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岩 陈 芳 毕洋洋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引言

在中国古代典籍记载中，苗族的先祖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活跃在中原地区的蚩尤部落。苗族起源于中国，但由于历史、政治、战争等原因，其族群也分布在东南亚、欧美等地，横跨五大洲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1]在不同时期，对苗族的称谓也有所不同。苗族族称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从尧舜时期的“南蛮”，到商周时期的“荆蛮”。到了汉代苗族被统称为“武陵蛮”，东汉之后改为“五溪蛮”，等等。虽然苗族在中国古代一直被人以“蛮”相称，但从未脱离“苗”的称呼，所以在解放后族称统一为“苗族”。正因为“苗族”族群在世界上分布较广，又经历了多次战争、迁徙等大规模的逃亡和移居活动，各地“苗族”族群的语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对自己族群内部的称呼也有所不同。

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对苗族族称较为关注，主要集中在苗族内部分支族称、历时演变及其语言表记等方面，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如何称呼及表记苗族尚未受到关注。少数民族族称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精髓，又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2]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理清海外学者对苗族族称的表记实况，不仅可以把握海外学者对苗族的认知，而且对促进少数民族认同与团结、增加少数民族凝聚力等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构思

收集整理海外苗族研究文献并对其进行多角度解读一直是我国学者高度重视的研究课题，国家也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截至目前，纵览涉及苗族研究的课题与文献，国内学者对海外苗族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法语世界，或以“海外”为上位概念进行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翻译与研究。可以说，日本学者的苗族研究一直被置于海外苗族研究框架之中。对于这一现象，笔者有四点需要说明：第一，日本学者苗族研究是海外苗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第二，日本学者苗族研究之初带有“殖民侵略”与“文化寻根”的双重色彩，且苗族作为难民并未流散至日本，所以日本学者的苗族研究呈现了与英语世界不同的学术谱系与关注焦点；第三，国内学者对日本苗学研究的关注不足，综合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日本知名苗族研究学者的作品翻译出版与译介述评、宏观上日本苗族研究的时代特征及代表性作品的介绍与解读；第四，国内学者关注日本苗族研究主要集中在“他者—自我”，缺乏“他者—他者”视域下日本学界对中国以外苗族的关注与追踪。

基于此，笔者对日本苗族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收集，不仅着眼于日本学者对中国苗族的研究，也将日本学者对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苗族研究的史料文献进行了系统收集。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以何为关键字进行检索方能保证数据收集的完整性与正确性成为关键点。苗族作为世界流散民族，其根在中国，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并流散到了西方世界。面对居住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苗族，日本学界在研究苗族的过程中是如何在日语表记上对其进行区分的，一直以来尚未引起学者的关注。

基于上述发现与思考，本文以目前收集整理的日本学者苗族研究的百年文献为线索，以日语文献中苗族族称表记为焦点，基于“他者—自我”与“他者—他者”的综合视角，从历史要因、国际视野及语言学等方面对苗族族称表记的实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日本学者对苗族研究的族称呈现了多样性的特点，为避免混淆，本研究中以“苗族”作为中国苗族及中国以外地区苗族的统称。

二、日语文献中苗族族称的日语表记

(一)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与其苗族族称表记

日本对苗族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可以查询到的最早文献是1901年鸟居龙藏发表在《东京人类学会》杂志上的《东部黥面番语与苗族语言之比较》。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台湾东部原住民语言与中国苗族语言之间的比较，找寻两族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在这篇文章中，出现的关于“苗”民族的日语表述有“土蕃”“苗族”“Miao族”等形式，其中使用最频繁的是“苗族”的日语表记。文中对于“苗”民族的介绍有这样一句话“一葦帯水ヲ距ツル支那大陸ノ土蕃(苗族ノ如キ)。”[3]这里的“土蕃”指的是土著居民，但作者又在后面加上了注释，将“苗”民族称作为“苗族”。在文章中“土蕃”“苗族”两种表记形式交替出现，后又统一表记为“苗族”，最后又出现了“Miao族”这种罗马字拼音表记方式。随后在鸟居龙藏的《清朝云南猓猡的调查》(1903)、《中国苗族的地理学分布及其现状》(1903)、《苗族的笙》(1904)等一系列文章中，都以“苗族”对中国苗族进行表述。[4-6]从鸟居龙藏开始，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将“苗族”这一表记形式用在对中国苗族的称谓上。

(二)日本学者苗族族称表记的多样性

进入20世纪中期，由于受当时条件限制，日本学者无法进入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因而转向对东南亚地区山地民族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越来越多的日本苗族研究学者踏访中国西南地区展开田野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迭出。

笔者研读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日本国立国语图书馆及日本科研数据库KAKEN中涉及苗族研究的论文著述，系统整理了这些文献里涉及苗族族称的表记方式，具体可以归结为：“苗族”“苗(ミャオ)族”“ミャオ族”“メオ族”“ムー族”“モン族”“HMONG族”等7种表记方式，呈现为日语汉字词、日语片假名、日语汉字词+片假名、罗马字等组合形式。整体而言，日本学界对苗族族称的表记尚未统一，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且因研究学者及踏查区域不同，具有明显差异性。

三、日语文献中苗族族称的日语表记释证与其相关研究述评

本节旨在依据日本学界苗族研究百年文献，对苗族族称表记进行释证，并结合时代背景、历史地理等要素，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以期为我国国内苗族研究成果的日译及传播、中日苗族研究学者的学术交流提供翻译角度的参考。

(一)苗族、ミャオ族、苗(ミャオ)族

根据目前收集与整理到的日本学界中国苗族研究的文献，发现日本学界对中国苗族研究的族称表记集中表现为“苗族”“ミャオ族”“苗(ミャオ)族”，并呈现出显著的历时特征。

1.苗族

如前所述，日本最早关于对中国苗族进行日语表记的文章是1901年鸟居龙藏的《东部黥面番语与苗族语言之比较》。鸟居龙藏关于一系列苗族论著的成果，一方面拉开了日本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苗族研究的序幕，另一方面鸟居龙藏在论述中对中国苗族族称直接采用中日同形词“苗族”，一直到1957年，日本学界涉及中国苗族的研究等也均采用了这一表记方式。

2.ミャオ族

1959年由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出版的《苗族部落入口处的村落共有的石磨与少年》对苗族的表记并未以中日同形词“苗族”进行表记，而是采用了“ミャオ族”的表记方式。[7]据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显示，这是日本学界第一次以“ミャオ族”的方式对中国苗族进行表记。苗族的“苗”在中文中的罗马字表记为“MIAO”，很显然“ミャオ族”的表记是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将“MIAO”分解为“MIA+O”，即“ミャ+オ”。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关于苗族的自称众多，但尚未形成统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统称为苗族。从其论文发表时间上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可以说日本学界对中国苗族族称这一音译表记方式的出现与我国对苗族的统称不无关系。此后，日本学界以音译的方式，用“ミャオ族”来称呼中国苗族，并且广泛应用于各类著述中。

伴随着中日关系的好转以及改革开放的到来，通过田野调查研究中国苗族成为这一时期日本苗族研究学者的重要手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铃木正崇，其苗族研究跨越了30年。铃木正崇于1983年在有着苗族大本营之称的黔东南地区展开调查。1985年铃木正崇与金丸良子合著的《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贵州省苗族民俗志》出版。该书中仅对“苗”族的称呼就出现了“ミャオ族”“メオ族”“モン”“ムー”等许多种形式，是从20世纪初鸟居龙藏开始研究“苗”族以来，对“苗”族族称的一个合集。[8]具体而言，专著题目依旧采用了中日同形词“苗族”的表记，同时书中对苗族自称及内部分支也进行了日语表记，如“ムー”是苗族自称“HMUB”的音译，“モン”是“HMONGB”的音译，“メオ族”是“HMAOB”的音译，可以说拓展了日本学界对我国苗族族称表记的形式，使之更加多样化，同时也对我国苗族研究学术成果的日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学术依据。

曾士才于1986年在铃木正崇、金丸良子合著的《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贵州省苗族民俗志》和铃木正崇著的《中国南部少数民族志——海南岛·云南·贵州》两书的书评中曾写到“東南アジアのメオ族が自称モン(HMONG)なのに対し、本書で扱う貴州東南部のミャオ族はムー(HMU)と自称する集団であり、生業的には水稲……”。[9-10]这句话指出了在东南地区的“苗”族自称为“モン”，但对于日本来说确实习惯将这些自称为“モン”的地区称作“メオ族”；同样，把自称为“ムー”的贵州黔东南地区“苗”族称作“ミャオ族”。可以看出，作者用“ミャオ族”来称呼中国的“苗”族，用“メオ族”统称东南亚地区分布的“苗族”族群。此论点充分反映出了日本学界在研究苗族的过程中，对不同国家及地区的苗族称呼进行了区分。

3.苗(ミャオ)族

伴随着日本学界中国苗族研究的深入，逐渐出现了对二者进行结合，即“苗(ミャオ)族”的表记方式，这与以往单独以“苗族”或“ミャオ族”进行表记有所不同。1989年浅川滋男发表《贵州苗族吊脚楼》一文，题目中以“苗(ミャオ)族”的组合方式对贵州苗族进行了日语表记。[11]20世纪90年代，日本名古屋女子大学委派数位学者至贵州，对苗族、布依族的民俗、生活形态等方面进行实地考察，发表论文数十篇，并收录在名古屋女子大学纪要中，论文集中也均采用了“苗(ミャオ)族”表记方式。进入21世纪以后，纵览日本学界苗族相关论著可以发现，关于中国苗族族称表记主要为“苗族”表记、音译“ミャオ族”表记及二者结合及汉字假名混合表记“苗(ミャオ)族”的形式。

通过上述分析与整理，发现日本学界对中国苗族族称的表记经历了从早期的中日同形语“苗族”表记，到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音译“ミャオ族”表记，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二者结合，即汉字假名混合表记“苗(ミャオ)族”的形式的流变，这三种形式也逐渐成为日本学界中国苗族研究中对苗族族称最主要的表记方式。

4.日语“苗(ミャオ)族”表记的固定化

日本学者苗族族称表记研究中不能忽视或者说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晚清时期鸟居龙藏一开始以中日同形字“苗族”来表记中国苗族，其日语读音是什么？与当下众多学者所使用的“苗族”的日语读音是否相同？音译的“ミャオ族”是何时被收录在日本的字典中？这一系列问题与日本学者苗族族称表记的历时演变息息相关。

根据《大辞林》《新明解》《新汉语林》等记录显示，“苗”的日语音读为“ビョウ”“ミョウ”两种。1901年鸟居龙藏对中国苗族的族称表记为“苗族”，即中日同形词，按照日语、汉语、外来语及混合语的分类来看，很显然中日同形词的“苗族”为汉字词，其发音应该为音读，即“ビョウ族(BYOU ZOKU)或“ミョウ族(MYOU ZOKU)”。按照《大辞林》记载，“苗族”的读音为“ビョウゾク”，其解释为“ミャオ族”，目前“苗族(ビョウゾク)”这一说法已经不再使用，被“ミャオ族”取而代之。[12]根据本文所收集的文献显示，最早以音译“ミャオ”表记中国“苗”的文献始于1959年，与最早以中日同形词“苗族”表记中国“苗族”相隔近60年。因此推断在晚清时期以中日同形词表记中国苗族的日语汉字词“苗族”读音应该是“ビョウゾク”。

但随着以音译“ミャオ族”的表记出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苗(ミャオ)族”的表记方式，打破了晚清以来以“日语汉字词+音读”来称呼中国“苗族”的表记形式，且这一表记方式逐渐被众多学者所接受，并广泛使用。据查阅相关资料，最早收录“苗(ミャオ)”的字典是《大辞林》第三版，具体收录时间是在2006年，从收录的时间差上看也证明了晚清时期的中日同形词“苗族”的读音应该是“ビョウゾク”这一结论。目前“苗(ミャオ)”这一表记形式已经收录在日本的《大辞林》《日汉字典》等辞书当中，且对其进行了概念性的阐述。

以《大辞林》为例，表记为“ミャオ【苗】〔Miao〕”，解释为“中国の華南地方に住む民族。インドシナ半島北部山地にも分布し、焼畑耕作を行う。”[12]同时，在《超级クラウン中日辞典》中对“苗族”的解释为“[民族]ミャオ族.中国の少数民族.貴州·湖南·雲南·広州·四川·湖北に居住”。同样可以证明对中国苗族的表记及读音均采用了“ミャオ族”。[13]

综上可以断言，我国苗族族称的日语表记经过百年演变，其音译的“苗(ミャオ)”已经成为日本学界对我国苗族族称的表记方式，而这一音译也成为日语汉字词“苗族”的读音。因此阅读日语文献的时候即使出现中日同形语“苗族”表记，我们也要肯定其日语读音为音译的“ミャオ”，而非音读的“ビョウ·ミョウ”。同时，直接以“ミャオ”族来表记中国“苗族”族称的论文著述还很多。

(二)メオ、モン、HMONG、モン(HMONG)

晚清时期，鸟居龙藏的西南踏查之旅拉开了日本学者苗族研究的序幕，之后由于历史、战争及政治等因素，日本学者无法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开展田野调查，转而通过研究居住在东南地区的苗族来探知中国苗族。与日本学者对中国苗族族称表记的历史变迁相比，日本学界对东南亚地区苗族的表记则较为一致。据收集的资料显示，日本学界对东南亚地区苗族的族称表记主要有4种，即“メオ”“モン”“HMONG”“モン(HMONG)”。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有很多不使用汉字的国家，因此日本学者在研究东南亚地区苗族的时候普遍采用了音译及罗马字的表记方式。

1.メオ

2.モン、HMONG、モン(HMONG)

较早涉及东南亚地区苗族研究的是太田常藏。他的《缅甸苗族的兴替》一文发表于1958年，其题目中对苗族的表记为“モン”，来源于“HMONG”的音译。[18]整体而言，日本学者对东南亚地区苗族的表记方式主要集中在“モン”“HMONG”“モン(HMONG)”等三种表记方式，且这三种表记可以说是成为一体，均来自于“HMONG”，只存在使用语言表记的差异。

笔者收集与整理的关于“モン”研究的文献共计48篇，研究区域涉及缅甸、老挝、泰国、越南、美国等地区，这一表记方式是日本学者对中国以外地区苗族的表记方式，呈现了跨国别、跨区域的统一性。研究内容涉及苗族社会医疗、房屋构造与集落空间、居住环境、儿童文学、粮食问题、植物种植与纺织、民族纷争与婚姻、难民研究、法律意识、民族教育等，呈现了多元化的研究趋势。从研究学者群上看，逐渐形成了以东南亚苗族研究为中心的科研人员，他们和通过东南亚地区苗族研究来探究中国西南地区苗族的研究学者不同，完全以东南亚地区苗族为核心，并不涉及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研究。譬如相继获得三次日本文部科学省科研课题立项的中井信介，以东南亚地区HMONG族的生业形态、居住环境及农耕民族的定居问题等展开研究。此外以泰国山地民族儿童发育问题为研究中心的笠井直美，以HMONG族民族纷争为研究焦点的宫原千周，致力于HMONG族地区HMONG族女性问题研究的今井彬晓，侧重HMONG族群服饰流通研究的宫胁千绘，关注难民研究的寺尾美纪与中井理等，均是研究东南亚地区以苗族为核心的山岳民族的中坚力量。这些学者相继发表著述，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日本学者的东南亚苗族研究早期是囿于日本学者踏访中国西南文化寻根的研究中。进入21世纪，开始以国家课题项目系统性、集中性地研究东南亚地区苗族，逐渐摆脱了“文化寻根”等框架，形成独立、稳定的学术团体。苗族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由于战争等原因，逐渐成为国际流散民族。日本学界中对流散在英法语世界的难民苗族给予关注的学者是吉川太惠子，其以生活在美国、法国、澳大利亚三地的苗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历时6年的采访与考察，完成了博士论文《跨越时空的羁绊：以作为难民流散三国的苗族社会为事例》，全文用日语撰写，题目中关于苗族的表记采用了“モン”。2019年，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出版了专著《离散民族HMONG：跨越时空的羁绊》，此项研究可谓是弥补历年来日本学界只关注东南亚及中国西南地区苗族研究的阙如，将其视野放置于欧美等英语世界的HMONG族研究，完全摆脱了日本学者初始研究中国苗族“文化寻根”的束缚。[19-20]

3.日本学者同时涉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苗族研究中的族称表记

日本学界在对苗族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分别以中国苗族和东南亚地区苗族研究的学术团体，虽然基于无法跨越的自然地理、民族文化等要素，但还是有部分学者兼顾了对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苗族的关注。

以研究中国西南地区苗族为重心的铃木正崇、金丸良子、田畑久夫等人也对东南亚地区的苗族进行了考察与研究，后发表论文《越南山地民族(2)：苗族》(1997)、《越南北部少数民族——以同文岩石高原苗族为中心》(2003)等，在论述中均采用了“モン”的表记方式，而在对中国西南地区苗族研究的论著中则采用了“苗族”“ミャオ族”“苗(ミャオ)族”等表记方式，反映出日本学者对跨国流散民族苗族的族称表记做了区域划分。[21-22]宫胁千绘则将研究放置在苗族的“越境”问题，在其论文及相关国家课题中均采用“ミャオ(モン)”共同的表记方式，反映出日本学者对中国苗族作为世界流散民族的“流散”这一鲜明属性的重视，做到了中国苗族与流散海外苗族在日语族称表记的统一。

四、结论

从晚清时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踏访中国西南，拉开了日本学者对苗族研究的序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程，详细的文献记录、空间摄影、田野调查、独特的研究视角等史料信息为我国海外苗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宝贵文献，翻译与述评其相关研究，对我国了解海外苗族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基于收集与整理的文献信息，对日本学界苗族族称的表记进行了历时与区域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日本学界对中国苗族族称表记主要集中在“苗族”“ミャオ族”“苗(ミャオ)族”上，经历了从早期的“中日同形词+音读”表记“苗族(ビョウゾク)”到“片假名+音译”表记“ミャオ”再到“中日同形词+音译读音”表记“苗(ミャオ)族”的流变，且“苗(ミャオ)族”逐渐成为日本学界对中国苗族表记的主要方式，同时被收录在日本的各类辞书当中。与之相对，日本学界对中国以外国家与地区的苗族表记集中在“メオ“モン”“HMONG”“モン(HMONG)”上，由于“メオ”具有蔑称的含义，已经不再被使用。另外，日本学界对苗族研究的历程中分别形成了以中国苗族研究、东南亚地区及英语世界为研究核心的学术团体，对苗族族称的表记呈现了显著的区域特征。此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把握他者视阈下对世界流散民族苗族的认知，同时为我国苗族文化的对日传播与翻译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