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 鲜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 464000)

记忆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具有普遍性的个体经验意识。所有作家的写作都离不开记忆现象，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存在于人类文化记忆形态的集体记忆框架之中。换句话说，是不同的作家采用不同的叙述模式、叙事技巧和情节结构将不同的个体记忆融合想象，借助文字符号将无形的精神意识活动转化为有形的物质符号形式。叙事，作为用语言符号构成文学主体的工具，是“如何将了解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的东西，如何将人类经验塑造成被一般人类，而非特定文化的意义结构吸收的形式”[1]2，正是通过叙事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成为可能，传达和分享个体化的生命体验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共性的群体认同意识，最终形成人类集体文化的承继和延续。

在西方，古希腊时代的人们已经发明记忆术，经过古罗马延续为欧洲的传统文化。我国的《尚书·尧典》里有“诗言志”，《礼记·乐记》里有“诗言其志也”，近代学者闻一多指出“志”的所有义项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意义，即“记忆”与“记载”，记忆和记载皆谓之志，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都曰志，而“志”的所有内涵都统一于心，是身对外物的映照和感动[2]262。由此可见，文学叙事与个体记忆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和多重相似性。

一、文学世界中的记忆痕迹

对于淹没在人类生命之河中的普通个体而言，要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让后世永远记住自己，需要借助对记忆的储存与传承。人文学者格罗拉莫·卡尔达诺(Gerolamo Cardano)在《论智慧》中写道：“荣耀是永生的最可靠的形式，长寿意味着在人的记忆中活下去。最长的生命就是通过他伟大的、光荣的和出色的事迹而进入永远的历史记载的生命。”[3]33也就是说，个体通过伟大的行为、行为的记录和后世的纪念而得以永恒，而实现这种永恒就在于歌者、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吟唱与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理解“荷马史诗”中对众英雄事迹的吟唱，盲诗人借面临死神的赫克托尔之口说，虽然命运已经降临，“我不能束手待毙，暗无光彩地死去，我还要大杀一场，为后代留下英名”[4]545。或许，我们可以说，文学作品出现的动机是源自一种对过往记忆痕迹的保存，是人类生命对时间和遗忘的本能反抗。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学，文学世界里所表现的一切都是有关客观世界的事物或体验在演说或书写主体身上的直接或间接反映。

(一)文学创作中的两类真实书写

M.莫瑞(M. Murray)认为所有的写作都是自传式写作，可以泛化地理解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一种个人化真实记忆的书写。首先，以尽可能客观地重现过去真实记忆的史传文学是文学作品记忆叙事的第一类真实记忆书写。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化传统里，真实叙事的起源都离不开史学的记载，史传之事可以说是现实之事的另一种形式，而对现实之事的实录就是忠实于对客观事实本来面目所见所闻的记忆进行文字媒介的转化。虽然，中西史学都追求一种客观真实，但是所录史实经过记录者的主观思考，历史叙事的生存空间是史传文本而非社会现实，对于同样的实有事件，在记录者眼里看见的和其他人或后人眼里看见的未必是同样的真实。海登·怀特说，叙事与其被当作一种再现的形式，不如被视为一种谈论事件的方式，因此，历史事件向将来的叙述者呈现自身的形式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建构的[1]35。既然作为客观事实记录的史学文献的真实都只是一种相对的真实，那么，在历史记忆框架之下的史传文学的真实就只是创作主体在客观真实背景下的一种虚构文化记忆真实。

其次，受记忆痕迹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就是自传体叙事。自传体文学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地位。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界定自传体文学为写作关于自我主题的传记，认为它不同于强调自我发展的回忆录而注重作者那些为人们所熟悉的人或亲历的事，或来自于某人一生记录每日事件的私人日记或日志，是为个人的用途或意愿而不曾考虑过出版的东西[5]26。从4世纪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忏悔录》(Confessions)直到今天，西方的自传体文学创作数量庞大，从主题到形式具有完整而连续的自传文学体系。与此相比，由于受中国古代强调集权意识的文化传统和史传记事的影响，书写者对个体生命的体验相对追求共性而淡化差异性，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体文学主要是在近代接受翻译文学的输入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中而逐渐发展起来。与史传文学的宏观视角相比，史传文学倾向于对储存在个体记忆中外在于自我存在的集体记忆的客观再现和叙述，而自传体文学更倾向于储存在个体记忆中的主观经验的再现和叙述。因此，自传体文学记录的是从个体本位角度所观照的世界和生活的主观经验，所表达和追求的是一种忠实于自我的主观真实叙事。

当然，从广义上看，文学世界里的叙事都是一种主观记忆的真实再现，从忠实于过去的历史事件和忠实于当下自我心理意识的不同参照物而言，所书写的记忆叙事倾向于客观真实和倾向于主观真实两大传统。

(二)文学批评中的两重视角

正是由于文学创作实践的具体表现不同，因此影响到文学批评里，围绕文学作品中的记忆叙事，人们提出各种不同的批评视角。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把我们的记忆划分三个层次——个人记忆、家庭记忆和集体记忆。他认为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而群体记忆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6]71。在文学叙事里，作者视角的出发点大多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换句话说，针对特定时期的文化记忆整体而言，要么从自我主观的视角去讲述所经历的外部生活，要么从一个特定群体视角代言人的身份去讲述所在地域在那个历史时期的生活。例如，骆冬青从文化记忆视角去研究鲁迅的作品，他认为鲁迅把作为个体的儿时所接收文化濡染进行大写意式的清理，在不经意间完成从个体到群体之间的文学感受与文化记忆的血缘关系[7]；再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从地域文化群体的视角来书写当地的生活。作者的视角不同，但都是相对比较客观的个人化记忆叙事。从民族文化层面来说，这些地域叙事形成对地域文化记忆的认同，构成特定时期民族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阿斯曼夫妇(Aleida Assmann and Jan Assmann)将社会学领域的“集体记忆”(La Mémoire collective)概念运用在文化学和历史学科里，提出用“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s Gedächtnis)来描述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传承现象，把心理学的许多术语结合在文化现象与文学作品的研究实践中。由于“文化记忆”概念最初应用在史学研究中，学界特别强调国家和民族文化集体层面的“创伤记忆”。这种“创伤记忆”的书写是借助历史事件对个体造成的精神创伤记忆的回忆和叙述来形成对过去历史的认同和传承。但是，创伤事件不仅发生在集体层面，也有基于个体生命体验中的创伤事件。可以说，创伤记忆和日常生活记忆共同构成个体的生命经验，但不同层面的创伤体验对于个体自我生命存在的认知深度和意识强度不同。因此，与宏大背景下的创伤叙事相应，作为书写个体主观真实记忆的自传体文学批评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大主题。

“创伤体验”普遍存在于个体的生命历程，“创伤记忆”是一种普遍化的存在意识。国内部分自传体文学研究过于强调个体化记忆的书写对于确认自我身份和外部世界认同的影响，忽略个体生命体验本身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夏克特(Daniel L. Schacter)说记忆是高度个人化的，每个人的记忆彼此之间绝少相同，因为每个人的记忆都植根于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中。当代社会网络化社交形态下，个人生活的时空不断被虚拟化、抽象化，同时也不断被匿名化和浓缩化，直至用一个“头像+拟名”而代号化存在。个体自我的表达趋于碎片化、模式化和符号化，呈现出真实自我生活与记忆书写自我的日趋背离，使个体自我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在无限膨胀的网络媒介中被加速消融和淹没。

从文化自身繁衍与传承来说，关注地域叙事中的群体记忆和个人自传体叙事中的个人化记忆，从多样性的不同记忆叙事里探寻民族文化中具有悠久生命力和时代精神的东西，才能自下而上地丰富和补充我们的民族共同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特殊方式，也有使用其自己的语言与所看见的一切交流的方式[8]。而且，每一个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受到作者人生体验信息的激发，回忆起属于自我的生命体验。所谓的生命历程，不过是无数零散、琐碎的记忆片段构成累积和体验的心理意识。个体经验的交流和分享取决于如何将这些保存在记忆中的情绪、感受、场景、事物用语言讲述出来，即只有通过叙事，保存在个体记忆中的经验和感受才能超越个体性的存在，成为一种群体共识。通过叙事，个体生命体验才能相互交流，建构一个共享的过去，个人得到一种自己与其他人相联系的意识和如何解释与评价过往经历的共同视角。所以，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自传体记忆体系为家族和文化史的代际传递建立过去与当下交流的渠道，而这正好构成人类文化的坚实基础[9]。

二、文学叙事中的个人化记忆

心理学认为，对于同一事件，每个人的心理意识感知程度不同。因此，不同的人可能记着共同经历过事件的不同方面，这就决定同一事件对于不同的人都有其无法与他人分享的一面。可以说，各种记忆系统的元素和被不同群体回忆或遗忘的事物，都可能以各种形式被容纳在文学文本中。毕生发展心理学中的个人成长理论认为，文学叙事中的记忆书写必然会经历一个从个人叙事、地域叙事到民族叙事的发展过程。这是个体生命从认识自我、认同群体到认同社会并通过与集体概念的“他者们”相互映照而确立自我认同的社会化过程。从社会学视角看，人本身就具有个体性和社会化的双重属性，张扬个性与寻求共识是个体的自我与社会之间不断磨合的过程。随着自我认识的深化，从关注自身的存在而意识到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影响、自我与群体的彼此依存，最终建构一个完整的自我生存空间。从文化视角来看，就是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模仿记忆的叙事与成为记忆的叙事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的建构过程。

(一)在记忆和叙事之间的模仿

利科(Paul Ricoeur)认为每一个文学文本都与文学外的世界有关，叙事是对生活的模仿，也是对记忆的模仿，反过来，模仿的叙事又构成了记忆的一部分。因此，文学叙事中的个人化记忆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它是间接或直接地模仿记忆的叙事，比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七卷本的巨作《追忆似水年华》(larecherchedutempsperdu，1913—1927)，用回忆的形式讲述“我”的一生。所有已被讲述出来的故事，可能永远无法摆脱主观意识的描述，在被讲述之前，是以记忆材料的形式储存在大脑中。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的叙事，对储存在大脑中的信息进行编码，模仿记忆中那些以无形的精神意识状态储存的感觉、场境、人物、动作、语言甚至情感，用叙述技巧和语言符号构建出有形的物质媒介形态，使储存的记忆信息在现实世界的共识语境下成为可以传达与分享的叙事文本。埃尔(Astrid Erll)认为文学作品是每个人语义记忆的一部分，也是形成情节记忆的一种媒介，我们能记得我们读过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并能以此回忆起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10]168。

人们回忆过去，“不仅仅是回忆事件和人物的问题，也常常是回忆从前的文本和重写从前的故事的问题”[11]。也就是说，过去的叙事文本会成为接受者自身记忆的一部分信息。心理叙事学认为，读者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文本效果”，读者会受文本影响而产生某种心理、态度和信仰等方面的变化。阅读过程就是读者与叙述者的会话交流，读者会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填补文本的背景和空白，以此达到对叙事文本的理解[12]74-76。作家莫瑞指出，当人们阅读时或阅读后，也会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某种使我们相信我们生活过的内容的文本。也即，记忆的真实并不是可靠的客观叙事，应用心理学家巴特列特(Frederlc Charles Bartlett)认为记忆是对往事想象性质的重构，回忆者的态度影响回忆的内容。由此，我们发现，记忆是大脑精神意识活动对客观自然世界和自我主观感受的一种无意识的、本能的信息储存，是以一种意识形式在心理精神空间对过去经历和体验的无形再现。叙事是将这种无形再现有意识地以语言符号进行编码、模仿并赋予有形的表达，而文学文本在书写的过程中将某一阶段的自我动态意识用静态文本固定下来，实现自我的表达与他者的交流。

(二)真实和虚构之间的个人记忆书写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所有的写作都带有个人化记忆的痕迹。我们把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关于自我人生回忆性的虚构叙事界定为个人化记忆叙事作品。此类作品中的自我人生回忆是以客观现实世界为参照而建构的文本世界。它不同于历史小说、历史剧及自传体文学等样式，从虚构叙事的背景和文本故事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分为虚构的个人化记忆叙事和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叙事。

一方面，虚构的个人化记忆叙事里，作者与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讲述的故事之间有比较遥远的时空距离，通常会以真实的地域环境和宏观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虚构一个“我”的个人记忆，讲述的故事看似真实，实则只是一种虚构。比如，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的“康沃尔”系列小说《征西大将军》(TheKing’sGeneral,1946)里，作者结合地方档案的文献资料和传说，虚构“我”回忆四十年前与当地名门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Sir Richard Grenville)悲剧缠绵的爱情故事。整个故事交织在17世纪查理一世与议会武装之间权力争夺的战争中。作者开篇“志谢”表明本书讲的是事实与虚构融为一体的故事，标明故事的素材来自故事中提到的家族史料，但在小说结束后有“本书一些人物后来的结局”和“后记”，交待小说中提到的所有人物的结局，使其看似一部第一人称的自我传记，但“志谢”和“后记”都是事实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的署名。看似真实的署名，实则暗示整个“我”的回忆都是虚构的，因为“我”不是作者，只是署名的作者所虚构的一个人物，而这个人物的回忆建立在作者对历史背景的想象建构上。这种叙事特征在杜穆里埃的其他小说和其他作家的创作中有不同的表现，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稗官野史的叙事有意强调所作的真实性和与历史现实的连续性恰好相反，西方作家用似真的个人回忆叙事却并不强调所叙之事的历史真实性。

另一方面，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叙事里，所谓的真实，也是相对于所叙故事的时空背景和文本生活世界与叙述者或说作者自身所在客观现实世界的距离而言。通常，叙述者采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事，采用回忆的形式，在叙述过程中不断追溯回忆中的记忆，讲述的时间顺序在讲述的当下和故事发生的当时交叉进行，从对记忆的模仿近似度上比前一类虚构的个人化记忆叙事更加接近真实的回忆过程，或者说，不仅是对记忆的再现，而且是对回忆过程的再现。除普鲁斯塔之外，当代加拿大作家门罗(Alice Munro)的部分短篇小说创作也呈现出明显的此类叙事特征。门罗的小说叙事尽可能地模仿回忆的过程与回忆中产生的记忆，具有一种回忆主体与记忆中的自我进行反思式对话的自白特点，同时又兼顾一个可能存在的理想倾听者的存在，使接受者能够理解叙述者讲述的生命体验，引起共同的生命感受。门罗小说中的叙述者，或说讲述个人记忆的行为主体，通常很少表现出明显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只是在非常逼真的经验描述中，在不同的小说中反复或重复去讲某一个体的日常生活记忆或创伤事件，让接受者体验到记忆讲述者内心深处那种复杂矛盾的心情，从而认同生命的偶然性与多样性对人生历程的影响。她在不断地对记忆和回忆过程的描述中，深化对人生的理解，反思生命的个体体验，思考作为群体中的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关注个体层面的创伤体验和生命历程的偶然性，使其作品形同集体记忆大树上的枝叶。

记忆不是以一种非真即假的方式存在，组成社会的各类群体在每时每刻都能重构过去，在重构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意或无意识地肢解过去，由此形成的群体回忆可能会淹没个体真实性的记忆。但是，“只要在构成社会的个体和群体之间保持观点上充分的统一性，社会就可生存”[6]303，也即，集体记忆框架对于个人记忆具有很强的同化和溶解能力，甚至会改变我们的个人记忆。从这个角度上，文学叙事中的个人记忆化书写就成为表达个体真实体验和现实生活细节的补充途径。

三、叙事与记忆在文学文本中的交汇

作为对过去事件的概括或者说重构，回忆绝对属于文学文本的基本主题[13]274。文学中的叙事和记忆彼此相互依赖，都要通过语言媒介进行叙述才能与他人进行交流，而且它们的叙述都是有选择性的，需要经过大脑的思考对已经发生的过去或当下的感知进行有序的整理和组织，使之成为可以被理解的故事或经验的传达。热奈特(Gdrard Genette)界定叙事有三层含义：一是承担叙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二是真实的或虚构的作为话语对象的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之间连贯、反衬、重复等不同的关系；三是指某人讲述过某事的事件。在文学文本中，叙事和记忆的交汇涉及三个共同的基本元素：一是时间，二是空间，三是行为个体(包括叙述者或记忆主体，接受者)。

(一)时间

所谓人生，就是一连串无序的记忆碎片构成的个体意识。记忆里的时间是以客观的物理时间计量标准和心理感受、客观世界的物理现象来标志或区别的。文学叙事里的时间是一种虚构的时间体验，以客观现实世界的物理时间为参照。从记忆转化到叙事，成为一种可以被人理解的叙事文本，就需要利用叙述技巧对时间序列进行安排。人们认为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件时间和叙事的时间。热奈特关于叙事中时间序列的研究所例举的文本《追忆似水年华》，本身就是回忆性的个人化叙事的典范作品。他认为该文本叙述朝尾声发展内部发生演变，表现为叙事越来越大的间断性，指出这个时间演变与作者心理变化无关[14]58。

实际上，这个时间演变正是作者心理意识时间变化的表现，个人化记忆叙事中的时间有三个层面：一是所讲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二是叙述事件的时间；三是存在于行为主体意识空间的回忆时间。每一个层面的时间都是一种持续，而不是一种即时性的瞬间，都有一定的时间长度。用热奈特的话来说，同时叙述、事前叙述和事后叙述等所有叙述方式都参与将回忆用文字模仿重现的过程，所有的叙述方式都是由于意识空间里所存在的回忆过程本身的回环往复所必需的叙述技巧。

前文提到，模仿回忆的个人化记忆叙事，不仅是对故事的表达，也是对回忆过程的再现。事实上，记忆中的事件可能呈现三种序列：一是经过叙述者思维组织整理后按事件发生的逻辑顺序的叙事序列。二是按回忆主体自身大脑储存的记忆材料原本的事件自然发生序列。这样说，是因为行为主体在经历和体验事件的过程中，有很多信息本身处于或隐藏或遮蔽或被忽略的状态，也就是说在事件经历过程中主体不可能完全清楚地洞悉整个事件本身的真实全貌，只有在讲述的过程中，对保存在记忆中的各种信息材料进行组织安排时才可能将事件的完整过程描述出来。三是按照客观世界物理时间的年代顺序的真实事件发生序列。由于“回忆的每次演示都是不同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一个结果”[13]276，因此，我们所看见文本中的叙事序列并不等于事件真实发生的客观时间序列。

此外，热奈特认为：“使用过去的一个时态定以表明这是事后叙述，但并不能指出叙述时刻和故事发生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他提出时间距离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时间间隔”，在记忆叙事中叙述者在回忆过程中事件的讲述时间和记忆中的故事发生时间之间的间隔。这个间隔的距离远近影响叙述者对记忆事件的讲述方式和已发生事件的认知程度，也决定叙述者对所述事件的价值评判立场，从而影响到接受者对现实世界中生活经验的理解和判断。面对同一事件，人在不同时间阶段的认识和看法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来说，所述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叙述者讲述的时间越久远，对过去作出的解释和理解就越具有普遍性的认知价值。这些“关于自我的叙事帮助我们界定并理解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与世界的联系”[15]348的文化价值越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夏克特认为老年人的讲故事能力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传递意义。

(二)空间

再现回忆的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结合紧密，空间成为激活时间的背景，空间体验也转化成时间式的体验。米克·巴尔认为空间的填充由那一空间中可找到的物体所决定，物体的形状、大小、颜色确定着房间的空间效果[16]159，这是指自然世界的物理空间而言。个人化记忆叙事文本中的空间和时间都涉及到精神的意识空间，因此，在空间层面也包含三个维度：一是客观生活的现实空间，也就是包含叙述者和接受者及文本等存在于其中的实存空间；二是在现实世界基础上叙述者主观想象的文本世界，是叙述所及的人与事存在的文本空间；三是一个双重的精神意识空间，一方面是回忆主体的叙述者存在于大脑中所有过去、当下的事件和体验的意识空间，另一方面是通过文本世界的存在，接受者以自身的现实生活体验而在头脑中所建构出属于接受者自己的那个心理意识空间。

心理学家图尔文(Endel Tulving)说，对于回忆者而言，回忆是一种精神旅行，是再次经历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从接受者层面来讲，阅读他人的记忆叙事文本，也是在自身心灵中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体验的回忆过程。接受者受讲述者的影响而引起对自我生活经历和体验的回忆空间不同于讲述者的回忆空间，也不同于文本空间。他们各自的记忆被激起的提取线索来源不同，叙述者的记忆空间依赖于当下实存的现实世界，而接受者建构的意识空间依赖于文本空间和自身所在的现实世界。记忆是内在的心理意识活动，依赖于具体的事物，依附于外在的物理空间，比如建筑、绘画、图片、音乐、影视、自然景物及其他纸质文献，所有这些具有意义表达性的符号都承载着一定的内容和意义。

比如，偶然听到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词“原来你也在这里”，一瞬间你可能会记起某一个与之相关的场景，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时的生活场景，也可能是当时与你听这首歌曲有关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哪里看见过这句相同的句式表达。你可能意识中开始无意识回忆，回忆过程中大脑经过信息拣选判断。你记起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读到过相同的话，你回忆起张爱玲描述那句话的文本空间，想到那种虚构文字空间里的美感意象，再回到现实生活，你可能会继续搜索你的经历中是否也出现过相似的场景或经验感受，也可能就此停止思索而被日常的生活事件打断转入另外的思维意识活动。从心理学上说，“当我们偶然想起某一似乎已经忘记了的记忆时，可能是因为我们侥幸碰到一个与它那已经衰退或模糊了的记忆影像完全匹配的提取线索”[15]73。就是说，我们叙述已经发生事件的记忆的可能性，依赖于外界的提取线索与记忆的原始信息之间的相似程度。个人化记忆叙事的发生需要存在于现实世界某一提取线索的激发，对过去的回忆才能成为叙事的起点，而现实空间中的任何事物或场景才能激发记忆里真实的意识空间，从而使文本空间的建构成为可能，文本空间的存在才能成为激起接受者建构自我人生体验的回忆空间。

(三)行为个体

记忆和日常生活一样，日复一日地重复储存在大脑之中，只有那些具有非常强烈的记忆印象才能在某些外因刺激的情况下偶然被想起已经发生的过去。任何外在的提取线索所唤醒的，是由已经存在于意识空间中的某一记忆的那种主观体验，这种唤醒对于叙述者和接受者是双重的自我反思。所有的讲述都不是无目的性的，总会存在潜在或明显，有意或无意识的某种讲述目的或理由。从“他者”视角和语言交际理论来看，行为主体记忆讲述的指向是双重：一是指向内在的自我，即讲述当下的自我通过讲述与内在的自我进行一种内省式的对话，从讲述区别过去的自我与当下自我的变化，达到对本质自我的认识和深化；二是指向外在的接受者，假定接受者与讲述者自身存在一种共同的认知情境，通过讲述自我的个人生命体验，以期得到某种对生命存在意识的关注和认同，实现记忆自身存在的叙述价值。

记忆是关于过去的重构，其存在的价值可以成为现在的参照。记忆的存在证明人在时空中的历程，而且，人总是通过不断地回忆过去来反思现在，并预期将来。从哲学视角来看，是人生的经历和体验让人逐渐认识其本真的自我，那么个人化记忆叙事中的自我就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讲述的当下自我。这个自我是叙述者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样子，因为讲述本身就是一个用语言表达思维的选择过程。二是记忆中的自我。这个自我是参照当下的自我而留存在回忆中的过去自我。三是内在的真实自我。这个自我在讲述回忆的交流对话中不断被当下自我和接受者所识别出来，是隐含在讲述的过程里的。哈布瓦赫说，影响每一代集体记忆的主要是他们相对年轻时期的生活经历。因此，我们通常看见记忆叙事中的叙述者是从人生的暮年回忆较长时间间隔之前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并在不同阶段对同一事件进行重复叙述和不同解读。米德认为，过去必定依据某个现在作为背景，从这个现在中又会出现新生的东西,而我们必须从新生的东西的立足点来看待过去，这样，原来的过去就会成为一个不同的过去[17]4。换句话说，通过对过去记忆的讲述，真实的自我意识在叙述的当下发现自身。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社会性的，世上不存在游离于社会框架之外的记忆。阿斯曼夫妇发展哈布瓦赫的社会记忆理论，认为个人记忆是各种不同社会记忆的交叉点，并通过媒介进行代际传递，保存客观化的过去。埃尔在阿斯曼夫妇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文学和记忆以建构的方式实现对现实和过去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和交流的对象同时是指向文本外部世界的接受者的。海登·怀特则从历史哲学视角指出，领会一系列复杂人类事件的意义和能够解释这一系列所包含的特殊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方式是不同的两回事。过去记忆的接受者存在集体和个体两个层面，仅仅从文学作品看，作为个体的接受者面对已经客体化的记忆叙事文本，可以在阅读中建构自己虚构的文本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与自我进行交流。个人化的文本书写中讲述记忆的主体和接受者构成对话交流关系，接受者又通过与文本化的他者交流，回忆并建构接受者自我的过去，使个体接受者识别自我，并依据现实世界对讲述者进行价值评判。从表面上看，接受者是个体化的个人存在，但从深层看，价值判断的依据来自社会整体的共识规则，这个接受者就成为一个集体概念。所以，文学叙事成为多个行为个体记忆形成和记忆反思的媒介，最终指向集体文化记忆的形成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