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翔

(郑州工商学院, 郑州 451400)

一、引言

提起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大多数的研究者都会用“自序传”来概括其特点，赞扬其对自我“个性”的大胆表露，并对其中所表现出的感伤、颓废甚至有些灰暗的人性做出或褒或贬的激烈争论。所有这些观点在郁达夫成名之初便已存在，当然这也从郁达夫对自己的文学观念的表达上得到了印证与强化。郁达夫在1935年给《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所做的序言中，他说到：“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的， 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①由此可见，从“自我个性的表达”角度来研究郁达夫的文学作品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在通读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郁达夫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是十分多样且复杂的。从郁达夫最受关注的小说作品来看，在他创作之初便有《沉沦》《南迁》《茫茫夜》这样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内心孤独苦闷、屈辱自卑等心理的爱情悲剧故事，后来又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反映社会不公与人性善良的作品，其次还有像《迟桂花》《马缨花开的时候》等这些带着优美情调和隐逸情怀的短篇，最后还写出了《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等抛却自我感伤色彩、力主反映社会革命的具有强烈现实性的作品。这足以看出郁达夫作为一个著名文人的复杂性，他的坚持“自我个性的表达”并非一直贯穿于其整个文学作品中，而是随着年龄增长与生活阅历的丰富，就连其自我性格也是有着很大的变化。所以仅仅以“自序传”“感伤颓废”“消极”等这些词汇来概括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显然是很不科学的。

要探寻郁达夫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深入了解其各个时期心理的发展与变化，从其散文入手更具有全面性。因为郁达夫的散文创作伴随了其整个创作生涯，而小说创作因为其心理因素的变化和当时社会因素的限制没有延续下来。对于郁达夫散文的内容与风格的多样，曾华鹏、范伯群在《郁达夫评传》中有详细的评论与介绍，王炳中在其硕士论文《郁达夫散文的“心”和“体”》中也有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从文本的层面上来考察与研究，而未对其散文风格变化背后的心理因素给予足够的关注。通过深入分析郁达夫创作背后的心理文化，无疑能更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郁达夫创作的动因与内涵。

二、精神上的零余者——感伤·忧郁·悲鸣

通过整体分析郁达夫散文的写作风格和思想感情，并结合他的生活经历，大体可以把郁达夫的散文创作分成三个时期。从1921年郁达夫开始创作散文到1927年8月他与创造社人员发生龃龉并宣布退出创造社为止，可以算作是他散文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从1927年到1933年期间，郁达夫在上海蛰居了六年光景，期间曾与鲁迅一起合编过杂志《奔流》，另外还与“左联”有过短期交往，这可以算作他散文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从1933年郁达夫举家迁居杭州到1937年他全力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止，算作他散文创作的第三个时期。1937年之后郁达夫虽然也写有少量散文作品，但基本上都是宣传与应酬之作，这里且不算入他的文学创作时期。

1921年是郁达夫在日本留学的最后一段时期，当时25岁的他饱含着年轻人的激情与壮志，在事业上也可以算得上春风得意。当年他出版了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一本现代小说集《沉沦》，其作品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郁达夫之名也一时流传开来。另外同年7月他还在日本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人成立了“创造社”，为推动国内新文学运动发挥着重要影响。然而这一时期郁达夫的散文作品却充斥着感伤、颓废的色彩，到处流露出孤独、贫困、壮志未酬的苦闷情绪。可以说第一时期的郁达夫在工作和生活上表现出的是一个积极奋斗并且颇有成绩的斗士，而在精神和内在心理上却趋向认同自己是一个四处碰壁、毫无用处的“零余者”，这种内外矛盾的心理完全影响着他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在当时引起了大量读者的赞扬或批评。这种鲜明的自我个性的表露一直被认为代表着郁达夫散文的最大特色，以至掩盖了他后来散文风格变化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当时初入文坛便攻取了一席之地的郁达夫会在作品中处处表现出深重的人生失意与精神颓废呢？首先这自然与他的极度敏感的性格特征有关。在描写自己结束了十年的日本留学生活而回归时的心情的散文《归航》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日本的郊外夕阳晥晚的山野田间散步的时候，也忽而起了一种同这情怀相像的怀乡的悲感；看看几个日夕谈心的朋友，一个一个的减少下去的时候，我也想把我的迷游生活结束了。”[1]

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青年人本应该有的多愁善感，而这种敏感的心理在传统文人郁达夫身上表现得更为敏感一些。以这种心理为基础，他总是不自觉地放大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对自己远大理想的不能实现倍感失落，再加上天生孤独的个性也加重了自己的感伤与颓废。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着郭沫若、成仿吾等许多挚友与同事，尽管所到之地都受到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崇敬与追捧，郁达夫还是深深感到自己孤独异常、无所依靠。同样，作为一个归国之后便在安庆、北京、武昌等地的大学辗转教学的著名文人，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收入也算是不错的，然而他还一直在文中抱怨自己是一个“完全无用”的“零余者”，这种情绪完全是他自我过于敏感的心理所致。其实郁达夫也是知道自己有着这样的过度感伤的心理的，他在去北京教书的路上写给创造社同事的《海上通信》中就自嘲地说：

“以我的性情而论，在这样的时候，正好陶醉在惜别的悲哀里，满满的享受一场感伤的甜味。否则也应该自家制造一种可怜的情调，使我自家感得自家的风尘仆仆，一事无成。”[2]

可见他是了解并且也是安于这种多愁善感的性情的。但郁达夫散文中浓重的颓废色彩不只是他的性情造成的，更与他当时虚幻的人生态度有着直接联系。在给郭沫若的信《北国的微音》中他这样感叹：

“沫若！我觉得人生一切都是虚幻，真真实在的，只有你说的‘凄切的孤单’，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

另外在《灯蛾埋葬之夜》中他也说到：

“对于‘生’的厌倦，确是促生这时髦病的一个病根；或者反过来说，如同发烧过后的人在嘴里所感味到的一种空淡，对人生的这一种空淡之感，就是神经衰弱的征候，也是一样。”

正是这种虚无的人生态度，这种“对于生的厌倦”，使郁达夫在人生的得意之时也始终怀着悲观心理，同时也促使他在文学表达上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感，以这种方式来反抗自己，反抗这种“虚无的人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敢于在文章中写出“我在一家姓安东的妓女家门前站了一忽，同饥狼似的饱看了一回烂熟的肉体”“从玄色的丝袜里蒸发出来的她的下体的香味，我好像也闻得出来的样子”(《归航》)这些下流的话语；也可以看到他仿佛卖乖似的四处在强调“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零余者》)；甚至还可以看到他以激烈的态度来痛斥读书无用、去教导文学青年做贼(《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所有这些都是他以极端的态度来发泄自己对人生的厌倦与不满，同时也以此来找到自我，引起读者的关切与同情。

在这些心理之后，再结合他的文学是个人的“自序传”，是“自我个性的表达”这些文学观念，就形成了郁达夫早期这个感伤、颓废的散文风格。而这种风格仅仅只是他个人心理的一种反映，并不是他现实生活的写照，所以说这一时期的郁达夫只是一个精神上的“零余者”，并不是生活上的他所谓的“无用的人”。

三、从精神上的零余者到生活上的零余者——成熟的理性节制

1927年到1933年郁达夫蛰居上海六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精神的转变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郁达夫经历了许多跌宕的人生起伏，感受到了更为真切的人生悲欢，于是作为一个传统文人的他逐渐生发出了退守隐居的想法，往昔的那些豪情壮志不提，于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挫折坎坷再不在像以前那样时时唏嘘自怜，反而是逐渐将自己的视角转向内心之外，于山水外物、人情世故间寄托情怀。这一时期的郁达夫虽然还和鲁迅合编过《奔流》，也曾参加过“左联”、太阳社，但其时他的内心深处对原来的理想已经逐渐心灰意懒，已经没有了以前的执着与激情，就连其文学作品也少了许多。所以说这一时期的郁达夫开始从精神上的零余走向现实生活中的零余。

1927年初，郁达夫因为在《洪水》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广州事情》的文章，揭露了大革命根据地广州存在的一些问题，由此与创造社同仁在政见上发生了一些龃龉，遭到很多朋友的批评与打击，于是郁达夫愤然声明脱离创造社，转而四处迁居养病。这段时期他的散文和小说作品明显减少，由此也可见他在事业和生活上的逐渐疏懒。这段时期他的心情与日常生活在《灯蛾埋葬之夜》中有很好的表现：

“神经衰弱症，大约是因无聊的闲日子过了太多而起的。……

不晓在什么时候，被印上了‘该隐的印号’之后，平时进出的社会里绝迹不敢去了。……

初搬过来的时候，只同久病初愈的患者一样，日日但伸展了四肢，躺在藤椅子上，书也懒得读，报也懒得看，除腹中饥饿的时候，稍微吸取一点简单的食物而外，破这平平的一日间的单调的，是向晚去田埂上行试的一回漫步。”

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离他脱离创造社一年有余。虽然这种生活客观上是由于他受到社会排挤与政治压迫而不得已的结果，但从他表露出的心情中是可以看出其于主观态度上已经趋向安于这种平淡与疏懒的日子。而随着这种精神和心理的变化，他这一时期的散文风格也发生了很明显的改变。

安静与单调的日子过久了，自然总想出来走走，于是郁达夫在1928年的冬季去无锡游玩了一圈，并于途中写了一篇《感伤的行旅》，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他散文风格的变化趋向。与前一时期的那种感情浓烈的文章相比，这篇散文表露的情感明显节制许多，同时也一扫那种灰色颓废的悲观情绪，转而于笔端处处流淌着轻松与愉悦，不曾让我们觉得一点“感伤”。例如同样写贫困，以前的郁达夫哪怕看到有钱人也要大声告诫说：“你们且牢牢记着罢!对了贫儿，切不要把你们的珍珠宝物显给他看，因为贫儿看了，愈要觉得他自家贫困的呀！”(《还乡记》)。而现在的郁达夫讲到自己的贫困时，表现出来的是更多的调侃与平淡：“可是说话容易，实践艰难，入秋以后，想走走的心愿，却起了好久了， 而天时人事，到了临行的时节，总有许多阻障出来。八个瓶儿七个盖，凑来凑去凑不周全的，尤其是几个买舟借宿的金钱。”从这种语调中，我们明显感觉出了一种淡泊的名士风度。从这段时期之后的郁达夫的文章中，不仅那种激奋之情的直接呼号没有了，而且也再没有了之前一直被人诟病的低俗、颓废的内容。由此可以说是他在情感理智上的成熟促使了他的散文作品更加成熟。

另外，从这篇散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郁达夫的视角逐渐从自己内心世界转向了外在的世界。在前期的散文中，郁达夫总是以自己的想法、感情为重心展开全文，写景、叙事的成分很少且都为自己抒发情感服务。而在《感伤的行旅》之后的大部分的散文里，郁达夫协调好了抒情、叙事与景物描写之间的关系，做到了文章的张弛有度、情景交融。例如作者这样写自己在火车上的见闻：

“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你看，在这一个秋尽冬来的寒月里，四边的草木，岂不还是青葱红润的么？运河小港里，岂不依旧是白帆如织满在行驶的么？还有小小的水车亭子，疏疏的槐柳树林。平桥瓦屋，只在大空里吐和平之气，一堆一堆的干草堆儿，是老百姓在这过去的几个月中间力耕苦作之后的黄金成绩，而车辚辚，马萧萧，这十余年中间， 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掳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

这样的叙述即不丢失郁达夫本人的真挚情感和个人态度，又在表达方式上更加含蓄而优美，更加耐人品读。而之后郁达夫的散文作品便大部分都是游记和怀人之作，完全脱离开了那种纯粹的个人心灵的独语与倾诉，这使他的散文虽然丢失了前期那种深入人心的感情因素，却拥有了让人反复品读的更多的美感。

再者，因为左翼文学的影响与反抗日本侵略活动的展开，郁达夫这个时期的散文也有了更多的革命性，比如在《故事》一问中他就通过历史故事借古讽今，痛斥当权者的高压政策；另外在《沪战中的生活》《光慈的晚年》这些文章中，他也表达了对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支持左翼文学运动的热情。同一时期，他还写出了《她是一个弱女子》这样的明确以宣传抗日与革命为主题的中篇小说，这些在他以前以自我为中心的作品中是很少出现的。这不仅表明了郁达夫的革命性与进步性，也进一步表明了这一时期的他在精神上开始走出个人，转向外部世界。

虽然有着这些进步与革命的行动，但总的来说郁达夫在这一时期还是以追求安逸闲散的生活为主的，其在精神上更加成熟的同时，也失却了青年时期的那些激情，在生活上逐渐变成一个倾向于隐居乡里、安闲度日的“零余者”。这即与他受到社会排挤和政治压迫有关，也与他在新的爱情方面的得到慰藉而追求安逸有关，更主要的是他身上的传统文人的性格特质所造成的。无论如何，这个时期郁达夫的散文风格已经完全不同于先前被人们所熟知与争论的那样，我们已经不再看到他那种饱含感情与感染力的悲叹与激奋，却看到了他更为成熟的理性与节制。

四、生活上的零余者——恬淡闲适的隐者

1933年4月，郁达夫举家从上海移居杭州，开始了他的隐居与游山玩水的闲散生活，成了一个生活上的“零余者”。关于隐居的念想可以说自始至终都埋在他心里，在去北京教书的路上他就一直犹豫不定：“究竟还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去呢，还是到故乡家里去作隐士？名义上自然是隐士好听，实际上终究是漂流有趣。”只是这一时期的郁达夫仅仅把隐居当做一个念想，并没有认真地去考虑付诸实践。而他真正想要隐居的念头与行动还是生发在上海蛰居的时期，其实这时他的现实生活类似避难，也更像隐居，但关键还是他在心灵上已经完全向往那种安逸的田园生活。在1932年下半年，郁达夫写了《马缨花开的时候》《东梓关》《迟桂花》《碧浪湖的秋夜》等几篇短篇小说，它们的题材虽然不同，但同样明显地表达了作者归隐的心情和愿望。果然，紧接着，郁达夫便移居杭州并建造了自己的隐居住所“风雨茅庐”，可见此时他已完全下决心来归隐田园了。关于这时候郁达夫的思想状态在《郁达夫评传》中有很好的评论：“这时候的郁达夫，既像是一个飘逸的隐者，又像是一个懒散的名士。这种安逸闲散的生活，的确使郁达夫的生活意志消沉了，战斗热情减退了，精神境界空虚了，同时也滋长了一些庸俗的生活情趣。战士矫健的翅羽终于被庸俗的生活香风所麻痹了”②。

虽然意志消沉了，但这个时期郁达夫的散文有了新的成就，这便是他的游记作品的丰收。这时我们看到，心境成熟与平和之后的郁达夫，其游记作品也充满了飘逸洒脱、闲适幽默的情调，达到了情景合一、行云流水的境界。关于这种变化，王炳中中做了很好的总结：“散文情趣是作家主观情思意趣的自然流露，是作家将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情感意趣贯注于描写对象的结果。郁达夫后期散文在对自然、人生、社会的观照中，人事景物等客观对象本身的形态特征和内涵意义，已成为他审美关注的重点，引发他的审美感受和艺术想象，从而产生物我交融、情景适会的境界，比早期的直抒胸臆更为含蕴隽永。”③也就是说，步入中年的郁达夫在经历了社会变迁之后，已经协调好了内心情感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能够平淡且审美地看待自然与人生，并且将这种体悟融入笔端，写出那种宁静恬淡、浑然天成的散文作品。下面且举《故都的秋》中的一段作为印证：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而关于郁达夫此时专心写作游记的主观原因，在《两浙漫游后记》中他说：“然而蛰居久了，当然也想动一动；不过失业到如今将近十年，连几个酒钱也难办了，不得已只好利用双脚，去爬山涉水，聊以寄啸傲于虚空。”另外也是机会凑齐，此时杭江铁路局出资邀请郁达夫等人沿新修的铁路畅游浙东，以便写成游记作为宣传，这便给他旅游与做游记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总之此时的郁达夫已经在精神与生活上完全安乐于这样闲适平淡的生活，往昔的那些激情与斗志已经不在，理想、事业也逐渐抛诸脑后。这种精神变化虽然使他的游记作品具有了成熟与深厚的美感，但也消磨了他的创作热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郁达夫不仅逐渐停止了小说创作，就连其游记作品中也有很多流水账似的枯燥乏味的篇幅，比起前期他那种处处动人的笔调来，不得不说算是一种退步。

五、结语

郁达夫前期那种感伤颓废又饱含热情的作品，既是他青年时代多愁善感又有着豪情壮志的表现，又是他虚无的人生观与表达自我的文学观的结果。而随着他社会阅历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外在的打击逐渐使他的生活态度转向内心的安逸与享乐，于是年轻时的热血激情和敏感心灵被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的麻木与淡然。所以后期的郁达夫俨然成为了一个冲淡平和的隐者与名士，而散文风格也抛却了感情的激荡泛滥，换成了充满情趣的成熟节制。可以说这种变化是随着年龄与心理的成熟所必然带来的，在了解了这种心理变化的历程之后，我们不仅理解了郁达夫作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更理解了一个著名文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注 释]

①出自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郁达夫全集( 第六卷)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②出自曾华鹏、范伯群 《郁达夫评传》第188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年11月出版。

③王炳中 郁达夫散文的“心”和“体”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