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二强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临汾041000）

淮阳太昊陵为“三皇之首”伏羲氏的陵庙，为后人纪念人祖伏羲而建，被誉为“天下第一陵”。淮阳为伏羲建立陵庙已远，自春秋时已设祠，后因屡遭兵燹，入宋始在原址上重修、扩建，明代扩建后，陵庙初具今日之规模。伴随着宋代陵庙复修，祭祀太昊伏羲氏的活动亦随之展开。关于其祭祀，笔者整理文献发现，呈现出以官方主持祭祀为主，民间祭祀为辅的形式。对其祭祀活动的考察，不仅能探明祭祀历史延革、陵庙规模变迁等问题，同时亦能探明为祭祀而表演的“担经挑”巫舞与祭祀活动之关系。

一、太昊陵之祭祀

伏羲被称为人类始祖，中华民族的开宗之祖，他生于成纪，作都于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沙水……又东南径陈城北，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许里，犹有羲城实中。”［1]陈即指当今淮阳，这在另外两部县志中均有记载。《陈州府志》三十卷首一卷，“圣迹”条亦载：“太昊伏羲氏成纪人也，风姓以木德，继天而王都宛，德合上下。”［2]323“世纪太昊都陈，神农因之，禹贡豫州之域，周为胡公之封。盐铁论云宛邱居五诸侯之衢，富甲海内，信神明之躅，辅郡之雄也。自秦置陈县，汉晋沿袭，南北朝疆属五当信项异称。隋开皇更名宛邱，历唐宋金元不改。明洪武时以陈州治省，宛邱县入焉，清仍其旧，雍正十二年升州为府，乃增置淮甯，国体变后改称淮阳。”［3]

鉴于伏羲氏的功绩，他去世后，人们特立陵墓祀之。陵墓现位于淮阳县城北，是为太昊陵。查阅文献可知，春秋时后人已于此建庙祭祀伏羲，入唐，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630年颁诏太昊陵附近“禁民刍牧”［4]22，五代周世宗于954年同样实施政策“禁民樵采耕犁”［4]22，以上皆为史料中统治者对陵庙保护的明确记载。唐以后历朝，除对陵庙加以保护外，对其陵庙规模、陵庙祭祀活动也给予极大关注。历代统治者在这片并不广袤的土地上，延续其祭祀传统，并通过专门祭祀活动，表达对人祖伏羲的崇敬。

二、祭祀之沿革

伏羲氏“生于成纪，都于宛邱”，在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伏羲庙，仍有祭祀伏羲之俗，尤其是伏羲诞辰之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本地通过政府出资或私人募捐形式请戏班来此酬神演出，以示对人祖伏羲的追忆。“都于宛丘”后，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于人，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323“断天下之吉凶”［2]323，并令其子造书契，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2]323“通媒妁以重万民”［2]323，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大大提高了本地的文明程度，使部落秩序趋于规范化、制度化。正是基于伏羲氏的丰功伟绩，后世于此建祠并通过祭祀活动以示纪念。宋代以前，对于太昊伏羲氏的祭祀虽无明确史料记载，但由宋开始的祭祀活动，表现出以官方主持祭祀为主、民间祭祀为辅的繁盛局面，亦可知其祭祀之隆。现将宋代以来的相关祭祀活动罗列如下：

（一）官方祭祀

太昊陵官方祭祀自宋始，其祭祀活动大致经历由逐渐得到重视、得以延续、达到顶峰三个阶段，伴随着统治者对祭祀的重视程度，陵庙规模、祭祀规格等方面亦表现出不同特征。

1.祭祀得以重视

历史上，人们为伏羲建立陵庙历史较早，“太昊伏羲陵庙，汉以前有祠，赵宋以来祭祀丰隆”［5]。而后人对其祭祀活动开始较晚，唐、五代，最高统治者虽稍加重视，但仅仅表现为对陵墓保护方面，尚未发现有关祭祀的记载。祭祀活动见诸史料是在宋代，民国22年淮阳县志明确记载：“宋乾德四年（966）诏置守领五户，春秋祀以太牢。开宝四年（971），增守陵户二，配牲用豕、羊。政和三年（1113）进新仪：春秋享太昊于陈州，以金提句芒（神名）配。”［6]73其中不仅提及祭祀时间，也载有祭祀所用之物——太牢，配牲用豕、羊，后又“进新仪”，配以“金提句芒”，由贡品亦得知，陵庙祭祀规格逐渐提高。然文献记载仅限于此，有宋一代，仅体现为太昊守陵人数增加、祭祀规格提高等方面。但相比之前渐得重视，且这种由官方主持祭祀的形式也在后世历代王朝中得以承续。

2.祭祀得以延续

明代太昊陵祭祀得以延续不仅体现在统治者亲致祭文并直接参与其中，且于陵庙修建方面，规模亦逐渐扩大。首先，文献明确记载朱元璋朝两次官方祭祀活动。一为“明洪武四年（1371）幸陈，制祝致祭”［6]73，此祭文系朱元璋亲自撰写，也是太昊陵现存最早御祭文，祭碑现存太昊陵御碑亭；二为洪武十三年（1380）最高统治者遣本州知州张密致祭。这种代天子致祭传统在朱元璋以后也得到发扬，永乐、弘治、嘉靖、万历朝均有皇帝遣官致祭，此俗已成传统。明代学正杨珇在《太昊陵寝殿记》载有：“我太祖高皇帝开国初年，驻跸于兹，制文致奠，列圣相承，尊崇益至。”“敕有司岁时致祭，又每三岁必遣使赍香币祀以太牢猗欤！”［7]134由此可知，最高统治者不仅亲致祭文，且颁诏明令有司主管此事，太昊陵获得极尊崇地位，祭祀渐成常例。其次，陵庙保护与修建方面，《淮阳县志》载：“八年（1375）遣官视寝，九年（1376），置守陵户二。正统十三年（1448）知州郑志道奏请立寝殿、廊庑、戟门、厨库、宰牲等房。天顺六年（1462），知州万宣、同知李鼎复修后殿，钟、鼓楼，斋宿房，作三清观，居道士。吏目汪澄改立前门。成化六年（1470）知州戴昕增饰之。十二年（1476），监生郑谔奏准重修。嘉靖二十四年（1545），监察御史吴悌，参政金清，佥事翟镐、李维藩，通判范汝敬大修之。三十八年（1559），监察御史孙昭，知州吴思召修葺。万历四年（1576），督学副使袁贞吉奏留帑金三千，复大修。天启六年（1626），雎陈道唐焕、知州林一桂捐修。”［6]74县志明确记载陵庙的保护与修建工作，陵庙规模相比前代逐渐扩大，内部设施趋于完备。且有专人进行管理。

由现存文献记载来看，有明一代，最高统治者致祭次数已达七次，相比前代，祭祀习俗虽得延续，但朱元璋之后这一习俗并未在后世子孙中得到贯彻。祭祀真正达到顶峰当于清代。

3.祭祀达到顶峰

太昊陵祭祀于清代达到顶峰，在陵庙修建方面，主要以原址为基础加以小规模修复，“清顺治十五年（1658），王宏仁，十六年知州王士麟重修。康熙三十二年（1693），知州张喆缭，围以砖垣，高九尺，袤六百丈。乾隆十年（1745）,发帑八千两，知州崔应阶监督，知县冯奕宿承修。光绪三十三年（1907)知县左辅重修。宣统元年（1909），知县叶铸重修钟楼及东廊”［6]73。与此同时，官方主持祭祀也呈现出频繁的特征，由清顺治开始至宣统结束，清代皇帝亲自致祭文的次数达31次，仅康熙与乾隆两朝就各十次。此时期陵庙祭祀得以重视，不仅体现于皇帝御极致祭，即使在其他国事亦然。爬梳整理清季皇帝致祭文，兹将其内容分类罗列如下：（1）册立皇太子时祭祀。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皇帝册立皇太子，第二年即遣礼部右侍郎杨正中祭祀，敬祈人祖保佑“朕受天眷命，抚御鸿图，懋建元储，前徽是景。明禋大典，亟宜举行。敬遣耑官，代将牲帛，爰昭荐之忱，聿备钦崇之礼”［7]29；（2）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稳定后祭祀。康熙在国内扫除凶残势力，维护国家稳定后也会敬告人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遣兵部左侍郎致祭。致祭文中记有“扫灭残凶，廓清区宇，告功古后，殷礼肇称。敬遣耑官，代将牲帛”［7]31；（3）皇后、皇太后神主供于太庙时祭祀。康熙二十八年（1689）将皇祖母神主供于祖庙时，也遣官祭祀。在祭文中记“兹以皇祖妣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诩天启圣文皇后神主升祔太庙。礼成，特遣耑官，代将牲帛”［7]33；（4）皇帝生日时，也会进行遣官祭祀。康熙五十华诞，遣官到太昊陵祭祀，这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五月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睿致祭文中有载：“今岁适届五旬，宵旰兢兢，无敢暇逸，渐至民生康阜，世运升平。……用遣专官，敬修祀典。”［7]40此外，国家发生灾害，人们遭遇灾难之时，最高统治者也会遣官祭祀，由此可知，祭文内容以祈福禳灾为目的。

（二）民间祭祀

相比于官方祭祀的繁盛局面，史料中有关民间祭祀的记载相对较少，但仍可从现存诗词与碑文中搜寻些许蛛丝马迹。

1.碑文方面

宋季以前因年代久远，已不可考，明代商辂《重修碑》中记载：“法施于民，则祀之。”［7]143故此种民间祭祀行为当于明代已有，只是入明而法律化。具体的民间祭祀的繁盛记载当在清代同治举人刘俊德《太昊陵进香碑》中：“每岁春仲，数百里间，男妇簇聚，虔诚肃祀。”［7]363可见此时期太昊陵祭祀已在民间得到百姓们重视，数百里间民众往来不绝，这种民间朝圣的习俗一直持续至今。而其间“唱经”传统，似与当今庙会“担花篮”时所伴“唱经”之俗相符。至今每祭祖期间，人们聚集于此，边打经板边唱经文，歌颂人祖伏羲功德。

2.诗词方面

目前所知最早一篇有关描写伏羲庙的诗文为三国曹植所作《庖牺赞》：“木德风姓，八卦创焉。龙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网罟渔畋。瑟以象时，神德通玄。”［8]其中“八卦创焉”“龙瑞名官”“庖厨祭祀”“网罟渔畋”等均是伏羲为部落首领时的丰功伟绩。此外，由三国及至明代，历代均有文人骚客于此留下了足迹，并存有赞颂之诗词。然而，文人来此，多为凭吊先圣之神迹，瞻仰先圣之神功。暂未涉及民间祭祀之记载。到了清代，何登棅在《太昊陵竹枝词》中记有：“烧香今夜听吹箫”“男女百千齐唱佛，皇陵竟作古招提。”［6]479何登棅于乾隆乙未任淮知县，《淮阳县志》记载他心系百姓，“政不辞劳”，无论发洪灾，还是闹蝗灾，都亲自率众救援，扎根民众。因而，诗中关于太昊陵祭祀盛况当属作者亲见，此记录也真实反映当时民间祭祀之盛。

综上，太昊陵作为皇家祭祀活动，肇始于宋，发展于明，兴盛于清。且于此过程中，其建筑规模也随着统治者对祭祀活动重视而逐渐扩大，官方主持祭祀活动日盛的同时，民间祭祀也逐渐兴起，以至出现“年年二月喧人海”之况。

三、陵庙祭祀与担经挑关系

“祭祀是一种宗教信仰仪式，是人借助特定的活动方式表达对神灵的崇拜之情，并祈求得到神灵保佑以达成自身愿望的行为。”［9]中国古人很早就认为“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中国传统祭祀大致分为三类，祭天神，祭地祗，祭人鬼”［10]，伏羲庙祭祀属天神祭祀，在当地人心中，伏羲氏早已“神格化”。人们通过庙会期间汇聚于此，以不同形式表达对人祖崇敬。既有传统以烧香祭祀人祖的方式，也有淮阳本地独有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表演巫舞“担经挑”纪念人祖。

“担经挑”又叫“担花篮”或“履迹舞”，它是流行于淮阳太昊陵庙会的一种原始祭祀舞蹈。每逢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祭祀人祖期间，“上了年纪的女香客，用软溜溜的竹扁担挑着花篮来到太昊陵，老斋公肩挑着花篮随着竹板的打击节奏变换队形载歌载舞”［11]11。对于这一歌舞，学界已有多篇论文论述。杨春祥在《豫东太昊陵祭祖巫舞“担经挑”的文化研究》总结为：（1）神话传说；（2）“龙花会”说；（3）巫源说。在总结前人观点基础上，杨作认为担经挑是以上三种源流的“复合和叠加”［11]13。笔者以为这种特殊巫舞表演与陈地习俗、伏羲女娲信仰、生殖崇拜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陈地习俗

淮阳古称宛丘，亦因西周至春秋末为陈国国都，第一任国君即为陈胡公，至今陈胡公仍存于此，而淮阳祭祀之俗即与陈胡公有莫大关系。

伏羲氏于宛丘建立的丰功伟绩在淮阳人心目中世代口耳相传，妇孺皆知。其中之一功绩即是：“命芒主九庖修祀事而和神明，祀典之设自来矣。”［2]332人祖伏羲设立专门管理祭祀之官，并且这种祭祀传统在后世得以延续。西周时期，“胡公大姬时，陈俗好巫觋乐歌舞”［2]332。诗经《陈风·宛丘》似乎正印证了此说，《陈风·宛丘》有云：“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12]诗中详细记述了宛丘之地百姓手舞足蹈以祭祀的壮观场面。清代人魏源在其《诗古微》中载：“郑樵谓夫子删《诗》，而得诗而得声者三百余篇，其得诗不得声者则置之逸诗，凡存者也可以祭祀燕享。”［13]在此处作者引用郑樵之语指出了《诗经》三百余篇皆可用作祭祀燕享的功能。以上种种记载均表明，淮阳历来有祭祀之俗，这为以后伏羲陵祭祀习俗得以发展打下基础，亦为“担经挑”舞的存在提供了前提。

（二）伏羲女娲信仰

淮阳太昊陵庙会中的人们对伏羲女娲的祭祀，可以说是伏羲女娲信仰的直接表现。前文已述，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庙会期间，淮阳及其周边县城的百姓会自发来此朝拜人祖，并表演“担经挑”舞，据笔者考察得知，淮阳县20余个乡镇中，14个乡镇皆有舞者。其舞蹈有三种类型：第一为“剪子股”，是指一人打经板，另外三人走成“十”字形穿插而过，此时腰间所系黑带或彩带相互交合，有学者认为此“象征伏羲、女娲的交尾状”［14]。第二为“铁锁链”，表演时舞者三人走成“8”字队形，似拧麻花状。第三为“履迹步”，伏羲女娲扮演者，跟随第三人前行，寓意在其指引下完成交合。以上即为“担经挑”三种舞姿形式。亦有学者指出“当歌舞表演者碎步走到中间时一定要两两相背而过，身后飘逸的黑纱相互缠绕，其后又各自散落，以此象征伏羲女娲媾精‘交合'之意”［15]。由此可知，三种舞姿均含有伏羲女娲“交合”之意，且这种舞姿恰与当前出现的部分伏羲女娲砖雕、布帛上的造型暗合。新疆吐鲁番曾出土伏羲、女娲绢、麻布画，赵华先生对其形象有过描述：“人首蛇身，上身相拥，蛇尾相绕。”［16]江苏徐州铜山出土的汉画像伏羲女娲石图案上，二人亦为人首蛇身，且形象与吐鲁番所见几乎无异。因而，这些出土文物上伏羲女娲“蛇尾相接”状也恰与“担经挑”过程中舞者腰间黑纱相缠绕动作一致，亦能由此可知，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伏羲女娲信仰之广泛。是以，陵庙所祀之神为伏羲，“担经挑”又是为祭祀伏羲所舞，因而舞者“拟态以象神”。故，就其舞蹈形式而言，人们对伏羲女娲信仰崇拜，使得这一原始巫舞吸纳他们“交尾”之态，为“担经挑”创造三种与众不同的舞姿。

（三）生殖崇拜信仰

上文已对“担经挑”舞蹈的表演形式做了概述，在其表演过程中可发现，延续至今的舞蹈无论其演唱内容如何变化，但其舞姿却基本表现为以上三种形式，据笔者实地考察采访“担经挑”舞者发现，此舞在清末即为此三种形式，世代相传，且其舞姿往往有象征男女“交合”之意。故而可知，此舞姿隐含着浓烈的生殖崇拜观念。生殖崇拜为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就是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期间，由各地的人们于陵庙前表演“担经挑”舞。笔者以为这种信仰的产生与远古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生存环境的恶劣有极大关系。在古代，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无能为力，他们开始敬畏自然，并逐渐认识到了生命的有限，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可通过“生”的方式，重获新生，加之，出于对男性劳动力的需要，他们往往会产生生殖崇拜的信仰。“出于对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的严重关切，原始人类中开始出现了生殖崇拜。”［17]且这种生殖崇拜信仰逐渐成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表演这种原始舞蹈在向太昊陵中所祀之神表达缅怀之意的同时，也渴望通过在舞姿中获得生殖繁衍的能力。因为在人们看来，“伏羲和女娲繁衍人类，孕育了华夏子孙，拥有强大的生殖力”［18]。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金枝》中解释巫术原理时提到“相似律”，并认为“基于相似律的法术叫作‘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19]。简言之，顺势巫术即是指通过模拟相似的物或动作能起到作用。在“担经挑”中的表现即指人们通过舞姿获得强大的生殖能力，满足生子愿望。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厘清太昊陵祭祀历史延革认为，陵庙祭祀沿着官方与民间祭祀两条线路发展，相对于民间，官方主持祭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统治地位。正是由于官方重视并主持，太昊陵内部设施逐渐完善，其规模才得以保存至今。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共同成就了“担经挑”舞。这种舞蹈于淮阳产生并非偶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同时，隐含在这种舞蹈中的生殖崇拜信仰并未随着时代变迁而消逝，而是一直在这一舞蹈、舞姿中彰显着自己独特的生命力。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已无法得知古代太昊陵庙前民间祭祀过程中“担经挑”舞演出的景象，但从世代相传保存至今的“担经挑”舞的表演来看，亦可得知古代歌舞表演时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