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娜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5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前所未有，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1]395。走进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2]。“三期”叠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向纵深迈进时，面临着三大难题：如何使公众生态环保意识由浅层转向深层、如何提高企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如何连接我国本土源远流长的生态文化传统。绿色情商提供了一扇解答这“三大难题”、实际上也是解答新时代如何深化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变革的新视窗。它通过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带来多米诺骨牌式的联动效应，可以成为推动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阿基米德支点。

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三大难题”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主要是通过制度和法治等生态环境治理、管理的“硬招”“实招”来取得重大进展的，尤其是在生产领域。这些强制性的他律手段显示出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关涉生态环境的惩治性内容和规范性要求。从现实效果来看，制度和法治也是快速扭转生态环境劣势、迎来生态环境向好拐点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进入“三期”叠加之后，生态文明建设的难度增大，主要面临以下三大难题：

(一)如何使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浅层转向深层

2018年，“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修正案。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生态文明入宪，要求全国人民都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落实在行动上。这首先要求要强化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近些年来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已有明显提高，主要由三个因素促成：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给当地人的健康和生活等带来严重影响，引起了公众的抗议和警觉；二是人们通过教育渠道、传统媒体、各类数字化新媒体等，对生态环境问题有了多形式、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三是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但目前看来，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大多还停留在浅层，主要有两大因素：

第一，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已进入公众视野，且受关注度不断提高，但人们往往侧重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即生活环境问题)，反之则相对淡漠。这种关注点容易忽略地域之间、乃至整个生态环境内部的相互关联性，因而较难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影响的长期性、亟待解决的紧迫性。这种态度典型地体现在“邻避”(Not in my back yard)问题上。近些年来“邻避”问题持续升温，人们积极通过各种形式的维权来保障周边居住环境的安全；至于那些被群起而抵之的、或许会带来生态环境负影响的设施或企业，最后迁移到什么地方则不在关心范围之内。如此导致的结果往往是：那些确实存在严重生态环境隐患的设施或企业并没有因此而积极通过改良技术和升级设备等实现绿色化，多数只是地点迁移而已。但生态环境是一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网，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也许在一段时期内相对集中于某一地区，但随着空气、水、土壤等的作用和扩散，会逐渐形成生态环境全局性影响的蝴蝶效应。

第二，面对生态环境问题，人们往往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企业和政府，而自身的生态环境影响却成为盲点，遮蔽了自己应负的生态环境责任。一些看起来很环保的行为，如垃圾分类、双面打印、调高夏日空调温度等等，让人产生一种“已经为生态环境付出足够努力”的错觉，却没有意识到生态环境恶化，我们自身也难辞其咎。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才是久被忽略之处。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指出：“全世界人民的消费习惯已经让我们的生态环境明显入不敷出，其严重程度是史无前例的”[3]5，“我们集体制造出了这些有害物质，却始终无法将这些物质所产生的危害与我们自身联系起来”[3]33。从这个角度看，人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不消除这个重大盲点，人们仍会自欺欺人，成为“温水煮青蛙”故事里的主角——只要身边的生态环境不是突然恶劣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而是在缓慢地发生变化，就不会想到要及早跳出来，也不会想到要合力筹划长远的生存和发展战略。

(二)如何提高企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4]51。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力量——企业，如果继续依靠他律的方式来推动，效果有限、动力也不足。如何激发企业的自主性、敦促更多的企业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包括按照环保要求规范生产、排放等过程，以及生产技术、包装等方面的绿色转型升级等等)，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课题。但当前一些企业对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积极性不够高，主要有两方面因素：

第一，从表层上看，是因为企业的利润追求与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承担不够同步。在国家的角度，国家希望企业等生产经营者按照有关要求承担起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而在企业的角度，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们通常要求成本最低化和监管最少化，因而这样的社会责任是越少越好。当监管存在漏洞时，企业的利润追逐往往驱动其更关注产能、销量、客户群等业绩指数，而生产过程、产品(包括商业服务)本身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周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指标容易被排除在企业成本核算、分析的范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地方的企业数量越多、规模越大，生态环境就越趋恶化。当监管严格时，企业不得不考虑自身运营的生态环境影响，会从多个环节尽力避免触犯有关生态环境规定的红线，但这意味着其成本也会相应增加。当企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主动性不足时，很难避免偷排污水废气废弃物、环保数据造假或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等情况。

第二，从深层上看，是因为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承担情况和消费市场之间没有形成直接关联。企业的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承担状况如何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正面影响不大，因而企业缺乏足够的压力和动力。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启动生态文明建设以来，我国对企业的环保监管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即制度、法律法规等。但过去大多数企业往往意识不到严厉的法律、法规、制度等其实对自己更有利，未能充分感受到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主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不断进行绿色创新，可以在消费市场产生吸引力从而带来自身生存、发展、壮大的良性循环效应，因而只是被动接受监管，甚至为避免成本增加而设法逃减法律法规制度的约束。因此，要提高企业的环保积极性，需要在其利润与责任承担之间找到平衡点，激发企业的内驱动力。能够激发企业环保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是消费市场。消费市场和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有关。消费者消费选择之所以能对企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产生压力和动力，就在于消费者在形成深层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之后能够影响消费选择从而影响消费市场，形成强大的、敦促企业积极推进绿色生产的社会监督力量，能作为政府监管力量的重要补充。

(三)如何连接我国源远流长的生态文化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违法排污、违规建筑、乱砍乱伐、乱掘乱挖、乱捕滥杀等无视生态规律的行为还时有发生，究其深层原因是我们还缺乏深厚的生态文化。因此，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努力。”[5]48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他高度肯定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生态文化，提出当代要建立健全五个生态文明体系，其中之一即是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6]366

在生态文化上，我国有着丰厚的本土思想资源。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蕴含着古人深刻的生态智慧。钱穆先生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评价极高，“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7]“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包含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也包含着人际社会关系、物我关系、人己关系的合理态度”[8]18。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且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惯；但如何连接这个生态文化传统、发挥其当代影响，却是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核心难点在于古今之间存在巨大的时空隔阂。古代生态文化虽曾长期发挥其规范性效果，但它毕竟产生于农耕时代。彼时生产力水平较低，表现为低产出、慢生活，人与自然处于较为稳定的和谐状态。而经工业文明洗礼过的现时代，生产生活状况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为追求高增长、快节奏，在带来物质生活高度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及生态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生态环境面临的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今天重提古代生态文化，听似螳臂当车、空中楼阁，似乎仅能缅怀、难以适用。

解决问题的突破点在于适当调整增长速度及其相应的社会生活节奏。增长，对个体而言是个人财富的增长，对国家而言是经济实力的增长。增长不仅带来物质财富的累积，也带来社会心态的变化：“生活节奏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商业化程度的增大而加快……随着国家变得富裕，人们也变得越来越着急”[9]26。在物质财富逐步累积的过程中，社会上开始蔓延一种增长焦虑。个体、社会与国家三个层面交融的增长焦虑，容易助长一种不顾他人、不顾环境、不顾子孙后代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风气。这种增长冒进，开始主要是认识上的盲区，后来更多的是短视、局部利益优先的思维方式。增长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一般很难合上。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又平又挤又热》中在评价世界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时曾引述道：“没人能关掉经济增长的机器”“这可能会演变成政治自杀……因此，由于每个人都不想断送个人性命，那就变成所有人集体自杀了。”[10]59这是工业文明时代许多国家普遍面临的两难：为了追求和保持高增长，必须不断地生产；为了保持不断地生产，就必须不断地刺激消费，让市场消化高产能。“两难”的结果就使生态环境负担不断超限。

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一段时期盲目追求高增长，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以GDP为纲，“不消费即衰退”的经济学主张在国内也一度被热捧。这种高增长、高消费，一方面让我国经济建设在短期内突飞猛进、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但另一方面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鉴于GDP评价体系带来的负面影响，201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对GDP增速不再作硬性的量化要求；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不能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要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评定政绩的偏向。这样，盲目追求高增长的发展偏向逐步得到纠正，同时高污染、高排放的情形也通过严格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得以遏制。

在这个大背景下，以“慢生活”为主要表征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与作为当代生态文化话语之一、具有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的绿色情商就有了对话与融合的可能性。一方面，增长速度的调整，蕴含着发展观念、路向的调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放缓，有利于更加充分地完善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及配套法律、制度等层面的安排，为我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提供了现实保障。另一方面，这种适度放缓的发展导向会对社会心态产生连锁效应，逐步缓解增长焦虑心态，为社会上流行的外在物质追求的热度降温。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推动人们逐渐将关注点从物质层面转移到非物质层面。社会心态上的变化为连接崇尚非物质生存意义与生存境界的古代生态文化提供了内在可能性。

二、以绿色情商为支点破解“三大难题”

解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三大难题”，最根本的还是个体的观念变革。这种变革将充分激发个体内在的力量，使其成为系统解决“三大难题”的基石型力量。美国心理学家、“情商之父”丹尼尔·戈尔曼提出的绿色情商理论很有启发意义。“绿色情商”从一般情商所强调的通感能力延伸而来，指的是一种全面的、全新的感知能力，即“认识到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生态系统之间潜在的关系网以及二者之间难以察觉的互动的复杂性”[3]45，只有培养这种感知能力，“才能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行为及其对地球、人体健康和社会系统的潜在影响之间的内在联系”[3]45-46。它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能力，也是衡量人类生态智慧高低的指标。如果立足我国本土的现实与传统，对绿色情商理论加以借鉴和发展，它可以成为系统解决“三大难题”、助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卓越成就的阿基米德点。

(一)绿色情商有助于个体生命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虽然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显著成就，但还应预见到：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步入中产阶级，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追求物质舒适富裕的生活，其中产生的巨大需求还会使我们的生态环境压力呈现几何级增长。因此，着眼于减少环境破坏、尽可能地治理和修护被破坏的环境的浅层的生态环境问题应对方案，已远远不够。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最强力量还是问题的制造者——人本身，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态度都深刻影响到已经严重退化的区域生态环境和全球生态环境的命运”[11]222。而绿色情商有助于促使个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从浅层走向深层，即形成生命共同体意识，使个体从生态环境问题的旁观者、指责者转换为积极行动者、参与者，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变革、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改善。

第一，绿色情商强调人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卡普拉在《生命之网》一书中写道，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由网络组成的，地球的生态系统正是由所有的生命形式长期共同生活、进化而形成的最大的生命网络。人与自然存在物都是这张复杂的生命之网上的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卡普拉的生命之网理论影响很广，而戈尔曼的绿色情商理论在应用层面走得更远。它强调个体要超越人类置身于自然界之外的思维方式，以生命之网为视角，培养对所有生命的同理心、对所有生命栖居其中的整个地球生态环境系统的同理心。换而言之，就是要求人们要确立和强化生命共同体意识，对人与自然之间、乃至对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整个生命共同体内部的复杂联系有更整体、更深入的认识，关注生命共同体的变化尤其是人类活动对其产生的影响，培养个体维护生命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心。这种生命共同体意识是建立在广泛吸纳多种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的，使绿色情商体现为关于“物品和自然如何运转的知识包括认识和理解各种人造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3]45，“能够让我们了解人类活动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并将这些知识加以运用，最终减少对环境的危害，就像以前那样在我们的家园中——也就是曾经完好无损的地球上——可持续地生活下去”[3]44-45。

第二，绿色情商强调要关注自身行为的生态影响，尤其是通过关注产品背后隐含的生态影响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认识到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就不能止步于表层的环保行为，更不能把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归责于他者，而是要考虑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习惯去权衡怎样做会更低碳环保。比如在购买商品时，大多数人都忽略了它的生态影响。每件产品从它的生产、流通、使用到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都留下了它自己的生态痕迹和生态影响。如果我们越是认真审视一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越是了解其产生的生态影响，就越有可能做出符合生态伦理准则的选择。戈尔曼认为，产品的影响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量：一是地圈影响(包括土壤、空气、水、气候等)，二是生物圈影响(包括人类、其他动物和植物)，三是社会圈(人类社会的关注点，例如工人的工作环境等)。[3]58这种考量推动人们去学习各种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关注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履行，并通过集体合作与信息交流、共享，掌握与生态影响有关的数据，从而决定自己或影响他人的消费选择。绿色情商强调对产品影响的关注意义非凡：一方面，它促使人们更加自觉主动地将自身消费或其他日常行为和它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联系起来，进而反思和调整现有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于周遭物品的影响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以此来引导自己的购物选择，那么我们就可以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进而波及整个工商业领域”[3]9。

(二)绿色情商通过绝对透明体系倒逼企业积极承担生态环境社会责任

如前所述，绿色情商影响人们的消费选择。当绿色情商广泛普及之后，人们会在消费选择过程寻求客观权威的产品信息支持，比较理想的模式是戈尔曼提出的“绝对透明体系”。所谓绝对透明体系，就是开拓获取产品一手资料的方法与渠道，并借助工业生态学(融合化学、物理学、工程学与生态学的前沿学科)、环境卫生学等学科的力量，把商品从生产到丢弃等一系列环节的诸多影响(包括碳足迹、资源环境成本、生态危害以及对生产工人的影响等)进行分析、量化并加以公开，使广大消费者都能轻而易举地获取这些以往难以获悉的信息，用来作为评估和购买商品的参考。绝对透明体系的形成，将影响生产和销售领域，形成市场压力，倒逼企业积极主动地承担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和积极进行绿色转型升级。

第一，绿色情商推动建立的绝对透明体系促使企业的利润追求与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趋于同步。由于绝对透明体系的形成，推动企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力量不再局限于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制性规约或鼓励性奖励，还包括绝对透明体系背后的消费者集体行动(选择或抵制)带来的市场压力。相对于政府的法令、制度、激励等方式，市场的调节见效更快，有时甚至“不必等到政府采取行动，市场自己就能解决问题”[3]238。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监督力量通过市场的信息传递，推动与参与企业深度“绿化”的过程。它有别于传统的监督方式，但更能激发企业承担相关社会责任及其绿色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绝对透明体系的建立和运作，将会重塑整个市场环境。绝对透明体系的建立不仅更加强化人们保护生态环境和自身健康免受工业、商业危害的集体意愿，而且“消费者的价值观与购物选择强有力的结合将会促成一个全新竞争市场的确立，各商家会在其中进行激烈的角逐”[3]9-10。这会激励企业为获得更大利润和发展空间而积极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并积极开展绿色创新和转型升级。当产品的生态影响直接与销量挂钩之后，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会促使企业意识到改善产品的生态影响可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促使企业为了利润而主动、乐意在原料、设计、技术、可循环、可降解等方面作出相应的改进。在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中，首先受益的就是那些重视创新，重视产品对环保、健康和人类的影响的企业；而那些反应滞后、生态效益低的企业则被逐步淘汰。这种新的竞争机制在市场角逐中产生的示范效应，将激发绿色经济的巨大潜力，就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引述的那样，“绿色经济将成为所有市场的主流，并将提供长期经济投资机会，因为它已经成为一切活动的基础”[10]166。

这样，绿色情商通过推动绝对透明体系的建立，将消费者作选择的影响力充分发挥出来，改变了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使企业的利润与企业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双赢的结果。绝对透明体系虽然是理论推演的理想图景，但它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因为绝对透明体系不仅可以在国家的监管、鼓励政策之外，形成新的推力，引导市场新的优胜劣汰，推动它们主动遵循生态规律来组织和开展生产活动，主动推进以技术绿色创新为主要方式的转型升级；而且也能连带地激励和促进清洁能源的创造、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其连锁效应是巨大的，不仅促进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升级，还将深化发展方式的绿色变革，最终汇聚为强大的力量推动整个国家的绿色创新发展，共同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能源革命的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而这正是世界现在和未来发展的新动态、大方向、大趋势。

(三)绿色情商可架起连接古今生态文化话语的桥梁

戈尔曼的绿色情商理论强调生命共同体意识、要求提高人对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敏感度，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生态文化传统中的整体思维模式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民胞物与”“天人一体”的胸怀等内容有较高契合度。它们一个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生态学)知识的基础上，一个建立在人文积淀的基础上。如果借鉴张载对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解，把绿色情商当作传统文化中的“心”来看，它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传统的连接，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宇宙生成论整体思维模式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民胞物与”和“天人一体”的胸怀以及对非物质生存意义的追求。

第一，宇宙生成论整体思维模式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关于天道生生的宇宙生成论，可追溯至《易经》。《易经·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12]167，《系辞上》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2]153。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思维模式。

首先，不论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是同根同源的，强调天人关系的一体性。例如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3]233，道分化为阴阳二气，再由它们相互作用而产生天下万物，它们的本源和共性是“道”，“道”把天、地、人等贯通为一个整体。

其次，天道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所要遵循的规律。《易经》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2]8也即要顺应自然规律。老子也指出，人要去除强加妄为、违反自然的行为，复归于道，“不知常，妄作凶”[13]134。因为自然生态系统失序失衡会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天地不和，不得竟吾年”[14]122。

最后，人类应维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13]301，即不违反自然，辅助万物的自然生长变化而不强行干预。相比于道家强调的顺应自然，儒家则认为既要遵循自然规律，也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势利导地改造和利用自然，但总体指向仍是维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第二，“民胞物与”和“天人一体”的胸怀。儒家以人性论为据，认为天道内在于人道，主张修人道体天道，也就是通过心性修养工夫开发出内在的德性来实现天道，达到天人合一。如孟子就提出，“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15]158，用反求诸己诚其心的方法来“尽心知性知天”，将天地之德与人的仁义精神联结起来，以实现天地与人一气贯通。

首先，“民胞物与”思想。北宋张载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16]29天地之心的生物之德，存在于每一事物之中。人心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从中体证天地之心，并通过仁爱待万物来实现天地之心。但人心有先天的局限性，它在被天地之气创生的过程中，既秉承了天地之心的善，也秉承了气质之性的恶，后者会导向物欲追逐。因而，人需要通过心性修养来改变气质之性，也即要通过“大其心”来超越个人私欲，返归天地德性，“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17]143-144。这样才能体证人与天地万物谐融一体，并仿效天地生生之仁的德性，产生人对生命、对万物的关爱之情。由此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命题。“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7]231人和万物都由天地之气所生，二者之间息息相通，因而人类之间是同胞关系，人与非人类的生物是伙伴关系，人应关爱他人、兼爱和善待非人类生物，这才是有德性的体现。

其次，“天人一体”思想。二程认为，天地的生生之理体现在人心中，就是仁。程颢认为，人心能体会到天地化育万物之理、体证天人一体，是因为人有痛痒感知，能觉知到自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人如果通过德性修养，去私欲之蔽，由“仁”的情感出发，合天地万物为一身，就会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爱护天地万物。由此他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18]17，“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18]64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天人一体思想。他认为仁能生发良知，人若能内净其心，与天地同体、与天地同流，打破物我之隔，就能实现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19]49。这样，心就不再是小我之心，而是容纳宇宙万物的大我之心。

总之，“民胞物与”“天人一体”的博大胸怀，不仅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系统或整体，而且主张通过个体的德性修养，洞悉宇宙创生过程，并效法天地德性，推己及人、推人及物、成己成物，将人待己的常理心、待人的同情心，扩展到非人类的生命，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它们不仅有浓厚的道德色彩，而且也是一种审美体验，通过体证天人一体，从中体验个体的情感与天地万物和谐相融的愉悦感，“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20]796“民胞物与”“天人一体”，突出了人对自然万物、自然环境的敏锐感受力，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不是有隔阂的，重视建立物我之间紧密的情感连接，认为人与自然一体相关。

第三，非物质生存意义的追求。儒家在修身上包含崇尚非物质生存意义的要求，投射在治国方略上也不乏崇本抑末、倡俭抑奢的主张。但相对而言，道家的理解更为集中、深刻和透彻。

老子认为，对物质的欲求要简朴节制，适可而止才可以保持长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13]241。庄子认为，生而为人如果为物所役，“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21]58。其实“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21]25，人的物质需求建立在满足自身健康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之上就可以了。而安身立命、追寻精神自由、找到人生终极意义，要远远比物质享受重要得多。这种追寻是在把握天人关系的前提下复归人的天性，与道为一。在他看来，天与人本来就是统一的，人应仿效天道自然无为的本性来对待他人和万物，强调不以人灭天，主张因任自然、返本归真。与道为一是庄子追求的理想境界。他强调人应通过心性修养的功夫，体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1]88的至高境界——我就是物、物就是我，又超越物我、超越时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21]366，实现天人合一、与道为一。这既是一种神妙、至高、至乐的审美体验，也带有超越自身局限、充分实现自我自由终极人生意义的意蕴。他用审美的方式、诗意的描绘，诠释了他对非物质生存意义的理解和对与道为一的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

三、绿色情商的培育与实践路径

绿色情商通过发掘更深层、更自觉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集诸力为合力，破解“三大难题”、助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使人们在现实的生态危机中看到了转机：从小处着眼、循序渐进，它会换来一个绿色的未来——这就是它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阿基米德点的意义所在。因而培育绿色情商、充分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助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在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迈上新台阶。

(一)在知识层面加强绿色情商的宣传教育

绿色情商的培育，首要的是面向公众的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工作要普及、到位。它至少要涵盖两个层面：

第一，是生态环境危机教育。如前所述，当前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人们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培育绿色情商，首先要由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困境现身说法。土壤、空气、水等的污染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资源枯竭、森林覆盖率降低、全球气候破坏、大量生物加速灭绝……这些严峻的生态环境现实与大自然的警告，其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因而“没有人的环境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的改变，就不可能根本解决环境问题”[22]2。所以通过对国内、乃至全球生态环境灾难的直观感受，人们会更加意识到维护生态环境健康和谐的紧迫性与责任感，更加意识到学习和提高绿色情商对人自身、对所居住的地球、对整个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学习和实践起来也将更加积极主动。

第二，是生态知识教育。让人们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在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只是绿色情商教育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我们应当怎样避免重蹈覆辙。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形不仅与以往生态意识不足、各种短期短视行为有关，也与生态知识贫瘠有关。绿色情商作为对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互动影响的一种全面的感知能力，它强调要尽可能了解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尤其是生态科学。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形成一种把握复杂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确立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帮助我们克服工业文明的机械论世界观，从而深入完整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11]224，能够帮助我们形成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审慎的价值观念。而当人们把这些知识、观念传播出去时，它们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掌握，也会逐渐积淀为集体智慧、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二)创造有利于绿色情商发挥对企业“绿化效应”的协作环境

如前所述，绿色情商促使企业从被动承担生态环境责任到主动承担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并从中获得持续绿色转型升级的动力，是通过市场的消费者作选择、倒逼企业为了生存和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而化被动为主动，深化企业自身的绿色变革。绿色情商充分发挥作用的理想形态是建立绝对透明体系，但绝对透明体系的建立与运作，还需要国家力量的指引和扶持，创造良好的协作环境，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对企业的“绿化”效应。

第一，是国家为绝对透明体系的建立与运转提供必要的帮助。绿色情商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带动力，源于绝对透明体系。绝对透明体系对企业而言是一个压力机制也是一个动力机制，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协助监督的机制。但绝对透明体系的建立并非易事：一方面，绝对透明体系所涉及的产品的关键信息、产品的生态影响，在生态透明时代来临之前，企业不一定希望公众知道；另一方面，产品生态影响的分析与量化主要仰仗于工业生态学等专门学科的支持。因此它需要国家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产品信息公开制度、协调相关专门学科的技术支持等等)，才能发挥绝对透明体系对推动企业“绿化”中的关键作用。现阶段如果离开国家的支持，类似绝对透明体系这样的信息渠道很难建立和长效运转。

第二，是要充分实现绿色情商对企业的联动效应，还需要国家精心设计和强化企业生态环境责任监管和引导的体系。与以往主要靠政府力量在监管企业承担生态环境责任中唱独角戏的方式相比，绿色情商的联动效应将会产生积极的辅助成效。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家层面更需要精心设计一套指引明确、惩罚有力的体系，来增强两者的合力。一方面，继续强化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国家生态环境意识在法律上、制度上的确认，它们是强有力的规制力量。近年来，我国推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系列决定中就明确强调要以制度和法律保护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税收激励和税收约束)及其他激励机制(如激励绿色高科技的研发等等)来进一步调动企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断进行绿色转型升级的积极性。简而言之，这个由国家推行的体系主要是让生态环境影响上的为善者诸事顺、不善者诸事阻。

(三)增加绿色情商的人文影响

当代继承和弘扬传统生态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是“把现代生态科学知识的教育融合进本民族的生态文化传统之中，使这个生态文化传统得到现代化”[11]232，反之亦然。以传统生态文化作为当代生态话语的绿色情商的人文思想支撑，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且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传统以富有东方哲理色彩的方式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主张，既有真、善、美，又有知、情、意，它使主要建立在现代生态学等自然科学认知基础上的绿色情商增加了人文厚度。培育和弘扬绿色情商应进一步发挥其价值理性的优势，增加其人文影响。

第一，在思想文化层面辅助人们形成生命共同体意识。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传统虽然来自生活经验的提炼、来自对自然节律的感悟，但积淀了古人深刻的生态智慧，蕴涵着朴素的生命共同体思想。这种奏响天人合一主旋律的整体思维模式，把天、人、自然万物一体关联，融合为一幅相互联系、动态平衡的宇宙图景，洞悉生命之网的共生奥秘，并点明人在生命共同体中的道德责任。它虽然缺乏现代科学的认识深度，但与绿色情商强调的生命之网、生命共同体意识、关注人自身的生态影响都有相通之处。它的思维特点与价值理性长处，也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心理，可以使人们更加立体地形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意识。

第二，重建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2019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中国方案——“五个追求”，其中之一是“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怀”[6]375。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是自然情怀的重要部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的“民胞物与”“天人一体”胸怀，以及其中蕴涵的与天地万物相和而乐的理想人格与生存境界，侧重从人伦德性、从人性情感流露出发，将道德关怀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世界，强调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结、人对自然环境的通感能力。这和绿色情商在现代生态学背景下强调的人对自然环境要有敏锐感知力异曲同工。恢复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更有助于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取向，使人们更加自觉地采取绿色的生活方式。

第三，引导非物质主义精神追求。物质的追求是有限度的，自然环境有其承载的局限；而非物质的追求没有限度，而且对于人自身生长而言、对社会发展而言，意义更重大。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在对物质主义的反思中觉知和解悟，返身向内探寻非物质的生存意义问题，由奔走于物质实境逐步转向重视精神虚境的提升，即物质从简、精神富足。这就大大拓展了戈尔曼绿色情商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非物质精神追求的倡导将极大地重塑个人的生存意义目标和社会的价值导向体系，而且也将带来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极大改变。“由于最大量地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不再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追求，人们就会从物质财富的奴隶和消费机器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开始利用更多的时间来过符合自己个性、天赋和爱好的真正有意义的生活。”[11]203这样，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维度的中国化绿色情商将焕发其巨大辐射能量，在更深层面巩固生活方式与发展方式的深绿变革，成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