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桩

(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概念史研究是学界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其讨论对象是对塑造历史认知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研究，关系着不同时代对相关历史过程的理解，更关联着历史研究基本范式的转变。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如何应用于历史学课堂，却鲜有人问津。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这一专门术语在现代早期传播中概念的理解把握暧昧不明。本文以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新概念“无产阶级”为例，探索如何通过新概念、新术语溯源，引导学生对历史知识脉络的深化理解。

一、现代史上的“无产阶级”概念

1925年，吕漱林译介了B.J.Gorev题为《无产阶级的哲学》的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对“无产阶级”的理解。“‘界’，是含有政治上的意义的；‘阶级’，是含有社会经济上的意义的。每人隶属于某种‘界’内时，财产的地位和他没有连带的关系。‘界’的区分，只不过是有享有特权的，和分毫没有权利的差别而已。”[1]该文指出了“界”与“阶级”的区别，也就是“等级”与“阶级”的区别。所谓以“界”为划分标准，实际上是以等级地位划分阶级的方式，地位与经济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界”与“阶级”分属不同的概念体系。《中华周报》1932年刊载的《阶级意识》认为“等级是可以进级的段阶，而阶级却是利害各异的对立。例如军队里面所谓上下之别，乃是等级而不是阶级”[2]。阶级的分离独立是由压迫与被压迫，或由榨取与被榨取等的关系而成立。这种成立，就是基于支配与从属的意识。

阶级与社会团体的混淆是另外一种容易出现的误读。时人认为“阶级”不是简单由社会分业而组成的社会集团，无论在何时，社会上总有不同的职业，存在不同的团体，因此区分阶级不是简单地以职业为标准。阶级就是在一个或数个社会的集团，掠夺一个或数个社会的集团剩余劳动的过程中，采取类似的经济地位，因之有着共通的经济利害和共通的敌人的社会集团。这种掠夺关系是阶级产生的前提观点，人们为了形成或抵抗这种掠夺而组成一个个社会团体便是阶级，这些身处被掠夺地位的群体便组成无产阶级。

尽管热衷于给“阶级”下定义，学界当时对这个外来词汇的理解始终难以取得共识。为便于理解，很多人更倾向于通过分析“无产阶级”的组成来理解。“帝国主义的侵略，割占领土，攘夺富源，投货投资，令中国农业破产，农民流离失所，变成兵匪；然而，他即此就令农村之中起阶级的分化，并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劳动力极低廉的工人，足以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手工业受外货的影响日就衰落，更加增多失业的劳动者。”[3]将破产的农民也划分在无产阶级队伍里，这里已有将无产阶级队伍扩大的趋势。

署名为漫广的文章认为，国人将旧式的家庭小手工业破产者和正在从事手工业的人都划归无产阶级：“自从前清末年五口通商以来，外货输入日渐增多，中国变成销售外货的商场。中国旧式的家庭小手工业破产，从事手工业的人，都成了无产阶级。”[4]这也是中国无产阶级与西洋各国稍有不同的地方，由于中国是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的国家，所以产业工人相对较少，手工业者占据多数。

外来概念的被吸收与被运用，在抛开吸收传播者主观因素外，客观上都是以符合社会需要为前提的。“阶级”概念在中国传播运用的过程就是对此的最好诠释——从开始接触西方“阶级”，国人结合中国传统思想去认识它，理解为等级或简单的社会团体的组成；直至逐渐试着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理解它。在“阶级”概念形成之后，运用到实际中，“无产阶级”概念便随之产生，国人对“无产阶级”概念的认识逐步深化的同时，对阶级区分的标准以及“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关系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

最初，国人只是浅显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时，认为是因财产地位不平等而导致阶级产生。但是，当被称作“阶级”的团体形成时，国人又渐渐意识到，貌合神离的团体根本不是马克思笔下的“阶级”，没有阶级意识、阶级自觉的团体，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他们只是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行动，毫无号召力、凝聚力。所以阶级划分标准在早期国内认知领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财产多寡为标准；第二阶段，以团体成员是否具有阶级意识为标准。但这二者没有绝对的先后顺序。

二、以经济利益为阶级划分标准

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划分“阶级”标准，是从“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开始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涉及马克思对阶级观点的论述：“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5]李大钊对马克思关于阶级内涵的深刻把握，促进了当时社会对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

《东方杂志》刊载题为《中等阶级论》的译文，将经济境遇与劳动者相近的中等阶级划入无产阶级行列。“现今为社会组织中坚之中等阶级。其在社会上之地位。虽属于中等阶级。而经济上之地位及境遇。即造成中等阶级之人。大多数为无资产者。除依自身固有能力以维持生活外。别无由产业而得之收入。其境遇与依赖自身体力以谋生之劳动者。初无二致。惟普通劳动者劳动肉体。此则劳动精神。稍有区别耳。但其区别甚微。若就大体上而论。两者皆为无资产者。皆为依赖劳动而生活者。则所谓新中等阶级。固与无产阶级。同在一范畴之中者也。”[6]

林云陔1920年发表的《阶级斗争之研究》，也把经济原因当作阶级分等和阶级斗争的基础。“阶级分等与阶级斗争是由社会之经济生活产出。在劳动者之自身，只仰工资以为生活，故对于工资，每欲其增加，对于工作时刻，每欲其减少，至在资本家之自身，以营利为目的，故对于工资，每欲其低下，对于工作时间，每欲其加长，因此种利害上之关系，故资本家于劳动者之界限愈严。”[7]在笔者看来，经济因素是导致资本家阶级与无产者阶级之间界限越来越严的根本原因。资本家与劳动者是在占有资料不均等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资本家为自身经济利益，不断剥削劳动者，增加其工时，减少其工资；而劳动者则为减少工时增加工资，与资本家斗争，阶级斗争也因之而起。

这和李大钊对“阶级”的理解有相似之处，都认为阶级是指经济上处于利害相反的阶级。笔者认为，现代意义的阶级观念应以是否形成掠夺关系为前提，掠夺关系就是一种经济上的掠夺，“这里所谓的阶级，乃是经济上厉害相反的阶级。大别起来，固可分为掠夺阶级和被掠夺阶级”[8]。掠夺阶级便是地主和工商资本家阶级，被掠夺阶级为农民和劳动阶级。李大钊则侧重从阶级产生的原因分析，“技术日精，经济上发展日进，一任的劳动渐有余裕。这个余裕，就是剩余劳工。剩余劳工，渐次增加，持有生产手段的起来乘机夺取，遂造成阶级对立的社会”[9]。地主资本家是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人是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人生产出的剩余劳工是导致阶级差异产生的关键。

综上，从当时学界开始以经济利益作为划分阶级团体的标准看，当时对“阶级”的理解已经相当成熟，逐渐摒弃用传统的等级观念去理解阶级划分，开始用现实的标准去看待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并积极思考着未来的方向。有多人对“阶级”的理解已经与马克思主义专门术语的原意近趋一致，这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熟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以“阶级意识”形成为划分标准

关于何为阶级意识的问题，当时的社会主义者认为，阶级自觉是阶级成为完全阶级的前提条件。一阶级内的分子，觉得自己阶级的利害和其他阶级的利害是不相容而相冲突的，所以阶级斗争是免避不掉的必然事实。即属于一阶级的人们有了这种自觉，该阶级就可完全算是一阶级了。哈雷也倾向于将“阶级意识”定义为“共同利害的感觉”，“第一步功夫：首先感觉到有和恶势力斗争必要的人，站在共同利害一样的意识上。第二步功夫：使此等其同利害的意识，增大到可以增大的程度，形成一普遍阶级的共同意识”[10]。这共同利害的感觉，须有两步功夫做到，而后对于阶级斗争，才可操胜算。

1920年5月1日，李大钊发表《“五一”May Day运动史》感慨国人对劳动节的淡漠态度[11]。欧美等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普遍实现劳工八小时工作日制度，每到“五一”有阶级自觉的劳工便全体停工，反观中国工人缺乏欧洲的阶级自觉， 1920年的“五一”还只是文人墨客的节日。无产阶级只有获得一种统一性时才构成一个阶级，而这种统一性的前提条件为有与别阶级对立。

阶级意识具有可发展性。列宁也曾指出要想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增强他们的阶级认同感和归属感，宣扬号召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这种宣扬源自公开吸引群众的必要性,因为群众渴望的是更好的生存条件。对此，刘治熙认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与其他阶级冲突的，他们不遗余力的提倡劳动阶级的利益以巩固其组织，同时就增加了劳动阶级与其他阶级间的恶感，而予其他阶级以深刻的成见。”[12]

因此，想要建立牢固的阶级意识，组织团体并积极宣传是必不可少的途径。早在“资本家”和“劳动者”初步具有现代意义雏形时，宋教仁就提出平民是占多数的阶级，号召只有他们结伴联合，才可获得一定胜利。“‘多数者势力也’平民幸而蚁集。幸而得多数。是即至优强之势力也。其结阵而进战也。可决其必得战利品耳。”[13]宋教仁提倡相对弱势的团体应该结合才能获得所需，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形成团体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阶级意识的形成需要团体合作互助完成，而形成团体才会促进意识的增强。蔡元培认为：“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14]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通通都应当属于劳工范畴，蔡元培为笼络更多人心，宣传并扩大劳工团体，谈劳工神圣论，呼吁劳工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其著名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宣扬，这个世界应该是劳工的世界。“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15]

施存统宣扬被剥削者应该有意识地建立团体，以抵制剥削压迫者。“一切穷人，劳动者，佃户，被役使者，被压制者，被掠夺者，都要有‘阶级的自觉’，觉悟自己是一个阶级，彼此利害完全相同，应该联合成一大团体，以兴富人，资本家，地主，使役者，压制者，掠夺者——强盗阶级作战。”[16]《每周评论》登载《日本劳动者之自觉》介绍京都劳动者普选运动，“京都劳动者开始普通选举之运动、在东方可真算是破天荒、也是大可注意的。开会时由东京特请尾崎行雄来演说、秩序整齐毫没有扰乱的状态。这足可见这般劳动者程度之高”[17]。该文凸显了中日两国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希冀能向他们学习，提高觉悟程度，主动为建立平民政治而奋斗。

1919年5月，该报刊登《日本劳动同盟大会议》的译文：“现在日本劳动界最大最急的问题，就是要求政府制定劳动组合法。然而要求虽然是要求了，假使这种要求没有什么力量，当然是不会成功的。要使这种要求发生效力，必定要把劳动界自身先团结的很坚固，事事取一致的行动，然后他的一举一动方可以发生莫大的威力。所以劳动界最近组织‘劳动者同盟会’专为团结劳动者作政治上活动的机关。”[18]国家要向前迈进，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知识界积极关注国外情况，对国民的团结及意识的提高发挥巨大作用。

四、“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

只要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的利害；各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差异，利害也就各异。各阶级的利害不一致，则无论消极地维护自阶级的利益，或积极地侵掠别阶级的利益，各阶级之间，自然难免冲突而发生斗争。阶级在近代被分为多种：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智识阶级、农民阶级等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尤为复杂。

考察“阶级”一词的具体含义，就要基于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与其他阶级构建的基本关系，因此笔者试想通过时人对这些关系的理解来分析。

一般认为，占据生产资料和支配地位的就是资产阶级——通常被称作有产阶级，依靠自身劳动力谋求生活资本的便是无产阶级——通常被视为劳动阶级。“今由社会学考察现代社会，凡在社会上政治上有最大之势力，而认为支配阶级者，所谓资产阶级是也。资产阶级，若依社会学而决定其概念，即拥有资产，以其所得为生活之根据，更借资产之力，而摄取社会的及政治的势力，各人之总体也。然至近代，对此资产阶级，欲争得支配阶级之地位，尚有一社会阶级，日渐发达，所谓无产阶级是也。”[19]两者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不断有摩擦出现，他们的关系随着国家社会状况、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在缓和与尖锐之间变化。

对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似是而非的认知，否认存在，逐渐认可。尽管“阶级”概念在经梁启超、李大钊等人的译介下，国人已初步了解了阶级的现代含义，但许多人依然难以接受中国与欧洲国家一样，面临着“劳动者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严重对立。这也与中国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人文心理密切相关。

《每周评论》1919年5月4日刊载的《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一文，较为乐观地看待“资产”与“劳动”两大阶级的矛盾，认为当时劳农阶级革命的对象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支配阶级——士大夫阶级，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发达，限制了大资本家作梗的能力，据此认为中国劳农阶级的社会革命要容易些[20]。在工业发展一般的情况下，中国现存的是“寄生阶级”与“自己阶级”。梅祖芬题为《中国劳动界之将来》的文章谈及无资本家和工人的劳动问题：“现在的劳动问题在欧美已经闹得天翻地覆，我们的东邻亦曾发生这个问题，独只中国则寂然无闻。这是我们的生产方法和人家不同的缘故。中国大多数的工业都还在手工制度Handicraft system的时期，所以没有资本家和工人冲突的现象。”[21]只有等到机械生产大量传入中国之后，破坏了手工业，原来的手工业者都变为破产的无产者，不得不进入工厂做工，到那时才会有劳资冲突。

由于劳资矛盾的突出性和代表性，不可避免地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尤其是欧洲产业革命之后，这种矛盾随着机械的发明和普及而尖锐化。1920年2月，邝摩汉译日文《阶级斗争与劳动组合之形势变化》谈到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近世阶级斗争之意味。即资本家劳动者之社会的对峙。及其利害之冲突。此盖取家内手工业而代以近世资本家的产业制度相随而起之现象。且其现象着着益作成特色。故机械之发明与采用。及伴此变家内手工业而为工场制度之树立。即所谓‘产业革命’者。实近世资本家制度之生母。同时为阶级斗争之继母也。的仁俾氏。”[22]欧洲产业革命后，机器大量投入使用，高效率生产出物美价廉的物品，导致大工厂逐步取代家内手工业，大批手工业者破产而变为无产者，因此产业革命被视为劳资阶级形成，并迅速成为对立阶级的直接原因。产业革命导致社会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使处于两端的阶级呈背道而驰的趋势。

阶级内部的团结力会因两个因素加强，一是阶级内部的利益趋同，二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抗，而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又会加剧对别的阶级的仇视与对抗[7]。因此，阶级因共同利益而形成，阶级之间又因利益对立而斗争，这是不可遏制的趋势。不过，阶级斗争往往也容易被简单化。“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是有产者本位的时代，却把阶级的对立简单了，全社会越变越分裂，做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无产者。”[23]社会上的阶级逐步地高度浓缩，社会成员都被囊括在非此即彼(非无产阶级则为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当然，这种简单化趋势也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本制度迅速发达，它把一些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都吞并了，把一切的社会都显然地分成两个对垒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利害冲突产生阶级对立，掠夺阶级总想使掠夺程度加剧，而被掠夺阶级则总希望掠夺程度能稍缓和。当冲突加剧到被剥夺者不堪忍受时，即便阶级自觉还未形成，阶级斗争也会应运而生。又因各阶级在发展中，为壮大各自的队伍，积极宣传，早先自立为一阶级的团体，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由于自身力量薄弱，加之受到宣传鼓舞，则与更大的阶级融合，社会便逐渐呈现出只有“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两阶级的对立。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术语“阶级”，随“五四”被引介到中国知识界并引发了何谓“阶级”、谁是“无产阶级”的大讨论。这场最初限定于知识层面讨论，源自由智识界通过译介国外著作和文章，形成对“阶级”的早期认知和把握。这个过程的肇端，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以等级观念理解偏离原意。追本溯源，“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的主要关怀集注于如何“救亡”，因此，在关于什么是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学术讨论层面之下，掩映着传统家国天下的士大夫情节。

就其广义意义而言，包括阶级学说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近代已降西学东渐的范畴。国人将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学说视为“现代化”的要件予以引入，不得不继续关注国外情况并向之学习，积极探索救国之路。秉持这样的原则，在知识分子的带领下，国人对“阶级”的理解由浅入深，从传统思想向现代观念转变，阶级意识在不断深化，劳资矛盾渐渐被正视并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由于自觉意识的增强，为着阶级利益不懈地斗争。

由现代史上出现的新概念解读，引导学生楔入对中国现代史的深入思考，是为历史教学的重要方法。核心概念不仅其自身就是课堂讲授的重要内容，更为关键的是，以此为支点展开的讨论可以形成对历史的立体分析，有效地避免传统教学容易陷入的平面化理解。另外，启发学生对新概念、新术语的因应与把握，也是进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