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明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基础教学部，江苏 徐州 221000)

“任何理论建设，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自身‘整体文化观念’的痕迹，而此‘整体文化观念’又不可避免地在生存论立场上与意识形态相遇，或者携带既有意识形态的印记，或者另立与既有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系统，而不可能置身事外。”[1]3在东汉初年谶纬之说、迷信神学盛行的时代背景下，王充无疑是一个与时代相“冲突”而未“置身事外”的“异端”。王充不是经学家，但其文学语言观不可避免地和汉代经学“相遇”，并携带着汉代“既有意识形态的印记”。因而研究王充的文学语言观必须将其置于汉代经学语境中进行考量，实际上“经学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文论家的影响而实现的”[2]9。因此，经学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王充的文论思想中，影响到其对文学语言的态度和立场。

然而，探究经学对王充文学语言观的影响必须厘清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王充秉持着怎样的文学观念？因为一定的文学语言观是在一定的文学观念之下形成的，换言之，有怎样的文学观念就有怎样的文学语言观。先秦时代，“文学”一词的概念是指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而言。随着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汉初出现了今人所谓“纯文学”的辞赋，文学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故张少康先生认为，汉代所说的“文”“比先秦相当于‘文化’之‘文’要窄得多”[3]88。但是，其后日渐兴起的经学为“文学”注入了新的内容，扩展了“文学”的文体场域。郭绍虞先生认为，汉代的文学与儒术有着密切关系，汉代之“文学”，广义言之包含“一切学术之意”[4]42，狭义言之指“儒家的学术”[4]42，不能单以“词章”言之。

总体而论，汉代的“文学”仍旧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与今人所理解的“纯文学”确乎存在重合，但亦有明显的溢出或不包含情况。而从王充的理论巨著《论衡》中梳理出的“文”或者“文章”，其内涵不仅仅指“纯文学”的辞赋，还兼有其他含义混在其中；再者，王充又提出“五文”之说，将学术著作、理论文章、文学作品等六种不同的文学形式皆以“文”共视，说明其文学观念并未超越其所处时代的文化局限，体现出汉代文人所具有的“泛文学观”特征，从而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宽泛的文学语言观。

从王充的理论著作《论衡》中梳理出他关于文学语言的核心观点，其中有三方面内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主张“外内副称”，体现尚“和”的语言表现观；二是提出“言以明志”，体现尚“用”的语言功能观；三是强调“古今言殊”，体现尚“变”的语言发展观。王充对文学语言的探索受到了经学思想的影响，体现在《论衡》的相关论述之中。

一、主张“外内副称”，体现尚“和”的语言表现观

关于“文”与“质”的问题，王充常以“内外”“华实”作喻，主张“外内副称”，体现出其尚“和”的语言表现观。

古代文论中“文”与“质”的关系，大致相当于文学形式与内容的问题。语言属于“文”的层面，是文学形式的主要因素，因而“文质”理论就成为古代文论家们讨论文学语言问题的一个重要向度。为了更加形象地论述“文”与“质”之间的关系，王充在《超奇》篇中运用了文学性的语言进行描述：“有根株于下，有叶荣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5]609王充以“根”与“叶”、“核”与“皮”作喻，将文艺理论中“文”与“质”之间的关系加以形象化论述。而在如何处理文学作品中的“实诚”和“文墨”之关系的问题上，王充则主张“外内副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学语言问题，而其思想根源仍在经学之中。

首先，王充主张先“质”而后“文”，文学创作须因“质”敷“文”，即根据文章内容来确定语言文辞。此外，他又提出“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5]1199之论，认为作者要表达“实”和“行”，就不会过于在意语言形式的“华”与“辞”。从作品论的角度看，王充偏重作品内容，而对作品语言华丽、新奇的追求就要摆在次要地位了。王充此论有着深厚的经学理论渊源。《尚书·周书》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6]245意思是政令贵在恒常，言辞崇尚精要，不应该标新立异。这是强调言辞应该为政令内容服务，而片面追求语言之新异是不恰当的。

其次，王充重“质”，但并不轻“文”。《论衡·超奇》篇曰：“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物希有之……”[5]616在“华实俱成”的条件下，王充认为“无华生实，物希有之”，强调文学作品中语言的重要性。《论衡·书解》篇又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5]1149王充认为只有“文辞施设”，“实情”才能“敷烈”，甚至还直接援引经学经典文献《易经》中的“辞情”之论来说明语言文辞之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此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语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6]1985意为说出的话能否远传，与语言是否有文采息息相关。孔子认识到了语言文辞的重要性，而王充对语言文辞的重视正是对经学经典文献中关于文学语言批评的继承和发扬。

再次，从“有文质乃成”的基本论调出发，王充认为作品的外在语言和内在情志不可分割。“文”是为了表现“质”，而“质”无“文”则不显，所以《易》经说“圣人之情”是通过外在的语言文辞来表现的。王充坚决批判“华而不实”之作，认为此类作品虽然语言文辞华美，但无“实诚”在心中，也是“空生虚妄之美”的“佞人之辞”。另外，对“实而不华”之作，王充也予以严厉驳斥，认为它们都是“文质”相悖之作；真正能夺人“心肝”之作，必须建立在“外内副称”“华实俱成”的基础上。此论亦可追溯至孔子“文质彬彬”之说。古代文论史上第一个将“文”“质”二者并提的是孔子，《论语·雍也》篇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2479虽然“文质彬彬”说是从君子修养的层面提出，但是后人将此论援引至文学领域中，逐渐形成将“文”(形式)和“质”(内容)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和范式，最终演化为儒家文艺思想的重要理论。而从语言批评的角度来看，“文质彬彬”说要求文学的语言(言辞)和内容(情志)两者有机统一，体现出孔子“中和”的语言观念和态度。关于“文”与“质”的理论问题，王充基本继承了孔子的“文质彬彬”说，并较早地将“文质”理论引至文学领域加以深刻论述，其尚“和”的语言表现观深深地打上了经学的“烙印”。

二、提出“言以明志”，体现尚“用”的语言功能观

在对东汉初期古奥艰深的文学语言现状展开严厉批判的同时，王充鲜明地提出“言以明志”的观点，强调语言的表情达意功能，体现出其尚“用”的语言功能观。

兴起于西汉哀帝、平帝时的谶纬思想，到了汉光武帝时期，盛行天下，而文章的语言文辞稍稍被忽略了,即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所谓：“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采。”[7]673刘勰在讨论汉代文学风气之变迁时又说：“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7]673由于逐渐受到儒风的影响，汉武中兴之后的文人在处理文采和内容时，稍稍改变了前人的方式和标准，而“斟酌经辞”的创作方式必然会导致文学语言鸿重难睹。因而有人指出《论衡》的文风“与经艺殊轨辙”[5]1195，以为“圣贤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其文语与俗不同”[5]1195。针对这种指责，王充则坦言《论衡》一书的重要特点是“形露易观”[5]1195，并且明确提出了“言以明志”的语用观。他指出：“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5]1196认为人们的言语是用来表达心中之情志，为了避免言语被后世丢失、遗漏，故写成语言文辞，而语言文辞与口语的作用都是传达、承载人之思想和情志的工具。王充提出的“言以明志”之论，实际上是要求语言文辞发挥“为世用”的作用，这与儒家传统“文辞为功”的语言观是相通的。孔子对语言的态度和要求是“达”，《论语·卫灵公》载：“子曰：辞达而已矣。”[6]2519此论强调语言文辞把作品内容充分彻底表达出来就可以了，而“达”则成为语言文辞基本功能和使命的最直接体现。《左传》中亦有“言以足志”论，在强调作品以“志”为内容的同时，要求语言文辞须充分表达思想情感。因此，王充提出的“言以明志”之论实际上是对儒家传统“文辞为功”语言观的承袭，也成为经学对语言文辞经世致用的要求在东汉的延续和发扬。

在儒家传统“文辞为功”语言观影响之下，王充不仅提出了“言以明志”之论，也对文学作品的语言作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其一，王充主张文学语言之“俗”。为了发挥语言文辞表情达意的功用，王充主张文学语言须“直露其文，集以俗言”[5]1192。只有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的语言，才能更明白地表达文章旨意。对司马相如、扬雄故作艰深古奥之语的赋颂文章，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5]1117

其二，王充强调语言文辞之“真”。在总结自己作《论衡》的宗旨时，王充说：“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5]1179意在要求文学语言的“真”“美”，摈弃那些“失实”之书、“虚妄”之言。因为只有真实而审美化的语言，才能更真实、有效地“明志”。在东汉浓重的谶纬之学影响下，文学语言逐渐陷入古奥艰深、浮夸淫靡的境地，王充本着“疾虚妄”“务实诚”的认识，疾声高呼语言文辞必须“真”，激烈地抨击那些故作之语、伪善之辞。

总的来说，王充对语言文辞之“俗”“真”的具体要求，旨在呼吁文学语言应回归到儒家传统文论所倡导的“文辞为功”的轨道上来。

三、强调“古今言殊”，体现尚“变”的语言发展观

在《周易》“通变”思想的深刻影响之下，王充强调“古今言殊”，体现出其“尚变”的文学语言发展观。

王充认为文学语言是不断变化的，绝非累世不变。他在《论衡·自纪》篇中直言：“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意)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5]1196王充认为，文学语言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从作品接受的角度看，文学语言的变化、发展造成了“古今言殊”，也是“经传之文”“贤圣之语”不易读懂、听懂的根本原因。但王充又强调“古今言殊”不是古人刻意为之，而是文学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

王充“古今言殊”的语言发展观显然受到了《周易》“通变”思想的深刻影响。《周易》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强调变化与创新是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系辞上》云：“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6]81《系辞下》又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6]86“通”，即前后相通，上下通畅；“变”，即由古而今的变化。而《系辞下》则强调世间万物穷极生变，变而通畅，从而至久不衰。《周易》的“通变”思想也适用于文学领域，文学语言也是要经历不断变化、发展的。总之，王充提出的“古今言殊”语言发展观明显受到了《周易》“通变”思想的影响，其语言发展观的思考范畴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经学的范围。

王充在《周易》“通变”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语言发展观，对纠正东汉初期辞赋家们推崇文必艰深的复古文风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复古文风的主要发起者和倡导者是两汉之际的思想家扬雄。扬雄不仅主张“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6]2655，还强调“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8]2655，极力鼓吹语言文字应艰深古奥；在《法言·问神》篇中他又说：“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8]157扬雄一味从“圣人之经”应不易读懂的立场出发，认为圣人之文必以艰深见长，刻意追求文章语言的艰深古奥。虽然他模仿圣人作经书的做法遭到时人的嘲讽，但东汉著名的学者桓谭、张衡却对扬雄予以高度评价。因此，扬雄对语言文辞艰深古奥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了东汉初年文章语言发展的方向。

东汉初期，辞赋家们刻意模仿“圣人之经”的语言文辞造成了崇尚文必艰深的复古文风，而作为“异端”的王充则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章语言问题。《论衡·自纪》篇曰：“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5]1195王充认为，经学元典上的文章和圣贤的言论都博大精深，优美文雅，很难立刻通晓明白，而现在阅读它的人必须依靠注解才能读得下去的原因是“古今言殊”。那么，东汉初年的辞赋家们为何仍然推崇文必艰深的复古文风呢？王充认为主要原因是他们未能从《周易》中汲取“通变”的思想。通过对“古今言殊”所作的深刻分析，王充有力地批判了当时文必艰深的复古文风。

四、结语

“经学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正统，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亦不无与经学息息相关。”[9]21汉代，经学自其诞生便被确立为政治意味浓厚的官府之学，具有不可撼动、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实际上两汉的文论实践与话语构建一直处在经学影响力所形成的权力场域之中，甚至“汉代的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10]292。因此，在两汉之际，经学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王充的文论意识之中，并对其文学语言观的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王充并非经学家，学界往往将王充文论思想的研究大多附属于其哲学研究之下，而从经学角度对王充文论思想及其文学语言观展开的研究不多，因而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本文只作了尝试性、探索性的整理和概括，不免挂一漏万，因为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影响涉及古代文艺理论的诸多方面，尤其对古代文学语言观的影响甚大。所以，基于经学与古代文艺理论之间复杂而重要的关系，从经学角度展开对王充文学语言观乃至两汉文论思想的研究，不失为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方法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