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晶

19世纪下半期，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步伐加快。与此同时，传染性疾病在城市不断爆发，对居民健康及工业生产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在城市流行的各种传染病中，结核病最为致命。进步运动时期，纽约市作为美国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领头羊，开展了一场结核病防治运动。纽约市卫生局从制度层面为防治传染病展开法律支持和实践指导，借助细菌学为扩张公共卫生权力确立合法性和权威性，引导行政机构与民间团体协同治理传染性疾病。纽约市治理传染病的经验，成为20世纪美国其他城市的重要参照。

一、纽约市肺结核病流行情况

19世纪，肺结核几乎施虐于所有美国主要城市。1830年，美国肺结核的死亡率为4‰，而今天美国所有疾病造成的死亡率不过9‰。①Rene Jules and Jean Dubos, The White Plague: Tuberculosis, Man, and Societ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52, p.185.纽约是全美人口最密集、流动性最大的城市。1812年，纽约市的肺结核死亡率一度达到6.97‰；②Tomas M.Daniel, “The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Respiratory Medicine,Vol.100, 2006, pp.1862-1870.http://ac.elscdn.com/S095461110600401X/1-s2.0-S095461110600401X-main.pdf?_tid=d633f6f2-bee4-11e4-835d-00000aacb360&acdnat=1425085258_d1ab50346f7ab8e54a791503ccc42e37.1830年后，肺结核病的死亡率长期保持在4‰左右；1870年，纽约市死于肺结核病的人数有4 000多人，此后肺结核病的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1890年死亡人数高达5 500多人。另外，疑似肺结核病患者，1870年为1 836人，1893年猛增到6 487人。③John Duffy, “Social Impact of Diseas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Judith Walzer Leavitt and Ronald L.Numbers,eds., Sickness and Health in America: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7, p.419.19世纪，美国间歇性地爆发过黄热病、霍乱、天花等瘟疫，但是，高居纽约市死亡率榜首的是以肺结核为主的结核病，这并非偶然。

首先，结核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病症。与其他传染病相比，结核病具有潜伏期不确定、临床症状不明显的特点，为临床诊断和全面认识这种疾病造成一定难度。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发的传染病，最常见的结核病感染于肺部，但也可导致人体其他器官产生病变，如引发脑膜、肠道、骨骼、颈部周围淋巴结、肾脏以及生殖系统疾病。肺结核在结核病中最常见，临床表现通常为频繁又严重的咳嗽，脓性痰液伴有血丝，但也有一些患者即使病情已非常严重，也不会出现任何明显症状，可能只有类似普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④Joint Commission Resources, Tuberculosis: Arresting Everyone’s Enemy, Joint Commission Resources, 2007, p.47.与黄热病、天花还有霍乱等急性传染病不同，结核病通常表现为慢性疾病，结核杆菌潜入人体后，具有明显的耐久性，在人的一生中都能保持活性，直到病菌携带者丧失抵抗力。⑤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张大庆主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51页。换言之，病菌在进入人体后，可能有一段时间的潜伏期，此后一旦发病就难以治愈。一些急性感染的患者，可能在几天或者几周内丧命。

其次，“瘴气致病”理论误导了人们对结核病的认识。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西欧和美国的许多医师开始重新思考疾病的概念，积极探寻导致人类患病的真正原因。19世纪结核病的大规模流行，使人们开始研究结核病的成因。受当时流行的“瘴气致病”理论影响，美国的社会精英和平民百姓，都从环境与生活方式上寻找感染结核病的因素。于是，人们笼统地认为，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如酗酒、吸烟和纵欲，以及潮湿、肮脏的生活环境，是感染结核病的主要因素。还有人将肺结核视为一种遗传学疾病，更有甚者将这种疾病与患者的道德修养、社会地位联系起来。在结核病流行的早期，由于该病潜伏期长，并非短期致命，许多患者只表现轻微症状，甚至无症状，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疾病并未引起太大的社会恐慌。一些文人甚至称其为“浪漫病”（Romantic disease），因为患者有足够的时间安排后事，然后慢慢死去。有些文学作品将肺结核病建构成主人公浪漫生活的一部分。于是，肺结核病也被赋予进化灵魂及上帝馈赠之类的内涵，一些年轻的中上层妇女，甚至觉得患上此种疾病，可以美白肌肤，用手帕掩面轻咳则彰显了高贵气质。①Clark Lawlor, Consumption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tic Disea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7, p.153.后来，当肺结核在外来移民聚居的出租屋大肆流行时，结核病患者又被污名化——成为社会耻辱的象征。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结核病的易感人群被认为是那些本身具有肺结核体质的人，结核病并不是传染性疾病，这最终导致社会各界长期漠视这种疾病的危害。

第三，19世纪肺结核在美国城市横行肆虐还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结核杆菌仅是诱发肺结核的一个必要条件，病菌携带者所处的环境对该病发病机制具有重要影响。从病因学上看，生活空间的拥挤程度、营养状况以及工作环境都是促成结核病流行的特定因素。由于空气传播是结核杆菌感染人的主要途径，与患者交谈，患者咳嗽、吐痰、打喷嚏时产生的“小液滴”（医学上成为“滴核”）都会通过空气传入正常人体内。②Joint Commission Resources, Tuberculosis: Arresting Everyone’s Enemy, p.127.如果病人持续向拥挤狭小的空间散播结核分枝杆菌，就增加了个体感染肺结核的几率。19世纪是美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主要阶段，城市人口数量骤然增加，大量卫生素养较差的外国移民涌入，无疑为肺结核的传染提供了条件。移民登陆纽约前拥挤的船舱，和在纽约过度拥挤的住房，都大大提高了结核病的感染率。这一时期还是纽约等城市经济奇迹般增长的时代，城市财富的增多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随着新移民的到来，社会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低下的生活水准直接影响着底层贫民的饮食营养状况，而缺乏营养在结核病病因中的作用又至为关键。蛋白质对抵抗结核病具有显著效果，但是，连温饱都难以实现的底层群体，平衡膳食营养，提升自身抵抗力显然遥不可及。另外，职业和工作环境对结核病的发病也有直接影响。尽管纽约市与粉尘打交道的行业较少，工人通过吸入颗粒物诱发肺部感染的几率相对较低，但是，制衣工人每天长达10多个小时的劳作，致使体力透支和精神压力增加，患病的概率并不小。低收入者的社会经济状况增加了患肺结核病的风险。

总之，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结核病的死亡率。城市规模急剧膨胀，拥挤不堪的出租屋，贫困的经济条件，恶劣的工作环境，特别是有限的医疗防疫和诊治能力，都成为结核病肆虐的重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也为改善市民健康水平提供了可能。

二、政府对肺结核流行的应对

内战之后，纽约市掀开了公共卫生改革的序幕。知名社会团体“公共卫生市民委员会”对这座全国最大城市的卫生与健康状况展开调查，并于1865年首次发布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报告，让更多人意识到市民健康的危情以及当时市政府的腐败和低效。1866年，纽约大都市卫生局（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ard of Health）成立，开始承担包括传染病防治在内的各项公共卫生管理职能。①John Duffy,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New York City 1866-1966,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4,pp.1-4.起初，作为慢性传染病的肺结核并没有引起卫生局的充分重视。与黄热病、霍乱还有伤寒等造成重大伤亡的恶性传染病相比，肺结核给大众心理造成的冲击显然略逊一筹。加上肺结核本身病理成因较为复杂，一度被认为不具有传染性，流行只是先天性体质造成的。这时期的纽约市卫生局，由一群“卫生专家”主导各种防疫措施，他们笼统地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源自恶劣环境产生的有毒气体，于是将改善城市卫生环境视为防治传染病的统一措施。而从现代医学的视角看，这种做法显然是片面的，“那些尝起来似乎没有变质的食物，可能已经附着大量致病细菌”。②Michael E.Teller, The Tuberculosis Movement: A Public Health Campaig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8, p.13.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纽约公共卫生当局，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从公共健康视角开展肺结核病防治的紧迫性。

1882年，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在肺结核的病因学理论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他首次从肺结核中分离出致病的重要因素——结核分枝杆菌，并给出界定结核病的新定义。此后，人们通过显微镜对唾液检测，就可以将肺结核病同具有类似症状的慢性咳嗽、气管炎等疾病区分开来。科赫的发现还对肺结核预防方法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研究者很快发现，患者干燥的痰液中含有大量结核分枝杆菌，对健康者构成重大威胁。1890年，科赫还公布了治疗肺结核的新方法——“科赫淋巴液”（一种从结核杆菌中提取的甘油基物质）即结核菌素。尽管这一疗法很快被证明是无效的，但是这种物质很快在结核病诊断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检测是否感染肺结核病的重要方法。1895年，X射线被发现后，很快成为肺结核诊断的新手段，患者在出现明显症状前就被诊断出来，得以及时治疗。③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张大庆主译，第954页。19世纪八九十年代，肺结核在病理学和预防医学方面取得的这些突破，都为纽约市政府开展有效的肺结核防治活动建立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在赫尔曼·比格斯的努力下，纽约卫生局率先将上述先进理论和技术应用于防治措施中，使纽约市成为最早将细菌理论应用到肺结核防疫、诊断和治疗的美国城市。1889年，比格斯率领一批细菌学家和病理学家向纽约市卫生局提交了一份关于肺结核病的防治报告。报告中强调，肺结核既可以通过肉类和牛奶进行传播，也可以通过人与人间的谈话传播，因此报告建议，城市卫生部门应该格外谨慎地处理肺结核患者的痰渍，并对患者的住所进行消毒。1889年，纽约卫生局采纳上述建议，首次发布传单，教育城市居民防范肺结核感染。①Michael E.Teller, The Tuberculosis Movement: A Public Health Campaig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p.21.这一举措标志着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城市，正式开始向肺结核这一顽疾宣战。1892年，比格斯被任命为卫生局下属的“病理、细菌和消毒科”负责人，由此开始了他长达10年掌管纽约这座国际大都市疫病防治事业的职业生涯。在系统研究肺结核在纽约的流行情况后，比格斯和他的几位后继者领导城市卫生部门展开了系列改革。

首先，建立新型卫生实验室。19世纪的美国在医学理论上建树不多，但在理论应用方面却远非他国所能及。实际上，早在1869年纽约市卫生部就在全国建立了第一所卫生实验室，专门对牛奶、饮用水等与居民健康息息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展开安全监测。后来的纽约市卫生局负责人查尔斯·钱德勒，就是纽约卫生实验室的首位化学分析师。在纽约市的带动下，1881年，纽约州立法机关专门成立了州卫生实验室，随后，马萨诸塞、密歇根等州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卫生实验室。但比格斯对这种卫生实验室，仍感不足。他认为，卫生实验室所采用的实验方法多为化学法，检测对象的范围极其有限，主要集中在牛奶等食品安全方面；能否采用实验的方法，对城市中流行的疫病进行分析诊断，并培育出相应的疫苗，才能极大地改善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

1887年，比格斯首次将细菌理论应用到卫生实验室，并从一位霍乱患者身上分离出引起霍乱的弧菌，进而找到了诊断霍乱的新方法。1892年，比格斯成为“病理、细菌和消毒科”负责人后，开始更大范围在卫生实验室中测试和统计霍乱病例的数量。科赫发现结核菌素后，比格斯利用卫生实验室对肺结核病开展更为精准的诊断工作。通过采取卫生实验室的诊断方法，许多与肺结核症状相近的患者或肺结核早期患者被诊断出来，从而使卫生局在开展后续预防和治疗工作中更有针对性。②John Duffy, The Sanitarians: A Hi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Heal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pp.195-196.尽管卫生实验室的肺结核诊断法受到一些守旧医生的抵制，但是面对其带来的有效诊断率，越来越多的公共卫生者认识到这一机构在疫病防治中的重要性。在比格斯的领导下，纽约市成为美国第一个利用实验室科学诊断肺结核病的城市，在包括肺结核在内的许多疫病的防治工作，纽约都走在了前列。更具理论意义的是，这种新型实验室的出现，标志着在美国“生物科学”开始取代“卫生工程”，成为解决疫病问题的主要方法。

其次，推广公共卫生习惯。在比格斯及其后继的纽约卫生官员看来，既然科学已经证实干燥的痰液中含有大量的结核杆菌，那么要预防肺结核病的传播，就应该清除公共场所的尘土，尤其要禁止随地吐痰的行为。1896年，纽约市成为美国第一个以法令禁止随地吐痰的城市。“卫生部官员在公共交通设施以及其他一些吐痰的热点地区张贴告示，告诫大众随意吐痰将会面临被逮捕或500美元罚款的严厉处罚。”①New York City’s Novel Anti-Spitting Law of 1896, https://ephemeralnewyork.wordpress.com/2011/05/16/when-thecity-passed-an-anti-spitting-law/.1910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显示，“仅一年间，纽约已经逮捕随意吐痰者2 513人，其中2 099人被最终证实违反相关法令”。②Robert J.Newton, How the Tuberculosis War is Spreading Throughout the Unio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9,1910.当然，吐痰仅仅是造成肺结核病传播的渠道之一，火车、学校、公共水池、公共水杯，也是造成肺结核病流行的潜在威胁。在纽约市卫生局的引领下，到1912年，全美已有27个州或地区禁止使用公用水杯。1921年，美国公共卫生委员会明确倡议，全国取消公共水杯的使用。③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Interstate Quarantine Reg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1921,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1, p.16.纽约卫生局为预防肺结核病而规范市民的卫生习惯，包括在公共场所设置痰盂，倡议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手帕遮捂，等等。

第三，建立肺结核病例登记制度。在对欧洲城市肺结核病防治工作进行考察后，结合纽约市疫病防治的现实状况，比格斯认为，只有建立对全市疫情的充分掌握机制，才能开展有效的防疫工作。如果肺结核病例出现，而卫生部门无法得到病患的基本信息，那就无法对城市疫情进行追踪和控制，从而会造成疫情在更大范围传播扩散的恶果。这就对肺结核病例的统计提出更高要求。1893年，纽约市卫生局将肺结核病正式列入城市传染病目录，要求每隔10天将被诊断出的患者名字和住址登记上报。城市卫生监督员将根据医生的病例登记内容，对病患展开进一步的治疗和防疫措施。“由于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医生有责任将诊断病例报告相关卫生机构。1897年，纽约市正式颁布法律，对肺结核病进行强制登记。”④Sheila M.Rothman,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Death: Tuberculosis and the Social Experience of Illness in American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88.这项制度很快被美国其他城市借鉴，截止1916年，美国共有42个州的134座城市，要求对肺结核病进行专门登记并上报当地卫生机构。⑤Michael E.Teller, The Tuberculosis Movement: A Public Health Campaig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p.72.

针对肺结核病例展开的登记活动，对纽约市卫生局的疫情监测、病例统计、疫情控制以及疫后追踪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登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却遭到一些社会集团的强烈反对。最强烈的反对之声莫过于纽约医学界。许多开业医生和医学社团对强制登记制度表示极大的不解，他们的动机也非常复杂。英拉·罗思曼的研究表明：当时一部分医者认为，病例报告这一行为本身，将暗示着纽约卫生局对医药行业展开控制。一些医生团体担心自己在纽约诊疗领域的权威将从此受到削弱。当然，更多医生是从商业利益出发，担心“肺结核诊断登记”将给医患关系带来消极影响。患者要求医生对他们的患病隐私守口如瓶，避免给自己今后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外，鉴于肺结核病较高的致死率，纽约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往往将这种疾病排出理赔范围，一些死者家属要与医生联手隐瞒病死的真正原因，从而骗取赔款，相互分成。一些慈善团体也以保护结核病患者的人权为理由，反对由病例登记发生对个人自由的干预。①Sheila M.Rothman,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Death: Tuberculosis and the Social Experience of Illness in American History, p.189.

尽管肺结核病例登记制度的实施过程阻碍重重，但以比格斯为代表的纽约市卫生局官员对这一制度充满信心。他们相信，病例登记和监督制度将是开展疫病防疫的第一步，同时将对公众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为了吸引更多医生履行登记责任，纽约市卫生实验室免费协助医生对患者的痰液进行检测。同时，还定期向医生发放病例登记报酬。最终，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理解这项制度并给予支持。“到1901年肺结核病例登记共有13 703例，肺结核死亡病例9 389例，卫生局还发送信函质询那些并未如期汇报病例的开业医生。”②Michael E.Teller, The Tuberculosis Movement: A Public Health Campaig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p.23.尽管纽约市卫生局很少采取措施制裁那些拒不上报病例的医生，但是上述措施还是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这些做法不久就被其他城市效仿采纳。例如，马里兰州每月支付给医生一定费用，以使医生协助卫生官员对肺结核病患者展开卫生监督工作。③Marshall Langton Price, “Statutory Control of Tuberculo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aryland System”, Trans Sixth Cong 4/1, pp.209-219.

第四，设立上门护士。如何让更多的患者意识到肺结核这种慢性传染病的危害，如何进行早期预防，避免将疾病传染给家庭其他成员，这些防疫问题实质上都有赖于对市民卫生教育的开展。比格斯早在上任伊始就非常重视市民教育。1894年，纽约卫生局针对移民群体专门编写了“与肺结核患者一起生活须知”的小册子，并将其分别译成德语、意大利语，还有犹太人的方言，在移民聚居地区散发。④Sheila M.Rothman,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Death: Tuberculosis and the Social Experience of Illness in American History, p.186.但这种宣传教育形式存在明显不足：其一，移民本身素质较低。1917年美国在通过“识字测试法案”前，大多数新移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对这种文字小册子的认知程度非常有限；其二，这种宣传并非制度化，带有很强的间歇性，内容更新不及时。

针对城市居民尤其是肺结核患者家庭缺乏必要防疫和治疗措施的情况，纽约市卫生局专门设置了上门护士一职。1903年，纽约市卫生局首次雇用了3名护士，协助城市医学监督员（the medical Inspector）对全市肺结核疫情展开监督工作。不久，专门从事疫病监督工作的护士，职能范围不断扩大，从业人数也逐渐增多，最终发展为特地上门为肺结核家庭提供医疗服务的职业群体。⑤Kathleen Masters, Role Development in Professional Nursing Practice, Burlington: Jones & Bartlett Learning, l.I.C,an Ascend Learning Company, 2004, p.40.不止纽约，在当时美国各大城市，上门护士一度成为各市卫生局开展肺结核防治工作的主要力量。这些被誉为“天使”的妇女，直接走访肺结核患者的家庭，向他们宣讲预防和治疗肺结核病的一些基本知识；同时，还对肺结核患者的家属和邻居进行走访，对疑似病例进行统计、上报；还劝说患者接受正规的医学治疗；安排卫生局对患者住房开展消毒工作。她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对结核病患者和家属开展卫生培训，避免结核病在家庭内部传染。①Michael E.Teller, The Tuberculosis Movement: A Public Health Campaig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p.74.此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间，纽约卫生局开展巴斯德牛奶消毒法以及开设公立医院等措施，在客观上对肺结核防治也起到一定效果。不过，这些措施要么实施的初衷并非针对肺结核病，要么实施效果不佳，在此不论。

三、社会力量对肺结核病的应对

19世纪是美国市民社会迅速发展的阶段。随着肺结核疫情的日渐加重，许多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认识到这种疾病的危害，在美国各大城市中涌现出一大批抵抗肺结核病的社会团体。这些社团建立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些由当地医学协会组织建立，有些则由上文提到的上门护士发起，纽约的抵抗肺结核的社团是由社会慈善团体建立的。1902年，在美国著名医生S.A.克诺夫的积极建议下，纽约市最大的慈善组织“慈善组织协会”成立了全市首个专门抵抗肺结核病的协会，即“纽约肺结核预防委员会”。该协会汇集了当时纽约市著名的医学工作者，如克诺夫、特鲁多等，还有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参加，如罗伯特·福雷斯特、爱德华·迪瓦恩等人。这是一个联合了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广泛团体。针对肺结核病的防治，协会在卫生教育、提供治疗设施、呼吁卫生立法以及对患者展开经济援助等方面，都有不俗表现。1905年，纽约市还成立了“全国肺结核预防与研究协会”，指导全国民间团体展开肺结核防治工作。该协会与“纽约肺结核预防委员会”关系密切，两个组织许多领导人相互兼职。纽约市肺结核预防团体创建的许多工作模式，往往成为全国其他类似团体效法的范本。

开展公众卫生教育是纽约市社会团体展开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于多数社会团体立足基层，资金和人力资本主要依赖民间，因而与城市中的公共卫生行政部门相比，它们在宣传肺结核病防治知识、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方面，表现出了更高的热情和能量。“纽约市肺结核预防委员会”的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增强市民公共卫生意识的必要性，其领导人特鲁多在“全国肺结核预防与研究协会”的发言指出：“当务之急是开展大众教育，通过教化大众，进而教育整个国家。很明显，如果美利坚所有男女都对肺结核病的传播方式以及预防措施非常了解，那么这些知识传播带来的将不仅是肺结核病致死率的下降，人们不久就会萌生预控肺结核病的立法需求”。②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and Prevention of Tuberculosis, Transaction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May 18th and 19th, 1905, New York: Irving Press, 1906, p.15.因此，纽约等城市的社会团体都将公众卫生教育视为主要工作，利用各种方式展开铺天盖地的宣传活动。一时间，关于肺结核病防治的演讲、著作、展览以及电影等纷纷涌现，令人目不暇接。

“纽约肺结核预防委员会”领导人克诺夫很善于演讲。他注意到，医学专业知识比较晦涩难懂，缺乏医学素养的听众很难理解，而利用幻灯片则可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地展示内容，听众比较容易接受。他特别强调演讲应考虑听众的知识背景，避免内容太过专业，要尽可能采用简洁易懂的词汇。①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and Prevention of Tuberculosis, Transactions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uberculosis, 6th: 1908, Philadelphia: W.F.Fell Company, 1908, p.663.1899年至1917年，克诺夫在纽约市就肺结核的防治演讲了271场。他撰写的《肺结核作为一种大众疾病：如何抵御》一书，影响力远波世界其他国家。②S.A.Knopf, Tuberculosis as a Disease of The masses, and How To Combat It, New York: Arno Press, 1901.展览会也是社会团体常用的宣传形式。例如，1905年“全国肺结核预防与研究协会”联合“纽约市肺结核预防委员会”举办肺结核防治大型展览，展出了大量患者的病容照片、疫情在纽约市的分布图和相关数据，等。借助展览，两大团体号召全社会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这种疾病，并向大众解释随地吐痰、生活在拥挤空间的危害。通过这种图文并茂的展示形式，既唤醒了市民对肺结核病的关注，同时对大众的卫生习惯也起到教育作用。

此外，兴建疗养院是纽约市社会力量防治结核病的另一重要举措。19世纪90年代，病因学理论改变了美国医学界对肺结核的认识，尽管临床治疗还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呼吸新鲜空气和休养疗法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救治措施。“纽约肺结核预防委员会”的爱德华·特鲁多是休养疗法的积极倡导者。特鲁多出身于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之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成为一名专业素养较好的医生。1872年，特鲁多不幸罹患肺结核，他决定在纽约州的萨拉纳克湖度过自己最后的日子。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地新鲜的空气和优美的风景竟使特鲁多身体逐渐好转。亲身经历使他坚信，充分的休养、新鲜的空气，加上精心照料，完全可以治愈这种疾病。不久，在一些纽约富商的资助下，特鲁多在萨拉纳克湖畔兴建了一所疗养院，吸引了不少肺结核患者前往寻求治疗。特鲁多所建疗养院并非首创，但是经过他的大力宣传和有效管理，美国在19世纪末掀起一场兴办疗养院的热潮，以至一些城市的市政当局也捐资创办疗养院。

结 语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市肺结核防治运动，标志着美国公共卫生界开始树立起全新的公共卫生理念：将细菌致病理论应用于传染病防治。经过这场运动的宣传，城市居民认识到，肺结核是一种潜伏期较长、具有传染性的慢性疾病；肺结核的流行不仅是结核杆菌侵入人体的结果，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纽约的肺结核防治运动成为此后美国城市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参照。纽约市利用“卫生实验室”对疫病进行诊断测试、设立病例报告制度、开展各种形式的卫生宣传教育，以及规范个人卫生习惯等措施，今天都已成为疫病防治工作中的基本内容。

纽约从制度层面为疫病防治提供法律支持和实践指导，也被美国其他城市效仿。纽约市卫生局对先进医学技术的大胆应用，同样引人深思。这不仅取决于卫生官员的个人能力与素养，还在于卫生局拥有较为独立的行政权。19世纪后半期，美国在医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并不多，在医疗、防疫领域却远超西方其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纽约的肺结核防治运动还是美国在公共卫生领域超越英法走向世界前列的先兆。

这场运动最直接的意义莫过于全美肺结核死亡率显著下降。1900年每10万肺结核患者中的死亡人数为194.4人，1910年为153.8人，1915年为140.1人，到1920年已降为113.1人。①U.S.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art I, Washington,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58.由于直到1944年才出现专门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因此这一时期肺结核死亡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纽约等城市开展的肺结核防治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进步运动时期开展的其他公共卫生改革，如改善城市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努力、消除社会贫困的改革运动，以及随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对降低肺结核的危害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出租屋问题为例，1900年，纽约州出租屋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指出，出租屋住房不仅是罪犯、妓女以及酗酒之徒的云集之所，还是肺结核病的重要温床。②Lawrence Veiller, “Tenement House Reform in New York City, 1834-1900”, in Robert W.De Forest and Lawrence Veiller, eds., The Tenement House Problem, Vol.1,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3, pp.71-97.因此，进步运动开展的出租屋改革，也为缓解肺结核疫情提供了实际支持。进步运动时期各种改革分头进行，但内容互有交叉，共同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