由是士风丕振。若王廉使时，熏亦及门之选也，著有《鼓山课士录》”[4]536。

上述这些循吏和清官，不仅积极建设当地教育基础设施，还利用政务之余到书院亲自讲学、论道、著书。他们既担负着维持封建正统秩序的“官”的重任，又肩负着传播儒家文明的“师”的重任。在文明开化、移风易俗的举措下，儒家文化和伦理道德得以扎根，学子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得以提高。这对当地的教育事业贡献巨大。

(四) 清廉自律，两袖清风

《汉书》云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9]263在传统社会里，廉洁不仅是当时所倡导的一种为官美德，更是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其实质就是“不以个人的私欲去玷污社会的公义，不以个人的私利去侵害百姓的公利”[10]。在嘉庆《洛阳县志》中，“不取不义之财, 不贪无道之物”的循吏和清官比比皆是。如：

狄棐，字辅之，长沙人。宋真宗末知河南府，为政恺悌，不为表襮，死之日，家无余赀。[4]561

范迁，字子庐，沛国人。汉明帝时为河南尹，有清行，不蓄财利，死之日，家无担石焉。[4]550

潘倬，洛阳人，天启壬戌进士，由兖州府司理擢顺天巡按监察御史，操履清洁，解任后，囊橐萧然，唯图书而已。[4]530

彭烈，庐陵人，景泰中知河南府，清介自律，人不敢干以私，比代去，惟三四敝箧而已，官至广东左布政使。[4]565

上述这些循吏和清官秉承严于律己、节俭朴素的原则，为官一任，不谋私利，生活节俭，作风正派。他们不收礼，无受贿，不铺张浪费，不讲排场阔气，抵制奢靡之风，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称颂。

(五)公正无私，不畏权贵

《尚书》曰 ：“以公灭私，民其允怀。”[11]361为官者如果能为天下公理，不徇私情和私利，就会赢得百姓的爱戴和信任。在古代，一些豪强恶霸仗势欺男霸女，横行无忌，严重影响了地方治安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把秉公执法、惩恶除奸作为官员的必要职责”[12]，而嘉庆《洛阳县志》中的循吏和清官刚正不阿，执法严明，不畏强权，除恶扬善，正己率属，净化官风，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还使社会得以安定。如：

元仲景，延昌初，为河南尹，奉法无私，时吏部尚书樊子鹄部下纵横又为盗窃，仲景密加收捕，咸即行决，豪贵寒心，累迁中军大都督。[4]555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圣历初，为洛州长史，治号威明，时张易之家奴暴百姓横甚，元忠笞杀之，权豪莫惮服，迁陇右诸军大使。[4]556

蒋应泰，大兴人，任河南知府，为政宽简，听断公允，洁己率属，弊绝风清，康熙二十一年，祀名宦。[4]568

龚廉，阳湖人，进士，河南知府，性刚直，率属以严，猾吏蠹役闻风逃避，未两年罢去，郡人惜之。[4]569

上述这些循吏和清官恪守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为官准则，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正确处理情与法、利与法、权与法的关系。他们按法律，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打击一切蠹害百姓的恶势力，维护着传统社会的秩序。此外，蒋应泰、龚廉二人不仅严于律己，还从严要求下属，坚守为官的基本操守和道德底线，净化了官场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腐败现象的滋生，保障了百姓的根本利益。

(六)爱民如子，赈济贫弱

《说苑》曰 ：“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13]161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唯有根基稳固，百姓幸福，国家才能安宁富强。有鉴于此，为官者要意识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要意义，在执政时要敬民、重民、爱民，急百姓之所急、办百姓之所需。嘉庆《洛阳县志》中的一些循吏和清官经常深入民间，掌握百姓的疾苦和需求。遇有老弱孤残、贫穷无依者，他们会免其徭税，甚至拿出自己的财物来资助灾民。如：

郭景昌，字仙岩，洛阳人，明崇祯戊辰进士，由山西河津知县擢御史，巡按山东，居官清慎尤笃，爱桑梓，明季洛中连岁大祲，百姓亡入河北，流离载道，景昌时寓河阳，捐资赈贫，全活者万计，殁后，洛人思其德，立碑于瀍水东通衢，祀乡贤。[4]530-531

曹汝峑，字崑岩，拔贡分发浙江知县，封檄清丈黄岩地亩，悉心厘画，具有成规，委察户口、灾伤，遍历山溪，舆马不及辄，徒步省视以状闻，得赈贷，全活颇众，以劳瘁卒于官。[4]535

汪楫，江都人，以博学宏词入翰林，改授知府，为政清平，崇奖士类，持大体，绝干谒，豪右惮之，善良怀之。岁饥，赈济活饥民数万人，寻迁福建臬司。[4]568

郭景昌、曹汝峑和汪楫等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们常怀一颗爱民仁慈之心，时刻尊重、爱护和体恤其治下的百姓，担当和履行为民着想、为民谋利的重任。他们施行的“义行”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七)消弭匪患，保境安民

《过秦论》曰 ：“天下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14]6良好的治安环境是百姓安居乐业的保障，“百姓们期盼太平盛世、安居乐业，如同花草唯求生态平衡。封山育林，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民不受扰，则安居乐业，国富民强”[14]。在古代，地方时有盗匪横行，荼毒良民，对百姓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嘉庆《洛阳县志》中循吏和清官在发展地方经济、文化的同时，还肩负起平贼防盗、保境安民的重任。如：

宁之凤，宁洋进士，顺治十一年知河南府时，小腆不靖，之凤剪其渠魁，民赖以安。[4]568

温如璋，字纯甫，洛阳人，嘉靖丙辰进士，累官右佥都御史，按顺天，锄豪右、发奸伏、擒贼党。嗣按苏松，值倭艘自海洋来，如璋顺流赴太仓调布诸降，击之，生擒三十六人，斩首数百级。寻抚保定，终抚陕西。[4]528

董尔性，字去习，洛阳人，山西垣曲县令，凿渠灌田数百顷，民谓董公渠。擢知沁州，劳心抚字，丁父忧旋里。康熙间，复除广东钦州，距家萬里，宼警时闻，尔性尽力守御，并练乡勇，擒其渠魁，一方赖以保安。[4]536

宁之凤、温如璋、董尔性等人消弭匪患、保境安民的行为，根除了盗贼流寇威胁地方政治统治的祸患，保证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不仅形成良好的治安环境，使百姓免遭贼寇祸乱之苦，得以安居乐业，更保障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二、嘉庆《洛阳县志》中循吏和清官的生成分析

(一)封建皇权的支持

嘉庆《洛阳县志》中循吏和清官的产生，离不开封建皇权的支持。中国古代的循吏和清官实质上是封建皇权的产物[16]。在古代，皇权是一切权力的来源，循吏和清官的权利行使，须获得皇权的支持，否则就无法成就其辉煌的政绩。如“黄尚，字河伯，河南郡人，少厉显位，以政事称。为司徒，与尚书周举、太常桓焉议灾，告帝从之”[4]504、又如“史天泽，字润甫，永清人。元世祖在藩邸，知河南多不治，奏为经略使，至，诛郡邑长贰之尤贪横者二人，境大治”[4]563。

汉代以来的官俢史书和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绝大多数都设有《循吏传》(或称《良吏传》《能吏传》《廉吏传》《宦绩传》《良政传》《循良传》等)，这些列传在编修的过程中融入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和价值导向，其目的在于给官吏群体树立良好的榜样，以期在这些优秀官吏的带领下，减轻社会矛盾，营造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嘉庆《洛阳县志》中循吏和清官的存在，是为维护皇权统治而服务的。

(二)官德思想的教化

嘉庆《洛阳县志》中的循吏和清官基本上都是孝廉、科举举人或进士出身，他们在入仕之前，受儒家文化的长期熏染，将忠君爱国、以民为本、秉公去私、清廉俭朴、勤勉谨慎、修身正己[17]等儒家官德模式作为终身奉行的目标。在选拔官吏和科举考试时，历代政府都比较重视被选拔者的道德修养和个人才能；入仕之后，绝大多数官吏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都受到儒家官德思想的影响，在执政的过程中，践行着儒家的官德理念。可以说，官德思想的教化是嘉庆《洛阳县志》中的循吏和清官产生的文化基础。

(三)个人升迁的考量

在古代，优秀的人格和卓越的政绩是决定官吏是否晋升的重要因素。汉代的上计制度、唐代的“四善”和“二十七最”制度、明代的《宪纲条例》以及清代的《钦定台规》和《都察院条例》等考核方案都将官吏的道德修养和才能政绩纳入晋升机制[18]。嘉庆《洛阳县志》中的循吏和清官，在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同时，也相应积累了升迁的政治资本，如“吴公，上蔡人，文帝时为河南太守，治平为天下第一，诏拜廷尉”[4]549；“王崇，琅琊皋虞人，建平中为河南太守，以课最第一，征为御史大夫”[4]550。古代官吏考核的制度，对循吏和清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增强他们自身的道德自觉、自律意识；有利于他们恪守和践行以民为本的施政宗旨以及有利于促进他们良好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性的形成。

三、嘉庆《洛阳县志》中循吏和清官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19]嘉庆《洛阳县志》作为一部优秀的地方性历史文化著作，其中循吏和清官的廉政佳话和高风亮节的官德修养，对于当下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有重要借鉴作用。

第一，嘉庆《洛阳县志》中循吏和清官的施政特色与官德修养，为当下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榜样。嘉庆《洛阳县志》中循吏和清官公忠体国、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勤政爱民等基本官德，依然是当今党员干部执政为民所必需。尽管所处的历史环境迥异，所处的社会时代更是差别甚大，但是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道德光芒不会随着岁月的荏苒而有所退色。而“廉政榜样具有承载培育、传递践行廉政文化的独特作用”[20]。故此，各级政府在积极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过程中，要主动发掘古往今来本地官员廉政的故事，对其廉政佳话和为官之道进行大力宣传，多出现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杨善洲等廉政榜样，使之发挥先锋旗帜与模范带头作用。

第二，良好官德的形成，必须经过长期的培养和教育。嘉庆《洛阳县志》中的循吏和清官基本上都是科举举人或进士出身，他们自童蒙养正时，就深受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古代儒家官德思想内涵丰富，包括“为民、亲民、务实、勤政、清廉、公正、忠信、谏诤、好学”[21]等九德。这些儒家思想文化理念，乃是嘉庆《洛阳县志》中的循吏和清官发展地方经济文化、管理百姓的重要行为标准，时刻影响着他们的为官之道与价值取向。由此可见，循吏和清官的形成，与儒家官德的长期教育密不可分。如今，各级政府要将反腐倡廉教育常态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廉洁自律的能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第三，以民为本、爱民如子，是干部构建和谐干群关系的有力抓手。一方面，嘉庆《洛阳县志》中的循吏和清官重民、爱民、敬民、利民、保民、教民、富民等的执政行为，为当时社会的长治久安、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方面，这些循吏和清官得到了情感回报——百姓们深感循吏和清官的厚恩，在官员期满离任时，常常乞而留之，泣而送之。如王宇“洛阳令，在任四年，洁己爱民，专尚实行，诚心造士，去之日，童叟攀辕，泣送者不绝”[4]569；或立碑纪念，昭显嘉行，如马允中“任洛阳县尉，有善政，后迁朝散大夫，邑民思之，立碑颂德”[4]560；或建立庙祠，祭祀如亲，如张珽“知河南府时，增书院膏火，勤考课，诸生多所成就，有贫乏不能赴试者，助之。郡人为建生祠”[4]569。因此，“官爱民”是“民爱官”的因，“民爱官”是“官爱民”的果，“民爱官”和“官爱民”有机融合，勾勒出一幅幅“官民一家亲”的美好图景。可见，以民为本、爱民如子是干部构建和谐干群关系的强力抓手。当今和谐的干群关系“是社会安定的指示器；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22]。为官者只有恪守先忧后乐、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与民同乐的爱民精神，百姓才能从心理上接纳干部、体谅干部、亲近干部，从而形成良好和谐的干群关系。

四、结 语

嘉庆《洛阳县志》中所记载的循吏和清官，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保障了百姓的权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助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繁荣。书中的廉政事迹和为官伦理，为后世子孙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和模范，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当然，这些循吏和清官作为封建皇权的产物，身上具有颇为鲜明而深刻的时代印记，我们在宣传他们廉政精神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只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即：拂拭其身上的历史灰尘，吸收其积极的成分，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才能对加强国家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

注 释：

① 嘉庆《洛阳县志》为魏襄所修，陆继辂所纂，共60卷.嘉庆《洛阳县志》体例为记、表、簿、志、传、录等6大类.其中记为皇德、巡幸、沿革、星象、舆图、土地、山川、帝王、后妃、大事、拾遗、格言、旌异、宫殿、坛庙、冢墓、伽蓝、名园、风土、物产等12项；表为职官、选举、官品、官阶等4项；簿为户口、会计2项；志为灵征、学校、沟洫、第宅、衙署、营建、异物、经籍等8项；传为儒林、道学、名臣、忠节、孝义、文苑、武功、良政、逸民、艺术、贰臣、循吏、寓公、列女等14项；录为金石、序2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