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赵树理是一位始终执着于表现农民生活，为农民代言的作家。三仙姑和小飞蛾分别是其小说《小二黑结婚》和《登记》中的重要女性人物，也是赵树理笔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小二黑结婚》和《登记》皆是赵树理以农村青年男女的婚恋问题为题材的作品，发表以后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这两篇小说的对比解读中，能清晰地发现赵树理在农村女性问题认识上的深化。

关键词：农村女性问题 婚恋悲剧 深化

赵树理一直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家，其文学作品也以通俗易懂、贴近人民生活著称。写于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是其成名作，当年在解放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1950年发表的《登记》则是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篇为宣传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而创作的短篇小说也风行一时。两篇小说都关注了农村青年的婚恋问题，为青年人的婚恋自由而鼓吹呐喊，但其中又鲜明地体现出了作者对农村女性问题认识的变化——他对农村女性的婚恋悲剧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对传统的女性评价标准发生了质疑，对解决农村女性婚恋悲剧的路径也产生了新的认识……简言之，赵树理在创作和思考中对农村女性問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一、农村女性婚恋悲剧普遍存在

在 《小二黑结婚》里，小芹和小二黑最终喜结连理；三仙姑也改变了以往的轻浮作风，回归了家庭。一切问题、麻烦好像都得到了完满的解决，主人公们生活的刘家峧也好像就从此天下太平。

而在《登记》里，情况则发生了变化。作者对农村女性问题尤其是女性婚恋悲剧问题已经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表现。张家庄民事主任因为自己的偏见就拒绝给艾艾和小晚开介绍信，使这对真正的有情人无法“登记”。村里人也普遍在背后议论这对小情侣，说他们“声名不正”。说明这样的观念在当时的农村却是广泛存在的，即认为婚姻就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不过是小孩子的胡来。小说里，一代代女性都是屈从于家长的意志，走进了婚姻和家庭。没有爱情做基础，婚前缺乏足够的了解，又深受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许多农村女性在结婚后，往往陷入不幸或庸常的家庭生活中。在《登记》里，赵树理用淡淡的一句“年轻的时候谁没被打过呢”，就道出了中国传统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在婚恋问题上的悲哀处境。

二、女性往往是帮凶，男性也是受害者

如果说《登记》里民事主任对自由恋爱的偏见，是来自传统社会和男权思想的压力，那么女性对同性的加害就更让人触目惊心。《登记》中对此也有精彩的呈现：小飞蛾的婆婆唆使她的儿子张木匠对媳妇使用暴力，并明确说“顶好是用小锯子上的梁”来打。在矛盾爆发，即将产生剧烈冲突的时候，作者却闲闲插入一笔：“他妈为什么知道这家具好打人呢？原来他妈当年年轻时候也有过小飞蛾跟保安那些事，后来是被老木匠用这家具打过来的。”a读者读到这里，大多会忍俊不禁，可是笑过之后，却是沉重的反思。小飞蛾的婆婆也闹过自由恋爱，被丈夫暴力伤害过，现在却又唆使儿子打儿媳，理由是“人是苦虫！痛痛打一顿就改过来了！舍不得了不得……”b她已从当年的受害者变成了今日的帮凶和加害者。女性自身力量弱小，无论体力、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地位，与男性相比，均处于劣势；而女性群体中的一大部分又倒戈相向，甚至对待女性更加苛刻。一代代这样的传承、轮回，女性的悲剧命运如何才能改变、扭转呢？

《小二黑结婚》里三仙姑的丈夫于福，管不住自己的妻子，肯定也没少受乡亲的取笑，但为了维持一个家庭，满足国人传统的“成家立业”观念，他也只有忍耐着过下去。看起来有几分窝囊的于福自然是婚姻里的受害者。而即使看起来很威风的《登记》里小飞蛾的丈夫张木匠其实也没能掌控、经营好自己的婚姻，同样是个失败者。表面上看，小飞蛾很怕他，也听他的话，但“金钱和棍棒并不能为他换来爱情，小飞蛾始终对他没有感情”c。在家庭和婚姻生活中，他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既无法得到小飞蛾真正的爱情，也享受不到真正的家庭温暖。所以他不爱回家，在外面找相好的，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在这里，作者有意无意间揭示了这样的真理：美满的爱情、婚姻，必须建立在双方平等、自由、自愿的基础之上，否则是无法实现的。看似在传统婚姻中，占尽上风的男性，如果无法赢得妻子的真心，也只能屈就于低质量的婚姻生活，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三、解决问题之途：法律保障更可靠

在《小二黑结婚》里，小芹和小二黑顺利结婚依靠的权威是区长（上面的干部），他主持了公道，肯定了婚恋自由的权利。阻挠他们结婚的只是迷信的父母和心怀叵测的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敌人。在 《登记》里，艾艾和小晚的自由结合之路看起来比《小二黑结婚》里更加曲折难走，原因在于赵树理凭借自身对农民和农村生活的深入了解，发现了这样的现实境况：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反帝任务告一段落，反封建却任重而道远。农村和农民中盛行的婚嫁观念仍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真正的自由恋爱不仅会受到村里人的闲话，还会受到村干部的阻挠。故而保障艾艾和小晚自由结婚权利的也从党的领导干部（青天大老爷），变为公布成文的《婚姻法》；破坏青年人的婚恋自由，也从“旧脑筋”上升到了违法。在小说里，赵树理表现了他对农村青年婚恋问题的信心，“散会以后，大家都说这种婚姻结得很好，都说：‘两个人以后一定很和气，总不会像小飞蛾那时候叫张木匠打得个半死！连一向说人家声名不正的老头子老太太，也有说好的了”d。

四、作者对女性的评价：渐趋包容和理解

从《小二黑结婚》到《登记》，在对三仙姑和小飞蛾这两个关键的次要人物的态度上，我们不难发现赵树理对女性的认识不断深入，因其认识的深化，笔下就多了一份包容和理解。对三仙姑，作者做了丑化、滑稽化处理，表现了对其不守妇道的尖锐批评与讽刺；对小飞蛾始终不爱丈夫并对婚前对象心怀眷恋，作者却表示了理解和同情，小飞蛾在小说里也始终是一个基本正面的、富于女性魅力的形象。

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的笔调乐观、明朗，小二黑和小芹以喜剧化的方式赢得了恋爱和结婚自由。作者肯定、赞美了小芹和小二黑的自由恋爱。但对四十五岁的三仙姑追求爱情的做法，赵树理不仅予以否定，更进行了讽刺。诸如文中对其外表的描写：“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e小说里区长就对三仙姑的打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区长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四十五。区长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f赵树理集中表现的是三仙姑的风流和老来俏，却没有认识到三仙姑也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即使人到中年她也有追求美的权利。她自己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却嫁给了“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的于福。很明显，三仙姑不爱于福，于福也管不住三仙姑，于是三仙姑就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风流女人。其言行举止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来看，自然有很多不妥之处，但她没有嫁给喜欢的人，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所以才会从外界寻求满足，以和年轻小伙子打情骂俏来获取心理和情感的满足。这也应当引发作者和读者的同情。而当时的作者和读者却几乎都没有这一层面的认识。正如王宇教授所说：“转变后的三仙姑，表面看起来是加入新秩序，实际上是被迫回归了旧秩序，三仙姑最后被训诫、改造成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即回到了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乡土秩序中。”g换言之，在赵树理看来，恋爱自由，仅仅属于新人、年轻人，而中年人和老人就应该安守其婚姻和家庭，不管这种婚姻家庭生活是否和谐幸福（从传统中国女性的遭遇来看，多数婚姻家庭生活是不幸的，至少是质量不高的）。从中，不难看出赵树理的文化认知中保守、传统的一面，他一面以文艺创作反封建，一面又不自知地固守着文化传统中一些落后、保守的东西。此时他对农村女性问题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浅表层次的，此前也有不少学者撰文论述过赵树理思想中封建主义的一面。

创作于1950年的小说《登记》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小说的笔触更为内敛，轻松幽默的调子仍在，但戏谑式的讽刺少了。《登记》里，小飞蛾已经与张木匠结婚，并有了女儿艾艾，却始终惦记着婚前的意中人保安，对这样的行为，赵树理这一回却没有加以讽刺和批评，反而给予了真切的同情。当然，小飞蛾的丈夫张木匠对妻子使用了暴力，不能容忍妻子婚前心有所属，这种行为本身就令人难以接受。但其中也包含了赵树理对农村女性婚姻状况的认识的深入，他了解到了旧式婚姻中夫妻双方没有感情基础，如果婚后再缺乏磨合，那么同床异梦是难以避免的。不仅如此，小说中还有一处耐人寻味的细节描写：张家庄民事主任对艾艾产生了两种自相矛盾的评价，“有一次，他看见艾艾跟小晚拉手，他自言自语说：‘坏透了！跟年轻时候的小飞蛾一个样！又一次，他在他姐姐家里给他的外甥提亲提到了艾艾名下，他姊姊说：‘不知道闺女怎么样？他说：‘好闺女！跟年轻时候的小飞蛾一个样！这两种评价，在他自己看起来并不矛盾：说‘好是指她长得好，说‘坏是指她的行为坏——他以为世界上的女人接近男人就是坏透了的行为” h。这一细节描写也表现了赵树理对传统女性评价标准的反思——女性难道就应该是没有个人的感情、偏好的木头人吗？只能被动地等待并服从异性的选择？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赵树理自然对女性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

五、如何避免悲剧：作者的认识仍有局限

尽管表现出了文中所述的认识的深化，赵树理对待农村女性婚恋问题的认识，仍是有局限性的，特别是有着时代、政治与阶级的局限性。正如评论家所言：“赵树理书写妇女‘翻身时，忽略了对‘父系文化的批判，弱化了‘父权的痕迹，进而把妇女解放的事业简化成了女人反抗女人的斗争。”i似乎农村女性的婚恋悲剧都是女性造成的，从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当时中国仍广泛存在的父权、夫权和族权问题。不仅如此，赵树理还“把寻求自我解放的新女性和反抗恶势力的新男性‘捆在一起，男性不再是西方女性解放中反抗的对立面，而是让他们都有实现婚姻自由、社会解放的诉求，他们的对立面已经成为乡绅恶霸、封建思想等阶级化的人物”j。从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男女性别差异，也忽略了两性不同的价值追求，而是充满乐观地认为只要社会进步了、思想解放了，农村女性的婚恋问题就自然能夠得到圆满的解决。

而现实果真如此吗？张弦发表于1980年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似乎就延续了这一主题的探讨。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农村青年男女的婚姻恋爱问题仍未得到圆满的解决，寻觅婚恋自由之路、女性的自我解放和社会解放之途仍需不断求索。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就否定赵树理当年所做的探索和努力，从三仙姑到小飞蛾，赵树理对农村女性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确乎逐渐深入了。即使在时代性和政治性都极强的小说《登记》里，他也写出了长久观察出的北方农村广泛存在的婚恋悲剧，写下了农村女性的不易，以及农村女性婚恋悲剧的复杂成因，并尝试通过个人思索，来解释悲剧的成因和求索解决之道。故而，相对于《小二黑结婚》，《登记》确实体现了赵树理在农村女性问题认识上的深化，表现了他作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代表性作家的严肃性和深刻性。

abdh王庆生：《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第6页，第24—25页，第18页。

c 李逸涛：《罗汉钱的风波——重读〈登记〉》，见王庆生：《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ef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192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第139页。

g 王宇：《三仙姑形象的多重文化隐喻》，《文学艺术论评》2013年第1期，第115页。

i 张莉： 《政权意志、民间伦理与妇女翻身》，《南开学报》2014年第2期，第57页。

j 王卓玉：《赵树理小说中女性解放的艺术建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1期，第89页。

作 者： 储冬叶，文学硕士，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