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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南翔的文学创作

2020-03-01张蜜贺江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0年4期
关键词:南翔底层生态

张蜜 贺江

摘 要:南翔的文学创作已经有四十年之久,在其文学创作历程中,他一直坚持着“求变”,这种求变一方面表现在其创作题材的多样化上,既有铁路生活题材、南方叙事题材,也有历史叙事(民国书写和“文革”书写)与生态写作,还有域外生活及非虚构写作。南翔的“求变”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叙事技巧和手法的多变上,“抒情主人公”是这一特点的突出表现。

关键词:南翔 历史 生态 底层 求变

自1981年9月在 《福建文学》 上发表处女作 《在一个小站》 以来,南翔在文学的道路上已经坚持了近四十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南翔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求变。这种“求变”既有题材上的多样化,也有创作手法上的“求新”。

根据南翔自述,他在1978年考上江西大学之前,曾在宜春火车站做过七年的工人。在繁重的劳作之余,南翔坚持写诗,写好了就投给铁道报社,没有稿酬,顶多收到一本小说作为报酬。南翔之所以由诗歌创作转向小说创作,是在大学期间。一次写作课上,南翔的小说创作得到了任课老师的高度评价,于是,南翔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而《在一个小站》的发表更是坚定了南翔创作小说的决心。

南翔最初的创作题材都是以铁路为背景的。《在一个小站》写的是祝梅医生在四等小站双河巡医时的故事,祝梅给小站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并影响到小站里的三个青年。小说里洋溢着努力学习、建设“四化”的气氛,刚好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氛围相契合,现在读起来依然饶有趣味。后来,南翔又发表了中篇小说《第八个副局长》 《夕阳》 等,都是关于铁路题材的。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没有终点的轨迹》 (出版时改名为《相思如梦》),也是关于铁路上的故事。铁路故事是南翔打开文学世界的一个切口,也可以说是南翔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21世纪之后,南翔依然在创作着铁路题材的小说,比如脍炙人口的《绿皮车》和《火车上的倒立》。

《绿皮车》讲述茶炉工在绿皮车M5511上的最后一个班次。随着时代的发展,绿皮车这种慢车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即将被历史淘汰。但小说并没有刻意营造一种让人伤感的气氛;相反,生活照旧,每个乘客都在既定的生活轨道上奔腾着。小说中浓郁的生活气息,将铁路生活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将生活的苦恼与痛苦放肆地表现出来,将人性的美与相互的关爱勾连起来;读完,我们仿佛也跟着茶炉工坐了一次绿皮车,回到了纯洁朴素的过往。南翔说:“终究是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能否慢一些,不要退得那么彻底,那么义无反顾。” a《绿皮车》很好地阐释了这种“慢”。在“慢”中,我们找回自我,不忘来时之路。

如果说《绿皮车》是“生活中的一个截片”,那么《火车上的倒立》则是“一个人的一生”。《火车上的倒立》历史纵深感很强,通过罗大车最后一次开蒸汽机车 225号,勾连起工作、家庭、婚姻、两代人的冲突与选择等。“罗大车的倒立”是一种隐喻,将生活的重负“举重若轻”,将生活中的悲伤“轻轻卸掉”。社会的前进,总会淘汰掉落后的东西,但人性的美好、忠贞、坚韧却是值得留下的。罗大车曾经自问:“不烧火的车子,还能喊得火车吗?!”b他曾经怀疑过,也彷徨过,但,在和下一代年轻人的交往中,他发现,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都有自己的生活,勇敢地拥抱生活,才是生活的真义。“如果我们这一代是蒸汽机,乐乐和金葆他们,就是内燃机、电气机,是快速新干线。那是不止一代人的不同。那种不同,好也罢坏也罢,到底,是个人自己的选择。就像跑车过程中,必然会碰到朗朗日头,也会碰到风风雨雨”c。

南翔是一个不断求变的作家,他从不满足也不会停止文学探索的脚步。21个世纪80年代末,海南省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南翔也随着改革的步伐,开始了其“南方写作”。这里的南方写作,首先是指关于海南省的写作,后来指向深圳写作。南翔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利用教学轮空的机会,他多次去海南搜集素材,体验生活,并发表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淘洗》《永无旁证》《米兰在海南》等一系列中篇小说,这些小说引起较大的反响和不俗的评价,多次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南翔将这些“海南的大陆人”编辑成长篇小说《海南的大陆女人》,1993年4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其实在这之前,南翔已经出过一本关于“下海南”的长篇小说《无处归心》,主人公杨志清希望到海南去淘金,从而改变自己卑微的人生,但闯荡一番的代价却是情感、家庭、事业都无可挽回地败落。

《海南来的大陆女人》刻画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女人,无论是《道是无情》的刘依丽、《米兰在海南》的米兰、《永无旁证》的敖瑛,还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吴萍、《淘洗》的凡玲、《阳光下的坦白》的颖芯,她们的共同特点是“来自大陆的女人”,她们敢作敢为,敢闯敢拼,渴望在海南成就一番事业,但最重要的是希望找到情感的依托,但情感的世界总是“千疮百孔”。南翔的高明之处是并没有把小说写成烂俗的恋情故事或婚外情;相反,写出了她们在生活中的真性情、真姿态以及如何在不确定的生活中找到或失去自我。周可在《海南的大陆人:困境与无望的拯救》中认为,南翔把海南的大陆人分成了两类:先行者与追随者,先行者有“类似于拓荒者的创造性格与實干精神”,追随者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先行者的“同谋”,却干扰了先行者,使彼此双方都陷入“形象含混”和“意义反馈”的困境中。d这两类人,南翔都写出“疏离者”的奋斗和悲伤,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水平。

《南方的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是南翔南方写作的继续,出版此书时,南翔已经调入深圳大学,在深圳工作了一年多。南翔没有再写“海南的故事”,开始写“深圳的故事”。之所以说《南方的爱》是“南方写作”的继续,一方面是指题材——经济特区;另一方面是指抒情主人公“海南女人”变成了“深圳女人”,地理位置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主人公的漂泊无依之感。颦颦说:“深圳的女人,腰缠万贯,在情感上却常常是荒芜的,痛彻肺腑的。”e这恰恰也是“海南的大陆女人”面对海南时所喟叹的,不同之处在于,《南方的爱》中的“疏离感”少了,主人公真正扎根在了特区,尽管伤痕累累,也不会离去,更不会漂泊无依,这显然和南翔在深圳定居有一定的关系。《南方的爱》中的德宝,最终在深圳创业成功,并找到情感的归宿,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对深圳的肯定。雷达在评论该小说时认为,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南翔找到了自己:“叙述的风格、情趣、调子、语言,全是那么和谐自然。我怀疑小说中德宝的那句话:‘我必须去南方,我喜欢一年四季都有阳光的地方,是作家南翔的夫子自道。”f

2001年,南翔又开拓了新的写作空间,他由“南方写作”进入了“学院系列”,出版了《大学轶事》一书,收入《博士点》《硕士点》《本科生》《专科生》《成人班》《校长们》等六部中篇小说。南翔曾在《大学何为?》一文中,谈到过当前大学的现状。“当权力、官本位、长官意志、论资排辈、阿谀奉承充斥着中高等学府的时候,当教授既消弭了思想个性又消弭了情感个性,为了修电换房晋升职称而向从水电工到某处长皆磕头作揖的时候……还能侈谈什么科学,什么人文精神,什么终极关怀呢!”g南翔是大学教授, 198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高校任教,面对高等教育的“沦陷”,大学精神的“缺失”,他如鲠在喉,有话要说,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有知识分子的担当。《博士点》中郝建设博士在留校从教和官场任职的“纠结”、《硕士点》中赵代达教授在编辑《学养》时面对论文发表与领导人情的“尴尬”、《本科生》中杨晓河在毕业实习与社会现实产生巨大反差时的“疯癫”、《专科生》中谢小辉在学业压力与爱情追寻中的“波折”、《成人班》中刘毓海在学历上当和感情受骗中的“陨落”、《校长们》中柯孝兵副校长在举报信和人际交往下的“忐忑”,熔铸成“大学轶事”,成为当前大学的一种真实映照。南翔后来还写了一篇《博士后》,作为对《大学轶事》的有益补充。在这几篇关于大学的“轶事”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博士后》,也许是因为它在把握当下的同时,不忘历史的“阴影”,是对过往的深刻反思吧。

说到这里,刚好可以谈一谈南翔的历史写作。南翔曾在小说集《绿皮车》的自序中根据自己的职业及人生半径为出发点,将自己的创作题材总结为“铁路、大学、历史、城市”四个方面。后来,他进一步提炼为三个维度:“文革”/历史、环保/生态、底层/弱势。南翔于2007年推出自己的中篇小说集《前尘:民国遗事》,后来又接连出版了《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海天出版社2012年1月版)、《抄家》(花城出版社2015年9月版)。“民国”和“文革”是南翔历史写作的两个支点。描写民国故事的小说主要有《方家三侍女》《红颜》《失落的蟠龙重宝》《亮丽两流星》《陷落》《偶然遭遇》《1937年12月的南京》《前尘》,以《失落的蟠龙重宝》为最为知名。描写“文革”故事的小说主要有《特工》《甜蜜的盯梢》《我的一个日本徒儿》《抄家》《无法告别的父亲》《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伯父的遗愿》《老兵》《来自保密单位的女生》《1978年发现的借条》,以《抄家》《老兵》为代表。当然民国故事和“文革”故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某些小说里面既有民国的故事又有“文革”的故事,比如《老兵》。

尽管很多人都特别推崇《前尘》的“气韵”和“性情”,但我个人更偏爱《失落的蟠龙重宝》,认为它是南翔民国叙事的扛鼎之作。这部小说没有《方家三侍女》那样“讨巧”,也没有《亮丽两流星》 那样“风情”,更没有《1937年12月的南京》那样“厚重”,但却有着不容忽视的“传奇性”;正是这种传奇,如同一幅民国的风俗画,缓缓打开,浸出了人生的分量。万鹤鸣、周佑安、凤梧三位好友的人生交割、友情的得失,在失落的蟠龙重宝面前,显得哀婉而低徊。不可逆转的命运、不可更改的人生,更是显出灰色的底调,一碰就破。民国遗事,让人喟然。

同样是历史写作,相较于民国叙事,南翔的“文革”叙事更受批评家的重视。到目前为止,只有李云龙的《“灯关了,耳朵还一直亮着”》一篇论文是谈南翔的《前尘·民国遗事》,但有五篇论文分析小说集《抄家》,分别是陈南先的《一面折射“文革”历史的镜子——南翔小说集〈抄家〉阅读札记》、赵丹的《〈抄家〉:精神的高地与沉重的反思》、朱永富的《论南翔小说的历史叙述学——以小说集〈抄家〉为中心》、欧阳德彬的《荒谬时代黑暗的秘密——南翔中短篇小说集〈抄家〉初探》、段崇轩的《揭开一代人的历史烙印——评南翔的小说创作》。朱永富从“历史叙述学”的角度来解读《抄家》,提出南翔在该小说集中设置的“过去”“过去的过去”“现在”三重时间,既是一种“历史的断裂”,同时也是“接通历史的路程”,具体到人物身上,就体现出“幸运”“饱学”“重情重义”三种重要的区别性特征。朱永富进一步将 《抄家》归入“新历史小说”,颇有新意。

南翔在小说集《抄家》的序言中,曾经谈到过写作“文革”系列小说的动机。当研究知青文学的硕士研究生不知道“四人帮”是谁时,这让南翔“目瞪口呆”,现实生活的“警醒與召唤”让他投入到对“文革”历史的写作中,这不仅仅是揭开一代人的历史烙印,更重要的是反思历史、吸取教训,从而更好地建设新时代的中国。“没有真诚的忏悔与深刻的批判,我们走不到现代化”h。在《抄家》这一中篇小说中,方家驹老师主动邀请自己的学生来“抄家”,目的是为了能够稍微体面些。抄家中,学生阿散、大伟、燕子虽然将方家驹叫成方老驹,但毕竟没有对他动武。而且方家驹还恰当地行使了教师的职责——给这些参与抄家的学生“补课”,告诉他们吉普赛人的称谓之别、黄金的不同用途、印度密教的男女双修,等等。历史的荒谬与小说的反讽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 《老兵》中,铁路装卸工平振飞是国民党老兵,曾参加过抗日战役,也曾是赴缅甸远征军中的一员,他丰富的阅历和人生经验引起了“我”的好感,他的爱情遭遇又让“我”遗憾不已。小说采取了两条线索交叉进行的方式,一条是“我”和老兵的交往,另一条是“我”和小燕、常思远创办《原上草》诗刊。诗刊上引用叶芝《伟大的日子》里的诗句成为“反革命”的证据。“我”被抓起来审讯。为了救“我”,老兵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并消失不见。值得注意的是,在《抄家》和《老兵》中,南翔在结尾处都写到了“现在”。《抄家》中,一个美籍华人于2012年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抄家的现场。《老兵》中,“我”与常思远在深圳相会。“现在”将“历史”照亮,“未来”在“历史”中闪光。南翔的“文革”叙事,表面上写历史,实际上写我们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走向未来。

南翔的“求变”还体现在另外一个题材上:生态。生态文学自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发表以来,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一潮流也来到了中国。中国生态文学的书写也是新时期以来的一个重要主题。南翔的生态小说数量不少,比如《哭泣的白鹳》《来自伊尼的告白》《消失的养蜂人》,描写了物种的衰减、环境的恶化,但和其他小说家比起来,南翔的生态小说大多和底层人的挣扎结合起来,写底层人的努力与渴望,这种渴望在生态的恶化下,更显得生之艰难,因此,也更能打动人。比如《铁壳船》 《沉默的袁江》《老桂家的鱼》。南翔在其学术研究著作《当代文学创作新论》(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中,曾经分析过“艺术的张力”问题。“小说的艺术张力如盐入水,感受其味而难见其形。一般来说,它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体现:叙事的饱满,情节的推动力以及人物关系的弹性原则” i。南翔的生态写作,我认为是其提出的艺术张力的完美阐释。就拿《沉默的袁江》来说这部收在小说集《女人的葵花》(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的中篇,将袁江的污染、商人的势利、官场的权谋、维权的无奈、百姓的愚昧、小人物的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读完有一种悲愤,一种压抑,更有一种绝望。沉默的袁江、断流的河水,见证了欲望的汹涌、精神的沦陷。

除了上面提到的铁路题材、南方书写、历史叙事、生态与底层写作之外,近几年来,南翔又开拓了书写新空间,这就是境外题材写作。比如《东半球·西半球》是写温哥华与深圳的故事。《洛杉矶的蓝花楹》 (《北京文学》2018年第6期)是关于移民洛杉矶的情感纠葛。我惊叹于南翔对境外生活的熟稔与洞见,在《东半球·西半球》中,南翔通过“报刊约稿”的形式,插入了主人公邱彬彬对加拿大温哥华的专论,有谈温哥华华人的生活,有谈温哥华的教育与生态问题,还有谈温哥华的纳税人制度和对残疾人的“人文关怀”。如此细致、真实的域外生活在《洛杉矶的蓝花楹》中也有体现。孩子的教育问题、大人的情感问题、文化的碰撞问题,都颇见作者的写作功力。

2019年4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是南翔的最新作品集,也是南翔的第一部非虚构文学集,受到专家学者、广大读者的广泛好评,该书获得深圳读书月2019年“十大好书”奖。施战军在十大好书评语中写道:“十五位手工匠人的生活与命运,经由作者扎实真切的探究、细致入微的考察、共情贴心的体恤,化为整本书里生动精彩的中国故事。我们能够领悟的,是对绝活的沉浸、对传承的秉持,更是对文化生命的执着护爱、对劳动真谛的虔敬追求。除此而外,装帧设计的赏心悦目、行文谋篇的美好手感,也以与内容相匹配的工匠精神,给纸质阅读增强了吸引力。”《手上春秋》记录了木匠、药师、制茶师、壮族女红、捞纸工、夏布绣传人等十五个不同行业的手工艺人,彰显了传统文化之美,弘扬了传统手工艺术,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叙述之中,可读性强。

陈墨曾在《卑琐与苍凉:南翔小说中的人生》将南翔的小说和新写实联系起来。“南翔的小说显然与近几年风行的‘新写实小说有某种共通之处, 说它们受了‘新写实小说的影响也无不可。在南翔的小说中,同样是没有英雄, 甚至没有英雄的梦想,没有能够像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那样企图反映时代、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 有的只是凡俗琐细的生活情景。只是刻骨的真实, 只是平庸的、个体的感性生命的挣扎与运动”j。 当然,陈墨也分析了南翔“新写实小说” 的不同之处,最突出的地方是主人公的“漂泊者”身份,从而使小说“多了一种漂泊感、传奇性和苍凉意味”。现在看来,我们很难再将南翔的小说和“新写实”流派联系,但南翔的确是书写着一种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

南翔的“求变”不仅仅体现在小说题材的“多变”上,也体现在叙事手法的多变上。南翔是一名现实主义作家,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进行小说手法的创新;相反,他的文体实验意识还是很强的。在《永无旁证》中,我们会发现,南翔将自己放进了小说里面,造成真假难辨的叙事效果,这就如同马原在小说中宣称的:“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子。”南翔也在小说中客串了一把:“念大学的时候,我的上床一针见血地批评我,南翔,你在爱神面前总是欠缺男性的主动。”k通读南翔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小说里有一个强烈的“抒情主人公”,这个抒情主人公除了上文所分析的“海南的大陆女人”“深圳女人”之外,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渉性。南翔笔下的男主角,大都带有一些书卷气,或者不合时宜的固执。《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吴萍、 《淘洗》中的雪林、 《阳光下的坦白》的家龙、《南方的爱》 的德宝,等等,他们都有一点坏,但坏得不彻底,他们跳入市场经济的大潮,追名逐利的同时,也能保留道德的底线和善。这种“抒情主人公”有时候变成小说的叙述者,有时变成小说的主角,有时变成旁观者,这都是南翔讲故事的叙事选择。

在《海南的大陆女人》中,南翔将曾经发表的中篇小说进行适当的改装,以“大陆女人”为中心,以她们在海南的遭遇为主线,七个中篇小说的故事,化为长篇小说的“七章”,书写了雅俗共赏的海南风俗画。在《大学轶事》中,南翔让以G师大为故事的发生地,主要人物轮流登场,“次要人物”贯穿始终,构成一个动态的“大学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六个故事的“截面”形成一个“圆面”,体现了南翔高超的叙事艺术。

当然,在“求变”中,也有着“不变”,这种不变是南翔的艺术追求,是他对写作的孜孜不倦的求索,是他对写作技巧的不断探问,是他对人性美的坚持,是他对历史的思索,是他对手工艺人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坚守,是他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担忧,是他对物欲大潮下人性美的呼唤,是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下的理性抉择。南翔曾认为自己是一个“温情的怀旧主义者”,但这种“温情”并不是理想主义后退、物质主义泛滥所引发的怀旧情绪,而是要过滤掉罪愆和虚伪之后的“大踏步前行”。

a南翔:《绿皮车》,花城出版社2014年3月版,南翔自序。

bc 南翔:《女人的葵花》,湖南文藝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89页,第114页。

d 周可:《海南的大陆人:困境与无望的拯救——读南翔“海南的大陆人”系列中篇》,《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e 南翔:《南方的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44页。

f雷达:《南翔的〈南方的爱〉》,《小说评论》2000年第3期。

gh 南翔:《叛逆与飞翔:南翔散文随笔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94页,第91页。

i 南翔:《当代小说创作新论》,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7页。

j 陈墨:《卑琐与苍凉:南翔小说中的人生》,《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

k 南翔:《海南的大陆女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12页。

作 者: 张蜜,任职于萍乡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批评;贺江,文学博士,任职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都市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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