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

我12岁的时候见到了汪曾祺先生。当时，我还在故乡呼伦贝尔，时间大概是1974年夏天，汪老，还有剧作家杨毓敏先生以及广和剧场的周先生，他们是来呼伦贝尔草原深入生活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接到上面的任务，准备将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改编成京剧。我父亲负责接待他们。当时汪老还没有写出《受戒》和《大淖记事》，只知道他与杨先生一起参与了现代京剧《沙家浜》剧本的创作。

当晚，我父亲请他们吃饭。那个年代，海拉尔（当时呼伦贝尔盟的政府所在地）几乎没有什么饭店、餐馆，只记得有一家国营饭店叫胜利饭店。父亲没有钱在饭店请客人吃饭，只能在家里设宴，由我母亲炒菜，喝的酒也是本地的散装白酒。那一晚大家都喝得很尽兴，汪老还特别夸赞我母亲做的韭菜炒鸡蛋好吃。

第二天，我父亲带着他们去鄂温克旗的锡尼河草原，我也跟着去了。当时应该是6月，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正是鲜花盛开的好时节，草原上开满了黄色的金莲花，金灿灿的，耀眼夺目，几乎把整个青翠的草原覆盖了。

草原的路悠长而颠簸，一行人坐在车里，身体随着车身的晃动，左右摇摆。但每个人都异常兴奋，眼睛望向窗外，惊叹不已。只有汪老静静地看着窗外，若有所思。我父亲看着汪老，问道：“汪先生，您也是第一次来草原吗？”汪老微微一笑，点头。我父亲曾在盟里的报社做过记者，经常下乡，对草原非常熟悉，也结交了不少牧民朋友。他给大家介绍着草原的自然环境和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他还讲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惊险故事，这个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差不多是5年前的深秋，父亲与同事骑着三轮摩托车到鄂温克旗的好力堡大队采访。太阳落山后，天色渐渐黑下来，两人采访结束乘着摩托车往回赶。走到一个叫砖厂的山坡下，摩托车突然熄火无法启动了。这时远处传来几声狼的嚎叫，往山上看去，只见山上一片像鬼火一样的绿光。我父亲回忆说，他当时感到头发和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父亲对狼并不陌生，在草原上行走，你经常会迎面碰到一只狼，狼一般会停顿一下，感觉没有危险，就像狗一样，从你身边走过，人与狼互不打扰。但是眼前这么多的狼，我父亲还是第一次见到，内心感到了一阵恐惧。狼群逐渐逼近，有秩序地包围过来。我父亲却镇静下来，他知道狼是怕火的，于是我父亲率先脱下身上的秋衣秋裤，打开摩托的油箱盖，将衣裤蘸上汽油，点燃后举在手里，一边喊一边摇晃。狼群像被炸开一样，四散而逃。可是没多一会儿，狼又逐渐围拢上来。我父亲知道，只要他们一直烧着火，狼就不敢靠近。两个人几乎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浇上汽油，拢成三堆篝火，形成一个防护圈，熊熊的火苗映红了草原。狼群在不远处，有的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有的扬起脖子嚎叫，有的龇着利牙贪婪地盯着他们。双方僵持不下，脱下的衣裤也渐渐烧成了灰。我父亲说，幸好是秋天，干草在汽油的引燃下，可以让火一直延续下去。天终于亮了，一辆运奶车从远处开过来，狼群逐渐散去。两人终于脱离险境。

这时，我们坐的车正好经过那座山坡。草原上很少有山，但凡有山的地方一定很美。大家齐头望向右边的车窗。只见山坡的造型圆润平缓，一头头黑白相间的花奶牛悠闲地吃草，远处像云朵一样移动着白色的羊群。一派平和安宁的北方田园景象，仿佛我父亲经历过的那个恐怖之夜压根儿就没有发生。

恰好这时，我不争气的肚子咕噜一声响，把大家的视线一下拉回到现实。汪老回过头，笑看着我：“小家伙看来是饿了。”我不自然地想掩饰。可汪老继续说了，“车颠簸起来很容易消食的，其实我也饿了。”说着，转头对我父亲说，“老特，我给大家即兴说句打油诗吧，或许能给大家解解馋。”说着，他清了清嗓子，高声朗诵道，“草原的花真好看，就像韭菜炒鸡蛋。”逗得全车人一阵欢笑。杨毓敏先生的笑声最为爽朗洪亮，他一边笑一边夸赞道：“老汪，你还别说，你这一句诗还真让我闻到了韭菜炒鸡蛋的香味。”

之后很多年，每当我吃韭菜炒鸡蛋的时候，都会想起这首打油诗。后来读了不少汪老写美食和关于草木的闲情文字，越发对他的人生态度和文学理念产生敬意。记得他在送我的《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写道：“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里当然还包括他的诙谐和幽默，我想这也是他与很多作家不同的地方，也是他文学生命得以长久不衰的缘由。

那次草原之行给我的最大收获，除了这首打油诗，还有就是一张我与汪老的合影——虽然照片上人很多，有我们一行人，还有一家接待我们的布里亚特蒙古族牧民。第二天，父亲又陪他们去了林区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乡，我因为上学没能同行。

说来真是有缘，两年后，我们举家搬迁到北京，我在这里上中学，考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在北京文学杂志社。汪老曾经在《北京文学》的前身《说说唱唱》任过编辑部主任，他的重要作品《受戒》和《大淖记事》也是发表在《北京文学》。在《北京文学》当编辑，使我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汪老，聆听他的教诲。1986年汪老发表在《北京文学》的短篇小说《安乐居》就是我去汪老在蒲黄榆的住所取的稿子，并参与了这篇稿子的编校工作，记得还是漫画家丁聪先生画的插图。

而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竟然没能收藏他的一幅画或者一幅字。当年我多次领着外省作者去他家里拜访。有一次，我曾带着一个年轻作家（他是汪老小说狂热的追随者），他就拎着两瓶二锅头酒，换走了汪老的一幅画。作为一个写作者，画画只是他的一个爱好，他高兴有人欣赏他的画并把自己的画无偿地送给朋友，甚至陌生人。好在，我得到了他的两本书，一本是签名的《蒲桥集》，一本就是前面提到的《汪曾祺自选集》第一版。他还用毛笔在扉页给我题了一首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两本书我一直保留在身边，随时打开阅读，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

说到汪老的画，我觉得他受到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的影响很大，但是他又有自己的感悟和变化，不像八大或八怪那样透着苦涩、冷傲的风格。汪老的画有新派文人画的味道，清新、性情、平实而又耐看，表现了新时代文人朴素的乐观主义精神。

1997年，汪老突然辞世，我去参加葬礼，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播放的音乐，不是让人悲伤的哀乐，而是圣桑的大提琴曲《天鹅》，深沉而悲怆，不同凡响。后来我每次听到这首曲子，都会想起汪老，往事历历在目。

不久前，我父亲因病离开了我们，终年78岁，与汪老差不多同一个年龄离世，其间相隔20年。我们父子两代人与汪老的情感，将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汪老为我爷爷的墓碑撰写挽联的往事。据我父亲回忆，我爷爷在我父亲6岁的时候就因病离开了人世。那时故乡还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家里穷得买不起一口棺材，就随便将爷爷埋在了一座山坡上，连墓碑也没有留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父亲回到故乡遍访了当时的知情者，在大概的位置上修了一座墓，然后立了一块石碑。当时碑文上应该写什么难倒了父亲和我，于是我想到了汪老。汪老得知情况后很快就琢磨好了词句，电话告诉了我，让我父亲十分感激。汪老写的挽联是：“恩抚有日，功德无涯。”4年前我陪我父亲去祭奠我爷爷，在蓝天白云之下，我爷爷的大理石墓碑立于郁郁葱葱的山坡之间。“恩抚有日，功德无涯”几个字依然醒目。

恍然间，汪老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我终于完成了这篇我一直想写的文章，算是对汪老的纪念，也是我们父子两代与他交往和情感的见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