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北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孙中山认为，人民长期处于做奴隶的状态，对民主制度和当家作主很陌生，必须用强迫的手段教他们练习做主人。依据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国民党积极推动了不同层面的社会变革运动。当时，中国人口80%以上是文盲，不识字很难识理，更不能负起国民的责任。国民党逐渐认识到，建国程序千头万绪，有轻重缓急之分，尤应以识字教育为“第一项工作”。正如蒋介石所言：民权主义是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四权的行使，一定要国民先能识字”。①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3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228页。上海作为全国社会运动的示范区，迅速成为国民识字教育运动的首善之地。

识字教育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城市劳工群体。劳工识字不仅是国家竞存的根基，也是提升国民素质、传播公民常识的必要环节。目前学界已经注意到国民识字运动与民众自治、公民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深层次关系，然而有关研究仍偏重于新中国扫盲运动，对民国时期识字运动所论不多。②相关研究有潘祥辉：《“送字下乡”——晚清及民国时期扫盲运动的传播社会学考察》，《浙江学刊》2017年第5期；徐秀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赵伟：《1931—1937年民国铁路职工识字教育述论》，《民国档案》2014年第3期；杨可：《劳工宿舍的另一种可能——作为现代文明教化空间的民国模范劳工宿舍》，《社会》2016年第2期；李忠：《近代中国劳工教育的历史变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5期；（美）魏裴德：《上海警察（1927—1937）》，章红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本文以上海识字教育运动中的劳工问题为中心，以期丰富我们对那个时期的认识。

一、识字教育的多重起因

劳工识字教育起源于英国，后流行于世界各先进国家，主要是“使劳工能读、能写、能算”。①陈振鹭编：《劳工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页。劳工教育在我国兴起后，主要作为一种公益性的救济运动，既可消除工与学的鸿沟，又破除劳心与劳力的传统分野，因此得到工商政学各界的共同参与。1931年秋，上海市当局曾组成劳工教育委员会，举办劳工学校16所，学生有1 600余名。在市政府的倡导下，上海市总工会、各区分会以及《申报》《新闻报》各大报馆等，先后自行创办了职工教育补习学校。②潘公展：《沪市工人教育之过去与现状》，《教育与民众》1934年第5卷第3、4期合刊，第594页。1934年1月12日，识字教育开始纳入政府施政规划。上海市社会局、教育局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规定：工厂、公司、商店应普遍筹设劳工学校，尽力向工人、职员提供免费教育。

1934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进入沪上，一切民众自愿识字读写被视为延伸国家训政的基础。如上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宣传组草拟的公约规定：“每日必思如何方能自觉觉人，自新新民，自救救国，自爱爱群。”③晨报社编辑部：《新生活专刊》，上海：晨报社营业部，1934年，第90页。然而，自觉自愿，过于随意，收效不大。为实现从底层“革新生活”的目标，上海在具体举措上一方面提出生活生产化目标，欲以“良好道德的国民共同努力生产”④刘维炽：《如何能使新生活运动成功》，《新生路月刊》1937年第1卷第4期，第21页。，另一方面又必须利用工作间隙“举办劳工补习教育”⑤朱元懋编：《新生活运动章则》（上册），南京：中正书局，1935年，第70页。。

1935年初，为建成“世界模范市”，上海市将其确定为社会建设年。这不仅与上海市当局的施政计划相一致，劳工识字教育也与蒋介石的政治意图相吻合。1935年2月1日，蒋介石致电各剿共区，应以普遍教育为民族复兴要务，至于实行识字教育问题，“若能使成人教儿童，识字者教不是识字者，知识高者教导知识低浅者，各以义务与互助精神，谋民智之提高，民德之增进”。如此种识字教育形成一定声势后，“更须以劳动与服务两项，为学校教育与民众教育之中心”，“务使一学生及国民，均能认识以劳动为本、以服务为天职……奋勉为健全之国民”。⑥高明芳编注：《1935年2月1日记事》，《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9（民国二十四年一月至二月）》，台北“国史馆”2007年印行，第 247—248页。2月18日，蒋又在南昌励志分社训话强调“劳动是做人与做事的基本”，“第一就是要以身作则，提倡劳动；第二就是要各尽所能，为社会、国家服务”。⑦黄埔出版社编：《总裁建国言论选辑》（下卷），黄埔出版社，1940年，第222—223页。只有养成现代劳动观念，才能成为现代国民。大家务必“注重社会（民众）的生存，增进公共道德，养成劳动的习惯，发扬服务的精神！”⑧黄埔出版社编：《总裁建国言论选辑》（下卷），第224—225页。在蒋看来，养成劳动习惯、倡导服务精神、组成“劳动服务团”，不失为推进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办法”。①黄埔出版社编：《总裁建国言论选辑》（下卷），第228页。

在此整体布局中，蒋介石将上海视为全新劳工运动的模范区。3月4日，中央意图转至上海，上海市长吴铁城即刻召集各相关党政部门，商讨中央所定民众教育问题。考虑到上海市财力拮据，拟“先举办识字教育，奠定民众教育的基础”②陶百川：《上海市识字教育计划纲要及进行概况》，《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8号（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第83页。。4月2日，中央、地方认识趋向一致后，出于统筹各部共进、事权统一目的，上海市政府正式成立识字教育委员会，专司其事，统一支配20万专项经费。在这个委员会里，吴铁城、吴醒亚、吴开先、潘公展、陶百川、蒋建白等13人担任委员，陶百川任总干事。该委员会下设办事处，分设总务、管理、调查3股。每股设主任干事1人，干事、书记若干人，由市政府、市党部各局职员调充之。此后，各区办事处共22个，内设主任1人，干事2人。③潘公展：《上海市识字教育委员会之缘起与组织》，《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8号（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第19—20页。

为确保新生活运动向各业劳工推广，1935年4月25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第169次常会决议，组成识字教育协进会，由市执行委员会理事5人组成，下设总务、党运、工运、商运、社运、农运、妇运7组，并选派各区督促专员，全权办理一切事务，必要时指导全市识字教育学校工作。④童行白：《上海市识字教育协进会工作概况》，《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8号（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第81页。在成立之初，上海识字教育协进委员会期望多种社会运动形成合力，在提倡“最短期内达到全市工人均能享受八小时之教育机会”⑤《全市工会开会纪念劳动节》，《晨报》（上海版）1934年5月1日，第4版。同时，倡导“以‘新生活公约’为公民教训练之标准，凡[识字]学生之起居、饮食、穿衣、行动、礼貌、生活各方面，概照公约，切实指导，照约实行”。⑥童行白：《上海市识字教育协进会工作概况》，《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8号（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第83页。

如此，从一开始上海的识字教育运动就与底层生活改良紧密相联，各业工人的识字教育被推到首位。有鉴于上海劳工居全国之最，居全市人口的1/5，推行识字教育运动自有绝佳增量价值。如时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即讲道：本市应注重以劳工为主体，应逐步推进文字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与休闲教育，最终可以实现“学校教育扩张到劳工社会教育，（由）少数劳工独享，普施到劳工群众均沾”。⑦潘公展：《劳工教育与劳工问题》，《民生》1934年第2卷第20期，第5—6页。

由于“个人身体健康之训练、家庭卫生之改良，民族意识之充实，均须赖此次识字教育”⑧陈公素：《识字教育之中心使命》，《晨报》（上海版）1935年5月4日，第9版。，因此，上海市之识字教育“尚有常识指导及公民训练”内容⑨《上海市识字教育委员会推行识字教育宣传大纲》，《上海市教育局教育周报》1935年第292期，第6页。。诚如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所言：在此期间，必以“文字教育在先，常识指导及公民训练在后”。这个先后次序，没有轻重之分①吴醒亚：《识字教育的目的在哪里》，《新闻报》1935年5月4日，第18版。。至此，中央新生活运动深入地方后，日益走向物质与精神生活共进轨道。待上海市当局的实施架构基本形成后，一场社会运动的推进仍然有赖于精密的统筹安排，切实解决具体行业面临的困难，确保其实现目标。

二、分级分区推进与实施

教人识字也是社会革命。缜密的规划、底层劳工动员与充分的经费保障，无疑是一场大规模识字教育运动的必备要素。上海市当局对于识字教育，并没有草草应付。例如，上海识字教育委员会作为党政部门联席会议，对高效推进识字教育有重要作用。陶百川致力于以党政学界为中心，联络军警工商各界，分区分级推进劳工识字教育运动，从而大致形成了扩大宣传、实地调查、编辑课本、设立试验区、考训师资、组织识字服务团等要点，以促使识字教育深入民间。

1935年5月，上海市识字教育委员会扩大全市宣传，以铲除障碍，减少阻力。自五一劳动节起，该委员会特意推出首次城市识字宣传周。5月1日至7日为识字宣传周，面向全市各界。以5月1日为工界宣传日，由总工会召集各工会各工厂工友举行宣传。5月2日为电台宣传日，5月3日为商界宣传日，5月4日为游艺界宣传日，5月5日为电影宣传日，5月6日为学界宣传日，5月7日为农界宣传日。在上海市长吴铁城的授意下，工界宣传日主会场设在新市政中心，且悬挂多种宣传标语。②《识字运动周今日开幕》，《申报》1935年5月1日，第12版。

上海是“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除宣传周活动外，也须“周密而深入的宣传”。考虑到“居处密度甚高”，“散布面积甚广”，“职业五花八门”，上海市识字教育委员会期望经由全市公私立学校、社会教育机关、社会团体、大小报纸、娱乐场所等等发动学生、艺员，协助识字教育宣传。此项宣传方式有二：（一）直接宣传，即口头宣传，利用游艺、电播、宣讲等各种方式直接灌输给失学民众；（二）间接宣传，即文字宣传，利用报刊、标语、图画，通过全市各界知识分子间接传达给失学民众。涉及范围涵盖有，深入民间的大小报纸百数十种；公立和私立的各级学校及社教机关一千几百所；集中大量市民的游艺场7所；规模宏大的舞台4座；无线电台四十余座和星罗棋布的收音机；说书场大小七八十座；电影院四十余所；其他杂色游艺场百数十所；游艺团体10个；游艺人员约两万余人等。③吕海澜：《上海市识字教育宣传报告》，《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8号（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第59页。

上海市总工会作为重要协办者，也积极派遣大批工友分赴各工厂、商店，散发告同胞书及标语、图画。主要是利用华商电车与闸北公共汽车，散发标语多种：（一）用手又用脑，才是大老好；（二）有眼不识字，好比是瞎子；（三）识字是权利，人人莫放弃；（四）求人不如求己，快些识字读书；（五）人人读书做好人；（六）识字的工人，不为人所欺；（七）莫嫌年纪老，读书还是早；（八）今日再不读，以后就不及；（九）实行三八制，先要认识字；（十）识字的工人，大家起来教不识字的工人；（十一）劳动的人要识字，识字的人要劳动；（十二）一天识一个，十天识十个，一年可识三百多。①《本市识字教育委员会识字宣传周今日开始》，《新闻报》1935年5月1日，第13版。

此后，上海市识字教育委员会选定江湾、南市为特别试验区，预计开办识字学校220个，共1 320个识字班。各类识字学校设立同时，再组全市教育服务团，下设分团300个。在上述识字教育架构基本形成后，该委员会借助于市政府、市党部之力量，开展了颇为庞大的调查工作。“所有的地保、户籍警察、识字学校考取的教员，以及各区公私立学校年长学生”悉数参与，以充分调查实况。②陶百川：《本会工作之回顾与展望》，《晨报》（上海版）1935年5月4日，第9版。调查具体步骤为：“调查时，以识字测量表——六百字表，逐一令民众试读，如连读一二行而不感觉困难者即为识字，否则为不识字；如调查时而被调查之民众不在家，即向其家族或附近民众举行间接调查，若被问民众答说识字，则请书面证明，以备他日调查。”③觉非：《上海市强迫识字教育的鸟瞰》，《河南民众教育》1936年第1卷第7、8期合刊，第40页。

经排查，上海市当局掌握了不识字者的职业、籍贯与性别分布，由此形成了“劳工教育为改进生活之工具”的基调。④《吴醒亚谈劳工识字教育》，《申报》1935年8月29日，第11版。1935年6月，上海市政府先期制颁了《上海市劳工识字教育实施办法》即规定，务必以工厂、公司、商店的工人、职员作为主要教育对象，避免识字教育本末倒置、缘木求鱼。为实现此目标，上海市政府明文规定：“凡本市区域内不识字之工人年在七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者，均须一律受识字教育。”⑤《上海市社会局识字教育委员会关于限期各工厂商店设立劳工识字学校普及识字教育事至上川交通公司的文函》，1935年，Q409-1-219-1，上海市档案馆藏。“商店工厂之经理及家庭之主人，应令其于工作之暇入识字学校，或不便入校，商店工厂可择职员中之优秀者任识字教育服务团团员，于适当时间教授之。”⑥马崇淦：《识字教育之中心使命》，《晨报》（上海版）1935年5月4日，第9版。尤其是“工厂方面，应该由工会和工厂，双方合力办理以收协作之效”。⑦陈公素：《提倡识教之雇主责任》，《晨报》（上海版）1935年5月4日，第9版。

厂、司、店分类办理识教后，无固定雇主之工人流动性最大，逐渐成为识字运动的最大滞碍。为此，上海市识字教育委员会选定在码头、车所等人口聚集区域推广识字教育。为配合此项办法实施，上海市政府特意遴选“人力车业同业公会、码头业务所、营造厂业同业公会、各区水木业职业工会、轮船木业职业工会、雇用流动工人的公营机关，以及其他流动工人之劳资双方团体”，担负职责，接纳有关教授任务。尽管如此，考虑到具体的办学能力，凡“设立校数与能容纳之学生人数等”，应“与识字教育委员会协定之”⑧《上海市识字教育委员会识字学校入学办法》，《上海市政府公报》1935年第159期，第194页。，以实现官民联动。

为消减民间顾虑，1935年6月23日起，上海市政府又颁行《上海市识字教育委员会识字学校入学办法》《上海市各厂场公司商店等设立劳工识字学校须知》，深入推进强制识字教育。两者对商店与工厂雇主责任予以明确规定，劳工识字教育经费应由各厂场、公司、商店负担，“在办理劳工识字学校时，经费应为适当的支配，且应有确定的预算”①陈振鹭编：《劳工教育》，第23页。。由此基本确立了官方监督、资方办理的推进方式。

遵循此种原则，对于家庭雇工及商店职工，“应由雇主予以上课之便利，不得任意留难”。②《上海市劳工识字教育实施办法》，《上海市政府公报》1935年第158期，第196页。对于工厂工人，“凡每日工作时间在十小时以内者，上课时间可在工作时间以外，超过十小时者，上课时间应在工作时间之内”。③《上海市社会局识字教育委员会关于限期各工厂商店设立劳工识字学校普及识字教育市至上川交通公司的文函》，1935年，Q409-1-219-1，上海市档案馆藏。此外，各公司、商店应呈报识字与不识字工人名册，“限于本月三十日以前，呈送本会各区办事处候核。倘有工人逾期不报，即以不识字论，概须强迫受识字教育。如各工厂、商店逾限不报，一经查实，即科以二十元以下之罚金”。逾期未办理，或者未按时开课，甚至学徒未入学，如果是雇主留难，“处以一百元以下之罚金外，令其限期遵办”。④《上海市社会局识字教育委员会关于限期各工厂商店设立劳工识字学校普及识字教育市至上川交通公司的文函》，1935年，Q409-1-219-1，上海市档案馆藏。

经过前期筹备，1935年7月1日上海市识字教育运动正式开始，为期一年。除陆行、高行、真如三乡区外，“其余十九区，分别依照各该区情形，设立学校，自二所至三十所不等，共计二百二十所”⑤《上海识委会推行劳工识字教育》，《民众教育通讯》1935年第5卷第4、5期合刊，第100页。。上海市长吴铁城说道：“许多百废待兴，艰巨重大的工作，却不能不分缓急，不能不辨本末。所以，本党所规定对七项救国运动，其第一项便是识字运动。从这一点看，识字教育的实施，实在是新中国建设的起点，也是今日负实际训政责任者，最初应该完成的基本工作……上海是我国文化经济中枢，这次识字教育运动的成败，或成效的优劣，实在还可以影响全国人民的观感，并且可做今后中国救国运动能否彻底成功的测验。”⑥《弁言》，《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8号（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第17—18页。

识字教育运动铺开后，各业劳工决定着全市识字教育的成败。据统计，如以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划分，全市工业工人有36 739 1人，商业工人有41 464人，交通运输工人有30 001 9人。⑦王刚：《上海市劳工教育之回顾与前瞻》，《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8号（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第32页。可见，集中推进劳工识字教育十分必要。上海市劳工识字教育负责人王刚就再次重申：各业劳工“是构成全市文盲的最大成分，所以扫除劳工文盲，是这次识字教育中的最重要的工作”。⑧王刚：《上海市劳工教育之回顾与前瞻》，第35页。

在识字教育运动中，识字课本仍是主要的推广工具。此前，实业部与教育部即明确要求劳工教育科目：“（一）三民主义千字课；（二）常识；（三）珠算或笔算；（四）乐歌；（五）历史、地理、自然及其他浅近读物。”⑨陈振鹭编：《劳工教育》，第25页。此后，为适应识字教育的实际情形，识字教育委员会又专门编定《短期小学课本》，专门以职业为中心分类推进。如第三课即讲“读书与做工关系”，“做工的要读书，读书的要做工，大家要读书，大家要做工”。①《上海市社会局有关劳工识字教育通告》，1935年，Q253-3-571，上海市档案馆藏。与此同时，“编制上海工人读、农民读、妇女读、小贩读……等课本，切合个人的情境，自可收‘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之效”。②尤蔚祖：《上海市强迫识字教育之理论与实施的我见》，《大上海教育》1935年第2卷第7期，第79页。

最为尖锐的矛盾是，如何在可能的时间内激发劳工识字热情，不至流于形式。上海华商水泥厂即具有代表性。由于该厂运营，对技术工人要求颇高，一旦短缺，“工务方面，行将大受影响”③《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中国水泥厂在本厂挖雇技术职工等问题的文书》，1936年，Q414-1-481，上海市档案馆藏。，“工人不识字者居多，欲求其技术进步，不免时感困难”。④《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934—1937年举办工人识字教育的有关各项文件资料》，1934年，Q414-1-69，上海市档案馆藏。为此，该厂已经在1934年拨付经费1 000元，指派潘玉书、钱兴亚二人办理工人识字教育事宜。具体做法是“各部分工作时间以内，就每班工人中，抽出若干人令至指定处所教之识字，每次教授时间以十五分钟为度”。全体职工均须入学，由工务主任指定学员，“学习工友因公缺课办法，届时由管理员用书面通知识字教育班备查”⑤《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934—1937年举办工人识字教育的有关各项文件资料》，1934年，Q414-1-69，上海市档案馆藏。。

华商水泥厂的做法堪称上海市识教运动的“典范”。参加识字教育的工友，按照编定时间表轮流听讲。厂务会议决定抽调时间，“以每日开始上工及将届散工之时间，如已在工作，即不便抽调”。待散工后，先后确定日班组“下午五时半至六时”，夜班组“下午六时另五分至六时三十五分”。经过这些尝试，华商水泥公司采用间日教学办法，“依成绩之优劣，参酌工作情形，将日、夜班工友分两种程度之甲、乙两组”，“成绩优良者，集为甲组，余者为乙组”。⑥《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934—1937年举办工人识字教育的有关各项文件资料》，1934年，Q414-1-69，上海市档案馆藏。其成功得益于遵循工人作息习惯，调整教学进度，解决了劳动与识字时间的矛盾。

其间，疲劳是劳工识字持续推进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正如上海市劳工识字教育负责人王刚所言：在激烈市场竞争下，“一般工厂的每日工作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甚至有工作十四小时者，一个工人经过这许多时间劳动以后，已觉精疲力倦，在工人本身无法再行振作精神，听讲读书，强迫听讲读书，不独收效微细，并且近乎残忍。所以，工作时间过久，是实施劳工教育最大的障碍”⑦王刚：《上海市劳工教育之回顾与前瞻》，《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8号（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第31页。。对于此种担忧，浦东电气公司的解决办法具有代表性。该公司定于8月12日开学，“学生七十六人，分为两班，第一班上课时间为上午七时至八时，第二班上课时间为下午七时至八时”。⑧《浦东电气公司关于开办员工识字学校报告表、办法、规则及上海市社会局布告》，1935年，Q576-1-564，上海市档案馆藏。

另外，识字教育也会遇到方言、年龄与心态等个体差异问题。1935年8月，“为教学便利计，以国语为主，而以上海方音为辅，以免辩正字音而多耗时间”。不同年龄工人，收效不尽相同。“年龄较长者，世故已深，希望较少，不若青年人之富有朝气，较易引起兴趣。但亦有因技艺较高或工作不过繁重者，则其年龄虽较其他工友略高，亦能鼓其勇气，努力求学”。最终，甲组已完成“约五百字左右”，乙组“尚须略予展期，方能读完。”①《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934—1937年举办工人识字教育的有关各项文件资料》，193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Q414-1-69。

鉴于识字教育进度各不相同、效果参差不齐，1935年8月2日，上海市总工会一方面积极自办劳工学校71所，委托代办1所，共计72所。②童行白：《上海市识字教育协进会工作概况》，《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8号（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第82页。另一方面通令各分会：务必“调查所属会员中不识字人数，劝令从速依限入学，不得故事推诿，自甘放弃，同时督促并协助厂方筹办学校”③《总工会通告各工会推进劳工识字教育》，《申报》1935年8月2日，第12版。。对于此种情形，上海市长吴铁城也坦言，“原限各厂于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办，惟因特殊关系，多未能如期举办”，响应者寥寥无几，“已举办者，计一百五十二校，其已在筹备及已办理而尚未及报告者，当不下三百余家，均在分别指导督促中”。④吴铁城：《上海市首届识字学校办理情形》，《上海党声》1935年第1卷第38期，第756页。吴醒亚则感慨道：“意存观望、希图延搁者，尚居多数。”⑤《吴醒亚谈劳工识字教育》，《申报》1935年8月29日，第3张第11版。正因为如此，上海市当局决议采取强制办法，以保障识字教育高效推进。

三、“惩戒”与“规训”

面对劳工普遍的消极应付，上海市当局也不断总结得失，适当调整各部门职能。其中，上海市党部调查江湾区结果显示，“在开学二星期左右，出席人数尚多，每校平均有二百余人。以后便逐渐减少，每日缺课，平均约占百分之三十，有时且超过之”。对于识字教育出现种种难题，上海市政府“不得不借用警察的力量，拘罚数人，以示惩儆，当时人数，虽稍有增加，但过了数日，又依旧如故”。⑥《上海市识字运动调查》，《中华邮工》1936年第2卷第5、6期合刊，第94页。为禁绝此类情况，上海市政府要求公安局在调查户口时，将不识字的人登记在案，识字教育委员会将通知其入学，“若有不尽责任的，我们就要督促他，务使他尽到责任。一次督促不听，再次，再次不听，三次，总要求到识字教育的工作，依照规定的计划，以达最后之目的为止。若果真是冥顽不灵的，不可救药的，我们就要很不客气的，公布其姓名，俾众周知”。⑦蔡劲军：《识字教育运动与警察》，《晨报》（上海版）1935年5月4日，第9版。

1935年11月11日，社会局长吴醒亚专门视察各厂，基层问题逐渐显露。例如光中染织布厂所设劳工识字学校，（一）该校应添置简单桌椅；（二）缺课太多，应即遵照市府规定办法制止。再如振泰纱厂所设劳工识字学校，（一）缺课学生太多，应设法制止；（二）该厂每班间日上课，兼之做夜工，则不上课，因之每月每班上课时间，不过六小时，殊有不合，应令厂方每班每星期上课六小时；（三）夜工则在晚间上课，一曝十寒，不易守效；（四）工人常逾十分或五分钟，方入教室，应由该厂通知各工场职员协助，务使工人准时入教室；（五）该厂应指定职员协助教员，管理工人缺课、迟到等事项，以期识教顺利进行。①《上海市社会局有关劳工识字教育通告》，1935年，Q253-3-571，上海市档案馆藏。最为奇葩的是，1935年12月，上海福新面粉厂“于期终考试时，竟发现不识字之工人，请人包代应考情事”。②《福新三厂关于劳工识字教育、检查工厂通知、填报产销开工状况、旱灾募捐等件》，1935年，Q466-1-10，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识字教育日益形式化背景下，上海市政府雇工成为舆论焦点。作为政府管辖工人识字学校，理应工人自行入校，模范运行，以是提倡。然而，12月21日，该区识字教育委员会办事处主任吕海澜报告：“多数工役均借故规避，不肯入校，而各局亦未能充分协助，从严督促，致发生困难。”③《上海市政府举办识字教育文书》，1935年，Q215-1-6154，上海市档案馆藏。对于此类不识字工人，市政府屡次下达通知书，请工人“从阳历十二月廿三日起，每天在下午四点钟，亲到该校去读书一点钟。两个月毕业，学费不收，书籍奉送。你若到了那天，不去读书，那我们就请公安局传送你去罚款或拘役”。④《上海市政府举办识字教育文书》，1935年，Q215-1-6154，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万般无奈之下，上海市政府提出征缴强制性罚款。凡“迁延不入学与无故旷课的，由公安局传问，强制入学。不遵传问，罚大洋二角到五元”。⑤《工人不识字，雇主要负责》，《立报》1935年9月27日，第4版。不服或无力缴纳时，将处以劳役。推进到1936年1月，有鉴于丝厂为工人集中区域，特别规定“丝厂每车应负担劳工识字教育经费，国币五角正，不论营业时间长短，均须一次缴付，并以一次为限”。至于征收方式，“无论是否丝厂同业公会会员，均由丝厂同业公会征收之，由同业公会负担其他一切会计上之责任，每月收支由同业公会按期呈报社会局”。⑥《上海市丝厂业劳工识字教育办法》，《上海市政府公报》1936年第165期，第98—99页。

耐人寻味的是，识字惩戒并不会突破国民党的规训底线。劳工与雇主素来是社会秩序是否有序的重要群体。这促使上海市当局既借用警力推进施政，也要规范劳工行为，维持社会良俗。在“重教不重诛”的理念作用下，上海市政府并不希望过度滥用警力，以免事态恶化、得不偿失。如上海市政府即指出：“罚金及劳役均不应照最高数科罚，初次只应科以二角罚金，或二小时劳役，如对于罚金不服或无力缴纳时，亦只能改易劳役，不得易科拘留。”⑦《为指令关于识字学校入学办法所定罚金另制收据专案办理对于处罚应从最少数处罚如不服或无力缴纳时应改以劳役仰遵办由》，《上海市政府公报》1935年第160期，第134页。由此可见，上海市的此类惩罚举措意在督促施政推动识字教育。

与市政府的依法施政不同，上海市总工会则更为强调劳工教育权的维护。然而，在无力自办识字学校的条件下，其做法更多的是指责雇主拖延。1936年5月1日上午9时，上海市总工会在南市梅家弄召集各工会举行工界宣传大会。大会议决：“各工厂公司商店等，其雇用工人中有应受识字教育满三十人以上者，至少须设立劳工识字学校一所。本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各工厂公司商店至少须设立一班。至明年（1936年）六月三十一日前，全部劳工识字教育办理完竣。”①《上海市识字运动调查》，《中华邮工》1936年第2卷第5、6期合刊，第60页。“不满三十人时，其识字教育由市立识字学校办理之。”②《上海市识字运动调查》，《中华邮工》1936年第2卷第5、6期合刊，第87页。

在此种强制措施下，直到1936年7月，上海市“已办有劳校五百余所，入学工人约四万余，毕业工人约二万余”③《上海市社会局为筹办劳工识字教育、拨发经费事与市政府及教育部往来文书》，1936年，Q6-18-139-68，上海市档案馆藏。。其中，上海市政府“设立二十五校，二十七班，入学人数达一八〇八八”④《上海市政府二十五年七月份工作报告》，《上海市政府公报》1936年第175期，第180页。，其中，总工会“设立劳工补习夜校四所，入学工人达五百余人”⑤复农：《上海市工人运动概况》，《上海党声》1935年第1卷第3期，第55页。，劳工教育负责人王刚呈请市政府重视劳工识字的成绩，请求给予拨付经费。8月3日，上海市社会局呈请市政府，拨付经费，“今后若不继续办理，非特四十余万不识字工人，无受识字教育之机会，且过去一年之宣传与实验均将消灭于无形。此无论在整个识教计划上言，或劳工识教计划上言，殊可惋惜”⑥《上海市社会局为筹办劳工识字教育、拨发经费事与市政府及教育部往来文书》，1936年，Q6-18-139-68，上海市档案馆藏。。基层识字运动渐趋淡化，也面临运动本身的重构与转变。

四、行业识字教育经费问题

经费与时间是保障劳工教育的关键。如在运动中担任教员的王炤回忆道：“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所教的一本识字运动第一册，已经交完了。而公安局还没有来抽考”，“热风徐徐的向南国吹去，把‘识字运动’这个口号也带了过去。”⑦王炤：《识字运动之回忆》，《民立旬刊》1937年第18、19期合刊，第28—29页。如此，采取新手段维系识教运行，早已成为此种国家教化延续的不二法门，先后“有班级教学、流动教学、循环教学、传递教学、小先生制等等，教师原有定处，现在变成如同走方郎中，沿门挨户，用尽种种方法”⑧心：《民众识字要靠大众努力》，《上海民友》1934年第77期，第5页。。

为筹集充足经费，上海市社会局遂转向雇主赞助。由于工商界对于办理劳工识字教育颇多延误，所以又进度各异，消极推诿。为此，上海市社会局尝试从普遍实施转为重点推进。由于交通运输业不仅有健全工商团体，作为全市民生活不可缺少的服务行业，成效必不可小嘘。如该事业负责人谢承怀即慨言：“本局所需要者，不过为考试、视察、奖励、印刷等项经费两万元。以此区区之经费，而能使本市之劳工识字教育继续进行，此在行政效能上言，可谓推行政令之经济办法。”①《上海市社会局为筹办劳工识字教育、拨发经费事与市政府及教育部往来文书》，1936年，Q6-18-139-68，上海市档案馆藏。

早在1935年1月8日，在上海市府扩大纪念周上，上海市长吴铁城讲到的上海人力车夫计划，“第一步，先在市区内，试办人力车夫合作社，最初以车为政府所有，将来逐渐成为政府与黄包车夫所共有，再进一步，使为黄包车夫所有，以达到‘车夫有其车’”。②吴铁城：《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市政设施之方针——二十四年一月八日在上海市府扩大纪念周演讲》，《中央周刊》1935年第348期，第3页。继续办理识字教育也有顾及舆论观瞻的意图，“劳工识教不过为劳工教育之初步基础，若此初步基础不能完成，势必影响劳工教育之整个计划”。③《上海市社会局为筹办劳工识字教育、拨发经费事与市政府及教育部往来文书》，1936年，Q6-18-139-68，上海市档案馆藏。

事实上，自1935年5月起，上海市社会局提出人力车行业的救济计划，涵盖了“建筑新村、举办合作、教育、卫生、保婴、保险等福利事业，与公营人力车”④《上海市公用局关于人力车夫请交涉取缔人力车互助会》，1935年，Q5-2-1113，上海市档案馆藏。。由于上海识字教育为全国观瞻，不仅立意深远且包揽全市劳工，因此，人力车夫识字教育自然变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全市识字教育相继完成的背景下，1937年2月1日，人力车夫教育计划成为了延续识字教育运动的重点行业。按照社会局的规划，此项事业需经常费62 400元，开办费4 420元，临时费982元4角，共计67 802.4元，期望设立人力车夫学校65所。

为人力车夫识字教育推进，车商须负担“每月每车教育费三角”。为防止车主拖延，社会局不得不沿用代捐方式征收经费。之所以车商反应激烈，不仅限于教育费，也在于车照捐与公会会费“捆绑”。对近年来新增车辆而言，更是有失公允。人力车主陈荣怀即上呈：“荣怀营业多年，对上海市人力车业同业公会所有权利，丝毫未曾享受”，而征收捐照费时，须缴纳同业公会会费，“缴纳会费后，方准缴捐”，“对此无权利之义务，特殊无应尽之理”。⑤《上海市财政局公告取消人力车保捐代捐制度及人力车公会呈请协助捐发车照时检验会费收据等》，1936年，Q432-1-555，上海市档案馆藏。此种经费安置，固然公会可确保会费缴纳，也受到各方质疑。在上海市政府看来，也有公会压迫车商、抗衡官厅，乃至私自划定经营区域之弊。如上海公用局即认为，车商杌陧不安，“间接影响及于车夫生计”⑥《上海市公用局改善营业人力车代、保捐制度》，1935年，Q5-2-1401，上海市档案馆藏。，何谈救济民众。1935年12月1日，市政府明令，所有保捐、代捐制度“着即取消”⑦《上海市公用局改善营业人力车代、保捐制度》，1935年，Q5-2-1403，上海市档案馆藏。。

直到1937年5月底，“除特区五月份未缴外，其余均已照缴”，仅筹得8 674.4元。⑧《上海市就人力车夫识字教育问题的讨论会纪录》，1937年，Q6-18-263-42，上海市档案馆藏。在两难之下，人力车业公会方面也提出，应由主管官署派员“分别监导，以便有所遵循而免同业误会”①《上海市公用局关于人力车夫识字教育事项》，1937年，Q5-2-1119，1937，上海市档案馆藏。。为妥善处置起见，1937年6月1日，上海市社会局、财政局、公用局商议人力车夫识字教育推进事宜。财政局代表冯治直言，“实行以来，手续繁重，且多纠纷，稽征处办理，极感困难”。公用局代表程鹏展也表示，“恐有人借此操纵把持，形成一种保捐代捐制度之变相”。②《上海市就人力车夫识字教育问题的讨论会纪录》，1937年，Q6-18-263-42，上海市档案馆藏。至此，人力车夫识字教育因征收经费“有欠允当”，无法获得政、商协助。随着经费成为泡影后，识字教育运动终于无法延展。

结 语

1930年代，上海识字教育运动是推向基层的广泛的现代变革运动之一。该运动基本覆盖了全市各行各业，积累了宝贵的城市社运经验，对此后社会变革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从此次运动推进看，上海劳工的抵制是识字教育走向失败的重要根源。对社会而言，尽管底层劳工在政治上已日益走向觉醒，但由于忙于生计劳动，仍不可能认识到识字的民族责任，无法自动自觉；对国家而言，为将底层劳工纳入国民党设定的政治过程，唯有两种方法：一是法制，二是运动。在制度尚未展开时，尝试运动方式推进识字教育成为了必然选择。对于普遍的消极抵制情形，由国家主导的宣传与组织运动机制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为弥补运动能力的不足，上海市当局一度动用警察力量以确保实效，但毕竟有转向专制之嫌。在这种得不偿失的两难境地中，上海识字教育经费只能重归于工商政民利益的协调，最终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低效的强制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识字教育运动也是长时段深层社会变革的起步。从这个意义上看，识字之本并非读写文字，而在于普及现代观念。欲提升教化广度、改造力度与文明厚度，遍布全国的社会动员至关重要。一场深刻的现代变革不仅取决于本身的推进技术，也必须与刷新民众观念、打破社会等级，乃至重建国家息息相关。在20世纪30年代，依赖国民党训政体制，推行以劳工为“主体”的文字普及并不困难。然而，由于识字教育运动不可能脱离国民党建置的规训框架，所以，无法高效动员劳工参与，更不能从根本上养成劳工群体的现代意识。与之相比，只有新中国推动了彻底的群众动员，将提高工人文化水平视为新国家的政治模范，顺应了劳工打破社会等级、要求解放的心声，逐步重建了以工人为中心的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