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辰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无论是作为白话文学实绩的展示、语法修辞的范文，还是作为反封建启蒙读物、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叙事话语，鲁迅的作品始终有理由入选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语文教材，但鲁迅却深怀隐忧地希望其文章“速朽”，表示“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1]81。然而，鲁迅作品中黑暗与绝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他的精神底色与思想内核，学界已有诸多相关研究成果，但这方面内容在当前的语文教学中尚未得到充分的正视与引导，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避而不谈，或流于片面化的理解。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理解与认识鲁迅作品中的黑暗与绝望，并由此达到语文教育的目标，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文的讨论主要针对普通高校为非文学专业学生开设的大学语文课程展开，既是受笔者本人的教学经验所限，亦出于以下考虑：鲁迅作品的黑暗与绝望问题本身有一定的复杂性，但大学生已有相对较高的心智发育水平与理解能力，而大学语文课堂中教师也更少受到教学大纲、课本选文的局限，可以更加自由地拓展勾连，及时地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更易于引导学生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作为通识课，大学语文教学的目标主要不在于基础知识的教学和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在于“建立人的主体性”，“完成‘人之觉醒’”[2]27，这也正是鲁迅所追求的“立人”理想。对鲁迅作品中黑暗与绝望一面的正视、讨论和引导，正契合于大学语文培育学生的思维能力、审美素养与人文精神的教学目标。

由于鲁迅散文集《野草》中的篇目见诸各类《大学语文》教材的频次较高(1)赵献涛曾对“大学语文教学中的鲁迅作品”进行过系统的梳理，他指出，就其散文的教材选入而言，“因为《朝花夕拾》中的作品多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大学语文的编者只好走偏锋，从《野草》中选择文本”，如周先慎、孔庆东主编的《中国语文》(大学理科班)(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7年版)、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和王宪政主编的《大学语文》(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分别从《野草》中选择了《影的告别》《复仇》和《过客》。见赵献涛：《民国文学研究——翻译学、手稿学、鲁迅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213页。除以上三例以外，收入《野草》中散文诗的大学语文教材还有很多——如倪新生主编的《大学语文与写作》选入了《野草》中的《死火》和《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四篇文章，并指出“《野草》露出了鲁迅灵魂的‘真’与‘深’……也就成为我们接近鲁迅个人生命的最好途径，窥见鲁迅灵魂的最好窗口”(见倪新生：《大学语文与写作》，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231页)，此处不再一一列举。，而《野草》也尤为浓烈地浸润着鲁迅黑暗与绝望的体验，在创造了独特审美世界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当的阅读难度，因此，本文选择以《野草》为核心，结合鲁迅其他作品及其生平经历，在大学语文教学视野中，探讨鲁迅作品中的黑暗与绝望问题，以及对此进行教学引导的方法及其教育意义。

一、在现实与哲学层面理解鲁迅作品中黑暗与绝望的内涵

在讨论“如何认识”鲁迅作品中黑暗与绝望之前，首先应当准确把握这种黑暗与绝望“是什么”。鲁迅作品中的黑暗与绝望既有着具体的历史现实内涵，又植根于其形而上层面的哲学思考，在教学中，也应从“现实”与“哲学”两个层面引导学生加以理解。

即使在被认为是鲁迅最内心化、哲学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鲁迅的“独语”也始终与其身处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联系。《野草》中《淡淡的血痕中》一文是鲁迅继《无花的蔷薇之二》《记念刘和珍君》等杂文之后再次对“三一八惨案”做出反应的文章，文中写道：“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痛苦，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3]226-227这段话道出了鲁迅为文为人的一贯立场，即“出于人间”而屹立不屈，正视现实，拒绝遗忘，洞察历史与未来，鲁迅从现实事件出发而走向文学与哲学化的表达，以诗性的语言熔铸独特意象，使其作品具有超越具体事件之上的哲理意味。有人在激赏《野草》等作品的同时，为鲁迅将创作精力投入到杂文写作中而感到惋惜；然而，鲁迅的创作是一个整体，正因为他把自己“烧”在时代中与之缠斗，才使其作品在高度文学化、哲学化的同时有着植根于现实的独特质感。因此，理解鲁迅的黑暗与绝望，必须首先充分理解其中“出于人间”的社会现实内容。

鲁迅所处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变”与“不变”，都带给他深重的绝望感。鲁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4]468，种种的“变局”除了带来混乱、战争、牺牲之外，社会根底上却仍是“不变”的，鲁迅恍然发现，“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5]16，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5]556。清帝退位，皇权思想仍根深蒂固，革命的呼声大起，动机却未必光明：“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5]556为了打破这种循环，鲁迅曾开出“改造国民性”的解决方案，然而这是一项更加艰难的任务，老中国的鬼魂世代纠缠，使鲁迅禁不住感慨，“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6]171。此种社会现实是一代人的共同遭遇，而鲁迅拒绝遗忘与自欺的清醒态度使他对此有了尤为痛切的“呼吸领会”；他的个人经历尤其是创伤体验所形塑出的感受、理解世界的方式，亦使他对于孤独、虚无、黑暗、绝望的体验越发深刻。从现实的层面把握鲁迅作品的黑暗与绝望，就意味着要引导学生了解鲁迅身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其个人成长经历，了解鲁迅对他所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种种现实事件之反应与思考，尽可能地带领学生重返历史现场，只有将文学化的表达还原到“现实”之中，才能充分理解这些表达究竟是出于何种立场、与何种现实境况进行对话。

而鲁迅对于现实的深刻思考往往最终进入哲学的层面，其作品中的黑暗与绝望并不仅仅是因具体现实事件刺激而生的感受，其“黑暗”是“本体论的，存在论上的”[7]30，其“绝望”，则近乎是一种生存姿态，甚至被认为“是鲁迅思想的原点”[8]157。因此，我们的解读不仅要从“现实”层面把握，而且必须进入“哲学”层面进行分析。

对鲁迅的黑暗与绝望进行描述和探讨是艰难的，它们处于幽暗混沌之中，是关于“虚空”和“无所有”的言说，而其表述又充满了自我驳诘与矛盾犹疑。研究者们由此提出了鲁迅的“死亡意识”“孤绝体验”“罪感”和“耻感”“中间物意识”等概念以进入其黑暗与绝望的世界(2)可参见[美]夏济安《黑暗的闸门》、[日]竹内好《鲁迅》、[日]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齐宏伟《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等论著。，已有研究，兹处不赘。出于教学接受的考虑，本文试绕开复杂的概念，而以更直接的方式解释鲁迅在形而上层面感到黑暗与绝望的根由。

在《影的告别》中，鲁迅写道：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3]169

如果说仅仅是对现实的黑暗感到不满，那么尚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然而鲁迅却无法相信这样的盲目乐观的预约。他曾预言自己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境遇，若能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9]87。鲁迅的绝望感之所以如此不可化解，不只是因为现实的黑暗丑恶，更是因为他对“将来的黄金世界”产生了根本的怀疑，对“革命”“启蒙”“民主”“进步”等被认为有“正面”价值的概念也深表怀疑，这就使他将自己彻底地放逐于“希望”之外，不能不“彷徨于无地”了。

鲁迅的绝望感亦直接关涉到他自身以写为生、以“呐喊”和“启蒙”为追求的生存方式。他在《〈呐喊〉自序》中通过对“幻灯片事件”和“铁屋子话题”的叙事，对其弃医从文的人生选择做了充满象征意味的说明。然而，尽管这种说法已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他却终究没能说服自己，以至于在去世前写作的《死》中留下遗嘱告诫儿子：“万不可去做空头的文学家或美术家”[10]635——他最终否认了其人生选择具有值得效法的意义。从科学到医学再到文学，鲁迅始终在寻找最有效的救疗国民之路，然而当他终于选择从事文学创作后，却仍时时感到无力。1926年3月18日，他听闻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愤而写道：“现在已经不是写作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5]278；1927年4月8日，他在黄埔军校做演讲时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5]442。鲁迅对于“启蒙”本身的意义也充满怀疑，感叹自己即使能够“启蒙”，也只不过为人平添“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痛苦，在“吃人的筵宴”上成了做“醉虾”的帮手[5]474。最终，鲁迅几乎在形而上层面否定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感到“已经憎恶了我自己”[3]441，作为一名写作者却感叹自己“终于觉得无话可说”[5]477，正是由于面对黑暗的生存本相时感受到了深刻的绝望。

从现实与哲学两个层面理解鲁迅作品中的黑暗与绝望，并不意味着两个层面的简单相加，而是同时要注意辨析两个层面之间自有的冲突与矛盾。在小说《伤逝》中，鲁迅就探讨了落实到具体生活伦理中的“真实”与“虚伪”的悖论。鲁迅对“瞒和骗”深恶痛绝，却并不能在写作时间和日常生活中真正毫无顾忌地做到表达的“真实”，因而又发出“我要骗人”[10]507的感慨。对于鲁迅文章中涉及的诸多命题，都应当引导学生从现实和哲学两个层面予以区分，并进行辩证的认识，才能避免误读。

鲁迅的文章中虽然存在着具有高度思辨性的哲思观念，但它毕竟是文学作品而非哲学专著，其中对人的存在、人与世界和历史的关系等根本性命题的关怀与思考及其诗意表达，在情感层面同样能够与学生的心灵产生直接的共鸣，因而在教学中应注意同时要诉诸学生的心灵情感，找到理解鲁迅作品中黑暗与绝望的入口。直面鲁迅的黑暗与绝望，也就意味着直面自身，直面当下，让学生在理解鲁迅的过程中树立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对当下的反思能力，这也是人文教育的应有之义。

二、在整体性观照中理解鲁迅面对黑暗与绝望的选择

理解了鲁迅作品中黑暗与绝望的内涵之后，如何引导学生认识鲁迅身上的这种幽暗面则更具挑战性。袒呈鲁迅的“黑暗与绝望”，容易导向对于鲁迅的另一种误读。避免这种误读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对于鲁迅其作、其人进行整体性的观照，理解鲁迅在感受到黑暗与绝望之后做出了怎样的选择——鲁迅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在深刻地体验到黑暗与绝望之后，仍然选择“同黑暗捣乱”，“反抗绝望”。

就具体方法而言，鲁迅作品教学中最基础的要求就是要“见全篇”。例如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一文充满阴冷可怖的意象，浸润着黑暗意识与绝望体验，文中以记梦的形式塑造了一位忍辱负重自我牺牲却被子女憎恶怨恨的母亲形象，被认为是表达了鲁迅对于忘恩负义的青年的悲愤“复仇”。但在文章最后，鲁迅写道：

我梦魇了，自己却知道是因为将手搁在胸脯上了的缘故；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3]211

诡奇可怖的梦境是这篇文章的主体，但最后这句“梦外”的话同样值得重视。鲁迅感到悲愤，想要复仇，却又将这种心情视为“梦魇”，同时将梦魇的根由归于自己，想要尽力“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这正是鲁迅与自己身内的黑暗、绝望斗争以“反抗绝望”的一贯姿态。只有将这一句梦外的话与梦境联系起来解读，才能充分理解鲁迅复杂的心境，理解这一嵌套结构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谴责或“复仇”。类似地，解读《好的故事》，不应忽略“昏沉的夜”的背景；解读《狂人日记》，不应忽略开头的“小序”；理解《药》中的夏瑜坟前的花环，还应当联系鲁迅“用曲笔”的自白——最后这一例，已经超出了“全篇”的范围了，而要求“见全集”了。只有在一个广泛的互文本世界中，才能更加确切地理解一篇、一章、一句。大学语文课堂上的鲁迅教学不应止于对入选教材的篇目进行讲读分析，这不仅为了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更是为了全面、深刻地理解鲁迅其人其作的复杂性，尤其是他在悖论式思维中的挣扎与抗争。“见全篇”“见全集”之后，就不难意识到鲁迅的“黑暗”和“与黑暗捣乱”、“绝望”和“反抗绝望”的挣扎是相伴共生的，而从鲁迅对于黑暗和绝望的谛视中，从他反抗绝望的努力中，则可感受到比盲目乐观更加坚韧的精神力量。

在“见全篇”“见全集”的同时，对于鲁迅的评价，还应当建立在“见全人”的基础上。无须避讳鲁迅的激烈、多疑、黑暗、绝望甚至病态，而理解鲁迅的关键在于同时还应看到他在感受到黑暗与绝望之后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感到“无话可说”的鲁迅终究没有沉默，而是始终笔耕不辍，“反抗绝望”，“一面挣扎着，还想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5]477。本文开篇征引鲁迅的话“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而后鲁迅笔锋一转，说自己“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1]20-21正如许广平所说，“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1]24。

鲁迅甚至对自身的黑暗与绝望也持怀疑的态度，他说自己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1]81；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6]441。“黑暗和虚空”之不能证明，就成了鲁迅“反抗绝望”的逻辑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鲁迅之反抗的动机就颇与众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1]81希望光明者，固然能够充满斗志地投入勇猛的斗争，然而如果没有对于反抗之艰难的心理准备和预估，则很容易在碰壁之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而鲁迅这种“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的反抗绝望的姿态，是在“确认了自我的有限性和世界的荒诞性”[11]211之后进行的反抗，其实更有力量，更有韧性——“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1]477。

有论者曾提出作家面对卑污的人类生存状况和丑恶人性的三种不同的态度：其一是认识令人绝望的事实，而且认为这种状况向来如此，没有改变的希望，转而表达对此的认可甚至欣赏；第二种是面对这种现状痛心疾首，然而仍抱有改良的希望，在写作中竭力探索着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第三种则是“即使认定何种现状从来如此，只能如此，永远如此，也决不认可这种状况，决不与这种现状妥协，而是永远对这种现状发出怪鸱般恶毒的诅咒”[12]61。鲁迅就是第三种，在直面黑暗与绝望之后，仍然拒绝屈从，将生命的热力投入到荒凉卑污的世界之中，在失去意义的虚空中不断创造意义。只有将鲁迅的“黑暗”和“与黑暗捣乱”、“绝望”和“反抗绝望”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够真正与鲁迅对话，他面对黑暗与绝望所做出的选择也对我们产生了意义。正如王晓明所说，我们“不妨看他作自己的同类，也是一个社会漩涡中的挣扎者、苦斗者，甚至失败者，但是，唯其如此，我们就更不能忽视那挣扎背后的沉思，苦斗之中的坚忍，失败所蕴含的启示：与天神的轻松凯旋相比，凡人的苦斗之后的失败，才更值得深思，也更令人尊敬”[13]7。

三、从审美视角理解鲁迅黑暗底色上的独特美学世界

汪曾祺于西南联大求学期间曾写了一句对晚唐诗人李贺的评论，为闻一多先生所激赏：“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14]244所谓“黑底子”，指的是李贺所处的晚唐时代之黑暗以及自身精神气质的阴郁，在黑底上错彩镂金，就形成了独特的怪艳风格。借这句评价描述鲁迅作品的艺术风格亦十分恰切。鲁迅的黑暗与绝望构成其艺术世界的独特底色，或者说，他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如此独特，正是由于这一层底色的映衬。

首先，这是一个在黑暗的底色上显现出诡奇意象的艺术世界。满纸写着“吃人”的史书、人血馒头、艳异凄苦的女吊、一心复仇的黑衣人、裸身对峙的复仇者、抉心自食的死尸……这些令人惊异的意象都是由鲁迅对于黑暗与绝望的体验凝结成的，鲁迅为他的死亡意识、中间物意识、忏悔意识、复仇意识等等找到了艺术表达的形象，比如只能存在于黑暗与光明之间的“影”，只身肩住“黑暗的闸门”的父亲，正是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最贴切的造像。鲁迅以奇绝怪诞甚至阴森可怖的意象刺穿人们熟悉的经验世界，带给读者直接的艺术震撼，迫使读者直视它们、体验它们，从而在艺术与思想上获得新的体认。

第二，鲁迅将他的黑暗与绝望以及与它们的反复驳诘注入作品之中，造就了一个有着深邃思辨力量的艺术世界。鲁迅时常通过并置对立概念来表达充满矛盾的思考——“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3]163，“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3]182。有时又将抽象的词语与具体的意象融合承接：“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3]163-164。鲁迅的用语并不生涩，其中甚至还有一些因过于常见而磨损了其意义、很难再引起人们强烈感受的概念性词语，然而鲁迅以力压纸背的思辨运之，熔铸了他的复杂、黑暗、幽深的“心灵辩证法”，使这些词语重新获得陌生化的、锐利的诗性魅力。

第三，这又是一个在黑暗甚至绝望的底色上灌注了温热而深沉的情感力量的世界。鲁迅的文章中闪烁着他洞察历史和现实的智性光芒，但其态度却绝非是超然静观的，他那浸润着黑暗意识和绝望体验的文字，更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喊，灌注着浓烈的情感。他在充满黑暗与绝望的表述中袒露了他灵魂中的创伤、痛苦、孤独、悲凉，而后又“坦然”“欣然”“大笑”“歌唱”[3]163，在黑暗与绝望的底色上，鲁迅所描述的梦中有茅屋、塔、村女、蓑笠、天、云的“好的故事”则更显动人。鲁迅在这样一个情感性的文学世界中表达的黑暗意识、绝望体验以及反抗绝望的姿态，不同于古典文学中涕泪交流的感伤，也不同于革命文学中慷慨激昂的宣言，它是包含着现代人对于世界复杂体验的现代美学世界，在所谓“匕首投枪”的现实意义之外，有着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鲁迅在“黑底子”上绘出的充满诡奇意象的世界，显然会给学生带来新异的审美体验，甚至是一种“审美震惊”。然而，如果停留在“震惊”上，则会封闭“理解”的途径。因此，如何理解鲁迅的作品尤其是浸润了黑暗与绝望气质的作品所带来的审美体验，也是教学中必须处理的一个问题。对此，教师可以借由鲁迅的作品打开学生的审美视野，以放眼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视角将鲁迅作品的美学风格纳入更为广阔的文学作品美学谱系之中，从而获得对鲁迅作品美学品格的深刻理解。

鲁迅在其文学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外国文学的关注和热情译介，以“别求新声于异邦”，据统计，他翻译过25个国家和民族的380位作家的作品[15]133。中国新文学的主流趋势是以西欧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为学习模仿的对象，但鲁迅的创作却跨越了这种所谓的“时间差”而直接从西欧当时正在发展的现代主义文学中汲取营养。夏济安指出，鲁迅的《野草》“绝大部分写于1924至1925年间，正是《荒原》和《尤勒塞斯》以及《喧哗与骚动》产生的年代”[16]381。而“他的天才的病态的一面，使他看起来更象卡夫卡的同代人而不是雨果的同代人”[16]372。仅从《野草》一集中，人们就辨识出波德莱尔、尼采、拜伦、阿尔志跋绥夫、厨川白村、夏目漱石等作家作品的重重投影。鲁迅作品中繁复奇崛的意象，孤独、荒诞、黑暗、绝望的人生体验，对于世界的虚无和人性的丑恶的洞悉，都让人联想起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然而，我们又分明能感受到鲁迅作品的独特气质，他在充满象征性的作品中灌注的情感的力量，与艾略特等人“非个人化”的诗学观念明显不同；他对于丑恶的表现和诅咒，又与波德莱尔式的视角大异其趣。

相比于欧美的现代派，鲁迅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显现出与日、俄文艺更多的相通之处。他在《〈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中评论日本作家菊池宽的作品“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怃然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着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17]253。鲁迅激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认为他不仅着眼于现实人生，而且表现出“灵魂的深”：“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17]105-107——书写“灵魂的深”，同样是鲁迅本人的创作追求。

鲁迅在“黑暗与绝望”的底色上构筑的审美世界从世界文学之中广泛地汲取了养分，而归根结底又是独异的，他有着超越性的眼光而永远“出于人间”，他谛视黑暗又不被黑暗所吞没、深感绝望而又要做绝望的反抗，作品中自有一种呼唤“力”与“抗争”的美学力量，由此创造了一个“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审美世界。

总之，鲁迅的黑暗与绝望不应成为大学语文教学中被回避的话题，事实上，通过引导学生认识鲁迅的黑暗与绝望在现实与哲学层面的内涵以及他“与黑暗捣乱”“反抗绝望”的抗争，进而从审美鉴赏的角度理解鲁迅作品的美学特质，反而能够带领学生走向鲁迅的文字与灵魂的深处，与之对话，以更大的勇气与强劲的韧性直面黑暗与绝望，同时直面当下和自身，在一种执着于人世而又超离于日常的审美体验中，“于无所希望中得救”。