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国镜

秋叶又渐渐变红了。望秋叶，想到了一个叫红孩的人——这个红孩不是《西游记》里的红孩，是作家红孩。红孩的身高比我矮了不少，年纪比我小了许多，但他却是一位让我“须仰视才见”的人。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文化报》副刊主编，还因为我们是有着32年交情的老朋友了。

1985年一个山花烂漫的时节，北京日报社组织了一次“青年之友”联谊会。在那个会上，我认识了刚刚18岁的红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居然有点“一见钟情、相识恨晚”的感觉。正是在五四青年节那天，我们一起登上了慕田峪长城。当时，我与红孩比肩烽火台，望着层层叠叠的山峦，我们浮想联翩。少年老成的红孩发出了太多的感慨。而今遥想当年，虽谈不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心却是有的。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当时登上长城的我们，都揣了一个似乎比攀长城更难的目标：登上文坛。当时我们唱着：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

谁知，这通向文坛的路可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20年后的一个秋天，红孩携妻女去登长城，他在长城上给我打来电话，回忆起我们一起登长城的情景，感叹颇多。望星空，我想到了和红孩一起走过的路，走过的那一条曲曲弯弯、坎坎坷坷的路。

记得在那个联谊会上，红孩拿出了纸笔，让我画一座山一条河一棵树。我随意画了几笔。红孩看了，冲我说：冲你这幅画，你命运的走向不错。这画是能够折射你的人生的。我望着他似乎能够穿透城墙的大眼睛说：“我感觉你将来不是个凡人。”他笑了。那次联谊会上，我朗诵了即兴写的一首诗《鹰之歌》，红孩说，这诗的气度不小，声音很宽阔，很有磁性。不是在相互吹捧，此后我们真的成了好朋友。

人与人是不同的，当年我与红孩登长城，我的大长腿似乎比他走得快，但在文学的路上，他远远地走在我前面了。在好多方面，我深知自己是不能和红孩相提并论的。可他却说：“我和国镜像亲哥们儿一样。”在一次发奖会上，红孩还幽默地说，“当年我是个养猪的，国镜是个放羊的。”

是啊，当年我在京西的山坡上放过羊，红孩则在京郊双桥农场养过猪。后来我们都走上了文学之路。大约在我们相会20年后，他已经是散文界的一匹黑马、文坛上有名的红孩了。但红孩始终没有忘记我。有人以为他是个外向的人，实际上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不然他也不会在慕田峪长城上望着红叶，给我打电话。

秋天，是枫叶和黄栌叶正红的时候。如果把人生分成四季，我们已经走过春天，走过夏天，甚至说已经走向秋天了；于我而言，并不悲观地说，已经走入深秋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回想着那逶迤在群山中的长城，我不免有几分“空悲切”的感觉。但对于红孩来说，肯定比我乐观得多。通过他带磁性的铜音，便可看到他的内心实际上还像一轮旭日喷薄欲出。我们走过的路，恰似长城上的小路，曲折而崎岖——但回头一看，那洒满汗水的荆棘中，还有几朵带露的鲜花，水灵灵的；自然也有几片红叶，红艳艳的；还有几枚果实，沉甸甸的。红孩曾用他握过妙笔的手，举着在全国各地采撷来的文学之花，对我说：“国镜，咱们走到这一步，是不是该知足了？”

我说：“该知足的是你，因为望着你的背影，还真有点望尘莫及。”

红孩笑眯眯地说：“咱哥俩用不着说这个。说这话就远了。”

是啊，我和红孩是贴心的朋友。当年，我曾经两次给他当“红娘”，可能是缘分不够，也便罢了。但红孩在他们的农家院举办婚礼，我是参加了的；那次参加红孩婚礼的，还有著名作家浩然、王宗仁、周大新等人。

时光飞一样过着，转眼到了2007年的秋天，我妻子的诗集《燕京放歌》举办首发式（红孩为诗集写了序言）。那天红孩携妻女前来参加祝贺，还到我的农家院小坐。其时，他的女儿大约已经8岁了，可以踮着脚摘树上的红柿子了。

那个时候，红孩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了。但他走进作家的行列，自然也不是一步之遥的事。

成功的鲜花不会轻易向哪一个人开放，即便开放，又何时能够开放？在文学的路上，我们都有过茫然的时刻。

一个雪花飘舞的正月，红孩带着美酒和红灯笼，跑了百里路，走进了我的寒舍，来看望我这个老哥。为了迎接他，我专门请人宰杀了一只羊。白天，我俩吃着羊肉饺子、啃着羊骨头，喝着烧酒，谈论着文学；晚上，我俩睡在热炕头上，还是谈论着文学。第二天早上起来，自来水管子冻了，红孩亲自下到回水井里，用水瓢接水。

那次当我们谈及写作写得“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红孩忽然想到了鲁迅文学院，说，如果咱们到那里深造一下，一定会提高创作水准的。我也觉得这是条提高自己的路子。

那时，我们没还有资格迈进鲁院的门槛，但有资格成为函授学员，于是我俩就成了同学。巴望着在鲁院的培养下，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和红孩还有幸参加了一次面授。那天中午，我们在街头的小饭馆喝了两瓶啤酒，说了几瓶子话。我的辅导老师给我提名优秀学员奖，但最终没批；红孩可是成了优秀学员……多年后，我们都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时光荏苒。多年后的红孩已非昔日的红孩。他在《中国艺术报》当编辑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报社找他吃饭聊天。见他用毛笔批阅着报纸大样，感觉他真有几分了不起。吃饭时，我开玩笑说：“你哪像个喂猪的呀？”他说：“我发现猪身上也是有一种精神的，那就是拱的精神。别以为咱们没上过正经大学，可不也慢慢拱出来了吗？”

“拱”这个字不一定好听，那就换成攻克吧，攻坚克难。红孩似乎在轻松中走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路：他在多家报刊当过编辑、记者、主任、主编之类的职务，编发了数以万计的好作品，发现、扶持了数以千计的好作者；他主编了数十套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各类书籍，尤其是散文精品；他撰写出版了散文诗集、散文集、短篇小说集、文艺随笔集、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等多部著作……红孩的成绩，怎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尽管如此，红孩很谦虚，他在一本书里，把发过他诗文的所有老师都一一列举，以表感激之情。

红孩成为了文坛上的佼佼者，我真为他感到自豪和骄傲。

2003年的秋天，红孩已经是鲁院高研班学员。他与我联系，想带着同学们到顺义采采风，我自然竭力成全。就在那天，一辆大巴车从鲁院向顺义开来，我带着他们前往采摘园。当时，望着那一嘟噜一串的各色葡萄，我知道，采几串葡萄实在太容易了，而要在文坛上取得沉甸甸的收获，那是很难的；我带他们参观了地道战纪念馆，在和平年代，出入地道是很容易的，而要在文坛上闯出一条通道来，达到写什么东西都能呼之欲出、游刃有余的程度，那肯定是不容易的。而红孩把所有该过的关都过了。他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是令我佩服的。但望着他的背影，我并不觉得悲观。

我愿意做一个望着红孩的背影，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的跋涉者。不，红孩其实也伴着我一路走来。在文学之路上，他也给过我太多的指点和提携。我的散文《人去情还在》，获得“中国西柏坡散文节”二等奖。我和红孩同乘一辆车，前往河北正定领奖。我发表在《北京文学》的散文《那山那人那片情》，被红孩惊喜地发现了，他将其编入“我最喜欢的100篇散文年选”，还撰写了精彩的点评。他主编的《中国文化报》副刊，也常有我的散文发表，且有《母亲与羊羔肉》《母亲把秋天留下走了》等多篇，被报刊选载。文学的鲜花也在向我开放着。

在又一个秋叶红了的秋天，我又一次到慕田峪登长城。自然，我会想到第一次和红孩登长城的情景。那时，我的第一部散文集已经通过出版社的终审，但书名编辑说还拿不准，因为我提供了几个书名。我正在长城上琢磨书名的时候，红孩打来电话，建议，“书名不要叫《流过镜子里的河》，也不要叫《太阳灯》《阅读山水》了，就叫《太阳照耀我们》吧，显得大气。”书名就这么定了。望着天上的太阳，我想到了自序的标题《揣着太阳登长城》，我也想到了红孩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第一部散文诗集，叫《太阳真好》。

我们都喜欢太阳。

让我没想到的是，《太阳照耀我们》获得了“第五届全国冰心散文奖”——当我与红孩同乘一架飞机，穿云破雾，前往广西北海去领奖的时候，我的心也像一颗太阳，暖烘烘、红彤彤的。太阳给大地带来温暖。文学给人类带来光明。有了爱便有了一切。我们爱文学，文学也爱我们。

时隔一年，2015年秋天，我又和红孩同乘一辆车，前往天津领奖。我的散文《石头与人生》获得了“东丽杯全国孙犁散文奖”二等奖。红孩特意跟我解释说：“你这个奖不是我评的，我也不知道你获得了二等奖，我负责一等奖的点评。”

我和红孩会心一笑。

那天晚上，他说他看了我的诗集《感悟奇石》。

转眼又是一个秋天。那天我在院子里采了一片由绿变红的树叶，想到红孩也50岁了，到了知天命之年，也到了人生的秋天。一切都过得这么快。红叶，你还是慢一点变红吧。

文章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32年前我们登长城的情景。我多想再和红孩共同登一回长城——当然，如果他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我独自去登一回长城，在长城上采一簇红叶，与红孩一同分享，那也是乐在其中的情景吧。因为透过那红叶，能从那叶脉里看到我们的诗文，还有我们跳动的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