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霞，杨 健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2019年1月21日，在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要有忧患意识，能够防范于未然，还要有化解风险的能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最大的一次“黑天鹅”事件，其严重程度仅次于中美贸易战、甚至较之更为严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着重于防范化解国内的重大政治、经济风险等事件。自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我们要把对风险的防范着重放在可以预见的国际和无法预知的“黑箱”层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高风险阶段，我们必须加强整体性的宏观视野，始终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坚定“四个自信”，强化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的风险意识，提高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的能力。

一、风险是社会现代化的常态

德国著名社会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名著《世界风险社会》中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1]24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在于贝克所说的“我们的现代文明中的人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社会成为自身的问题、文明的自我危害成为全球性议题、政治边界被逐渐去除。以社会发展为例，单一的社会处理能力无法应对全球性危机的出现，必须借助于全球性公共领域的生成。例如，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污染事件，导致至少4千人死亡，其使得全球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关注原子能开发利用的限度，并促进了全球公共安全观念的形成。以自然这一要素为例，我们所理解的自然就是人类所居住的环境，有高山、湖泊、河流、动植物，还有土地供人类种植。但是贝克提出，我们今天视为当然的“自然”的文化模型还是这些么？无论何种自然，都还是自然科学的自然吗？显然不是。在他看来，“自然本身并非自然：它是一个概念、一项标准、一种记忆、一个乌托邦、一项供选择的计划。”[1]27伴随着人类现代化的自然征服，自然的本来面目早已经荡然无存，各国兴起的生态运动不过是对自然危机和社会的全球性矛盾作出的自然反应。

自然和生态危机不仅导致人类社会本身开始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从反面证明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都伴随着自我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带来的结果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危险，由此，一种世界主义社会的联盟可能会出现——应对全球风险。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若干次瘟疫，包括生发于非洲的艾滋病毒、2003年的“非典”、流行于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都不仅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风险和灾害。为了应对这些灾害，全球政治国家必须联合起来，所以，在全球性的风险面前，政治的边界并不必然存在。

面对自然界病毒对人类生命和社会的反噬，人类究竟应该如何与自然交往？马克思主义早已给我们发出了警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2]386。人类经常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却总忘记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那么，到底什么是风险？如何来研判和控制风险？能否控制风险？贝克认为，“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一种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1]4换句话说，风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它意味着人们对现代问题认知的新观念，它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可计划性与可控制性。不可计算、不可控制、不相干性、人为的不确定性是风险最大的特征。因此，现代化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风险是一种常态。如果说在传统工业社会中是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那么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则颠倒了过来，今天“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性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1]7。

今天，全球性的国家都已经基本进入风险社会。工业现代化解决了人类主体阶级划分的不同、消费需求的不足、征服自然的欲望，后工业社会则是在面对各种新的未知状态及在生产力得到满足之后产生的新的匮乏状态。自然的报复、社会的反弹、人类个性的释放、智能技术的虚幻、价值序列的颠倒、逆全球化等现象都在预示着后工业社会的新的风险特质。

那么，能否控制风险呢？贝克提出，“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风险的界定本身就不存在客观的标准，“总是存在各种现代性主体和受影响的群体的竞争和冲突的要求、利益和观点，他们共同被推动，以原因和结果、策动者和受害者的方式去界定风险。”[1]28这一断言其实宣告了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进入后现代社会状态的风险社会，科学对理性的垄断已然终结。因此，贝克希望重新建立关于社会和自然的科学、政治、社会等一系列传统的认知与民主决策方式，建构一种世界主义社会主义学，但直至2015年病逝，他也一直未能提出具体方案和设计来。但是无论如何，风险社会的到来在今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确需要借鉴贝克提出的风险理论分析，拒绝和否定传统意义上对现代化的线性设计，反思现代化的所有历程、多元形式，以提供一种预测和控制，从而建构真正可供准备的风险认识图谱，最大限度地遏制风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风险研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在70多年的建设中，我们当然遇到过贝克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所提到的自然、科学、政治、社会等领域的风险。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和洪大用教授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时指出：“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爆发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3]显然，这种对中国“高风险社会”的判断正是基于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果所致，它完全符合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预判。

事实上，我们党早就意识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问题。1979年，在一次关于贯彻经济工作调整方针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了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4]201关于如何迈开改革开放的步子，他明确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5]267此后，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延续了邓小平同志对风险问题的认知，将对风险的判断不断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并从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抵御风险能力的举措。

改革开放的开始意味着中国发展风险的进一步提高，因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带动的中国社会主义实现了现代化发展方式的转换，在政治层面，延续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打破了僵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体制机制；在意识形态层面，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开启实现了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理性解放；打破了封闭保守的认知和发展方式，建立起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交流和融合关系。套用世界风险社会的判断，这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未完成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四个层面现代化目标的继续，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可见，在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问题“首先产生于经济改革的核心区域，例如私人企业、股市、保险业以及改制中的国企，然后随着市场化的脚步扩展到教育、医疗、住房、土地和就业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最后更通过食品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环境污染、生态灾害、粮食安全等全局性议题，逐步成为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6]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到的“发展起来以后”的烦恼。

但显然，相对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风险所造成的“不稳定性”，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地抑制与克服了改革开放的风险所带来的重大冲击，其原因在于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克服一切困难挑战的制度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党的建设等全领域、全方位大刀阔斧的改革，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办成了一系列大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建立起强大的制度保障。

不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重视和重新审视在新的历史方位将会遇到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不断实现，我们更要时刻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具体来说，在政治领域，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改革不要走向老路和邪路；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的制度，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诸种错误思潮、绝对不能放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在经济领域，要勇于面对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挑战，中国在经济新常态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改革绝对不能转向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科技领域，要坚持把科技创新的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不能受制于人；在社会领域，要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不能掉入“中等陷阱”；在外部环境领域，要勇于面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和欧盟对中国在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的挑衅，不要掉入西方国家设计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党的建设方面，要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化、持续性的过程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克服思想僵化、利益固化、腐败高发等风险。同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大流行，要继续防范疫情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衍生性风险。这些风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是在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如何以更为稳健和优良的制度来应对和治理风险挑战的进程。

三、强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建设和应对机制

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指出，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7]222-223在2020年4月和全国两会期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新冠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些为我们更好地应对风险、克服风险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全方位要求，我们一定要拥有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和视野，做好应对各种风险的认知和实际准备。

(一)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和坚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8]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经过2020年上半年的艰苦努力，实现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9]20相较于某些西方国家抗击疫情效率低下、组织不力、治理混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制度保障力。中国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使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那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历史的未来”的论调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总结出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这正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际比较中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对此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和巩固。当然，我们还需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反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足与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展望未来，我们要在制度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增强以制度来应对种种风险挑战的能力，继续坚持和巩固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本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继续坚持和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的基本制度；继续发展和完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中的重要制度。

(二)善于用辩证思维来分析事物发展进程

列宁曾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切事物都存在着这两个方面，而关于事物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的认识就构成了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70年就是一直在斗争和统一中不断向前迈进的发展过程。面对无论是社会领域还是自然领域的风险，我们都经历过不少的斗争考验，但在每一次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能最终取得胜利，并将斗争转化为促进发展的动力——即统一的一方面。正如2003年的非典促成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初步构建一样，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一定能够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中国公共卫生制度体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制度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优化，提供更深刻的经验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10]。十九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国家政府机构改革的方案及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度建设的决定等文件都是高度的辩证思维在制度建设中的最新实践。

(三)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风险意识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二次会议上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11]81这里所谈到的风险是全方位的、整体性的，是可预测但又无法完全预测和掌控的。

面对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风险意识的强化与准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头。在这个时候，任一领域风险的发生都有可能带来其他领域的风险，“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11]82。对于风险的研判需要我们具备整体性思维，全面把握风险的独特性、生产机制和传播过程。从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的结构来看，尽管风险的研判与规避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但我们更要力争把风险化解于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11]82。

(四)加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

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坚持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完善国民健康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8]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虽然在封城、封村、封社区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在公共卫生救助体系、基层群众的伦理救助等方面仍然暴露出相当多的不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指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仁爱之心，当好人民群众贴心人，及时解决群众所急所忧所思所盼；要有针对性地做好人文关怀，要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要求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设计中专门纳入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这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永远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主体力量。面对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增加，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满足人民的健康需求、完善人民的健康诉求，应该是现代化追求的本质方向。通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既在顶层设计方面完善人民健康的相关制度，也在微观生活层面强化人们的健康意识与自我管理。

(五)建立各领域风险研判与防控的预测平台、制度机制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有备才能无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面对国内外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要高度重视底线思维，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充分一些，把预案做得周密一些，积极寻求规避系统性风险、化解复杂矛盾、谋求创新发展的路径和方法。面对风险时代，我们最根本的认知就是其“不确定性”，即不知道和无法确定风险在哪里。在这种形势下，牢牢守住底线思维是处理各领域风险问题最根本的前提。我们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11]82。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发挥应急管理部门的功能，建立各部门联动机制，坚持底线思维的指导，统合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大数据共享和诊断，联结各方面人才，建立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的风险防范平台和机制。

可以预见，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也越来越复杂，我们面临的风险只会增长，绝对不会减少。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