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良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50)

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在一定经济、社会文化、民情风俗、家庭影响下而形成的生活习惯、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的总和。生活方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生活方式指的是个人及其家庭有着规律性的日常活动，包括衣、食、住、行以及闲暇时间的利用等等。广义上，生活方式则是指人们一切生活活动的典型方式和特征的总和，包括饮食起居、邻里交往、精神生活等的活动方式。通常而言，人们的生活方式总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密切关联、相互影响。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持续影响，打破了中国农业文明数千年的稳定态，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曾经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近4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在国民收入普遍提高、人口大迁徙、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及新技术新观念广泛运用和接受的背景下，新的生活方式加速登场、现代文明形态加速构形，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社会变化之一。在新旧生活方式的更替演绎中，缺失与进步同样触目惊心。本文聚焦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急剧变迁中所出现的文化“断裂”现象，分析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这一文化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探讨传统文化资源经由空间规划、行为规范、群体活动等形式融入当代生活方式建构的可行途径。

一、生活方式现代化带来的文化“断裂”

理解近4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可以从不同角度和领域去展开，比如作为生产方式的工业化革命，又如作为资源配置工具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实行，毋庸置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同样是其中至为重要的层面，其与人的现代化有着更为全面和直接的关联。

(一)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转型景观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的一对概念，在二者关系中，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生产方式决定着生活方式，但生活方式反过来也对生产方式有着重要的反作用。进入20世纪，西方哲学研究出现了向生活世界回归的重要转向，如：胡塞尔的“日常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的世界”等等，与此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也集体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他们把过去人们一直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纳入了哲学研究的视野，聚焦于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构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传统认知。

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维度的协同推进的系统，它们一方面按照各自的逻辑演进，同时又在整体上相互影响和牵制。虽然从实际的情形看，经济的现代化往往带有领先一步的特征，但从长时段来说，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与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带动下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必须在总体上保持协同演进，否则，经济的现代化也终将难以为继。评价现代化进程的成效，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指标都是必要的，但其综合性的评估，最根本的还在人的发展的维度上，也就是说，须落实到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指数上来。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城市化的加速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迁移。据统计，2019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1]城镇化和人口大迁移，从根本上瓦解了过去因城乡二分而形成的传统生活方式。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化进程“S型曲线”理论，在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城市的吸引力与农村城市化的推力都在加大，城市化会以较快的速度加速发展。就目前阶段而言，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

反观40多年来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迁，其体现的正是一个与传统农业文明形态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不断被打破，新的与现代工业文明形态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不断出现并被接受的过程。总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聚居形态的转型。城镇社区的“陌生人”聚居形态逐步取代传统的以血缘、泛血缘关系为特征的“熟人”聚居形态。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人口大迁移，正在根本上改变过去农业文明时代的熟人社会形态，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走到一起，成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过去依赖血缘、泛血缘关系作为纽带而运转的熟人社会封闭型“城堡”在很大程度上被瓦解，开放型的“陌生人”社会由此蕴藉多样的建构可能。

第二，交往方式的转型。随着开放型“陌生人”社会的不断生长，人们从过去相对封闭的交往限制中走出来，形成更加多元、自由、平等的交往形式。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社会交往益发便捷、快速、高效，呈现出诸多全新的特征：网络交往突破或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处于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交流，从而使人们的交往呈现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开放性、平等性；经由网络空间，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寻找到有着共同话题、兴趣爱好的交往对象，人们的交往因而呈现出以趣缘为基础的针对性强、选择性大、对象集中的特征。

第三，消费方式的转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拥有物质财富的水平普遍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过去吃饱穿暖的消费模式，而是日益转向追求消费的质量，消费偏好的层次和选择范围都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一方面，闲暇时间增加，闲暇生活的内容日益丰富多彩。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看电视、听广播、看演出等方式外，人们的闲暇消费形式日益丰富：社交活动、体育活动、旅游、基于网络的学习进修、电子报刊书籍的阅读等休闲形式也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的选择。另一方面，大量新型富裕群体的出现，奢侈品消费、炫耀式消费等消费模式也开始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成为生活方式现代化转型的负面形态。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今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肆虐的环境下，人们的购买、消费方式也在发生巨大变化：过去主要发生在物理空间的购买和消费形式，逐渐被网络购物和消费形式所取代。

(二)现代化急速跃进的文化“断裂”

与经济现代化齐头并进的生活方式现代化，正在全方位地提升中国社会的整体质量，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所缺乏的主体意志、权利意识、契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观念等逐步“显山露水”。多年来，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创造着独特的、与众不同生活方式的结构性社会过程，使得曾经因高度意识形态化而变得整齐划一的日常生活，重新回归世俗化和多样化。但是，经济现代化的急速推进，也使得许多本该以“慢工细活”培育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财政投入等，都在高速推进过程中以蜻蜓点水的方式留下历史欠账，典型的如公共文化服务的城乡差距、文化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公里”等问题。最为根本的则当属基于个体精神启蒙不足和社会发育不良背景下的价值迷失，日常生活的物欲化与伦理精神及超越性精神的无效性，成为当下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颓废景观：一方面，社会群体大面积追求物欲化的生存，生命价值被以物欲满足的程度来度量；另一方面，作为“审美现代性”的文化反思、文化批评缺位，思想启蒙、道德教育以及制度约束则被弱化。

具体而言，现代生活方式建构至少面临以下三个层面的价值缺失：一是公共道德层面。现代化生活方式需要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公共道德精神的支撑，如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公共卫生意识、环保意识等。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须承担自身应尽的公共责任。这种责任担当内化于心，最终成为个体公共道德素养和能力。但在文明转型的当下中国，个体之于公共生活的责任担当和自觉践行相对缺失，公共道德重建面临严峻挑战。二是个体道德层面。在社会群体趋于物欲化生存的背景下，享乐主义盛行，私欲满足被置于共同利益之上，依靠口碑和口诛来钳制人心的传统他律性耻感文化弱化，个人道德自律也被视作不合时宜，欲望失去了制动阀门。自律精神的丧失与良知的缺位使社会整体上陷于一定的精神虚无和心理焦虑。三是超越性精神层面。在日益物欲化的社会氛围中，超越性精神信仰趋于萎缩，及时行乐、享受当下俨然成为时代共识。

经济现代化急速跃进，而本应与之协同推进的价值建构却停滞不前、乃至支离破碎，使得作为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民族精神和理想信仰，以及维系社会身份认同和价值凝聚的文化传统一再被从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和弃置，文化传承在其延续的链条上发生了“断裂”，人们处于“新的没有建立起来，旧的已经回不去了”的尴尬境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次思想文化论争，如从90年代初期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争，90年代中期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文化的论争、关于市民社会的论争、关于国学热的论争等，都无非是这一精神境况的现实回应。

为此，必须从战略上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对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如何建设现代化生活方式予以通盘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启动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文化现代化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系统化审视和战略重构。习近平在历次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中，“中国精神”“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23等表述被赋予了极富前瞻性、现实针对性的时代内涵，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坐标和路径指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学习借鉴现代化先行国家的经验做法非常重要，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自身的适应性的问题，即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必然受到基于自身历史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及现实境况的影响，从而使得任何出于现代化的考量都涂抹上了浓重的中国底色。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建构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如何结合自身传统和历史经验进行定位和分析，是当下中国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建构需要重视的问题。

二、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

现代化作为一个连续性的变迁过程，实质上是在物质进步的条件下，现有的制度和观念为适应新的社会变化需要而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特定的生活方式建构要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有二：一是适应现代化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需要，为现代化生产方式提供文化支撑，这是要解决特定区域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文化识别和创新动力问题；二是在新的生产关系语境下，培育文化认同，重构(或升级)文化共同体，这是要解决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归依，以及外来人们在文化接触过程中的文化吸引问题。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基于中华民族自身历史的文化传承，是一个重要维度，总括来说，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方式，其重要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传统文化为现代生活方式建构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

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人生活方式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支持。在文化演进的链条上，人们基于其所生活时代的文化创造，并经由代代相承而累加和积淀，使得文化成为一个不断增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文化不断在旧的传统上生长出来，成为新的传统的一部分。经由一代代先人的创造性活动而形成的遗址遗迹、名城古木、民情风俗，传统工艺、地方特产、民间艺术等，以及蕴含在各式文化遗产、民情风俗中的文化精神，都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建构的资源基础。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文化资本不断累积的过程，为新的文化创造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资源支撑。站在前人生活的基础上，当代人可以基于当代生活的需要，创造性地活化传统文化，使得当代人的生活在物理空间上呈现文化一贯性的同时，也在精神上与自身历史相通。

(二)传统文化为当代人凝聚身份认同提供基础性的要素支持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孕育了一方独特的风土人情与文化景观，形成了一个地方的精神特质和共同心理积淀。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也面临一个“去地域化”的趋势，文化得以跨越其传统固定的特定场所的方式，广泛的文化移植越来越成为可能。[3]151-152如此一来，基于本土的文化传统延续就面临危机，文化身份确认也成为问题。为此，如何激活本土文化，使人们身份认同重回历史记忆的维度，就成为其中重要的议题。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将“情感结构”[4]139-143作为理解文化概念的核心关键词，并由此将对“文化”的理解归纳为四个层面：一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其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二是指整个社会智性发展的普遍状态；三是指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四是指一种由物质、智性与精神等各个层面组成的整体生活方式。[5]4雷蒙·威廉斯的界定，阐明了文化及其传统在生活方式建构中的意义，即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只是生活方式的物化基础，文化的意义则在经由“情感结构”的实践意识，在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中建构出有着历史独特性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宿感。比如，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并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心理结构。在基于当代需要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把握传统文化中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概念的时代价值，从而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6]在生活方式建构的过程中，正是这种体现着一代代先人共有“情感结构”的文化传承，使特定民族国家或地域的人们以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精神基因而获得身份认同，并进而成为凝聚社会共识和行动合力的坚固基石。

(三)传统文化为现代生活方式建构提供精神动力支持

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人生活方式的建构提供了稳定而可持续的精神动力。哈耶克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与文化变迁是不可分离的，文化内在地影响着制度变迁，进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结果。又如发展经济学家熊彼特、刘易斯等，他们都十分重视创新精神与积极价值观念之于经济增长的根本性作用。事实上，自马克斯·韦伯以来，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问题就成为社会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以马克斯·韦伯来说，他在全面考察了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之后，就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社会得到发展，除了其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提到的物质因素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在起作用，即“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中国传统非常注重个体在品德修养上的自我提升和完善，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文化精神，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美德、“精忠报国”“救死扶伤”的责任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守望相助”“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友爱精神、“业精于勤荒于嬉”“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等。当代人基于现代生活方式建构的需要，将中国传统的精神特质和优秀基因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通过言传身教、活动参与、文艺作品等形式，为现代生活方式建构提供价值评判和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支持，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四)传统文化为现代生活方式建构提供“文化识别”与“文化吸引”

美国著名城市文化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如此论述城市个性：“城市的含义，是一个个具有个性的城市个体——它像是一本形象指南，对你讲述其所在地区的现实生活和历史记录；城市又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人类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富有个性的具体城市构成的。”[7]5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区域及其城市间的竞争，可以说，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既是全球化的最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化的中流砥柱。反过来说，如此之多的城市区域加入到全球化的竞争之中，使得全球化的竞争也更多地落实到城市区域间竞争的层面上来。如何使区域城市在全球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实现资源集聚的“帕累托效应”？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方式的建构，使区域及其城市形象得以彰显其与众不同的特质，并由此而呈现与众不同的形象表征和文化魅力，是区域竞争胜出的重要“法宝”。在此，独特的文化传统成为民族国家和地域识别的核心因素，在代际传承的链条上，独特的文化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内在地规定着人们精神和思想的创造；文化景观，文化制度，文化规则，以及潜藏于他们内心的心理、精神和思想，都以生动的生命故事沉淀为特定民族国家及区域丰富而独特的精神密码，成为一个地方区别于他者的文化标签。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作为构建民族国家及地域形象过程中的独特资源，在提升城市美誉度，吸引人才、资本及旅游，增强城市影响力等方面，居功至伟。传统文化融入人们日常生活，通过赋能日常生活环境和人们的日常行为，并经由多元传播途径为外来人们所接触、认知、接纳，其所呈现的独特文化魅力，最终由好感、好奇而促成进一步的行为：旅游、投资、甚至常住下来变身为其中的一员，充溢着独特个性的文化吸引由此成为现实。

三、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方式的价值指向及其路径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还将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城市化本身也将面临如何进一步优化升级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建构，也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影响，深入了解和研究传统文化融入生活方式建构的价值指向及其实践路径，实属必要。

(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方式的价值指向

现代化需要人们整合和扬弃传统文化，通过发现、利用、改造、创新传统来为当代服务，生活方式的建构正是其中的重要维度。但“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订、重新制订和更改传统。传统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那些获得并且继承了传统的人，希望创造出更真实、更完善，或更便利的东西。”[8]19确乎如此，传统作为一种物化的或者是精神性的存在，其本身却并没有依靠自身力量而发展变化的能力，它需要当代人通过特定的方式阐释、传播而得到“复活”。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作为存量的传统都需要在被“发现”后进入当代化的序列中，只有那些跟当代精神相通、于当代文化的“现代生长”有着正相关性的优秀文化，才有可能进入现代生活方式建构的“资源库”。

因此，对传统文化的“发现”与整合，需要建立一套与当代价值相适应的判断标准。这需要我们回到生活方式建构的现实语境中来，审视当下，对生活方式的“实然”与“应然”作出总体性的评估。具体而言，首先是宏观层面上的辨析，讨论并廓清生活方式建构在中国当代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价值取向，还原人的生存质量和人的发展作为最终价值关怀的本质。其次，以现代化各个维度的协同推进为目标，通过优质生活方式的建构，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培育具有理性精神、反思能力和行动能力且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质的现代个体和社会组织，形成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创造性合力。最后，从“文化识别”和“文化吸引”的视角，以文化自觉来梳理、整合自身文化资源，组织卓有成效的文化传播，彰显自身的文化凝聚力、文化个性和文化亲和力。

(二)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方式的路径

面对汗牛充栋的传统文化资源，当代人该如何去发现、挖掘它们的当代价值？传统文化应当以什么样的形式融入当代生活方式，成为当代生活的积极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此有过明确的路径指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2]23传统文化作为过往时代曾经鲜活的存在，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褪去了生命的活力，在尘封的历史档案里等待着当代的“发现”。但对于旨在建构当下生活的当代人而言，他们的“发现”根本上就是一种选择。因此，面对海量的、菁芜并存的传统文化资源，首先要做的就是拣选出优秀的、能够代表民族精神且具有当代化价值的内容，使其进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环节。当然，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综合起来看，无非都要遵循以下基本路径：

第一，文化资源的发掘与梳理。从存量来说，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是既定的，只不过这些存量文化以不同的形式被储存，它需要人们不计劳苦地去发掘、整理，如典籍整理、考古、田野调查等。这是传统“发现”和阐释的基础所在，是第一层面的工作。因此，任何民族国家及区域，都应当高度重视和支持这一项基础研究的工作，应当拥有相当数量的、可持续的、基于本民族历史文献发掘整理和研究的专业人员机构及群体，它不仅仅是考古所、地方志办公室等官办的机构，还应大力鼓励社会力量的介入，如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博物馆、民办地方文史研究院所等。

第二，文化资源转化的策划与整合。在文化梳理的基础上，以现代性的价值观照，将生活方式建构所涵盖的传统文化资源纳入文化整合的视野，通过着眼于有效传播的高水平策划，进而生产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为生活方式建构提供所需之用，这是第二层面的重要工作。当然，这种将传统文化资源予以整合的工作，不是闭门造车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经过专门训练、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文艺工作者以专业化手段，结合时代发展的实际需要，基于人们阅读喜好而进行文化资源的甄选、创造性转化，讲好传统文化故事。

一般来说，在传统文化融入生活方式的建构过程中，优质的文化产品除了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阅读兴趣和欣赏偏好外，通常还体现出明显的文化识别特征。以区域城市建设关联的生活方式建构为例。任何一种文明，由于其人文地理及历史延续的原因，总是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文化的个性化特征，为区域城市的生活方式建构提供了重要的识别功能。按照形象识别系统的理论，我们不妨将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的文化识别界定为视觉识别、行为识别和理念(文化精神)识别等不同层面。就城市建设而言，其由城市建筑、城市交通、城市绿化、城市公园、城市地平线、城市广场、城市雕塑等组成的城市环境景观(静态文化景观)，都是城市视觉识别系统的构成要素；而由城市居民生活、工作与交往中言行举止、风俗习惯等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则是城市行为识别的部分；视觉识别和行为识别作为城市居民和城市文化思想理念的外化，其源头则来自处于核心层次的文化精神、价值系统。因此，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并实施的，是处于表层的视觉系统建构，但根本来说，视觉系统的建构，又是建立在对行为系统和理念系统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过程，生活方式建构中严重缺失的部分，恰恰是这种对多层次识别系统的整体把握。人们所诟病的“千城一面”，以及后来城市建设中地标性建筑庸俗化乃至恶俗化倾向(如一味追求高度、怪异性)，正是这一缺失所带来的时代遗憾。不过，可喜的是，近年来各地基于地域特色的风情小镇规划，以及城市建设对本土特色和文脉延续的重视，都正在逐步成为共识和行动自觉。

第三，新理念新习惯的传播与培育。如果说作为物化的文化景观可以通过速成的方式来达成，那么在生活方式的建构过程中，作为行为习惯的文化以及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则需要长时间潜移默化地培育和养成。传统文化“活化”在当代日常生活中，除了上述在人们居住和工作环境中考虑视觉识别和环境同化的需要，还应在传播的层面考虑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信息的到达有效性，并通过相关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教育的推广与落实，使之内化于心，成为群体自觉的言行举止、行为习惯。要达到这一程度，短期的突击式培训往往收效甚微，长期的、润物细无声式的培育、涵化才是切实可行的方式。具体形式上，除了以往常规的如学校教育、大众媒体传播、社区传播、组织(包括社会组织)传播等形式外，更要注重传播渠道的多样性和有效性的发掘，通过“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创意、传统文化+科技、传统文化+经济、传统文化+旅游等)方式，以新颖而有趣味的途径，达至现代生活方式建构的目标。

四、结语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不可规划的，文化应当让其自由生长，因此，任何对文化生长的干预都是要不得的。这无疑是有道理的。然而，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在当代多元文化交融竞争的时代，我们共同的文化不再是往昔那种基于社会大一统的单一化形态，但涵养现代生活方式的优质文化也并非是放任自流就可以自动达成的。在此，不妨引用雷蒙·威廉斯的观点：任何对文化的建构行为，以及对文化共同体的规划，都必须以“文化作为生命有机体”这一预设的前提为基础。他指出，对文化的全面理解，实际上来自于一个隐喻——对自然生长的扶持。当然，对文化有机体生长“自然”过程的规划和调整，“最终强调的重点也必须放在这个既是比喻又是事实的生长问题上。”[5]347一种文化的生命和活力在于它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因此，以开放心态包容多元优秀文化应当是我们的基本态度；与此同时，在全球竞争合作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实施生活方式建构的“系统工程”。当代中国，现代生活方式的建构必须确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在不断深入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予以当代化的同时，传播、吸纳多元优秀文化，并根据现实需要而不断地对发展策略和实施规划予以及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